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展望

潘希文

序 论

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政府和学界都在为这场人类史上最宏大的经济改革活动作总结。官方在2018年召开了“改革开放纪念大会”，经济学界著名的“50人会议”也有诸多的成功表述，社会学界也有各种论调，民间更是讨论踊跃、争论激烈。政府的定论是党的英明决策和领导加上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经济学界以“人口红利、水大鱼大”为主调，社会学界偶尔提到“公平和效率”问题，民间更多讨论的是“廉价劳动力与血汗工厂”。

总体来说，这场改革从经济体量上来看，绝对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少有的奇迹。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生产、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所以，取得的成绩是可以肯定的。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越来越纷繁复杂，经济环境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人类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模式、竞争态势更是错综复杂。美国的经济衰退，欧洲的经济衰退，甚至可能会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都会是现实的存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以生产廉价商品出口的中国制造模式，参与低端市场竞争，转向中高端科技生产的中国智造与美国智造竞争，势必会引起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我们的经济结构从出口外贸为主转向内需为主，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社会，也会引起社会发展的诸多内部矛盾。例如：“未强先老”的问题，未富而先进入福利社会的矛盾，还有长期存在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水中葫芦现象。这些问题由来已久，无一不考验着当局者的勇气与智慧。许多矛盾之所以没有暴露出来是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被大大小小分散的利益补偿消弥或者掩盖。现实中，问题和矛盾不但没有消化和消失，反而是在积累和蓄聚。

未来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是否还能持续高增长，无论官方还是学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近年，我们一连贯的技术操作和各种组合拳都是在为下一个十年或四十年作调整准备。最大的贸易国，全球最大的贸易体美国已经站在河对岸张开血盆大口，我们是否还可以“摸石头过河”。“WTO”给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世界给中国的时间也不多了。

在思考未来之前，我们更应该回望过去，当初为什么出发？是怎样出发的？我们的初心在哪里？我们的力量在哪里？这个世界不止中国人聪明、勤劳和勇敢。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的主宰，是因为人类的聪明、勤劳和勇敢。这个世界不止中国人口众多，印度为什么没有“水大鱼大”。如果“公平和效率”能促进发展，那么朝鲜为何一贫如洗？俄罗斯为何穷的只剩下骨架？中国改革四十年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一定是因为他们积累了神一样的力量。那么这种能量之源也就是谜一样的存在......

回望与展望

一、革命与改革

革命:君权天授，令命天下众生，命令刻皮革之上，谓之天命。新王立新命，新命造新革，是谓变革天命。

改革:没有绝底的变革天命，只须在原来的皮革上作一些改动和调整。

人类自有史以来总是在革命与革新中蜿蜒前行，以颠覆利益集团为目的的是革命，以利益集团内部利益调整为目的的是改革。通常，每一次革命之后必须需要有一系列的改革活动来进行内部利益调整。有时候改革可以避免再次革命，有时候改革有可能引发新的革命，这一大一小之间互为表里，相生相克。

现代史的这一百年，我们遭遇了一系列剧烈的革命，每一场革命都源于内部利益调整未能及时到位，继而陷入一场又一场连续的革命之中。

建国后，土地革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一场延续近三十年的痛苦挣扎。缺乏长远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一切都是应付当时国情、社情下的主要矛盾，化解了眼前的矛盾，却引发长期的更大的矛盾。

以上三项改革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一方面是农民饿肚子，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再加上政治改革的急促和急剧，三方面都迅速形成新的内部矛盾。其中迅速积蓄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解决不好就会是改革的熊熊烈焰。反之，如果能因势利导，也可以形成改革的洪荒之力。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切都在等待历史的选择。

　　

二、春天的故事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充满希望和期待。将这场伟大的改革称之为“春天的故事”是非常恰当的，后来的结果也给予了充分的证明。

上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都在间接或直接的为即将开始的改革输送能量和加温。1971年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是积蓄能量，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坚冰消融。1976年一个革命家的逝去并随之结束了一系列的内部革命，到一个改革者的归来，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拨乱反正让高层统一了思想并及时放下了包袱，恢复高考就是为了人才储备，一系列的政策及时且有力。万事俱备，只待春风。

1978年冬春之交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历史上将这次会议定义为改革大幕的开启，将这篇讲话定义为改革开放的动员令和前进的号角。

这场改革是渐进式的，被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1978年在安徽、四川的一些地方尝试包干到户的生产方式。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到1983年，一场新的土地经营所有制改革已悄然完成。虽然不是历史一贯的土地所有制改革，采用的是生产责任包干制，基本上也能够在解放劳动生产力上带来巨大的进步。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改革的成功，基本能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经济领域的改革学习台湾当年的模式，79年4月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开办“出口特区”，79年7月中央同意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点出口特区，并在80年3月改为“经济特区”。中国正式开启了打开国门的对外经济改革。

“民营经济”一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经济学的专有名词是“私有经济”，由于共产主义批判经济私有化，所以我们发明了这个经济名词。1981年10月17日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势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并作为党的一项战略决策。

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由于实行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制度，调动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积极性，中国国民经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基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仍然“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益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和平赎买的政策，于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的私人经济基本消失，仅存的一些个体经济，由于人数与规模甚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此后的20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被彻底排斥。

1978年12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此后，个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并成为改革开放中最有活力的经济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后来的相关会议全面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是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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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0-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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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60年代是中苏恶交的十年，一边是西方的大门没有开启，一边是友邦的关闭，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孤立。

此时，中国人干脆关起大门在内部闹起一场史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刚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很快就被这场从文到武的内部革命冲淡。这个十年，城市人口不增反降，许多城镇的工业生产几乎瘫痪。到1966年，有近2000万的大院校毕业生无法安置就业。至此，中央决定高校停止招生，并全面动员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这又是一次全国性的就业危机。

中苏恶交还带来一个严重影响工农业正常生产的问题，60年代的备战备荒与“三线建设”，大量的城市工业生产由于备战的考虑，而不得不转移到中国的中部山区，而这些地方恰恰又是交通落后，工业配套基层严重薄弱的地方，长时期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严重打破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严重拖垮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十年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从根子上打断一个民族的所有优秀的文化，彻底打乱一个社会发展秩序，打断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许多方面的损毁都是根子上的，对方方面面所造成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社会发展几乎停滞，一切都陷入到了一个最坏状态。

3. 1970至1979年

这个10年既是危机的延续与扩大又是转机的开始，一系列关系到民族未来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1970年高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采用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式。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会见毛泽东。

1976年伟大的革命者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全面恢复高考。

到1978年中央发表《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面开展“拨乱反正”运动。将自建国、文革以来的一些错误的路线、错误批判进行纠正。将一大批当年反右运动中关押和下放改造的具有发展经济意愿与能力的干部调整到相关经济管理岗位。自此，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开始重回正常的轨道。同年8月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意义深远的转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接下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提供思想理论支撑，也为后来的全面改革指出了方向。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重新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传统，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福建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中国的对外经济改革以试验区的形式破冰出发。

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同美国建交，随后是邓小平访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终于实现正常的政治与经贸往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基础。

1979年，邓小平干了一件大事，即他所说的:小朋友需要打屁股。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甚至是导至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的关键事件。事实证明，邓小平不但是改革的设计师，更是战争艺术家。半个月的闪电战加上十年的对峙与拉剧将越南与苏联硬生生的拖垮。

这十年，转机的路经非常之明显。从基辛格访问到尼克松的到来，再到中美建交，从中国重返联合国到邓小平访美，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从"文革"结束到邓小平复出，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改革开放前的十年是蓄聚能量的十年，更是准备的十年。十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求，是劳动生产力的海量蓄聚，这种渴求下的意愿如果能被引导调动，将会变成创造新世纪的洪荒之力。晚年的毛泽东应该有了清晰的意识，世界发展潮流滚滚向前，无人可档。中国切底与共产主义阵营决裂的同时与美国建交，无疑坚定毛泽东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勇气和决心。可以这样说，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始于毛泽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