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洼知青原创作品集（之五）成长成果篇

李树华2932240

作者/大洼知青

图片/大洼知青

编辑/李树华

音乐/《我的祖国》

(图片为大洼村东部鱼池晨景，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大洼知青原创作品集》(之五）

第五部分 成长成果篇目录

我在陈家洼当民办教师………………张文彦

扫除心中的“阴霾”…………………徐秀普

走过心里那条“河”…………………李树华

在陈家洼最后两年的足迹…………李树华

我和占亭上“大学”…………………魏铁森

政治夜校当教员………………………李树华

第一份入党申请………………………李树华

我的领导是退伍老兵………………李树华

那年代我们不敢有爱情…………李树华

等待上学的那些日子………………李树华

书与人生………………………………覃宇成

(图片为大洼村冬日晴朗的天空）

我在陈家洼当民办老师

——张文彦

到陈家洼插队的第二年，村里小学校需要老师，把我调到了五一小学校，从那时起我当上了一名乡村教师。回忆过去的往事，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堂课的囧态

到小学校任教后，第一次上课是讲算术“除法”。我走进教室，看到那么多双眼睛望着我，心里真有点紧张。

还没等我说话，就听到后面一个学生用东北方言喊了一声“天津学(xiao)生啊”，同学们一下都扭头看他，我没有理他，做了自我介绍后就开始讲课。讲到如果有余数，要把余数“落”下来，又是那个学生喊了一声：“唠、唠嗑啊”，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原来“落”是个多音字，我发的是(lao)的音。当时感觉真是有点“囧”。

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要当好乡村教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学好普通话，用标准的语音教学，并且讲课不能太随意，一定要用规范的教学语言进行教学，同时还要与同学们搞好师生关系。后来，我在课下经常与学生交流，不断增进师生间的相互了解，与学生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对搞好教学是很有帮助的。

我是新发公社插队知青中第一个民办教师，文卫组领导很重视，文卫组长黄主任，已年过半百，骑车十几里地来听我的课，给予肯定并鼓励我好好干，并询问我有什么困难。领导的关心，让我倍受鼓舞。

——义务教育普查

1971年冬天，哈尔滨市教育局“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组，到我校进行调查摸底。当时村里有十几个适龄儿童没有上学，入学率仅为83%。为了让更多的适龄孩子及时到学校学习，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学校领导让我配合工作组搞好这项工作。

这些孩子都是谁家的？为什么没有上学？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我对这十几个孩子逐一做了家访。经过家访了解到，有的家长认为，孩子上学七岁小，八岁早，九岁上学才正好 ，因此影响了适龄孩子正常入学；有的家长说，农村小孩子，上不上学没啥大用，长大了还不是种地，顺着垄沟找豆包；还有个别孩子，是因为学习跟不上，不愿学就不上了，家长觉得孩子还小也没当回事。

了解了问题所在，我们及时做家长的工作，宣传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意义。让家长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建设新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孩子到年龄得及时上学。经过努力，孩子们陆续到学校入学了，我们的入学率提高到99%。通过家访，增进了我与乡亲们的相互了解，也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

——组织学生创收活动

校长张学庆，很有领导能力，为办好学校，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计划组织学生运动会，并开展一些课外活动。但学校没有经费，怎么办？为了不给生产队增加负担，校长提出，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节假日组织师生勤工俭学，搞创收筹措经费。

那年秋末上冻时，老师们带领高年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几里外的“柳条沟”割柳条，领导和同事们知道我腿受伤了还没好利索，都劝我在家休息。我想自己最年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还是积极参加了，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割了不少柳条。我们还到水泡子边上，割蒲草编床垫子。那时刚上冻，冰很薄，看到有的学生穿着单鞋，怕他们踩到水里，我就走在前边给他们探路。材料有了，我们成立了编织小组，学习编大筐，编小背筐，编床垫子，学生们积极参加，师生互教互学，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都非常高兴。

张校长积极寻找销路，我们编的筐和蒲草垫子都卖出去了，不仅筹措了经费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劳动技能。

——冒雨回宿舍

看到有关“美丽的长岭湖“的报道，几十年前长岭湖的“东大坝”浮现在我眼前。当年，这个大坝是我们出入陈家洼的必经之路。

那年夏日的一天，我和学校的老师到市里观摩学习，回来的路上，天下起了雨，别村的老师都回家了。路过东明大队时，同事让我到他家避会儿雨，说天快黑了，要不就别走了，我谢绝了这位老师的好意，冒雨继续赶路。

没想到雨越下越大，根本没有躲藏的地方。我连走带跑地赶到东大坝时，大雨好像从天上泼下来似的，再看眼前大坝的车辙上都是雨水，坝两边也是水，汪洋一片，不仔细看都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水。我从来没见这种场面，心里非常害怕。没办法，只能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往前趟着走，天渐渐黑下来了，我终于走过了大坝。

回到知青宿舍，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同学们正在吃晚饭，看到我浑身都湿透了，都放下饭碗，让我上炕，换上干净的衣服，给我盛饭 。同学们象亲人一样照顾我，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就像回到了家。感恩大洼让我变得坚强。

1974年9月，大队推荐我到天津师范学校上学。在陈家洼插队五年多，除在大田劳动一年，其余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经受了锻炼，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我觉得我并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但组织给了我很多荣誉，加入了党组织，并被评为公社、区、市里的优秀教师。在陈家洼的经历，为我后来的教学生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怀念在陈家洼的那段知青岁月，因为我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

(图片为大洼知青张文彦，当年在学校跟学生们交流时的情景）

图片为大洼知青张文彦，在学校教研室与同事研讨教学工作的情景。

此图片为大洼知青张文彦，在学校工作期间所获得的部分荣誉奖状。

扫除心中的“阴霾”

——徐秀普

下乡到陈家洼时，村里对知青的出身看得是很重的。我出身不是“红五类”，很担心自己的前途受到影响，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一件幸运的事落到我头上，扫除了我心中的阴霾。

七十年代初(大约是1971年)为了战备需要，公社开展基干民兵射击比赛，各大队抽调部分基干民兵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当时由于我不是基干民兵，也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一天上午，打头的带着我们十来个人正在南岗铲地，一位社员走过来跟我说，民兵连长姜长发让我去雷劈沟。雷劈沟就在南岗下坡，原来是基干民兵正在雷劈沟练习打靶。

南岗是个丘陵，雷劈沟是顺着山坡自然形成的一条土沟，宽约二十多米，最深处有八九米，长约近百米，显然这是个天然打靶场。沟的最南端竖着一个靶，靶的后面挖了一个半人深的坑，报靶人蹲在里面绝对安全。沟的北面用土堆成个小土台，对着靶心，枪放在小土台上，民兵们正趴在地上练习瞄准。

姜连长是退伍军人，当年四十多岁，中等个头，总爱穿一件绿军衣。看我来了很高兴说：“打过枪吗？”我说没有，他拿过一把步枪，简单地介绍了枪的部件及作用，并讲了打枪的要领。我接过钢枪，好重呀！我按照连长的要求也趴在土堆旁练习瞄准。

过了大约30多分钟，连长让大家集合准备实弹射击，大家都很兴奋。我站在一旁看着大家打枪，一人一发子弹，随后就听到报靶员报靶：2环，5环，脱靶……，一会儿功夫，十个人打完了。姜连长给了我一颗子弹，说打一枪试试。我胆虚，他们都已经训练几天了，我刚来就实弹射击，心里着实有些发慌。但连长下了口令，我一勾扳机，突然枪托重重地撞在了肩上，枪管上翘，子弹“嗖”的一声飞出了雷劈沟。雷劈沟上面是南岗，刚才还有人铲地呢，再说后面还有敬老院，万一有人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姜连长马上安排人上去查看。我也吓坏了，连长不断地安慰我，还不住地检讨自己，说自己没讲清楚。查看的人很快就回来了说岗上无人，铲地的已经去另外一块地了，平安无事，大家都放心了。

我们接着练习。姜连长告诉我打枪时，枪有后坐力，所以枪托要紧紧地顶在肩上，双手握紧枪，三点一线瞄准靶。为了安慰和鼓励我，姜连长让我再打一枪。这回我稳住神，屏住呼吸，听到命令，勾动扳机，一颗子弹飞向靶心。只听报靶员大声喊:九环。这是今天的最高环数。姜连长高兴地又奖励了我两颗子弹，接着两声枪响，“九环，八环”。大家都给我鼓起掌来。姜连长不住地说，好！好！当时就宣布我是基干民兵了，代表大队去公社参加射击比赛。后来姜连长带着我们半脱产又训练了一个星期左右，按时参加了公社举行的射击比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对我真是个意外。因为按当时的要求，我是不具备基干民兵条件的。我非常感激姜连长，这不仅是因为参加了基干民兵，更重要的是他对我的认可。这种认可，就像阳光，驱散了下乡以来埋藏在心里说不出的“阴霾”，让我对未来有了希望。

1973年，我被调到大队鸡场工作，1974年被推荐回津上学，197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此图为本文作者徐秀普刚下乡时的照片）

走过心里的那条“河”

——回忆入团时的那些事

——李树华

经过百般努力，迈过了大田农活这道“坎”，没想到面前仍有一条看不见的“河”，人生旅途沟沟坎坎何其多啊！

那时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们，思想上都要求进步，锻炼了一段时间后，大家都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我也写了入团申请书。一年之后，就有同学加入了团组织，之后又有几批加入了。我觉得自己够努力的，可为什么就不能加入呢？入团对有些同学来说是轻而易举，可对我来说却是件很难的事。

后来听说，我不能入团并不是因为表现不好，而是因为我个人档案里填写的出身是“职员”（我父亲是铁道部直属单位机关干部），当时村里团干部对“职员”属于什么成份搞不清楚，曾问我出身“职员”是什么意思，属于哪个阶级。后来队里到天津给知青搞政审外调时，从我父亲的档案里抄下了几十页的外调材料，把我父亲所有的社会关系（包括同学朋友）都抄来了。我并不知他们抄了些什么东西，在又一次填写入团申请表时，让我把社会关系都写清楚，我家没有几个直系亲属，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当时是“文革”后期，是极左思潮还在占主流的时期。因此，入团这个愿望好几年都没能实现。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情景。

其实我父亲早在1949年初就入党了，当了三十五年公安干部七年纪委书记，我叔叔（军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有相当级别的党员干部，怎么我入团这么难呢？当时真是百思不得一解。父亲知道这个事后，告诉我入团不是目的，暂时没能加入也不必过于计较，要努力干好本职工作，继续努力。后来我只是努力工作，有一段时间都不去理会入团这个事了。但是，我那时思想上还是非常要求进步的，很想为村里做点什么。

1973年夏天，正好赶上队里的黑板报没人写，大队领导让我写黑板报，我没有推辞。后来我白天出工，晚上收工吃完饭后，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写黑板报。队领导看到板报宣传效果很好，决定让我每周定期出刊。1973年秋冬季节，我被调到了渔业队，后来参加了市科委举办的科学养鱼培训班。1974年春，我在渔业队搞苗种孵化养殖实验，第一次成功地孵化出了鲤鱼鱼苗，为村里科学养鱼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74年夏，社员推荐知青上大学，我被正式推荐后又被莫名其妙的拿掉，我虽然觉得很可惜，但没埋怨也没声张，而是照常工作。

在渔业队期间，新任团支部书记问我为什么不写申请，也不向组织汇报思想，我这个人也是有点个性的，说早就写过了，你们团组织没人理采我，我也没找过你们团里的任何人。他说以前的事就不提了，现在重新写一份申请并附上思想汇报。我就又写了一份交给了他。

1974年9月20日，我在渔业队正忙着的时候，团总支书记特意来告诉我，团支部已经通过我的申请了，并且打算让我担任支部的宣传委员，这真是我没想到的事。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你十分想得到的时候可能得不到，当你不太在意的时候，却意外的得到了。从1969年11月28日第一次递交入团申请，到1974年9月20日批准，我用了将近五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对于被批准加入团组织这件事，当时我的内心是很平静的，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激动与兴奋，也没有任何的惋惜与不解。我想的只是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为团组织增光。仅此而已！

我不想对那时团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水平进行评论，因为当时是“文革”后期，极左思潮在农村依然盛行。加入团组织这段坎坷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磨练和考验，使我在心智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处事不惊，心地坦然，一切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这后来成为了我为人处世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原则。

走过了心里的那条“河”，我成熟了很多，使得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等等各个阶段一帆风顺！

(图片为大洼村养鱼池冬日景色，耀眼的阳光撒在冰面上）

在陈家洼最后两年的足迹

——李树华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给落后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在没有离开之前，用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尽可能地为村里干点实事，无论如何不能浪费光阴。在陈家洼的后两年，我主要是做宣传方面的工作。

——写黑板报

村里大队部旁有个大院儿，每天生产队长在那里给社员们派活儿、派车。院里靠近仓库墙边有一块黑板，以前是队里写通知的地方，后来成了一个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好人好事的阵地。从1973年夏季开始，写黑板报就成了我的活儿。

记得有一天，我拿着锄头正要出工，民兵连长姜长发拦住了我，让我把一篇表扬稿写在黑板上，我不知他怎么知道我以前写过黑板报。黑板上原来写的几行字是一个“计划生育的通知”，不知是谁写的。我把黑板擦干净，重新刷了黑板油，把他给我的那篇稿件修改了一下，工整地抄写在了黑板上，还画上了两个小图案，领导非常满意。后来我主动出黑板报，有重大新闻时，我利用收工后的业余时间不定期地出黑板报。我非常喜欢干这样的工作，在中学时我就是班级里的板报员，还写过学校的黑板报。

板报不定期出了几次后，效果很好，大队领导说每周可以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写板报，这时写黑板报就成了定期出刊。后来那块黑板挪到了院外水井的旁边，并重新换了一块更大的黑板，放在那里非常醒目。这时黑板报归团总支负责了，那时我还不是团员。

从当板报员开始，我十分关注大队发生的各类事件，报刊上的新闻，电台广播的新闻消息等，自己编稿、摘录，然后抄写在黑板报上。每当看到社员们围着黑板观看时，我心里都感觉非常高兴。那时，上级有什么新指示，新政策，队里各地方的生产进度，劳动中的好人好事，对错误事件的评论等等都是板报上的内容。就连上级部门来村检查工作，工作组在村里搞运动，都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宣传政策性的信息，引导社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生产队里的大事。

后来大队领导特许我可以到各个点参加劳动，采访社员事迹然后写出稿件出刊。我有机会接触各地干活的社员，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关系非常融洽，很受社员欢迎。干了几个月之后，队里要派人到市里培训学习科学养鱼，让我去学习。当时是渔业队长来要人，大队团组织想让我继续兼任板报员，因为我喜欢这项工作，诚然接受。就这样，我在渔业队养鱼的一年期间，每周仍然定期抽出时间写那块黑板报。

那块小小的黑板报，就是一块宣传阵地，为了搞好那块阵地我也费了一番脑筋。我经常在报纸上剪裁一些小图片，小画片，集中粘贴在一个本子上，回津过年期间到书店遇到《报头剪辑》、《写作知识》、《板报字体集萃》、《名人名言》等这类小册子就买几本，这样写板报时使用方便。同时练习宋体，黑体，长形，扁形，大字，小字，草书等各种字的写法，在一块黑板上体现出多种不同的字形，使得黑板报的版面显得生动活泼些。

这块小小的黑板报，上面凝聚着我的心血和热情，使我得到了锻炼，也使我得到了社员们的赞扬和信任。

——办广播，编小报

1974年秋末，大队领导向渔业队要人，调我到大队部工作。一开始我担心在办公室工作会脱离生产一线脱离社员群众，我在渔业队工作得挺开心，不想去大队部。大队书记为此事专门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做我的思想工作，说这是大队工作需要，并且大队部的宣传工作也非常重要，我只好服从了大队领导的安排。

我是大队广播室第一任专职广播员。当时公社大办有线广播，大洼村也安装了室内有线广播，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我每天清晨4点钟到广播室，打开广播，先放一些歌曲唱片，准备好稿件或是报纸新闻，然后播出大队新闻稿件，还有一些报纸上的社论、新闻和重要文章。社员们每天听着我的广播做早饭，吃早饭，然后上工，我要是起晚了，大家就都晚了。为了准时起床，我特意买了一个小闹钟，每天定点儿响铃起床。因此我每天都能遵守时间，准时广播，从没有迟到过。每天中午，晚间，也是定点按时广播。

我在广播的空隙时间，继续写我的那块黑板报。同时，我又自己办了一份《五一大队宣传报》，把上级的政策和指示精神，生产队的各项安排和总结，各处生产进度状况，村里的好人好事等都用“豆腐块”文章反应出来，用8开大的白纸，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自己发行。那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觉得挺有意思。一直干到上学离开大洼时，共印发了四五十期《五一大队宣传报》。

我把广播、小报、黑板报结合起来，把大队的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新发公社广播站举办过一期通讯员学习班，培训我们这些广播员，主要是讲通讯报道及各类文章的写法，让我们给公社广播站写稿，同时还发了一些写作方面的书籍。那时，我经常投稿，把五一大队各项工作中的好做法及动人事迹写成稿件，递交到公社广播站进行广播，五一大队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事迹都通过我的稿件报导了出去，我在大队广播室进行转播，社员们在家里就可以直接听到公社广播站播出的声音，当时对广大干部和社员真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五一大队这个边远的小村庄名声在外。

公社广播站的领导和广播员还带着沉重的录音设备亲自到来到五一大队，现场录制了一次广播节目，介绍推广五一大队的作法。公社还召开过一次有线广播工作总结表彰会，我被评为公社“优秀通讯员”，奖励了多本图书。后来，我把发的书、奖的书和从天津带来的书都拿出来，团总支又买了一批书，在广播室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角，团员和青年们都可以借阅交流。

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还特意买了一些中文方面的书《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文选》、《写作》、《中国通史》，还有政治哲学等一类的书。有空闲的时候就看这些书，不断充实自己。1976年底，我离开广播室的时候，只带走了几本中文专业用书，其他的都留在了广播室，交给了新任广播员小吴（哈市青年）。

我在大队部专职写板报，编小报，办广播整整两年时间，这是我不断深入学习提高自己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我思想不断成熟，工作能力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阶段，更是为我今后人生道路打下良好基础的一个重要阶段。

感谢大队领导们对我的信任和帮助！

感谢陈家洼的父老乡亲给了我锻炼成长的机会！

(自拍的广播室照片，当年用的就是这样的广播器材）

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

——李树华

我加入团组织不久，被调到大队部工作。我觉得这又是给我的一个锻炼机会，工作更加主动了。

1974年大队推荐知青上大学，我被推荐了而没有去成，在工作中我没受什么影响，领导看我这么平静，对我刮目相看。在大队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主管领导非常满意，用他的话说是我这个年轻人有觉悟，办事稳，让我好好干。我心里说，你不说我也会好好干的，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混日子。大队部的那些村干部们，也都是不分黑天白天的忙。

这一年的冬天到了，我因担任专职广播员没回津过年。上级派来的工作队正在整顿领导班子，要培养党的积极分子。我的主管领导突然问我想不想加入党组织，我那时刚入团还不到半年，哪敢有这个想法。他说人得不断进步，不能满足现状，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拖了多天没写，觉得差太远了，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没想到领导还真当事了，追问我怎么还没写完。我说不着急，还是以后再说吧！他说你这个同志有意思，怎么就提不起来呢。还说不管现在条件够不够，写不写申请是代表自己对组织的态度问题。我一想有道理，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他。这是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后来工作队讲党课，党员和积极分子都要参加，我听了几次党课，对党组织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

那年大队经济效益非常好，总收入增长一大块，在公社显得比较突出。年末总结1974年全年工作时，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那时我对村里的事情了解的比较多了，写总结自然成了我的工作。按领导指示完成了几个方面的文字材料，按时上报到了公社。那年大队是公社的农业学大寨、计划生育、治保、民兵、广播宣传……好几个方面的先进单位，养鱼是市里的先进单位，奖状在办公室挂满了墙。共青团工作也开展的有声有色，是公社的“先进团总支”。村里有一批人是公社的先进模范人物。

大队党支部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当时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大队党支部曾几次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并在我上学之前（1976年9月）的一次支部大会上，通过了我的申请，上报到了公社组织部门。但最终没有被公社党委正式批准，还是因为档案的问题。我对这事没想太多，因为我申请入党的目的非常单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只是想为组织多做些工作。

离开大洼村以后，我没有放弃这个信念，仍然继续努力，争取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图片为1975年作者李树华与大洼知青王秀英、齐建英合影）

我和占亭上“大学”

——魏铁森

下乡后，每逢冬季就回津了，在家里呆四五个月。每天无所事事，也觉得很无聊。那时学校也都逐步复课了，正好我姐姐在河北区业余大学上学，每周晚上三次课，每次上两节课，一节讲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一节讲毛主席著作，地点就在建国道河北区党校内。

老师是一位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讲师，35岁左右，留着卓娅头，穿一件带中缝的兰上衣，下穿一条筒子裤，给人一种挺干练的印象，像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样子。

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主要讲了鲁迅和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路线斗争，鲁迅的杂文《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和《纪念刘和珍君》等。诗有七律绝句《悼杨铨》，七律《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己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老师讲，出家人要是交了“华盖运”那是上好运，俗人要是交“华盖运”就不好了，喝凉水都塞牙。最后两句是我不管外边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都坚持自己的信念“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讲毛主席著作主要讲了立论与驳论。立论讲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段论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大前提：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小前提：美国是帝国主义，结论：美国是纸老虎。驳论：国民党反动派是“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老师列举了事实，他们是怎样吹嘘自己，拍美帝国主义的马屁，如何欺骗人民。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无“耻”字，那国民党就是“无耻”。

我俩断断续续上了一阵子，开春我们就回哈尔滨了。这就是我俩的一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上学的感觉真好！

(图片是大洼村东养鱼池清晨美景，一条铁道线从村东穿过）

政治夜校当教员

——李树华

1974年冬天，村里来了工作队，整顿社队班子，开展农民政治文化教育。大队部年底很忙，年末结算以及总结各项工作，我每天除了按部就班搞好广播外，还要跟着大队干部们忙些其他事情，从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大队书记跟我说，村里要办政治夜校，工作队长和大队商量要组织一些有文化的人当夜校教员，其中有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我是天津知青，到东北农村来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这些年来我们天津知青，一直在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我怎么敢给贫下中农当教员？心里有些不踏实。

第二天碰到工作队长，我把想法说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说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育农民……，让我别担心，大胆去干。从那时起，我心里有一种与往不同的别样的感觉。

夜校按时办起来了，利用小学校的几个教室，同时开设了几个班。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到小学校给农民们上课。说实在的，我还没在讲台上讲过课，真不知这课怎样讲才好。但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得做。

只见课堂里男女老少坐了一屋子人，黑压压的一片，屋里烟雾缭绕，很是呛人，顿时感觉嗓子发紧。社员们都认识我，我却叫不准他们的名字。大队书记讲了几句话，就让我开始讲课了。当时有一本宣讲教材，是手刻钢板印刷的，白天我看了两遍， 晚上就照本宣科给社员们讲开了。第一次上课有些紧张，语速比较快，还没到下课时间，我就把该讲的讲完了。清了清嗓子，再讲点什么呢？村里的事不能随便说，就讲点村外边的事吧，我讲了当年到北京参加“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故事，没想到大家听的眼睛都直了，比听前边的政治课感兴趣。

为了把课讲好，我在没课的时候，特意听了一堂小学校高老师讲的语文课，受益匪浅。他从字词讲起，非常细致入微，把一个字词的读法，写法，含义和用法都讲得很清楚。我想这班如果长期办下去，农民们扫盲肯定是没问题的。

另外，还听了多次工作队长讲的党课。那时我已被支部列为党的积极分子，第一次认真听了关于党的性质、党的历史等方面的课程，感受了一下别人讲课的方式方法。

在这一个冬天的夜校里，我不断学习，不断改进，以教员的身份近距离面对面接触农民，完成了领导交给的政治任务，也使自己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图片为本文作者大洼知青李树华下乡时的老照片）

我的领导是退伍老兵

——李树华

在农村插队时期，所在的村里有不少解放战争时期扛过枪的退伍老兵，张殿举、王发、姜长发……，写姜长发，是因为他是我的主管领导，我对他比较熟悉。

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当的兵，据说当时只有十六岁，参加过东北的解放战争，随后又跟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几个战役，在战争中负过伤。一九四九年北京建国大典时，他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检阅，参阅部队都是英雄的连队，这是他一生的荣耀。

他个子不高，四十多岁，黑黑的脸庞，走起路来腿有点别扭，可能是在战争中负过伤的原故。他在大队里当过多年的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还负责计划生育，后来队里让他主管整个后勤，包括大队部的全部工作，也就成了我的主管领导。

其实，在当我的主管领导之前，他就让我帮忙写过黑板报，他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他没有多少文化，他说他认的那几个字还是在部队学的，可是他还总想写点什么。有一次，他自己写了一篇稿子，让我抄一遍。我拿来一看，简直就是“天书”啊！字的横竖都是弯的，很多字缺少笔画，我又不懂计划生育的术语，猜谜一样地翻译，等翻译完了一看，也不像文章，他说以前有个材料弄丢了。没办法我只好让他把所干的工作都说说。他说完之后，我整理出了一份工作总结，他很满意。没想到，那年在公社的总结会上受到了表彰，拿回一份奖状，是公社“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我没把这事当回事，他却高兴的不得了，手舞足蹈神采飞扬的。那时我真不理解他。

后来，他当了我的主管领导，我还对他有点看法，觉得这位领导太爱出风头，干点什么都想着要出成绩。可经过一段接触后，我才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有时不忙的时候，他爱给我讲故事，都是他当兵时的事。当时全国解放后，他主动复员回乡了，他手下的一个战友留在了部队。后来那个战友当了团长，他很为自己的战友自豪，更有些不服气。我觉得，他身上还有着当兵时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头，心中悠然而出一种敬意。我想，他这种“不服输”积极向上的劲头，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一种忠诚，这也是村里所有老兵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有的风采！

那时大队里收入不高，他家只有一个劳力，家里好几个孩子，孩子们穿的很简陋。有时我开玩笑说，你要是不回乡是不是也提升了？他却笑着说，那时没想别的，只想着打完仗回家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又说，不后悔，一想到牺牲的战友们，就感觉自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哪还想挑肥拣瘦啊！他们在打四平，打沈阳时牺牲了很多战友，他一想起来就心痛，觉得自己是在替他们活着。我们知青总觉得大洼生活很苦，可他们觉得再苦也没有打仗时苦，所以整天乐呵呵的。我想，这可能是那些退伍老兵们共同的想法吧！

他搞治保工作，简直就是村里的“法官”兼执行官，每件小事都当大事办，并且一办到底。有一天，两个社员来告状，说记工分的总记错，有的人给记少了，还有的没出工也记了工分，就和记工分的吵架了，让治保主任评评理。他让告状的先干活去，调查一下再说。他把那个记工分的找来，让他把所有的凭证拿来，让我帮着看，太乱了我哪能看明白，我说还不如重新登记，上墙公布，社员都可以看到。他说你就办吧，省得总有人告状。我把几张8开白纸连接起来，在上面画好格，把全大队社员的名写好，然后把社员每天的工分都登上了，粘贴在了大队部的过道墙上，从此没人再找工分了。理顺完了，我想把这活儿交给原来的人，没想到他不同意，让我接着记。

还有一次，队里分苞米，又有人来告状，说保管员给自己的亲属称完了不收票，他当时就把那个人拿掉了，让我去看“秤”。我哪里认得“秤”啊，这要搞错了可就麻烦了。没办法我现场学习认“秤”，当时就上任了。后来分粮，分菜……都成我的活儿了，忙了好一阵儿才分完。

这位领导像“消防队”似的，哪有事就冲到哪儿，还带着我帮他“灭火”。就这样，他每天风风火火的，一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后来，总结治保工作时，我把这些事都写上了，这份材料写得非常生动。那年大队的治保工作受到了表彰，又一次被评为公社的“治保工作先进单位”。

在退伍老兵手下工作，总感觉他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想了很久我才悟出来。他那么自信，那么果断，并且不怕得罪人，是因为他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必须得好好干，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战友。他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不管这里是多么贫穷还是多么落后，他们都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他们是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些老兵，真正是一群值得敬佩的人啊！

我们到这里“接受再教育”，有幸接触到了这些退伍老兵，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有时我在想，与这些老兵相比，我们在这里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图片为大洼村东鱼池日出美景）

那年代我们不敢有爱情

——李树华

在农村下乡插队时，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却没有爱情。现在想来主要有几个原因。

思想单纯，不懂爱情。刚下乡时我们的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很不成熟，男女生几乎不说话。我们一起下乡的57名同学，都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其中有一名外校高中生），28名女生，29名男生，分别住在新建的两排知青宿舍，男生一排，女生一排，我没有去过男生宿舍，男生也很少到我们女生宿舍来。下乡几年，男女生很少来往。

少不更事，不理解爱情。下乡第三年，队里有一对知青结婚了，当时不理解他们。后来这个女同学生孩子了，女生们感到很可怕，都不敢接近她。过了些天，收工吃完饭后，天色很晚了，我和同屋同学一同去看望了产后的这位女生和她的孩子。当看到可爱的小宝宝“哇哇”啼哭，她头上围着围巾，半躺在草坯房里的炕上时，我们的心很痛，也很担心。那么艰难的环境，会不会做病啊！孩子生下来了，将来怎么办啊！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吗？实在是不敢想象。说心里话，我可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女同学们也都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起来。

怕误前程，不敢有爱情。下乡的年头越来越长，年龄不断增长，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有的招工走了，有的当兵走了，有的上学走了，剩下的知青们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下乡五六年后，知青们的心里是非常迷茫的。当时有段时间媒体舆论上提倡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知青们对“扎根”一词的理解是很有争议的，我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好的前途，生命活得更有价值，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过早地定格在那里。那时知青们对自己几乎是完全封闭着的，这是当时的一种真实状态。

看来我是属于第三种吧！那时我一心想上学，想回天津，每天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敢出差错，为了不耽误广播室的工作，1975年春节都没有回天津。但有的事有时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会遇到什么事情无法预料。

那年春节之前，大队党支部调整队里班子，一个本村高中毕业回乡青年被任命为大队团总支书记，他年龄比我们知青小。因工作关系，我们接触比较多一些。他有政治头脑，有组织能力，工作很有魄力，听说在学校时当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我经历简单，非常好学，每天起早贪黑把村里的广播宣传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深得领导信任和社员喜欢。1975年8月由团总支负责推荐知青上学工作，我名列前茅。他对我刮目相看，想不到一个广播员在社员中的印象有这么好。可惜那年没有走成（让给了另一个同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表面上没有反应出来，继续按部就班地工作，把希望寄托在明年。可能是我的沉稳，他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能感觉到他对我赞许的目光，他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工作上配合得很默契。那时我的精力都在工作上，没有任何杂念，也不敢有任何杂念。

1975年9月，他被调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去了，工作不直接联系了，他有时也写点广播稿件，支持一下我的工作。1976年夏秋季节，我又一次被推荐上学了，这次我终于可以走出大洼村去读书了。那时我在大队后勤党小组提出申请入党已经一年多了，在1976年9月27日的一次发展新党员会上，没想到他和我同时出现在党员大会上，又一同被全体党员举手通过，可惜在公社党委会上我没有被批准 ，他顺利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被党支部调回大队当团总支书记并兼大队的民兵副连长和治保工作。

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工作，谈理想，谈学习，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我把他当弟弟看待，他也一直把我当姐姐看待，很尊重我。由于经常在一起学习和工作，彼此都有好感，但谁也没表白过。我始终不渝坚持要去上学，他对我的志向非常理解与支持。其实他也有再进学堂深造的愿望，只是没有机会。

1976年底，我终于离开战斗了七八年的大洼村，到学校报到去了。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哈市一家大型企业子弟校任教。后来与学校的一位教师（天津知青）恋爱结婚了，直到退休。

后来听说，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时，他报名参加了高考，被一所外地铁路学校录取，到外地上学了。那时通讯不方便，我们就没有联系了。直到2016年7月份，我们大洼知青战友一同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才从村民那里知道了一些他的情况。他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铁路部门工作，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都不错。

我们从那个年代走来，我们的生活深深地印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真是很纯朴，不敢有爱情。大部分知青的青春经历都很简单，为了个人的前途可以把一切置之度外。我们这一生的确很不容易，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彼此互相祝福吧！

(图片为大洼村鱼池晚霞）

等待上学的那些日子

——李树华

上大学是每个知青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的学业已经荒废的太久了。可是，从知青再重返课堂有多难啊，简直“难于上青天”！

我们大队1972年和1973年分别有两名同学上了天津医科大学。从1974年开始，采取贫下中农推荐的方式，选调知青去上学。大洼村当年有三个入学指标，社员推选了四个人参加体检，我被排在第三名。没想到我又被拿下来了，原因据说是我还不是团员。那年有三人回津上学了。

1975年，我又被推荐上学，没想到又有人以比我大一岁为理由，多次到书记家哭诉，说她如果那年上不去就超龄了。书记媳妇两次找我，让我把名额让给她，并说明年一定让我去。“明年”的不确定性有多大啊！这真让我很为难。考虑再三，我还是让了。

1976年，推荐知青上学，队里有两个名额，我毫无疑问的又被推荐上了，同时还有一名男生。我们填写了入学登记表，检查了身体，就等入学通知去报到。没想到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举国上下悼念毛主席，全国各地处于一片沉痛哀悼中。公社发来通知，入学报到时间推延，具体时间等待学校另行通知。

我是不信命的，可这一连串的事情真让我无语。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蹉跎的岁月，坎坷的上学路！我毫无办法，只能耐心等待。当时心里真是七上八下，坐立不安，因为搞不清楚还会出现什么变故。心里真有些着急了，因为我也到了推荐上学最后的年龄限制了。

在等待报到上学的日子里，我仍然在忙工作。按照公社的部署，各村分别组织“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大会”。队里在小学校布置了悼念会场，买来了黑色的横标布，我用白色的广告色写好了会标，挂在了会场上。全村的社员们、知青们都参加了悼念活动，当时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很沉痛的。

毛主席追悼会开完了，还是没有接到通知，我们仍然在等待。10月份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消息，这又是一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仍然需要耐心等待……。

天气逐渐冷了，同学们都陆续回津了。我们一边像以往一样照常工作着，一边等待通知。一直等到12月份才分别接到了报到的正式通知。

报到的时间很紧，我抓紧时间迁出了户口，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大队书记亲自派了辆马车，送我到村口，我终于离开大洼村去学校报到了。那名男生接到通知后也去报到了。

我在这个小村子插队整整七年半的时间，整个青春时期是在这里度过的，真是不短啊！当真要离开的时候，心里还真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里的每块田地，每个鱼池里都有我走过的足迹。我在这里锻炼成长，我将永远怀念这里的父老乡亲。

再见了，大洼村！

我将重新启航，走向新的生活！

(这张网络图片中的女知青很像当年的我，站在冰天雪地里告别大洼村）

书与人生

——覃宇成

这本书，差一点点让我圆了离开大洼去读书的梦；还是这本书，帮我进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这是一本普通的七十年代的初中数学教科书，它比起现在的数学教科书来，内容很陈旧。已过去四十多年了，随着岁月的流失，书的封面和书里的纸张已经发黄，每次搬家在清理书籍时，我都会淘汰很多书，唯独这本书珍惜地保留到现在。

——思考人生 寻找机会

在大洼村蹉跎的那些年里，每年都有同学选调工作或去上学，这是他们为了大洼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汗水換来的结果。同学们的离开，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和骄傲，很羡慕他们，同时心里感到前途非常的迷茫，不知路在何方？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感到强烈。

1977年的深秋，天气早已转凉，队里派我白天看管出村东面的ㄧ大片草垛。那天，我时而看着一堆堆排列在黑土地上的草垛，时而躺在草垛上凝视着南岗上的一排排大杨树。这片大杨树沿着南岗北侧足有十多排，并向东和西方向延绵数公里，这些大杨树在深秋里变得成熟而又高又大。我慢慢地向它走近，它圆圆的绿叶已泛黃，有的早已落下，有的在秋风里飘落而下。我在叹惜：又是一年将要过去，我到大洼已经八年多了，何时才能离开大洼？

我在默默地念叨，老天啊，你是不是把我们这些来大洼的同学忘掉了，我们为了改变大洼一穷二白的面貌，付出了那么多辛勤劳动和汗水，我们想圆少年时代的梦想，这些都难以实现了吗？老天啊，快给我们机会吧！我好像真的感动了老天，机会在慢慢向我走来，越走越近。

——借书苦读 准备中考

有一天，我接到了要恢复中、高考制度的消息，圆梦的机会终于等来了。

我考虑到，在上初中时只读了一年，这几年忽略了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学到的一点点知识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中考只考政治、语文和数学，要比高考容易的多，就选择中考吧，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

当时离考试的时间还有两个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初中三年的课程，确实很难啊。如何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学好，把考试成绩提上去，是我考虑的最大问题。我冷静下来思考，不能ㄧ时冲动盲目地学，如果这三门课程同时进行，恐怕这三门课程哪门也学不好。自己要拟定ㄧ个学习计划。语文这门知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积累才行，何况初中三年的文言文那么多，看不过来啊，要不只看一部分？看到哪算哪。再一想，考试不见得考我学过的题，那么就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语文里像造句、修改病句……可以凭自己发挥也可以拿到分，作文占总分比例较大，100分里就占了40分，考试时只要不跑题，写了就能拿分，有关作文方面的文章可以不看，集中精力看别的，我就把学习语文这门课程放弃了。至于政治这门课程可以考虑，政治里的名词解释﹑论述题等可以稍微看一下，理解就行，到考试时把意思表达出来，不用死背硬记。剩下的是数学，数学这门课可以突击一下，关键在于理解掌握解题原理和思路，掌握了这一点可以应对各种类似的题，考试成绩会提高一大块，不像语文那样在这短时间内花费那么大功夫，考试成绩也提高不了很少。就这样学习计划定了下来，重点学习数学，数学看累了就看政治，语文放弃。

学习计划定了下来，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书，去找谁借呢？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社员高敏。高敏有个妹妹叫高梅正在读初中。高敏曾经在田间地头跟我开过玩笑，说要跟我搞对象，突如其来的玩笑话把我给说“蒙”了，吓得我跑开了，把周围的人逗着哈哈大笑。谁叫她胡说，这回就找她帮忙向她妹妹高梅借书。就这样我找到了高敏，她让妹妹高梅把书找了出来，没想到高梅把代数、几何和政治，都给了我。

就这样拿到书后，白天边看草垛边学习，代数以前学了一点现在早已忘掉了，其它的一点也没学过，咋一学起来还挺难懂，也没老师给指点，学了两天就想放弃了。我望着南岗上一排排高大的杨树林，虽然不如有树叶那么辉煌，可它依旧和寒风顽强地挑战，难道我遇见困难就被吓倒了吗？难道就不能和大杨树一样顽强吗？

我在想，宇成啊，宇成！你怎么会这样了，那么多苦和难你都闯了过来，老天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给了每个人收获果实的机会，难道你真想放弃了吗？不吃苦哪来的收获。想到这里我又重新拿起书来，静下心认真地看。没有老师，书上的例题和书上高梅写的解题思路就是我很好的老师，渐渐地入了门，后来书中的题也理解快了。

天气逐渐转冷，离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还得抓紧啊。晚上宿舍很冷，有一天社员孙宝柱看见了我说：“天太冷了，晚上就上我家里来看书吧”。孙宝柱结婚不久，去他家看书合适吗？我在犹豫着，但看到他那么真诚，吃过饭我就去他家看书了。那时孙宝柱已是生产队的队长，长得高高的个子，红扑扑的四方大脸，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说起话来有些腼腆，使人感到非常的亲近。我每次到他家看书，一家人对我非常的热情，那时我还年青，思想单纯，只会麻烦人，也不知道谢谢人家。

——参加中考 未能如愿

很快中考的日子到了，记得中考那天哈尔滨市下了一场大雪，洁白的雪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増加了一道绚丽的色彩，令我感到心情舒畅，增加了的信心，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铃声过后，监考老师把考卷发了下来，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圆梦的时刻就在此时，我冷静下来，认真答着题，毕竟是“文革”以来恢复中、高考制度的第一次考试，不到10分钟教室里的考生基本走光了。考题倒不算太难，我把数学、政治都答完了，语文就凭自己发挥了。答完题我又认真检查了一遍，等到交卷时我这个考场只剩下我和其他两个人。

考完试了，我觉得自己考得还算可以，每天的心情也很好，不由地憧憬着走入校园的美好生活。过些日子，招生办开始发放通知填报入学志愿了，可是我等了多天也没有接到通知，当时真是心灰意冷。

人的一生，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坎坷，面对困难，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走下去。这次离洼上学的梦想没能如愿，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努力了，努力就有希望，不努力就一点希望也没有。抛开各种杂念，朝着自己的目标再去努力，我相信机会还会再来，一定会成功！

就这样中考结束了，我把书还给了高梅，高梅把其中的一本数学几何送给了我，我非常感谢她！因此，这本书一直保存到现在。

——抓住机遇 成就自我

这次中考虽然没能如愿，但这次初中数学的学习没有白费功夫，帮助我进入了下一个人生重要的转折点。高考转年就是知青分期分批返城开始了，1978年底我回到了天津。在家里除了参加街道劳动等待分配外，做些家务，闲余时间把初中的物理、化学、语文自学一下，下一步再自学高中课程准备考大学。

我刚刚学完初中课程，就被分配到了天津市农业研究所，在所车间里从事体力劳动。在车间里干活虽然累，但工资待遇生活方面都还不错，比起大洼那段日子满足多了。说来也巧，我刚到所里没几天，所里科研部要从车间通过考试选拔一些年轻人，考试的科目是初中化学、数学和物理。当时车间里报名参加考试的有50多人，托门子走关系的也不少，我报名参考能行吗？对这次考试信心不足，我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参加了考试。

考完试也没抱什么希望，等过了几天考试成绩一下来，我竟然考了全所第一名，分数比第二名高出40多分。当时我刚到所里，领导并不认识我，当他们知道我是下乡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时，感到很惊讶，当时的总工程师和室主任把我叫的总工办，和我见见面，询问了一下我学习的情况，我把下乡时如何学习和报考中专的事简单地讲了一遍，他们对我的那段学习经历很理解，让我回去等着听信儿。

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到科研部报道上班。从车间到科研部是车间年轻人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我不敢想象刚到所里就去了科研部，当时从车间到科研部一共4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在大洼村没有提前学习数理化，这次考试就不可能取得好成绩，这次我总算抓住了机会。

到科研部上班两个月后，所里派我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进行一年半的学习和工作。回所里后，我边工作边自学高中课程，之后考上了河北区职工大学四年制半脱产学习班，取得了大专毕业证书，就算是圆了在大洼时的大学梦。

后来当了十几年分析室主任，退休前几年被聘为副高级工程师，这些年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充分肯定。我虽没有轰轰烈烈地干什么大事，但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心里感觉很欣慰。

(图片为作者覃宇成保存四十多的那本几何书）

大洼知青覃宇成，1984年跟同事到哈尔滨出差时拍的照片，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回大洼村看看。

编后语：

岁月如歌，转眼十年间！我们1969年6月2日，到哈尔滨郊区陈家洼下乡插队，1978年12月全部走出大洼村，陆续返回了天津故里。

这一个个片段式的大洼故事，只是一小部分知青写出来的往事，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写出来。其实大洼知青们的经历如果都写出来，每个人都是一部书。

艰难的岁月，痛苦的磨炼，我们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了。当年的大洼知青们，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在那片热土上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以不同的方式顽强地自我成长着。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奋斗过，我们努力了，我们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

别了，我们的青春时代！

别了，我们锻炼成长的地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