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金色池塘

文 / 穆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在傍晚或双休日，到邻近的大学校园里徜徉。

　　儿子还是学龄前儿童的时候，有时常常牵着他的小手，在大学校园里找一个地方小憩。直到儿子渐渐长大，挣脱了他爹的手，扑进自己的天与地。

　　小狗努努健在的时候，有时我也会把它藏匿在自行车篓子里，躲过门卫的眼睛，走进那些大学校园。

　　有时会推着自行车，行走在晚自修上课或下课的年轻大学生的人流中，好像自己也成了他们的一员。

　　更多的时候，喜欢坐在大学操场的看台上，小狗努努趴在我身边。我们一起目睹着校园里的风景，看莘莘学子们在操场上生龙活虎般的运动。

　　常常有这种情景，暮色苍茫中，偌大的校园体育场看台上，只有我和小狗努努。直到华灯初上，我俩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一直以来，我从来没有思索过喜爱走进大学校园是因为什么。是校园的恬静、整洁、空气清新？还是随着岁月催人老，想感受年轻人的朝气？好像都不是。我这种喜好，仿佛是一种漫无缘由的下意识的行为。

　　直到有一天，接到儿子从海外的来电，告诉我和妻子，他大学毕业了。蓦地，就有了一种醒悟！

　　原来，我那么钟情于走进大学校园，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走近过大学校园！

　　尽管，我早已拥有大学学历，但那不是实际意义的上大学，而是经过回炉恶补换来的成人自学文凭。尽管，我早已拥有所从事的艺术专业上的正高职称，但却不能弥补自己从没有坐进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课堂的缺憾。

　　年届花甲了，有多少往事能够记忆犹新，有多少朋友可以娓娓道来，却没有资历去谈论“同学”、“同窗”。老狼的一曲《同桌的你》，每每听来都感慨万千。

　　少年时代的梦是彩色的，每一个梦都与大学紧密相连。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同大院一位姓徐的大哥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学生。每当他放假回来，我和发小王海涛，就会贴着他房间的窗户玻璃向里张望，看着他制作的各种电气小装置，眼光里充满了仰慕。

　　姓徐的大哥哥用黏土做了一辆逼真的小坦克，把炮塔给了我，把履带车身给了海涛。海涛后来真的开上了坦克，当过坦克师师长、省军区司令。而我，却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早操结束后，朱立人校长在大操场上骄傲地举着一支铅笔，大声对全校师生说：“同学们，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铅笔，这是从北京寄来的奖品，奖励给四（2）班的穆秭同学……”

　　原来，那时父母给我订了一份北京《中国少年报》，我看见上面有一则学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征稿启事，便把自己写的一篇作文悄悄寄给了《中国少年报》。虽然没有刊登，报社却给我寄来了一封鼓励函，还奖励了我一支中华铅笔。

　　从此，这支铅笔像一枚火炬，照亮了一个孩子走上的文学之路。

　　那时的我，憧憬着有一天能到北京上大学，将来当作家。也能写出《小布头奇遇记》、《宝葫芦的秘密》、《星星小玛瑙》、《大鲸牧场》那样的作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军到连队的第一堂课，就是忆苦思甜。

可命运注定了我和大学无缘。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还没毕业，开始停课闹革命。当小胳膊上套上“红小兵”袖章时，所有的大学梦都破灭了。

　　1969年年末，乱世中雄赳赳地套上最小号的军装，入伍当了兵。娘眼睛红红的，拉着我吃喝拉撒叮嘱个没完；爹把感情藏在心里，挥挥手说：“孩子，去吧，军队也是所大学校。”

　　军队的确是一所大学校。第一堂课是从新兵连分配到正在河北蠡县南庄公社进行“三支两军”的老连队时上的。指导员赵天星把我们带到村外的一个洼地边，听贫农老大爷控诉旧社会的苦难：“看！这就是日本鬼子杀害村民的万人坑……”

　　1970年初，38军114师医院王天福院长与新战士一起吃忆苦饭。左二苦叽叽地捧着个大海碗的是郑燕平战友，后来她悄悄告诉我，味同猪食。

　　晚上，我鬼使神差就着马灯写了一篇作文“入伍第一课”，还忘了署名，第二天寄给了《新保定报》。没想到这篇百来字的稿子，居然很快被报社冠以《一五五四部队重视对新战士进行阶级教育》的标题，刊发在《新保定报》上。

　　我所在的38军各部队，素来将集体荣誉视为第一生命。这篇百来字的简讯，竟然使我当时所在的114师炮团在刊稿数量上，从天上掉下来难得的一分！当时全团每个连队都要挑选一个会写稿子的士兵担任专职新闻报道员，却不知道这篇稿件是谁写的？团政治处的电话摇向全团各个连队，一定要查找到这个作者！

1970年初，时年15岁的我（前排左四）成为连队新闻报道员，在河北蠡县参加114师炮团新闻报道会议时合影（局部）。后排左二是营报道组长刘增强战友，后排右二是团报道组长王锡山战友。

浑浑噩噩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篇小稿子见了报。当指导员赵天星把拖着鼻涕的小兵穆秭叫到连部，经过反复盘查，终于确认这就是那篇报道的作者时，竟然惊喜得一下把这个活宝抱了起来！

　　次日，我从六班调到了连部，转身成了迫炮一连的新闻报道员。不久又被调到营部，成了营报道组的报道员。循着这条道一路前行，一年多以后，114师政治部为基层部队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我被幸运地选派去学习。

　　谁能想到，在那个藐视读书鄙薄知识的年代，我所在的38军却意外地拥有一片文化绿洲呢。

1972年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112师334团举办38军话剧创作学习班，授课者都是蜚声艺坛的戏剧大师，学员全部是来自基层连队的普通士兵。我（中排左二）就是从这时起，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

几乎与我参军的时间同步，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铁路文工团等国家级文艺院团，被整体下放到38军接受“再教育”。这么大的一股文化大军涌入一个野战军，在那个文化枯竭的时代里，给这个部队带来多么大的生气！

　　那时的38军，就像当年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拥入陕北延安一样生机勃勃。文学、话剧、美术、作曲、表演等等各种文艺创作学习班，各类文艺汇演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方唱。

　　所有的授课老师，都是国家级的教授、艺术教育的拔尖权威。各师的文艺宣传队，索性从那些国家级文艺院团中挑选优秀的师生，给他们套上军装充作“军人”，以在大军区的年度文艺汇演中力拔头筹。

　　1972年秋，中央音乐学院在114师举办作曲学习班，授课者都是国家级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授或专家，学员全部是来自基层连队的普通士兵。

　　穆秭，一个从小就做着“大学梦”的少年，在那样的环境中，真像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霖，贪婪地吮吸着养分。也许是勤奋好学赢得了交口称赞，学习班结束，我被留在了师宣传队的创作组，从此闯进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宣传队创作组一共七个人：像大姐姐一样对我无微不至的，是分配到部队的大学生继烈排长；像大哥哥一样帮助呵护我的，是早我两年入伍的北京老兵侯振清。我们仨是真正的军人。其他则是从中央音乐学院选拔来的优秀师生，他们是后来在中国声名显赫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最早的理论学科主任何振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练达智，解放军军乐团创作室主任严晓藕，北京著名的巴罗克室内合唱团团长郑小提……

　　1972年初春，114师文艺宣传队创作组等成员合影。其中有文革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郑小瑛（前排左三），解放军军乐团创作室主任严晓藕（前排左二），著名作曲家郑律成的独生女、北京巴罗克室内合唱团团长郑小提（前排右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练达智（后排左五）。后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尽管现在回想起来有点荒唐可笑，但那段历史却是实实在在的。

　　那个时候，我虽然无缘大学梦，但却接受到了真正的大学老师的单独授课和他们手把手的教学，有的甚至是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连过去完全不懂的诗歌的合辙压韵，也是从他们那里启蒙的。

　　在这些师长们不厌其烦的辅导下，我写出了平生第一个文艺创作处女作。那些文字经过师长们谱曲，竟然像穿上了美丽的衣裳，风姿绰约地展现在舞台上！……

114师文艺宣传队从到部队接受“再教育”的中央音乐学院里挑选优秀的师生，给他们套上军装，在全军文艺汇演中独领风骚。左起：114师宣传队创作组战友侯振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吴斌，作曲系张坚，管弦系王主一，本文作者穆秭。

　　生活往往是公平的。一个人在某个方面得天独厚，在另一个方面就会相形见绌。

　　生活，给了我许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东西。生活，同样也破碎了我的梦想。

　　光阴荏苒，错过的不会再来，得到的永驻心间。　　

　　若干年过去了。一个叫穆秭的退休老人，会情不自禁走进大学校园，经过那些教室明亮的窗口，凝神聆听朗朗的读书声；会行走在那些莘莘学子们中间，捕捉曾经有过的旧日情感。

　　常常会看见他坐在大学操场的看台上，小狗努努趴在他身边。他们披着夕阳的余晖，一起看着大学校园里的风景。

　　有时，他会把心事告诉身边的小狗努努，对它喃喃低语：“知道吗，我再也踏不进这里的课堂了。但我也有一个梦开始的地方，那是我的大学……”

　　小狗努努像是听懂了，轻轻摇了摇尾巴。

　　那时，偌大的看台上只有他和小狗努努，直到很晚很晚，他们的身影被笼罩在夜色苍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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