古镇那些事

高国平

一一2019年正月初一余西古镇游记

（ 一 ）

我的故乡余西，离我不远也不近。说远，不足个把小时车程。说近，近在咫尺。而这份惦记一直在我心中流淌多年。

只身在外数年，被诸事牵绊，往往身不由己。直到五十五岁，才把故居重新修饰。从此，我便能在故乡的土地上多留一到两个晚上，心里边也总是倘佯青少年时代那份点滴。

每每归乡，难免去时匆匆，来也匆匆，游子的脚步一直在往返的路上，思念就像长了翅膀，便在瞬间回到故乡。

　　作者2019年正月初一留影余西古镇

　　这个春节天，我又行走在故乡的路上，重温旧时的足迹，故乡那份不变的情怀，又燃烧在我的心头。

吃过团圆早饭，屋外的鞭炮声依然不绝于耳。儿子和儿媳带着他们的宝宝开车返回城里，留下我们老俩口，静静的守候故乡的那份清静，听得堂屋条几上的闹钟“嘀嗒、嘀嗒“的响声，心里不由一阵感叹:岁月静好，日月如梭，一轮年月一轮春，寸寸光阴绕白头……

屋外，一缕阳光总算露出笑脸。门前河岸，枯萎的芦苇静静等待着复春的嫩芽。昨天还雾霾弥漫，今天满园春色，好一个己亥猪年已经到来。

“走，去余西古镇走走，呆在家里干啥”。

难得有此雅兴的妻子，突然间说出此话，让我感到十分意外。

夫人的提议正迎合了我的心理。虽然身在故乡，但很少重温旧时的足迹，真的想近距离再抚摸一下古镇留在心底的那点记忆。

（ 二 ）

从家步行不足十分钟，就到了余西古镇，翻过龙游桥，沿着那条熟悉的小道，穿过东西北街，四十多年前在此就读的余西小学就在眼下。只见，紧闭的大门上端，赫然出现已故著名画家曹用平先生，为“通州市余西小学”题写的校名。仰目而望，原有的青砖黑瓦教室，已由楼房取代。楼前，除两根矗立的旗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理治的铜像外，整座校园冷冷清清。早些年，学校已并入“二甲理治小学”，这里成了余西古镇建设指挥部。

与其说我在这里完成了小学五年学制，还不如说我在这里亲身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那时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公社隔三差五的组织批斗会、批判会、忆苦思甜教育会，学校内外的墙头、过道，贴满了各式各样大字报和标语。

我的班主任是位年轻的女教师，体态瘦弱，已经两个孩子的她有点瞧不起我们乡下孩子。打从入学的那天起，她就从来没有正面看过我一眼。当然，面对天真的学生提问，她也是两级分化，专挑那些家庭条件好的镇上学生。自小我的心灵就与孤独陪伴，厌学、逃学是我心里最大的愿望。五年小学，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基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成绩单上的分数，也总是倒挂。干脆，母亲又让我重新复读了一年，这在当时是很羞耻的一件事。还好，班主任是位中年男性，他没有嫌弃我，经常给我提问题。渐渐的使我开始喜欢上了学习，再加从小写一手好看的钢笔字，班主任格外对我器重有加，就连成绩单上的评语，他也让我帮着誊写。

眨眼，岁月的脚步走过数年，流淌的年华好似滚滚长江东逝水，小学的无奈，文革的羁荡，使我对儿时的那段成长格外清晰。学校操场上，当年高音喇叭里那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依然回荡在耳边。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如果不是夫人提醒，我仍然伫立在学校门前沉思，那种甜甜的，似乎又是酸酸的回忆，沾满了我整个心际……

“你这是咋啦？象个傻子，站在那里发什么呆”？

夫人完全不知道我己陷入当年的回忆。

恍惚中，我“嗯”了一声陪她继续往古镇纵深走去。

（ 三 ）

我携夫人沿小学东侧马路右拐向西，眼下这条熟悉的小巷，自小学毕业后四十七年，未曾踏入一步，今天重温少时的足迹，有着特别不一样的情怀。

不远处，那座久别的宅院映入眼帘，看上去显些陈旧的大门上，一副“富贵全家福，金玉满堂春”的对联，更为主人增添了新春的色彩。房子的主人曾是余西镇上有名的资本家单泾生（余西人普遍叫他单五）。

我不知道单家近代的历史，只知道他们家后来继文革风暴而风行逆转，单泾生因此而株连九族，子女流放，财产被没收。单家华丽富贵的风光从此被改写，这里的宅院也就成了当时的“文革指挥部”，余西的政治运动，也由此疾风骤雨般的在此展开。

印象中，单泾生有一女儿，长我五、六岁，眉清目秀，亭亭玉立。在我旧时的眼里，她活象个混血儿，有点象俄罗斯血统，头发黄黄的，自然卷曲，瓜子脸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将她天然的美较好的融和在一起。只可惜，这场政治运动，让她改变了大户人家“大小姐”的身份，沦落为插队“知青”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务农。由于长的美，队里的社员都亲热的叫她“卷毛女”。

卷毛女插队的时间并不长，两年后就不知了去向，留在我心里的还是当年的那点儿美好。

　　说起她父亲单泾生，虽说是资本家，但在余西只是冰山一角。远近闻名的有朱竞元、曹振业，曹伯勋等（笔者引用余西方言），四龙鼎立，形成了余西独门独派的地产和资本大户。他们的田地东至五福桥，西至袁灶（今二甲镇），北至东社（今东社镇），从大量土地放租所获暴利中，继而发展商业、贸易、传统手工业、餐饮业、蓝印花布业，从而形成余西经济和文化产业百年传承和发展。使古镇成为通东地区，影响较深、文化底蕴浓厚，商业贸易繁荣的一颗奇葩。

（ 四 ）

余西龙街，是古镇千百年来最为繁华的商业大街。儿时的大年初一，我总是尾随姐姐身后，无论她们怎样躲避，也总是甩不开我这个“跟屁虫”，因为她们尝到了带我出去的麻烦。印象最深的就是看露天电影，每次带我去都是中途退场。原因是我个小看不见，即便踮着脚尖，双眼也够不着电影屏幕，时间长了就不耐烦了，吵着、嚷嚷着闹着回家。为此，常常弄得她们不欢而散，扫兴而归。

　　也只有到了大年初一，她们才把我带到镇上去玩，化2分钱买几节“甜芦柑”。此时，我的心里就会获得最大的满足。倘若，不带我去，我会大哭大闹一场。然后，姐姐们会软下心肠带着我。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一口一声姐姐的发出“嗲”声呼唤她们。

“姐姐，快等等我，我快跑不动了……”。

此时，姐姐们会刹那间的跑过来，牵着我的小手一路狂奔……

当年的情景，永远定格在幼时的梦里。如今父母已去，家也散了，就象树枝分了叉，每个树枝上都筑了鸟巢，各人有各人的家庭，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家乡也成了我永久的故乡。

今天，当我重走昔日繁华的龙街，我再也见不到昔日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温情脉脉的热闹景象。

由南而北的龙街，街巷深深，长长的龙街由沿江门直至北衙门，贯穿古镇。这条近一公里长的卵石街面，就象一卷厚重的历史长卷，铺满了古镇一千多年文化积淀，它的身后留下抗倭英雄曹顶的马蹄声；脚下留有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足迹；有潘兰珍随父上海，巧遇陈独秀广为人知的爱情佳话；少年强、则国强的朗朗书声里，朱理治胸怀大志的崇高理想，为古镇人赢得荣誉；马家巷内，吴国华为余西人民的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刘丁海深入虎穴斩杀汉奸的英雄壮举，流传几代人。这本集古代和近代为一体的现实版教课书，活生生的摆放在我的面前，使我更为古镇光辉灿烂的历史和底蕴深厚的文化而感到自豪。

（ 五 ）

自古以来，余西就有东高桥和西高桥。

始挖于南宋咸淳五年的运盐河，清澈的河水一年四季川流不息。天然的护城河，将古镇环绕在碧水蓝天之中。

我曾历览过奔流不息的长江、气势恢弘的黄河；我曾领略过西湖的秀色、漓江的壮丽。但流淌在我心田的，永远是家乡那条古老而深邃的运盐河，古朴而原始，静谧而安详，水与古镇相依，人与自然和谐，一方水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而托起运盐河南北彩虹的，正是东、西两座有着不同命运的高桥，它们曾经是古镇人引以为豪的旧时代桥梁典范，是古镇人们心目中一支耀眼的光环。只可惜，西高桥在战乱时遭日本军队炸毁，留下的东高桥，也就成为古镇人们，南来北往唯一通行要道。日本人在此设置岗亭哨卡、横拉栅栏，严格盘查搜身过往群众，特别是进入古镇的人们。一批批共产党人，由此被抓，后成为日本兵的刀下鬼。就连我的二叔，一介草民也没有逃此一劫！

1941年春夏之交，19岁的二叔高凤祥，去龙游沟（今海门）捞河虾。途经余西东高桥时，被日本兵搜出一张新四军通行证而拦下，日本人将二叔交由汪伪汉奸政府国军处理。国军认定二叔有重大通共嫌疑，将其逮捕。

关押二甲时，国民党军对二叔严刑拷打，采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多种刑法，逼其招供，让他检举揭发其他共产党人。面对酷刑，二叔宁死不屈，敌人见从二叔嘴里捞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最终放松对他的警惕。在等待家人赎金赎回期间，他利用给厨房帮厨担水的机会，乘其不备带着重伤游河西逃。在经余西高桥时，见桥头哨兵林立，难以逾越，只好从被炸毁的西高桥西侧最宽河面，下水游向北岸，到家时已经奄奄一息，日后不治。

二叔虽一介草民，但他知道新四军东社驻地，也认识同村共产党人刘丁海、吴国兵、吴国华活动和藏匿地点。然而，他却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保护着同村共产党人，使余西共产党人免遭日伪虐杀。

每当提起古镇高桥，我就想起已逝多年的二叔，他的冤魂在他已故数十年里，没有人为他树碑立传。因为他出生寒门，地位低下，我的父辈又没有文化。没有一个人能为可怜的二叔含冤诉苦，那怕还他一个“支前民工”的荣誉也成！

每当过时过节，也只有我这个长侄，为他点上香烛，烧点纸钱，以祈告亡灵。

如今的东高桥，不再是往日的模样，过去的卵石桥面，早已改为混凝土路面和钢结构桥栏。

西高桥也早已恢复，昔日明清风味的石拱桥，何时能够掀开旧时的风光？何日再能复制侵华日军哨卡、岗亭、栅栏，让人民重新见到当年侵华日军，在余西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青少年教育基地。

　　图为马家巷（吴国华牺牲旧址）

（ 六 ）

余西有个马家烧酒坊，大凡余西的老人，都还清晰记得当年吴国华烈士牺牲马家巷的故事。

今天，当我走进烈士血洒的巷道，心里有一种慕名而来的酸痛。巷子不大，余西人称马家弄堂，就在烧酒坊南侧，宽约一米五左右，长不过百米，与龙街形成丁字型，一眼就能望见弄堂口，无任何凹凸，不易于躲避还击。整个巷道无人行迹，几根稀疏的嫩草与赤裸的巷道很不协调。当时敌人是从东西两面合围，致烈士于死胡同内。

据老者回忆，当年吴国华是奉组织之命，前来敌占区秘密侦察，试图获取有益情报，择机突袭伪军据点。不料，在马家烧酒坊喝茶时，因驳壳枪缎带外泄，被汉奸告密，酿成惨祸。

新中国成立后，余西曾以国华乡的名字命名，政府同时批准他为“革命烈士”，烈士的英灵总算得以安息。遗憾的是，巷子内未见吴国华烈士牺牲的铜牌文字。

我默默的久立巷道，凝似着烈士曾经悲壮牺牲的地方，脑子里仿佛浮现余西人民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而进行的不屈的武装斗争。此刻，我不由得想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夏明翰，他在被国民党新军阀杀害前，曾给后人留下了的经典名句。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英雄倒下了，哥哥吴国兵继承弟弟遗志，与驻余西的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从几人的地方武装，逐步发展壮大为一支好几十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后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大队。

吴国兵从排长、连长一直到营长，从游击战到地面战，从荫蔽到公开，神出鬼没，多次与敌展开正面交锋，常以最小的代价，打败敌人多次大小规模的战斗，成为活跃在余西古镇周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有生力量，极大抑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全国解放战争，捶响了冲锋的前奏。

全国解放后，吴国兵曾任国华乡乡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病逝于大悲殿村十组家中，无任何悼念活动，未举行追悼会。

吴国兵有个绰号叫“吴愣子”（南通方言称口吃），从小就有“口吃”。我当兵前常来家中串门，亲热的唤我小名。当年母亲为支援前线，没少为新四军、八路军纳鞋送粮。对此，吴国兵非常感谢。如今英雄己逝，留在我心里的是他的英容笑貌，是他飞虎神鹰的英雄气概。兄弟俩的英名，被划上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古镇没有留下俩个人的名字，深感痛惜的同时，心里始终在流泪。

（ 七 ）

三国时有个吕布，世之虎将，八面威风，有万夫不挡之勇之称！

在余西古镇，早已有个叫刘丁海的人，高挑大个，身材魁梧。虽不及吕布，但有英雄豪胆杀退百万将士之勇气的英名。他就是我家近邻，过去家喻户晓，敌人闻风丧胆的刘丁海。

刘丁海与我家关系甚好，妻子刘金兰更是热情，年轻时美貌如花，夫妻郎才女貌，相敬如宾，又与我家近邻，邻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很是热情。后来，刘丁海参加了新四军，白天就很少见到他的人影。由于身份特殊，他常常来无影去无踪。来时总带着任务，比如交待母亲完成多少双军鞋，交待父亲多少粮食。这些小时常听父母说过的故事，一直印在我的心里，让我早己对这位汉子有种神秘的色彩，矇眬的心里常怀对英雄的敬仰。

据长老回忆，日伪统治期，余西古镇大汉奸张圣洪（化名）夫妇就是他只身虎穴亲自铲除。

提起此事还真有不少传奇的传说。

有说，刘丁海潜入张氏家中一齐将夫妻俩杀害。

有说，刘丁海先潜伏敌占区日伪内，将张杀死后，又潜入张家杀害其妻。

还有说，刘将张杀死后，又入张宅，骗其夫人称：张先生让他接夫人去部队为由。张夫人信以为真，待刘热情款待（传说还宰杀一只鸡）。刘酒足饭饱后，将夫人骗至屋外杀害。

刘丁海最后落入敌手是一年之后，因著名的南通小海战役而身负重伤。在他回家养伤之际，由于汉奸告密，伪军出动一个排，将他家团团包围，最后发现只有刘丁海一人躺在病床上，命令邻居刘金荣（外号刘大炮）让其驼至刘丁海的老祖宗坟前将其开抢打死。

刘丁海牺牲后，其妻刘金兰续嫁给刘丁祥（刘丁海亲弟，小名海祥），兄弟俩与刘金兰都未生育子女，刘金兰2015年病逝余西。

自古乱世出英雄。刘丁海选择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消灭人剥削人的道路，是一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他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古镇的历史文化，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英雄的名字永生难忘。我从部队退伍后，曾利用工作之便，查看了刘丁海烈士的档案。于是，英雄在我心里的面纱终于被掀开。

刘丁海原系新四军驻南通县的一个兵团，说是正规编制，但受条件限制，刘丁海一直留在余西作武装抗日斗争，秘密开展地下工作，配合主力部队对敌斗争。曾参加大小规模战役十多余次，歼敌数名。他作战勇敢，指挥机智。生前，历任排长、队长、连长等职，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国家不需要战争，但战争不可避免。当战争来临时候，没有英雄的国家，注定是悲哀的。

刘丁海作为古镇人民的儿子，为余西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除奸济贫，英勇善战的美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 八 ）

自古古镇出美女，自古美女多柔情。

在古镇大悲殿村北，三十年代曾有这样一位女孩，她的名字叫潘兰珍。有谁能想到，她的命运竟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拴在一起。成为古镇千年历史上普通民女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爱情的佳话。

然而，绝大部分余西人并不知道这桩婚姻，如果不读中国近代史，不学点政治，恐怕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余西大悲殿村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村子里，竟然还有那么一位女子，嫁给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世界这么大偏偏又这么小。在古镇，我曾询问了几位长老。我说，你们可知晓我们余西还有一位女子，嫁给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们都摇着头说不知道。我在深表遗憾的同时，不得不为古镇人纯愚的政治灵魂而叹息。

据史料记载，潘兰珍生于1908年，又名潘若云，潘云仙，祖籍南通市通州区余西镇大悲殿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小陈独秀29岁。以其忠贞的爱情、豪侠的气质，伴随陈独秀走过其最后十二年的人生之路。

潘兰珍自小天智聪慧，7岁随父母从余西逃荒去了上海，10岁时就在纺织厂做包身工。1930年，潘兰珍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此时的她，美丽动人，父亲将她介绍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住在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一个亭子间里。

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因其“右倾错误”受到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蒋介石以悬赏3万元缉拿。1930年冬季，陈独秀隐姓埋名，隐居上海，正好与潘兰珍同住一条巷子。

这是一条拥挤狭窄、破烂不堪的弄堂，居住这边的都是一些家境窘迫的穷人。也就是在这里，陈独秀与潘兰珍相遇。

当时的潘兰珍并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她看到这位邻居虽贫困潦倒，但识字明理，平等待人，且具有爱心，潘兰珍感到很是“幸运”。陈独秀教潘兰珍识字，她进步很快。俩人同居两年，潘兰珍没有生育，就抱养了一个女儿，陈独秀为其取名凤仙，姓潘。

有一年，潘兰珍送孩子潘凤仙回南通余西大悲殿。恰在这时，陈独秀被捕。潘兰珍知道丈夫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曾发声谴责国民政府声明，她知道了与自己同居两年的李先生，就是登在报纸新闻上的陈独秀。因为，他看到了父亲拿回的报纸上，印有自己夫君的照片，方知夫君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于是，她义无反顾决定去南京监狱看望夫君。

陈独秀牢狱的几年时间，都是潘兰珍一直守护，她三天两头去照顾他的生活。跑腿、采购和进行联络都是她的事情。来看望陈独秀的朋友很多，潘兰珍因此也大开眼界。胡适和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胡适不止一次从北平来南京，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 另外，陈独秀还有大量的诗作，由潘兰珍为之收拾文稿，整理书籍，常伴左右。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出狱了，潘兰珍陪伴他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江津。1942年5月，他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潘兰珍在他贫穷困厄的最后十二年，以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无怨无悔照顾他、陪伴他，后人在赞同这旷世恋情时，往往被她的忠贞和侠义所感动。

陈独秀在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兰珍一直谨守丈夫遗言，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她先在四川一家农场劳动，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上海，在一家小学食堂工作。她和养女小凤仙曾在南通、上海团聚。

1949年春，潘兰珍因患病走完了她的人生。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抗战受伤了的连长，但愿这是真的，好人应该得到美好的生活。

这段十分珍贵的历史，余西平民很少有人知道。但凡读过党史，研究政治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然而，从近代到当代乃至现代，余西的有识之士，又有多少人将潘兰珍与陈独秀俩人的爱情佳话，搬到余西古镇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层面，为古镇未来发展提供宏观的战略高度来考量，使陈独秀与潘兰珍这段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爱情故事，与古镇的保护开发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之影响更深，名声更广，人气更旺，底子更厚。

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一个贫苦农民出生的女人唱赞歌，更没有人会为一个曾经在我们党内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而颂德。也只有我秉着历史的史实，愿意掀开这一历史的面纱，好让余西的百姓，知道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竟然还能走出一位如此善良而伟大的女性。好让更多生活在古镇，或者说曾经在古镇生活过的，极为普通而平凡的人们，知道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好让大多数人明白，正是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积淀了古镇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他们与古镇骨肉相连，血脉相通，成为古镇渊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遗产。

（ 九 ）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余西古镇出了个很大的官。传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他们在一起打江山，闹革命。

长大了，我上了学。我每天都背着书包（母亲缝制的布袋）经过他家的门前。我不知道他叫啥，只知道他姓朱，我一直把他当作“朱德总司令”。

我总希望有一天，他们家的那扇门开着，我能突然之间见到这位伟人。可是，那个深沉的门一直紧闭着，仿佛里边深藏着许许多多为人不知的故事，不愿意向我这个毛孩子敞开心扉。只有门前的那棵挺拔但不会说话的柿树，向我微笑着点头。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朱德，而是朱理治。

知识的匮乏，造成了儿时的诸多笑话。当我载着历史的风尘，再次踏入革命先辈的家门时，时空已将我带入2019年的正月。

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我撑着雨伞，漫步古镇街头，我想将脚步再次与儿时的足迹对上，去寻找过去留在我心中多年才找到的东西。我想再到朱家的门前走一走，再一次看看朱家那扇在我心里一直关着的门。只是，在我的眼睛里，朱家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伟大，三间穿斗结构的小瓦房，远不及余西古镇富贵人家那么傲显，他与普通平常人家并无二样。我实在想象不出能从这间屋子里，走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

伴随着世纪风云的变幻，一件件、一桩桩历史的史实，终于将我这一极端错误的思想理论击得粉碎。眼前那扇一直闭着的屋子里，不仅走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清华才子，并且还是享有一定声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多么希望此时的朱理治老人，能微笑的再从屋子里走出来，看看小时候天天经过你家门口上学的那个孩子！

今天，这位已经花甲的老人，就是专程到你家来看看，你小时候住过的那幢，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民房，看看那扇已经关闭了半个多世纪的门如今咋样了？看到已经被政府修好的房子，我的心也安了。那座几乎破烂的房子，就象姑娘穿上了新衣裳，美丽漂亮。房子一角还挂上“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牌子。它就象一位世纪老人，静静的矗立在余西古镇的西侧，永远向世人敞开着尊容。

在南通，提起朱理治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与清末状元张謇的名字，不仅载入了南通的历史史册，更是载入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标签。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从余西古镇走出来的政治人物，也许我们能从这里看到朱理治光辉灿烂的人生。

　　朱理治，1907年7月25日生于南通县余西古镇一个中医世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市委临时工委书记。1928年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1930年出狱后，历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党团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央巡视员。1934年被派往河北，历任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5月被派往陕北，主持苏区党的工作。同年7月任陕甘晋省委书记，10月改任陕甘省委书记兼红29军政委。1936年5月任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年8月以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身份派往西安，领导东北军地下党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返回延安，被派往河南，历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央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代理书记，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兼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40年3月奉调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全权代表。1948年10月起回国，历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沈阳军管会后勤处处长，东北银行总经理兼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兼物资局局长，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分配至河北省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2017年7月1日，在党的第96个生日之际，朱理治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朱理治小丛书》首发式、电视传记片《信念》首映式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云同志长子陈元，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少奇同志之子刘源，以及毛泽东主席长女李敏，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朱德委员长外孙刘建，任弼时同志女儿任远征，陈云同志女儿陈伟华，贺龙元帅女儿贺晓明，习仲勋同志次子***，徐海东大将女儿徐文惠，萧劲光大将女婿李海涛，谢子长烈士长子谢绍明，耿飚同志之子耿志远，马文瑞同志之子马晓文等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新四军五师的老战士、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朱理治同志亲属和有关方面的代表100余人。

（ 十 ）

余西古镇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淌过一千多年，留下了很多不为人知，或者说知知甚少的故事，仅凭我所略知的人物，也不可能一下子说完。我每天，也只有利用晚上休息的一点时间，写下那么一段留在脑子里的记忆，与其说是游记，到不如说是史记。

余西是块怎样的地方，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是好还是差？我的思想是复杂的，我的灵魂深处所蹦发出来的元素，就象古镇给人留下的残砖片瓦，让人难以琢磨。他让你的心境无法从舒畅的情感中释怀，就比如象周庄、乌镇、七里山唐，等这样的古镇，给人以厚重的、古色古香的，犹如一杯浓郁而清润的茶水，让你有荡起回肠的优美享受。

余西古镇曾走出了许多的官，超乎寻常，这在通州乃至南通其他乡镇历史发展史上，无法比别。一直以来古镇翘首以盼，期盼千年的沉默能够唤醒发展的契机。然而，古镇又总是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沉眠，古朴的运盐河，装满了古镇的泪水，它奔腾不息，将近代百年来的委屈，流向无人诉说的远方……

今年，恰逢我离开古镇40周年。四十年后，我第一次近距离触摸古镇的灵魂，她就象深情的母亲，以搏大的胸怀拥抱着我这个游子的归来，通身的血液里流淌着难以言叙的无奈……

　　从昔日辉煌灿烂的三益斋，到平淡安静的运盐河；从久富盛名的龙街；到人声鼎沸的二河桥；从风平浪静的东高桥，到旧时称为衙门的环河小岛，它就象是原始的沙漠，带给我的是荒凉。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空街，偶尔的行人也是与我一样，喜欢独思、喜欢清静、喜欢一个人静静的穿梭于老祖宗赐予的卵石街面，喜欢荡涤于幼时买糖糕的街巷，喜欢那些挂在檐角的宫灯。

十九年古镇的印记，留在心里的是那段青春。激情的岁月里似乎早已习惯了贫穷与落后。还记得母亲煮的芥菜饭，还记得父亲的木锯声，还记得长得漂亮的卷毛女，还记得半夜出来游行的欢呼声，还记得李玉河的《红灯记》……

古镇人才辈出，哺育了一大批优秀儿女，他们一个个走了出去，混出了人样，有的做了官，有的发了财，我很少见到这些人回来了。不少人淡漠了对故乡的这份感情，他们一个个生活在大城市里，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没有把抗倭英雄曹顶，写进文字，是因为离我太远；我没有歌颂现今的官员，是距我太近。古镇既是一本合奏，同时更是一本历经千年的发展史。

一个古镇的定位，离不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古镇属于古人留给后人的物质文化遗产，他生生不息，就象古镇运盐河的水，奔腾不止。古镇离开了抗倭英雄曹顶，就不能成为历史，古镇离开了抗日英雄吴国华、刘丁海，就不能成为近代。这些集古代和近代为一体的人物，是一本灿烂的文化，没有这些人的流血牺牲，古镇的历史将要改写。

朱理治，作为早期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为古镇留下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铜像，他故居的修复，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标志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但古镇的手笔不能绝限于政治人物，更应符合广大民众的民族感情。曹顶、吴国华、刘丁海等民族英雄，也应给他们立碑。我们不需要英雄，但没有英雄的时代，注定是可悲的。

余西是革命老区，解放后一直为通东片十大贫困乡之一，工业滞后，经济发展与西部地区形成很大差异，这给古镇未来发展带来致命屏障。

古镇要想可持续性发展，打造古镇物质文化遗产这块主名片，余西人还必须有壮士割腕的气概。随着南通新机场在二甲的定位，近在咫尺的余西人，更应把握时代发展的契机和主脉，将余西古镇真正打造成集旅游、文化、生态、产业为一体的现代版古镇新形象。如果仍然蜻蜓点水，安步当车，那只能永远停留在古镇的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