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前后的那几天

肖 章

　　七十岁啦，人老了更容易去回忆那些年少时的事情……

五十年前的今天，动荡年代被迫终止了学业，唯一的出路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选择的余地是从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和云南中间挑选。但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选择，则由学校和驻校工宣队来安排的未知地。

1969年3月10日的前一周：

当时被通知准备5月份去黑龙江，3月2日那天中午，无所事事的我，呆在曹杨六村同学家闲聊。班主任刘文俊老师来到后，直接对我讲：“知道你会在这里，所以没去你家里去找你。”接着就讲：“我们班上去嫩江农场有三人，朱新毅，傅华放和张庆曾，因为张庆曾认为与他们俩二人关系不好，不愿同行。看来只有换你了。”原计划这批应该是3月9日出发，因为有一批参军的新兵出发要占用码头，改到了3月10日由军工路码头北上。也就是说要我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离开上海了，在没有与家里商量下便同意了下来。刘老师拿出了张庆曾的下乡通知书，取笔划去了他的名字，在一傍随手写上了我的姓名，交给了我。就这么几分钟决定了我的去向。

等到我母亲下班到家，告诉了一声，直接拿了户口本到了普陀路派出所迁出了户口(没什么感觉)。接着便凭通知单采购单人蚊帐，线毯等配给物资去了。当晚上回到了宜昌路162号家后门口，看到了门上贴着上海无线电二厂的欢送喜报，并得知母亲单位敲锣打鼓来过了(真快呀！又完成了一单)。

接下来几天，与朱新毅，傅华放等同学一道去了普陀体育馆领取了绿棉衣裤和大衣，取家里的一只箱子，胡乱塞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卷上铺盖，送到了曹杨三中准备出远门了。

3月10日~15日远行的五天：

转眼到了3月10日，我没让母亲送我，告诉让她就当我读书时的下乡劳动锻炼而已，但还是看到妈妈流泪了。怎么能说服她呢？我哥哥63年去了新疆，已经六年没回过家了。无奈和无言，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家。

武宁路上的沪西工人俱乐部广场，15辆铰接式公交车一路排开，我们几位同学没急于上车，去向工人俱乐部文休组的干部告别。(64年我还是申九子弟中学初二年级时，学校劳动课到俱乐部做服务员，后他们留下了我，除了学校上课，其余时间我就会来到划船码头和晚上篮球场成为业余工作人员。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我约了三中几位同学躲开了红卫兵运动的纷争，在俱乐部的球场和游泳池连做服务员带自由运动。)有段感情在这里，有点不舍。这里的工会干部让我别下乡，就在这里做临时工，有机会就转正。但身不由己了，他们几位送我们到了下乡的七连(曹杨三中，四中，金江，勤建和延河中学)的15号车傍，车上已挤满了出发与送行的人。车下一帮女生哭喊着“小元啊小元，姐姐不舍得呀！”真让人伤感。车下那些送行的区革委会干部见我们拎着绿棉衣等行李，便催促我们上车，当时心里也真窝火，充军啊。这里俱乐部里的干部悄悄地跟我说，在曹杨路少年宫里有备用车。我们就大声喊：不去了！几个人转身离开，并穿过足球场来到了俱乐部与少年宫的边门傍，见那里停着一辆单机公交车，也已有一些人等在那里。当车门一开，大家也都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拥挤抢着上车，傅华放推着他妹妹小蓉上车后，准备从窗口外爬上去，被维持秩序的军人拽住腿，拉掉了鞋子，并随手扔出了围墙外。我们几个一看，呼啦一下子都下了车，讲不走了。当时来送行的区革委会副主任杨富珍急了，叫我们快上车，没鞋怎么走呀？杨富珍让那些农村兵去把鞋找回来，那些兵也很犟，不听杨富珍就是不去。拖了很久，去把他们的连长叫来了，还是当官的自已去草丛中找回来了鞋子。好说歹说将我们劝上了车；车子一路狂奔来到了军工路码头，车子一停，上来许多人帮着拿行李，就差没将我们扛起来，连奔带跑地送到了“战斗十五号”货轮傍，也没校对身份信息就被赶上了船，还没找到船舱，货轮就解锚起动离开了码头。再见了上海！

　　船赴大连的途中，除了在10日当日晚上，到甲扳上排队领取了大肉一块的盒饭，后两天便吃不下饭了。出了吳淞口即遇上大风浪，两天里在货舱里铁地扳上，每人仅一条草席，盖的是每人的绿棉大衣。只闻到了铁锈味及呕吐物的酸臭气，货舱角落里放着几只解手用的大木桶(平时运货时没多少船员，仅有的厕所女生还得排队)，虽有人来清理，但那种气味在舱室里还散不出去。我们七连男生在船前舱，摇晃也是最利害的。至今还清晰记得，我们都晕了过去，什么也不想吃，发的饼干都被身体压得粉碎。但小蛮子(黄惠新)始终很活跃，色段子不停，他没有晕船。凌晨在黑暗中靠上了大连码头。

大连登岸后，走路身子还感觉在摆晃。在大连铁路卫生学校休息，补充了大米饭和油炸鲳鱼，使我们恢复了体力。当日下午乘火车一路北上，经沈阳是半夜里一点多，站台上满是手拿红书跳忠字舞的迎送人员；停四平站时，排队离开车站外出吃的早饭；停靠哈尔滨车站时已是傍晚，本来也是讲外出吃饭，后讲哈尔滨有武斗冲突，就送上来了狗皮帽，棉胶鞋和干豆腐卷。并且连夜继续往西北奔向嫩江站。

在火车上还有一段对我们七连来讲，不得不说的插曲：我们中间的张世明，他的哥哥是上海随行的工宣队成员，我们在堆着没发完的狗皮帽里发出气味的车厢中，与来上海接知青的农场韩干事聊起了嫩江农场。并知道了我们七连将分配到十二分场，人还没到地，就关心起了以后回家的交通便捷问题，当知道了十二分场必须有段路才能到达嫩北公路上搭乘县交通局的班车时，就鼓动张世明的哥哥提出要求，让韩干事把我们连队整体调到紧靠公路边上的五分场了。虽然在五分场仅十年，从有些宿舍里看到南边山坡上下来的班车，快跑几步也能赶到路边车站，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嫩江火车站了，让我们这批到达五分场的知青至今看到张世明还会感谢当时的决定。

3月15日到达后的那几天：

3月15日到达了五分场，开始了农场十年生涯。人到行李车到，按住宿的房间重新编了班排，男生六个班，女生四个班。我们一个学校熟悉的十余人的宿舍被编为老四班，整理完毕走到室外，只见一个男生，孤僻地站在外面，就是那个上海出发时被姐姐们称为“小元”的朱根元，离开了姐姐们的宠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知所措了。我们几个回房间将炕铺重新挤一挤，将他领进了四班。因为不是一个学校的，相互也不认识。开头几天他就看着我们，什么话也没有，没多长时间便融合到我们中间了。

当打开我的行李包裹后，发现我从家里带来的老樟木箱的右侧面板已摔碎。安置接待的队长领着我，拿着损坏的箱子送到了劳改犯的木工房。第二天就让我去取已换上新的箱面而且是实木榫结构箱子，当我打开箱子检查时，发现换下来的碎樟木料还在里面。几位木匠都希望我能将这些碎木料送给他们，讲准备放到自已的木箱里达到驱虫效果。我答应了，他们同声表示了感谢。并送了一把他们自已做的木锯给我，讲在北方烧水烧炕一定会用的上。而且那几人，后期在分场遇上都会主动喊我一声。修复的箱子十年间一直跟着我多次转场，并随我又回到了上海。

到了农场第一次发工资，因15日到达算整月，拿到手是二个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又无烟酒习惯，首次便寄出40元钱回家给母亲。虽在上海曾在工人俱乐部里有些伙食和乘车补贴，但交给家里是头一趟(后听邻居和母亲同事讲起，妈妈收到汇款时当场哭了)。在文革运动开始时，父亲的工资被压缩到每月15元的生活费，妈妈要管着我和妹妹的生活费，还要每月供着在沈阳东北工学院上大学的姐姐，很辛若。当我第二次又寄回家20元。妈妈将家里仅有的结余给我买了一只上海牌半钢手表，寄到了农场。并且关照今后再也别往家里寄钱了。妈妈在我临走前一晚上，嘱咐的话一直记得，我曾答应不会学抽烟，农场十年和回沪至今，从未碰过香烟。我带着母爱的“上海牌”渡过了十年北大荒生活，当然挺过了有段艰难愤恨的日子！

　　记忆又回到了到达了五分场的日子，到了农场后，还处在文革运动中。我们除了出操训练，就是开会学习。有一天晚上，分场职工，哈尔滨和上海知青，与看守监舍的部队的一个排军人带枪集中在礼堂开批判大会。会议进行时，大院方向突然传来枪声；部队的一个排战士整齐站立起来，快速跑了出去。分场干部让我们全体知青按座不动。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消息传来，劳改大院有一名犯人越狱，值班战士鸣枪警告，一路追随到水库，在冰层下将其抓获，被押回监舍。刚到劳改农场，就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存在，知道了我们将要面对的环境。

接下来仅过了两天，深夜，我们都在睡梦中，被急促的喊声口哨声叫醒“紧急集合”。没灯没光，仅在抽烟者的点亮的火柴头光中，胡乱穿上衣服套上鞋；奔到操场，紧接着集体在队长和军人的指挥下，沿着嫩北公路过沟上山梁，往七星泡方向奔跑了一阵子，当然过程中出洋相的不少。后宣布演习结束，才知虚惊一场。

脑海里的记忆又回到了五十年后的今天：

又要相约当年同行北大荒的同学们，见到后话语最多的还是那些抹不去的深深烙下的印记。今把这些记忆再整理一下，也作为我对那段历史的纪念吧！也让这段记忆跟随我们嫩江农场知青碑的建成，连同我们的知青之魂，永远留在那块黑土地上吧！

原嫩江农场五分场知青张肖章

2019年3月初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