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会忘记的塘格木

毛正亚

　　 塘格木不仅仅是个地名。在这个人烟稀少、广袤荒芜的草原上，自1955年秋，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外地人，这些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挥锄拓荒、开垦农田。这些人在这里建立了塘格木农场（早期叫塘格木联合企业公司）。从此在这亘古的荒原上就有了机械的轰鸣声，就有了万顷良田，有了袅袅炊烟，有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个地方对外称农场，内部称支队，以信箱号码代替通信地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场，这是一个关押着数以千计犯人的劳改农场。

塘格木农场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农场的建设者们陆续建立健全了农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设施。场部这片建有场部家属院和各个直属单位的家属院，还有学校、医院、商店、新华书店、储蓄所、派出所、邮电局、电影队、工副业车间、被服车间、招待所、照相馆、理发馆、总库、木工厂、修配厂、汽车队、发电厂、试验队、兽医站、病号队等等，为塘格木农场的改造工作、生产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由于环境闭塞和交通不便，这里的人们过着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我1959年10月就随父亲去了塘格木农场，在那里渡过了我的童年、少年以及一段青年时光。

如今的塘格木早已没有了我们生活、成长的痕迹，但在那里的经历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生命里了。

1959年1月我五岁的时候，同我的兄弟姐妹们跟随父母离开上海，来到了青海省海南州。在海南州时，父亲被分配在民政局工作，因为海南州有幼儿园，我和我姐姐跟随父亲在海南州生活，母亲被分配到曲沟乡次汗土亥村的小学任教。59年10月父亲被调到塘格木农场，我和姐姐又在曲沟乡的一个全托型的幼儿园住了几天，后来姐姐就跟着母亲在次汗土亥生活，我就随父亲到了塘格木农场。跟父亲在塘格木时，住在老场部院子里的青砖瓦房后面的平房式的草窑洞里。记得天气比较冷，风沙也大。有时候父亲带着我去草原开荒（记得是四中队方向），我就在地头的沟里等着他们收工，大部分时间是在老场部自己玩，等着他们下班。后来父亲在工副业队的发电车间上班，我也跟着去过发电车间，玩累了就在那里睡觉，很暖和但是很吵。那时老场部还有其他几个孩子，记得有朱良驹、范小平、还有尤宝荣，后来我们成了同学。父亲的宿舍还同住着另外一个年轻人，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个人没有去上班，不知道他从哪里捡了一张血乎拉几的野兔皮，就在宿舍里用麦草点了一堆火，在火上烧那张野兔皮，把毛都烧光，直烧到焦黑焦黑的，然后直接猛啃大嚼，嘴巴一圈、双手都是黑黑的，还笑着问我吃不吃，我在被窝里看着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害怕。成年后对父亲提及此事，父亲说那个人因为受不了当时的苦，后来跑回内地去了。我随父亲在塘格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又把我送回了次汗土亥，跟随着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生活。

1960年秋母亲也调到了塘格木，父亲带着一辆农场的卡车来搬家，记得那天从次汗土亥出发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就在车上裹着被子睡觉。到塘格木时天还不亮，车直接开到塘格木学校院子里，东西先卸下来。我家五斗厨上的玻璃卸车时打碎了。卸完东西天已经蒙蒙亮了。天大亮后，我们被安排住在教室后面的一间平房式的草窑洞里了（教室后面有两排平房式的草窑洞），我们就在塘格木安家了。那时北山的窑洞还有人住，学校院子的两边已经有家属院和部队的营房了。当时学校这里叫老场部，而场部机关那里叫新场部，学校门前的水渠还不是石头砌的，是一条沙土沟，沟上用木头铺设了一座小桥。学校院子里有并排着的挺长的两排青砖瓦房，西面还有一排土坯平房，这排平房是住校生的宿舍、学校伙房、还有老师的办公室。徐云娜老师家也在这排平房住。两排青砖瓦房当中，学校的教室是在靠西边的这一排，东边的那一排是小卖部、邮电所、书店等等。

刚到塘格木时，由于在曲沟次汗土亥习惯了说青海话(在次汗土亥整天和村小学的孩子们混在一起，青海话说得相当流利），在塘格木第一次与同学交流时，开口就是青海话，看着对方疑惑的目光，忽然意识到这地方说的是另一种话，以至于好几天不敢开口与他们交流。于是一直听他们说话，自己还偷偷练习，没有多久就学会了青海劳改农场特有的普通话。记得到塘格木后，印象比较深的是学校食堂的馒头是白面和青稞面合着做的，一层白面一层青稞面卷在一起的那种，刚开始吃觉得还行，青稞面有点甜甜的，就是有点粘牙，并且不太好下咽。

后来我们家又搬到了学校西边的家属院。家属院的房子其实也是草窑洞，墙体是土坯砌的，有门有窗，半圆型的房顶是用麦秸秆捆成长长的草把子紧密地排列成拱形，上面再抹上泥。这个家属院有三排草窑洞，我家住在中间一排，这一排还住着李晓林家、张延岐家、陈一曼家。学校的于一校长家、营部的营长家等住在第一排。朱良驹家（他家也在学校院里住过）、水解放家等住在后面一排。我跟着妈妈到朱良驹家去过，在他家墙上有一幅画的“平湖秋月”水彩画，朱良驹的妈妈程老师说是朱良骅照着铅笔盒上的图案画的，我当时感觉他很了不起，觉得他画的真好。还记得陈一曼的妈妈田凤碧老师还给我小妹妹喂过奶，那时候她已经被下放精简了。63年后在营部的南面盖了新家属院，这个院子里的人都陆续都搬走了。我们家过了一段时间，又搬到学校院子里东边那排青砖瓦房的最东边的一间，和熊老师家做了很长时间的邻居。那时小卖部、邮电所、书店等都已经搬到大路边新建的房子里去了。我们家在学校只有一间房子，因此我和我弟弟一直是住在住校生的宿舍。

刚去塘格木时，家家户户做饭烧火用的是一种棒状的带刺的开小黄花的灌木柴火，这种柴火不怎么经烧，我们小孩子管它叫狼牙棒，每家门前都码放着一大堆，我们都可以沿着柴火垛爬到前面一排房子的房顶上玩。后来不让打柴火了，就烧牛、羊粪。羊粪是公家派马车去草原上的藏民家的羊圈去拉，拉回来后还要过筛子，以除去土和碎末，然后再卖给各家各户，三毛钱一麻袋。牛粪都是自己去草原上捡拾。都是捡干牛粪，看见湿的就把它翻过来，下次来捡就晒干了。吃水要到大水坑去挑，水坑里的水是水库放下来的，不是很干净。大水坑冬天会结冰，要在冰上打个窟窿提水。冰越结越厚，水越来越少，最后就是砸冰化水了。冬天去拉羊粪的马车，也会拉上几大块冰给藏民带去，以换取在他们的羊圈拉羊粪。

家属院的西隔壁院子是解放军的营部，营部再往西是试验队，试验队靠场部家属院这边有一片杨树林，新场部后面还有一片榆树林，我们常去玩。试验队有温室和阳畦，里面种植着大田不能生长的蔬菜。试验队还有一个小气象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过。学校后面的小山丘大家都叫作北山，刚建场时依山势修建了许多住人的窑洞，山上还有条战壕连通着三座碉堡，废弃后，我们经常跑上去玩。这里可以算是塘格木的制高点了，站在碉堡上，可以俯瞰塘格木场部和南面的数万亩农田。农田里种植着豌豆或青稞，夏天绿油油的一大片，生机盎然；秋天金色的麦浪滚滚，丰收在望。每当大田里的豌豆结角的时候，那青青的甜甜的豌豆角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于是和小伙伴偷偷潜入田中，把摘下的豌豆角塞进身上的背心里，那样子就像腰上围了个救生圈似的。农田的尽头叫洪沙沟，农场的畜牧场就在这里。不过这个畜牧场没有存在多久就荒废了，留下一个蓄水池和一排废弃的草窑洞。在洪沙沟沟边的崖壁上有不少废弃的人工挖出来的土窑洞，我们进去玩过，窑洞都住过人，有的窑洞的墙壁上还写着些诗句。

小时候很能跑，南至洪沙沟，北到更尕海都是我们涉足的地方。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尽情地释放着我们过剩的精力。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去更尕海抓小野鸭，小野鸭还没抓着，脚却被芦苇划了一个口子，至今脚上还留着一条疤。更尕海的周围有许多沙丘，那一片生长着许多甘草。记得有一个比我们大许多的职工小孩，推着独轮车，经常去那里挖甘草，他家堆放着许多甘草，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恰卜恰卖掉。北面狗头山周围的草原就是我们的游乐场，我们常在那里出没。常和赵春伟、张延岐、王洪涛还有我弟弟班的同学罗力、陈延、张小军等在那里玩，在那里拾牛粪，还在那里套野兔。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恣意地玩耍嬉戏。草原上有许多小四脚蛇（蜥蜴），看着挺吓人的，跑得很快，我们看见后就用弹弓打。塘格木到处都长着芨芨草，可以用来扎笤帚。后来我调到浩门农场，发现浩门的山上没有芨芨草，也没有四脚蛇，应该是气候环境不同吧。

有一年，不知是什么原因，草原上突然衍生出许多知了（蝉），漫山遍野都是，每簇芨芨草上几乎都爬满了，连水渠里的水面上飘的都是知了。许多人都拿着布袋到后山去捉知了，只要从芨芨草上一把一把的捋就是了。把知了拿回去放锅里炒熟，用来喂鸡，真正的高蛋白饲料。听别人说人也可以吃，就放在火里烧，吃起来还真的挺香的。

学校的东面早期是解放军九连的连部，后来连部搬到一大队去了，学校的东面就成了医院家属院和犯人病号队，病号队还有一部分在北山背后。再往东的山坡下是解放军的靶场，每当听见解放军打靶完之后，我们都会去捡子弹壳，每次都会有收获。甚至还听说薛育军的弟弟在靶场捡到一支手枪，谁也不让看，装在书包里飞快地跑到学校交给了老师，学校又交还给了九连。也有同学说根本不是手枪，是个手枪弹夹。不过我们都没有见。

在塘格木场部附近有一个红旗公社，是个藏民的村子。经常有红旗公社的藏民成群结队地骑着马来农场的商店购买生活用品。印象中藏民钱多布票也多。布一买就是一捆。还喜欢农场工副业车间做的饼干，要粮票的，他们粮票不多。他们喜欢买白酒、水果糖、手电筒、电池、长筒雨鞋等等。

　　他们中午也不回去，在商店前的空地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拿出带来的熟肉和刚从商店买的白酒，边吃边喝。他们不用酒杯，酒瓶子在他们之间轮流传递，一瓶接一瓶地喝，直喝到太阳偏西，才歪歪扭扭地爬上马背回去。我们有时趁他们喝酒的时候，偷偷地从他们栓在附近电线杆上的马的尾巴上扯马尾，用来制作套鸽子的马尾套。

记得那时候有三个藏犯每天拉着架子车打扫场部商店前的那条大街，曾看见他们在场部马号旁边，把捡来的羊蹄子用火把毛烧净，再用石头砸烂，放在一个破旧的铝锅里，在三块石头上用火煮，然后津津有味地啃食。

我在塘格木农场子弟小学接受了整个小学教育，当年学校早期的老师基本上都还记得，有熊荣适老师，龙招娣老师、周树声老师、苗九茹老师、严佩东老师、毕玉英老师、徐云娜老师、钱玉琴老师、刘国章老师、朱良驹的妈妈程德容老师、陈一曼的妈妈田凤碧老师、李晓林的妈妈马桂仙（生活）老师、还有我的母亲盛爱文老师，还有一个女的余老师名字记不起来了。后来又陆续调来了许多年轻的老师，有张淑兰老师、胡凤英老师、王芝香老师、苏发堂老师、朱建中老师、汪桂忠老师、马怀玉老师、赵秀兰老师、周铁军老师等等。

熊荣适老师和周树声老师毛笔字都很漂亮，听老师们说学校管理员李伯良老师的毛笔字最好。李伯良老师的毛笔字我们见过，学校墙上贴的一些标语，都是出自李老师之手，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属于行草，不过那时有些字我们都不太认识。李伯良老师还有一个绝活，就是两只手可以同时打两个算盘。他就住在他的办公室，晚上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文朝丈庙两相疑，和尚不该去打齐，先生何必查字果，本县好比苏东皮。”这是他所讲的一个故事结尾的打油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不幸因脑溢血去世。

学校早期大门边的围墙上还有一个岗楼，大门里面有一堵影壁，影壁后面是旗杆台，每天下午放学时同学们都要到旗杆台前集合，按家庭所在单位排队，住校生另排一队。校长站在旗杆台上先讲话，然后按单位的远近顺序放学回家。记得有一次曾广庭校长正在旗杆台上讲话，水解放的小弟弟从学校通家属院的小门用弹弓向旗杆台打，正好打在曾校长的额头上，顿时队伍大乱，大家帮忙抓住那孩子，被校长和老师带着去找家长。

有一年学校搞篝火晚会，同学们就去北山废弃的窑洞把麦秸秆捆成的草把子扛来学校的操场上，草把子挺长要两三个同学扛，北山的扛完了又去四中队扛，学校操场上堆了好大一堆。晚上篝火晚会，同学们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围成很大的一个圈，在老师的带领下唱着歌。程德容老师还演奏了一曲口琴。还玩击鼓传花，传到谁就表演个节目。

还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搞大游行。高年级的同学装扮成工、农、兵、学、商和世界各肤色的民众等形象走在队伍前面，从学校一直走到修配厂再返回。我记得马英达装扮成解放军形象，扎着武装带，斜挎着木质盒子枪套，里面装着一把挺精致的木头盒子枪，戴着大盖帽，举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学校搞队日活动，有一次是去水库参观游玩，我们参观了水库大坝和溢洪道，看见那么大一片碧波荡漾的水，真是让人格外兴奋，水库北岸的山是石头山，山上还有许多灌木类的植被，真是青山绿水的感觉，和周边的草原真的是大相径庭。水库坝前的河道里有许多小鱼，同学们就在河道里戏水捉小鱼，玩得很开心，回去时坐在卡车上一路欢声笑语。

还有一次队日活动是去狗头山游玩，到狗头山分散玩之后，有几个高年级同学跑来向老师报告，说是在对面山上看见一个人提着一个皮箱往西面去了，说可能是特务吧（多么强大的想象力，不过那时报纸上有说台湾国民党向大陆空投特务）。我们大家都跟着向对面山上跑去，结果连个人影也没有看见，大家都累的够呛。

学校还组织我们到试验队的气象站参观学习，气象站有高高的风速风向标，有两个百叶窗架子，里面有温度计和湿度计，地上斜插着温度计，还有收集雨水的设备等。收集雨水的设备上面一圈都有向上的尖刺，是为了防止小鸟去喝水。

还记得那时每年农场秋收的时候，学校都会组织全校同学到地里捡拾麦穗或豌豆，统一交给农场，颗粒归仓。入冬前学校就组织各个班级的同学们，到狗头山附近捡拾柴火和干牛粪，以备各班级冬天生火取暖用。同学们都是热情高涨，带着干粮和水，拉着架子车，在老师的带领下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连玩带干，收获满满。

学校除正常的文化学习外，还会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有体育活动比赛，有趣味游戏猜谜晚会（吹乒乓球、钓瓶），各个班级还会编排一些文艺小节目，苗老师给我们班的我、朱良驹、范小平等排演过快板《四个小老头》，我还和范小平表演过相声《放学以后》，我姐姐还和尤宝荣表演过《草原英雄小姐妹》。万炳水他们班的同学表演过一个勇抓台湾国民党特务的节目，其中两个同学表演得很投入，在地面打斗时，弄的浑身是土。记得朱良驹的大姐朱良穗歌唱得很好。

那时农场的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偶尔有场露天电影，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也不为过，孩子们早早就搬凳子去占位置。如果是冬天看电影真是即开心又受罪，换片子停演时满场都在噼噼啪啪地跺脚、搓手，以缓解冻得麻木双脚和躯体。电影队的放映员一个叫秦建华，一个是于一校长的儿子于东川。于东川冬天放电影时再冷也不戴帽子。秦建华经常来我们家玩，每次来都是骑着电影队的自行车，就是他帮我学会骑自行车的。那时候个子小，骑不到车座上，只能把脚伸进三角梁里去蹬脚踏，而且是每次只能蹬半圈。

农场也组织过文艺节目的演出，有表演唱、有小魔术等等。其中话剧《年轻一代》连续演出了好几场，于一校长饰演剧中的父亲，严佩东老师饰演母亲，修配厂的工人候孝德饰演儿子。有一年学校寒假期间，学校院子里还搭起了戏台，演出过几场挺正规的京剧，服装和道具都是正儿八经的，场场演出都是人山人海，大人小孩跟赶集似的，热闹非凡。这个剧团不是塘格木农场的，但其中有一人认识我父亲，到我们家找父亲聊天，好像叫杨柏林。他给我买过一把带鞘的木制玩具宝剑，我很喜欢，玩了很长时间。

学校的曾广庭校长是海军转业的，在课间操时间教全校同学唱《人民海军向前进》，这首歌我至今都没有忘记：红旗飘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人民海军向前进，保卫祖国海洋信心强。爱护军舰像爱护自己的眼镜一样，保卫和平保海疆。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就叫他灭亡！

课间操没有扩音设备，都是靠领操的张建国同学喊，课间操完了再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是张建国同学指挥，当时他比我低一年级，圆圆的脸，聪明伶俐，很受老师器重。学校操场前的两排青砖瓦房上写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

那时每个班级都有一份《中国少年报》，每一期来了后，大家都争着看。每期都有许多通俗易懂的短文章和小故事，连载的漫画《小虎子》也非常受欢迎。我们家还订了一份《儿童时代》杂志，每期来了之后家里几个孩子都是从大到小轮着看。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孙进修老师讲的故事真是引人入胜。家里还有一架手摇留声机和一些唱片，童声唱片有《卖报歌》、《我们的田野》等，我们经常听。

有一年学校运来了一些杨树杆，有一米多长，铁锹把粗细。我们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老师说是树苗。原来是要种树了，我们班每两人一组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挖坑种树，又用水车拉来了水来浇灌。第二天起就天天去观察自己种的树，终于有一天同学们惊喜地发现我们种下的树发芽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精心呵护，天天都盼着小树快快长大。这是学校院子里第一次有了我们自己栽的树，到我们中学毕业时，这些树都已经长得挺大了。

学校大门外的水渠边有一颗杨树比学校院子里我们栽的树要大许多，队日活动时校长带领我们给这棵树戴上了红领巾，并命名为少先队树。以后又陆续在这棵树的两边种植了不少树，因为在水渠边上，长得比其他地方都好。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同学们都很爱惜这些树。我们毕业离开学校后，那时在修配厂上班。一次路过学校门口，看见浩门调去的杨国珍校长爬到那棵少先队树上，大刀阔斧地“修剪”，砍掉了许多大的树杈，我看着十分心痛。

当年学校玩的东西不多。有铁环、康乐棋，玩的时候要到老师办公室去借，有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子，后来才有了木制的。学校有一个沙坑，上体育课跳高跳远用，后来增加了一架挺大的秋千，秋千架上有一挂秋千，还有两条粗粗的绳子供同学们攀爬。我时常在夏天的夜晚，坐在学校的秋千上仰望夜空，那时候的夜空是多么的干净透彻，满天的繁星会带给我无限的遐想。学校还有一个篮球场，那时候的篮球和排球跟现在的可不一样，那时的篮球上有一个口子，里面还有一个球胆，打好气后把球胆气嘴扎紧塞好，再用皮条把篮球口子扎好，还要把多余的皮条头塞进去整平（有专用工具）才能玩。课余时间女同学一般玩跳皮筋、跳房、踢毽子、打沙包、抓骨头子（羊腿上的拐骨）。男同学就玩打玻璃球、打子弹壳、打烟盒叠的三角、打纸叠的四角、斗鸡、滚铁环等。弹弓只敢在校外偷偷玩，老师发现会没收的。可是有一年学校组织文体活动比赛，居然有弹弓这一项目，我还得了第二名。

冬天还可以滑冰。以前滑冰我们都是坐在自制的冰车上玩，魏洪全来了后，他用自制的冰鞋滑，让我们大开眼界。这冰鞋很简单，两块跟鞋差不多大小的木板，每块木板上固定两根粗铁丝，在木板前端再订上两颗钉子，用绳子绑到鞋上就可以滑冰了。凡是有一点动手能力的孩子都能制作，于是一下子流传开来。应该说，魏洪全同学在塘格木孩子们的冬季娱乐活动上，是有贡献的。后来学校添置了七、八双冰鞋，同学们可以借来玩。水库放下来的多余的水，都流到了病号队后面的一个山洼里，好大的一片，冬天结成了冰，我们就在那里滑冰。

　 我还记得杜文斌教我制作风筝。找来箩筐上的竹片破成细条，再绑扎成“中”字形状，上面糊上报纸，再粘上两条尾巴就成了。也许是制作的太粗糙，也许是季节不对，制作了两次都只能飞的比房子高一点就一头栽下来了。跑得气喘吁吁，但还是觉得挺好玩的。

小学毕业前我们班有过一次合影，记得是下午放学前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当时眼睛进了灰尘正在家洗，（我家在学校院内），同学跑来叫我，眼睛难受着就去了。后来我曾在熊老师家里见到过这张合影，可惜我们都没有，但小学时的同学我基本都记得。男生有朱良驹、范小平、雷银辉、王汉洋、杜文斌、王铭中、邓贵海、李保亭、薛育军、水解放、淘小林、安永华、周如宾、魏洪全等。女同学有乔旭光、马小平、常爱珍、邓贵青、尤宝荣、姚雅琴、段杭州、石小英、史本玲、史杏芳、刘荣和我姐等。魏洪全和刘 荣小学毕业考试成绩不及格，直接留级了。

小学毕业时，于一校长带我们班坐着卡车带着行李去西宁【公安中学】参加中学升学考试，到西宁已经比较晚了，就在小学部的课桌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又说不在西宁考了，把试卷带回去在农场考，就这样在西宁玩了一天就又坐着卡车回塘格木了。过了几天在我们学校考试，就是语文和算术，很顺利地做完交卷了。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朱良驹、还有周如宾由于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居然不让我们读中学。就是说，我们小学已经毕业了，我们又不能去读中学，我们十二岁就失学了。那个暑假我都觉得无法面对同学，觉得好像真的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我几乎每天都出去捡牛粪，而且跑得比以前都远，到傍晚才回来。我姐姐和史本玲、安永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分配到西宁市第六中学，没有能和大家一样进入【公安中学】读书。

我和朱良驹经过家长的努力，以旁听生的名义，又重读了一个六年级，周如宾则回了老家。这样我就又有了一个小学的同班同学：赵春伟、张延岐、王爱乐、吴太仁、闫选政、公宏伟、杜文智、韩新华、孔令国、魏洪全、李金亭、常胜利、女生有娇秀兰、李兰芳、袁翠峰、项青兰、王丽娜、陈一曼、陈 英、赵雪梅、杨和平、赵冬萍、刘 荣、高玉琴、孟红心等。因此我就比我原来的那班同学晚了一年进的【公安中学】读书。

1967年上的【公安中学】，分在一年级4班，同学不少，各个农场的都有，还有一个女生是西宁劳改系统的走读生。以前只知道海南的几个劳改农场，到了【公安中学】才知道青海有那么多劳改农场。来自各个农场的学生也多，每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我们班有三个老师，杨振奇老师、陈欣祖老师、还有一个姓毛的女老师。还记得一些同学的名字：蔡德文、贾兆央、熊海民、李建国、溪建华、高 鹏、毕剑波、郝树德、孔令卫、牛和君、张文芳、王成绪、怀立民、郭德成、刘大为、李荣斌、王建青、赵雪梅、项青兰、张庆玲、万里华、穆永前、邓玉华、郭玉桂等等。塘格木的男生只有张延岐和韩新华与我同班，曾和熊海民是同桌。我们在【公安中学】期间，正值文革，但不久就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加上劳改系统当时都已经实行军管，所以学校还是秩序井然地进行教学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下乡学农期间也是雷打不动的。除了文化课学习外，还组织我们到局属园艺场的地里挖苦苦菜，回学校吃“忆苦饭”。我们还到园艺场帮着摘过枸杞。

在【公安中学】时，下乡学农到多巴公社双寨大队，吃住在老乡家里，参加秋收劳动。下乡时我们带去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在老乡家住下后，我们把这张画挂在了墙上，我们收工回来后，发现画被拿了下来放在一边，我们又挂上。这时房东老奶奶过来问这画上的人是谁？我们告诉她是毛主席，是年轻时的毛主席，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看画又看看我们，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似乎不太相信我们，不过这画再没有被取下来了。

下乡劳动主要是拔麦子，不用镰刀割。把小麦连根拔起，再在脚上磕两下，把根上的泥土磕掉。一天下来，鞋里鞋外全都是泥土。中午“吃晌午”吃各家带来的干粮喝茶水。干粮都是几天前做的，那时候没有冰箱，那种混合着杂粮的馍馍掰开都可以拉出长长的丝了，吃下去居然不会闹肚子，那时人们的免疫力如此强大，确实神奇。下乡时在麦地里可以捉到蝈蝈，我们还学会了用燕麦的秸秆编织蝈蝈笼子。秋收劳动还有拔油菜。多巴种植的是大油菜，以前没有见过大油菜，至少也有两米多高，一棵一棵地拔，拔下来后往村里场上运的时候，我们每人只能扛三、四棵，多了扛不动。

下乡劳动期间，感受比较深的是多巴农村的妇女很辛苦。每天早晨扫院子、喂猪、做早饭，还要伺候一家人吃完再收拾掉。出工时男人空着手上山，主妇要用背篓背着一家人吃的干粮和茶水上山。到山上同样要拔麦子。到“吃晌午”时，还要把干粮、茶水端到男人面前。收工时又急忙收拾好背篓下山回家做晚饭，男人则慢悠悠地走在后面，在河边抽个烟、洗洗脚。到家后男人往炕上小炕桌边盘腿一坐，主妇把晚饭端到炕桌边每个人手上。吃饭时女人站在地上吃，边吃边看着家人的碗，看谁吃完了马上接过碗去厨房盛满再端过来。大家都吃好后收拾掉去厨房，还要弄猪食喂猪。男人则出去玩了。我们帮着挑过几次水，都是让放在厨房门口，说是男的不让进厨房。

在【公安中学】期间，还在南滩礼堂参加过王昭（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的批斗大会。王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在台上，两只手臂都打着白色的绷带，挂在脖子上。听说他的两只手臂都已经被打骨折了。不过那一天没有人打他，就是有人上台念念批判稿、有人带领大家喊喊口号就结束了。

也是在南滩礼堂看“毒草”电影《怒潮》和《武训传》供批判。说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替彭德怀鸣冤叫屈。说《武训传》是宣扬阶级调和，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统治阶级奴颜婢膝。

还记得在晚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游行，庆祝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的发表。

学校还组织我们一年级四个班在一起批斗一个叫马世新的女老师，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批斗她。只记得她给我们讲语文课，她讲课时表情生动，声情并茂、肢体语言丰富。

在第二学期快结束时，【公安中学】要交给市里，就要撤销了。校长在大会上宣布时同学们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有不少同学当时就哭了，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受。学校很快就撤了，我们又回到了塘格木。不久【公安中学】调到塘格木来了三个老师：有正赴老师、温齐鑫老师和王德鉴老师，还分来了不少【公安中学】的课桌和凳子，【公安中学】小学部的校长罗平也调到塘格木学校了。就这样我们回到农场没多久，塘格木农场子弟学校初中班就开课了。头一年我们班的同学很多，新哲农场、哇玉香卡农场的同学都在我们塘格木上学，第二年新哲农场和哇玉香卡农场的同学大部分都回他们自己农场上学了，只有少数同学还继续在我们这里一直读到毕业。有正赴老师是我们班主任，讲语文和政治。有老师很能讲，讲课从不拘泥于课本，海阔天空，侃侃而谈。温齐鑫老师讲工业知识（物理），他讲课喜欢与学生互动，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大家。他家用水都是温老师用自行车驮的，这在塘格木也是绝无仅有的。王德鉴老师讲历史、地理。王老师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平时穿着整洁，皮鞋一尘不染，清瘦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一丝不苟。讲课时语气温和、娓娓动听。马怀玉老师讲数学，马老师数学讲得很好，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和同学们很融洽。农场还调来试验队的技术员李国义给我们讲农业知识（化学），李国义是湖南人，湖南口音很重，没有讲课的经验，肚里有货倒不出来，讲课时他讲得费劲，我们听得吃力。他自行车骑得非常好，双手撒把和倒着骑都不在话下，课间休息时他给我们演示过。

当时农场已实行军事管制，学校也有军代表，一个小个子叫邢如生，一个大个子叫哈志远，两人都是部队的班长。军代表还负责给我们军训，走队列、投手榴弹等等。那时我住校，每次开饭前军代表都要求住校生先排队唱歌，然后再排队买饭。有一次中午我和朱良驹没有赶上排队唱歌，军代表就不让伙房卖饭给我们，可下午学校还要组织我们挖防空洞呢，哪里还有力气挖。那时和苏联关系紧张，报纸上说苏联在我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全国都在备战。按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各个单位和大队都在挖地道、挖防空洞。学校就组织我们在学校后面的山坡脚下挖防空洞。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都挖得挺卖力。现在想想，什么安全保护措施都没有，怎么就不担心塌了呢？四大队的地道和防空洞我进去玩过，比我们学校学生挖的好太多了。那时候小，以为随便挖个洞，藏进去就可以躲避苏修的空袭了。

1969年夏天我母亲调到四大队学校，家也搬了上去。来给我们搬家的是两挂三匹马拉的马车，农场场部到四大队有二十多公里，出了场部一路往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阳光下万籁俱寂更显得苍茫和空旷。快到三大队时，远远看到苍穹下一小片房屋建筑和围墙，才感觉到有人类生活的气息了。过了三大队小孤山，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四大队了。四大队以前没有学校，孩子们读书都要到场部学校住校，后来办了小学，可是老师只有三个人，有周铁军老师、向泽珍老师还有我母亲，教学任务繁重是不言而喻的。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场部学校住校。姚雅琴家也是四大队的，和我家同一排。本来我和她是同班同学，可那时她已经比我高一级了，她们这个班在贵德中学读初三。四大队学生挺多的，比我年级低的有陈仁敏、李景祥、段昌华、尤伟义、牛国际、刘太利、李建明等等都是四大队的。比我高三届的范小宝家也是四大队的，住在我家后面一排房子，我初中毕业以后，他高中毕业在家闲着，我俩经常在一起玩，到马号或树林打鸟、到水渠的叠水戏水，甚至偷偷到大队猪圈养猪用水的大蓄水池学游泳等，几乎玩遍了四大队的周边地区，后来又一起参加了工作。

毕业那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王德鉴老师晚上观察卫星并在地图上标注卫星的运行轨迹，由于工作得太晚，第二天到了上课时间还没有来学校，学校革命领导小组的老师和军代表便组织初中三个班的老师和同学在学校大门口列队等待王德鉴老师，王老师快到学校门口时看见那么多人，想转身回避，军代表赶紧跑过去拦住他，让他从列队的师生面前走过，当时王老师脸涨得通红，情绪很激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军代表有绝对的权威。

初中毕业后，我们班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被学校革命领导小组推荐去海南州上高中，像我这样有所谓家庭出身问题的是不会被推荐去上高中的。有一个女生家庭出身也有问题，她父母去找了农场军管组，后来才让她去读高中。当时也有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却不愿意去读高中，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学ABC，照样开拖拉机。他们的家长也去找军管组要求不去上高中，就没有去了。那时我们家在大队上，父母太老实也不知道要去找军管组。就这样我的读书生涯就结束了。初中毕业那一年我十六岁半。

我在塘格木农场生活、学习、工作了共十二年。当年塘格木的物质条件、生活环境都是无法和现在相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许多方面都不尽人意。在某些方面甚至给我带来过痛苦和伤害。但是在塘格木时，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们、有家。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家的温暖，有父母在一起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无忧无虑。也只有在塘格木的这段时光，我们一家七口人的这个“家”是实实在在的，即使后来我们兄弟姐妹都陆续参加工作，离开了那里，也会每年春节都赶回塘格木与父母团聚。塘格木的这个“家”就是我们的依恋和牵挂。后来自母亲离开塘格木后，这种全家人的团聚就再也没有过了。所以对塘格木的这段生活总的感觉是虽有伤痛相随，但还是一段永远值得怀念的时光，我们在塘格木长大成人，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光。我去塘格木时是六岁，我离开塘格木时已经十八岁了，对这段时间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在塘格木农场的生活经历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

塘格木的时光给我留下了许多无法磨灭的记忆，现在老了，时常会怀念那一段时光。怀念与家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怀念那广袤无垠的草原，怀念那星光璀璨的夜空，怀念那云卷云舒的蓝天。

这是当年塘格木子弟学校大门。（这张照片来自哇合的美篇）

这是学校后山上的碉堡。（早期这里有解放军的哨兵站岗）

这是北山上的窑洞，窑洞还住着人呢。芨芨草丛中依稀可见五个小孩。（这张照片是十多年前在塘格木吧看见的，我当时就收藏了，保存至今）。

我小妹和孙老师的儿子在学校门前的小桥上。

熊荣适老师

这是苗九茹老师和妹妹及爱人赵文奎跟孩子们在一起。（照片来自平常心的美篇）

徐云娜老师

钱玉琴老师

盛爱文老师

周铁军老师

塘格木子弟学校老师在学校门前的小桥上合影。

左起：周铁军、马怀玉、苏发堂、刘国章、罗 平（校长）、熊荣适等

（这张照片来自“倒淌的河”的美篇）

这是1964年5月1日塘格木子弟学校少先队员的合影。

左边的是徐云娜老师。最后面一排左起：校外辅导员（解放军）、周树声老师、李伯良老师、熊荣适老师。照片右边后面的三个大人分别是盛爱文老师、程德容老师、于 一校长。这群娃娃里有不少同学我现在还能认出来。

这是塘格木农场场部的百货和粮油商店，远处是新华书店。这是个丁字路口，往北通往学校。（这张照片来自哇合的美篇）

马路边的修配厂家属院，左边是发电车间，后面围墙围着的是大水坑，供人们生活用水。（这张照片来自哇合的美篇）

这是马路边的副加队，连着场部的商店。磨面、榨油、做酱油、醋、做衣服、照相、理发等等，还有场部招待所都在这一片。

（这张照片来自哇合的美篇）

场部家属院后面的大水坑，依稀可以看到有人在挑水。

塘格木农场电影院

四大队小学71届毕业生。三个老师是周铁军、向泽珍、盛爱文

这些小学生的脸都很熟，现在可以叫上名字的有：范超峰、李建明、姜和平，还有我的大妹毛丽娜。

我们的初中毕业照。

前排左起： 项青兰 刘翠芳 王丽娜 陈一曼 陈 英 赵雪梅 娇秀兰 刘 荣 刘翠美 李兰芳 袁翠凤 毕青俭 张庆玲

第二排左起： 杨和平 张淑兰老师 钱玉琴老师 赵秀兰老师 X老师 王淑珍老师

军代表 周日祥（场领导） 罗平校长 X老师 徐云娜老师 张会计

汪桂忠老师 X老师 杨校长 苏发堂老师

第三排左起： 高老师 马怀玉老师 赵春伟 张庆瑜 王明杰 朱良驹 张绍峰 毛正亚 张延岐

魏洪全 公宏伟 高树凡 何开银老师 杨庆春老师 有正赴老师

后排左起： 穆长江 朱建中老师 吕瑞林 王向东 王爱乐 吴太仁 闫选政 孔令国

张立红 杜文智 毕剑波 何德辉 韩新华 温齐鑫老师

吴太仁同学

赵春伟同学

来个骑牛小段:小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大人们忙着革命、运动，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就琢磨着折腾、活动，最经典的就是抓藏民的牦牛骑着玩，相当于现在小年轻的飙车。我从小腿脚比较利索，每次在学校的田径赛上都能拿到名次，还领过小奖品呢!抓牛和骑牛，首先要跑得快，再者要有技巧，是个技木活呢:先要挑选较大个的牛(小牛容易压爬下)，紧紧跟在它后面，让牛的大肚子挡住它的视线，此时就要随机而动，上前一把抓住牛的背毛，快速撩腿跨上牛背，双腿夹紧牛肚子，随它狂奔!有时骑上牛背后牛就原地打转不肯走，怎么办？自然有招:伸手从后面把牛尾巴抓起来使劲一对折，没有哪个牛不疯跑的，它疼啊!(够损的) 记得有一次张延岐来找我，他骑了头半大的牛，结果骑着从房屋前穿过时，一不小心，被晾衣绳绊到脖子摔下牛背，光荣负伤。后来我们几个经常抓牛骑牛的捣蛋鬼，被学校点名批评、亮相作检讨，记得有几个老师钱玉琴、有正赴等吧

—— 赵春伟

赵春伟同学

张延岐同学

张延岐同学

王洪涛同学

王洪涛同学

朱良驹同学

小学时期的张建国同学。

张建国同学

闫选政同学

吕瑞林同学

到海南去上高中的时候。家里非要逼着我去。走的那天我和孔令国藏到了狗头山上。直到天黑才回家。当时真是不想再上学了

等待分配的那段时间，孔令国经常带我上山去拾牛粪。和韩新华去挖过甘草。和杜文智去拾麦穗儿....

——吕瑞林

王明杰同学

公宏伟同学

毛正亚同学

李金亭同学

魏洪全同学

常胜利同学。

韩新华同学

韩新华同学和赵春伟同学

左起：赵春伟、孔令国、公宏伟、庄绍峰在场部。 左起：庄绍峰、公宏伟、赵春伟同学 左起：公宏伟、赵春伟同学

孔令国、公宏伟、张延岐同学

矫秀兰同学

袁翠峰同学

赵冬萍同学

李兰芳同学

赵雪梅同学

项青兰同学

陈一曼同学

刘荣同学

公安中学一年级2班合影

这里面有：赵春伟、朱良驹、吕瑞林、公宏伟、杨和平、袁翠峰、王丽娜等同学。

公安中学一年级4班女生的合影

这里面有赵雪梅、项青兰、张庆玲、万里华、邓玉华、郭玉桂等同学。

张永朝在公安中学门口留影。他也是塘格木的，和万炳水、王汉州、马英达、李宏生、王爱霞、朱良稼、梁凤华同一届。

在塘格木中学上过学的新哲的同学

前排左起：秦芝建、张建国、朱良驹

后排左起：陈 杰、贾兆央、王洪富、刘艺刚

95年我们班部分同学在西宁聚会。

左起：项青兰、袁翠峰、赵春伟、孔令国、吴太仁、

公宏伟、张延岐、朱良驹

退休后的吴太仁同学

退休后的张建国同学

公宏伟同学

延选政同学

退休后的闫选政同学

吕瑞林同学

退休后的吕瑞林同学

退休后的王洪涛同学

退休后的张延岐同学

退休后的赵春伟同学

退休后的魏洪全同学

韩新华同学

退休后的穆长江同学

退休后的朱良驹同学和夫人

退休后的矫秀兰同学和孙女在一起

退休后的赵雪梅同学

退休后的杨和平同学

常胜利同学、杨和平同学、赵春伟同学合影

2017年7月部分同学在西宁聚会。

左起：王洪富、张建国、赵雪梅、朱良驹、赵春伟

2019年1月部分同学在西宁聚会

左起：张建国、毛正亚、张延岐、魏洪泉、穆长江、吴太仁、赵春伟

2019年2月部分同学在青海贵德聚会。

左起：毛正亚、张延岐、常胜利、吴太仁、赵春伟

我的童年我的班我的同学

王宏涛

我们这个班是青海省塘格木农场子弟小学67届毕业班。我们的同学女生有：矫秀兰、杨和平、项青兰、李兰芳、赵雪梅、陈一曼、刘荣、陈英、石小英、孟红星、赵冬平、王丽娜、高玉琴、袁翠凤、张平。男同学有：张建国、（公刺猬）公宏伟、韩新华、杜文智、闫选政、李金亭、孔令国、赵春伟、常胜利、魏洪全、吴太仁、毛正亚、朱良驹、（张耀其）张延岐、（王爱乐）王宏涛。

《一》 我的童年

那是1956年8月1日建军节。一列绿皮列车，两节车厢里坐的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戌部队，从北京转业到大西北支援青海建设的官兵们。他们有的带着家属有的还是单身汉。家属有些还带着孩子，我就是带着来的孩子。当时兰州到西宁还不通火车。我们到了兰州下了火车，就坐上了开往青海西宁市的大卡车。这些大卡车连个篷布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公路很不好走，汽车走在上面非常的颠簸灰尘又大。我们就在这蜿蜒崎岖的公路上颠簸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终于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平安驿的小峡。我们住在小峡的采石厂，那时李兰亭、李金亭、李保亭他们也在小峡采石厂。李金亭、李保亭常和我在一起玩。没有多久，父亲和李金亭的父亲还有一些其他干部们就带着犯人到海北州的达坂山修路去了。达坂山地处青海省大通与门源县的交界处，山势陡峭，海拔4000米。冬春雪拥冰横，常遇雪崩冰坍，凶险难行。我父亲他们是修达坂山南面的这一段。海拔高，设备差，加上恶劣的天气气候，一会晴一会雨，一会又是冰雹加雪。一天干不了几个小时，所以进度比较慢。公路修完就到了1957年初，父亲调到青海省的塘格木农场。我们一家跟着父亲又坐着大敞篷汽车，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往塘格木农场去。我们坐上大卡车从小峡出发，一直往西行，出了西宁到湟源县，再往西就到了上日月山的盘山路,下了日月山，就到了海南州共和县,塘格木农场就在海南州共和县境内。隶属青海省劳改工作管理局。下午时分终于到了塘格木。塘格木是1955年建场的。因刚建场不久，干部不多，住房也很少。我们到了塘格木农场，因住房少，就和张耀宗、张耀其（后改名叫张延岐）他们家合住一间房子。耀宗耀其弟兄俩和我姐弟俩成天一起玩。

塘格木农场海拔3100米，属于高寒地带。冬天的风刮起来只听见“嗷嗷”的叫声。不论你穿多厚的棉衣，都挡不住这寒风的侵入。冷风吹在脸上，就有一种裂肤之痛，耳朵捂不好，就有冻掉的感觉。春秋两季，那风卷着黄沙粒，满天飞舞，睁不开眼，打到脸上，就像刀子割一样的疼。塘格木在每年的五、六、七、八月份是最美的季节，湛蓝如洗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对应的是大地碧绿的旷野，草原上的野花点点斑斑，点缀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我们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

到了1957年末，我们调到塘格木农场都秀分场。那时农场没有汽车，只有胶轮大马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前面拉着走。刚好我们和张耀宗耀其他们一起调往都秀，我们结伴而行同往都秀分场。

到了都秀，一家一户是住的窑洞。这窑洞是先在半山坡上挖一个簸箕形，然后开始挖窑洞。先向下挖1米左右，再往里挖，挖时先挖好门，到里面再扩大。挖一间房子那么大，炕也是挖出来的。在炕的边缘摆一圈土坯就算炕沿了。不是所有的山坡都能挖窑洞，而是要选择一些有一定的坡形的山坡。这样就东一家西一家，有的门朝南有的门朝西有的门朝东，显得很零乱，也很不集中,所以大家住的比较分散。不过这种窑洞冬暖夏凉，住着比较舒服。做饭烧水靠自己捡柴来烧，照明是煤油灯。那时都秀分场的场长是于一。

姐姐到了读书的年龄，姐姐就到沙珠玉乡去读书，在沙珠玉乡小学走读。1958年7月份我有了一个弟弟。那月都秀下了一场大雨，我和姐姐还小，妈妈坐月子下不了床。那雨水直往窑洞里灌，我和姐姐傻傻的看着那雨水像河水一样的往窑洞里灌不知所措。雨终于停了水也不流了，我们的家流进去的水差一点就上了炕，所有的锅碗瓢勺、小凳饭桌风箱全都漂了起来。姐姐赶快把爸爸从场部叫回来用水桶脸盆往外舀水。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水才舀干,但是地下都是烂泥,只好用铲子铲掉,这样,我们的家又低了十几公分.

1958年10月以后，生活开始紧张了。粮食靠供应了。大人每人每月18斤，学生每月12斤，婴儿每月8斤细粮。我们小孩和大人一样都是粗粮，所谓的粗粮就是青稞面、豌豆面、大豆面。从雪白的小麦面一下转入黑球球的青稞面大豆面,豌豆面真是难以下咽。再难咽这也是我们家五口人一个月的口粮呀。不够吃怎么办？挖野菜。那个时候，不光我们家挖野菜，家家都挖野菜，因为粮食都不够吃。只要闹不死人的野菜都挖回来洗干净，和那些黑杂面拌在一起吃。说是和面拌在一起，但是锅里根本看不见面只见野菜。毕竟面粉太少，人们还是饿肚子。我们家更“惨”，因为家里还有个小婴儿，母亲和我们一样吃野菜，根本就没有奶水，那一点点白面都要给我们的弟弟享用。他还不会吃东西，每天用白面打点面糊糊，用奶瓶喂他。我和姐姐看到虽然很馋，但从不和弟弟争那口食。到了1960年，生活更加困难了。这年4月，我们家又增加了一个小弟弟。那时，所有的东西都凭票供应。什么都紧张，我们家的那点布票棉花票全给两个弟弟做了小衣小裤棉衣棉裤小被小褥，就所剩无几，连我们小孩做件衣服都不够了。所以，我和姐姐穿补丁衣服就在所难免了。

1960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是没地方上。因60年下半年父亲调到东哲。我们又跟随父亲到了东哲。东哲是塘格木农场的又一个分场，距离塘格木40多公里，也是在草原上。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大草原。我们到了东哲，那是一片的大草原。一人高的芨芨草，人站在里面都看不见。那里根本就没有房子，住帐篷，而且是小帐篷。并且是我们自己撘帐篷。这种帐篷很好支。找一小块平地，挖掉杂草，支两根木桩横架一根，这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再把帐篷布往撘起来的横杆上一撘，边角用绳子拉紧用铁钉钉牢盖上一些土，防雨水流进去,这帐篷就算支好了。最多一个小时就撘建起来了。我们就住进了这个帐篷里。没有床，在地上铺一块毛毡，再在毛毡上铺上褥子就是床了，我们一家六口人就睡在这地床上。这里吃水很困难，平时吃水是就业职工用马车从别处拉来每家分，冬天是拉冰块来分。61年初，东哲盖了一排土坯房，我们住进了土坯房，和王洪富家住一间。从此我们结束了帐篷生活。

《二》 我的班

1961年下半年，塘格木农场学校开学，我和姐姐到塘格木去上学。当时，东哲还有几个适龄儿童，我们一起坐着一辆大马车，带着行李到塘格木农场子弟小学住校读书。王洪富还小，没能和我一起入学。我读一年级，我姐读三年级。

61年仍是饥荒年，学校的伙食很差，主要是青稞面，蔬菜等。说是青稞面，其实就是麦麸子，太粗了，根本做不成馒头。食堂蒸的馒头是拿不起来的。打饭的人是要先把你的碗拿过去扣在馒头上，然后用手托着笼布将馒头翻到你的碗里的。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到食堂去买饭。刚好刮起了大风，当我拿上这两个馒头跑回宿舍后，我的馒头被大风全部吹跑了。我看着空碗又饿又气，哭了一个下午。一年级的小孩一顿饭没吃上那能不哭吗。

那时，学生不是很多，一二年级的住校男生都住在一个大宿舍，一个大通铺睡上十几个小孩。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热闹的很，床上床下乱蹦乱跳，鞋子乱扔衣服乱放，甚至被窝都乱钻。离开父母的孩子就像一匹小野马，无拘无束，不到熄灯不睡觉，老师不来不睡觉。我们的生活老师是马桂仙老师，每天晚上马老师都要来我们的宿舍监督我们关灯睡觉，检查我们的被子是否盖好。有的孩子小还尿床，马老师还帮拆洗被褥。马老师是我们最好的生活老师。

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想洗个澡简直不可能，从开学到放假没见过那个住校生说洗过澡的。由于长时间不洗澡换衣，那个虱子就风长。虱子是又黑又大，我的毛衣上，每个窟窿眼里至少有一到二个虱子，密密麻麻一堆一堆的。常言道：虱子多了不咬人。的确，我们背着那么多的虱子，就是感觉不到虱子咬我们。我姐姐发现我的虱子后，立马弄了一壶开水来把我的毛衣使劲的烫，必须是用滚烫的开水才能把它烫死。姐姐把我毛衣上的虱子烫死了同时也把毛衣的颜色也烫掉了。毛衣上的虱子烫死了，没几天就又传染满身了。因为个个都有虱子，又都是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就这样带着虱子，我们过了一年。第二年，我上二年级了。

　　1962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出麻疹，太危险了。我昏迷了两天，当我睁开眼睛才发现我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我睁开眼睛的第一眼，看到的是马老师在我身边，听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两天了终于醒了。”她拿给我一片饼干让我吃，尽管这饼干我没见过更没吃过，但是我刚醒过来哪有精神吃东西，对马老师摇了一下头就又睡了。爸妈在东哲，听到消息后，因为没有汽车，马车又少，借了一辆自行车，前面绑一个弟弟后面背一个弟弟，后座上还带着妈妈，没法坐，妈妈几乎是一路跑着到的塘格木农场医院。我是得的麻疹，传染很快，尤其是小孩。我的爸妈和两个弟弟，不能见我，爸妈只是抱着两个弟弟在窗外看了一眼。我都没看见他们。结果，两个弟弟回去就也得了麻疹。

医院的伙食也很差，主食基本也是青稞杂面，副食煮白菜等等。住了几天后就出院上学去了。

我们一二年级的同学有：张建国、韩新华、张延岐、邓贵海、马燕民、水解放、陶小林、石小英、李兰芳、袁翠凤、高玉琴。那时的校长是曾广庭校长、于一校长。教导主任石琦主任。老师有：周树声老师、熊荣适老师、龙招娣老师、程徳容老师、盛爱文老师、钱玉琴老师、苗九如老师、闫佩东老师、徐云娜老师、马桂仙老师（生活老师）、李伯良老师（管理员）。食堂两个做饭的员工马荣华和牛炳乾。1962年底生活逐渐好起来了。

1963年，我爸爸从东哲调到塘格木场部了。塘格木农场人多了，房子也多了。一条马路东西贯穿塘格木农场场部，场部就建在马路的南边，场部大门朝东。院子里四排办公室，中间一座八角楼作为会议室,会议室前有一个舞台。办公室后面是机关食堂。食堂后面是家属院，再后面是一个大水池。供场部附近的干部工人家属的饮用水。再后面便是一大片榆树林。马路的北面，和公路南面相对应的是一片杨树林，紧挨着杨树林的是场部家属院。往东一路排开是新华书店、银行、邮局，商店、副加队、（照相、做酒、熟皮、磨面、杀猪等），医院、修配厂家属院、发电车间。再往东是一大队。发电车间对面，公路南面是汽车队、修配厂、木工厂等。公路北面靠山的最西边是实验队，往东不远就是部队营部，再往东就是我们熟悉的校园。校园有一个很大的操场，两排新瓦房，桌椅板凳黑板全是木头做的。爸爸从东哲调到塘格木后，我们家就住在路北面的场部家属院，从此不住校了，成了走读生了。又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肚子再不会受委屈了。

1963年我上三年纪了，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长高长大了好多。我们的班主任是盛爱文老师，盛老师是位女老师，个子不高中等个，短发，戴一副眼镜，很有气质。虽然说话不多，但她穿着一身非常得体的衣服，显得特别庄重。我们班的同学都听她的话，再调皮的男生在她的手里就像一只小绵羊似的。她敎学很有一套。夏天有午休，我们小孩根本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每到下午上课时一个个哈欠连连，有的甚至上着课就打起磕睡来了。可是盛老师有办法，上课铃打响后，让学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趴在桌子上睡十分钟，然后再上课。这样虽然一节课浪费了十分钟，但个个都精神饱满认真听讲，效果一点不差。我们班的课堂纪律非常好，学习成绩普遍都不错。学校经常组织其他班的老师到我们班来听盛老师讲课。我们班这一年来了一些新同学。有杨和平、项青兰、赵雪梅、陈一曼、陈英、刘荣、高玉琴。男同学有公宏伟、孔令国、常胜利、吴太仁、李金亭。

我们那时玩的游戏现在的小孩根本没见过。男生玩的有推铁环、弹玻璃球、弹弓、打沙包、赢炮壳、打纸方、火柴枪、斗鸡等。女生玩的有踢毽子、跳绳、跳皮筋、抓骨头子、跳房等。记得女生踢毽子，抓骨头子最好的是项青兰，袁翠凤，李兰芳，高玉琴。跳绳跳皮筋最好的有杨和平、陈英、陈一曼、赵雪梅、石小英。我们男的弹弓几乎人人有，铁环人人会推。弹玻璃球这种游戏是在地上按距离等腰三角形挖上三个小洞，随便在哪个小洞距离1.5米处画一条线，就往洞里弹玻璃球。如果一次就进了三个洞又返回第一个洞就算胜利了，如果没进洞而是停在了洞口边，另一个人进了洞，他可以用他的玻璃球把你的球弹走，弹的越远越好，他就可自己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慢慢的进洞，谁先进完四个洞就算谁胜利。这种玩法，可两人以上三四人同时一起玩。小孩不怕冷。冬天小手冻的肿的老高，有的还冻的裂口甚至流血，但孩子们还是要在外边爬在地上玩。赢炮壳这种游戏，可以俩人或三人一起玩。一方随便将自己的炮壳扔在一个地方，另一方拿自己的炮壳去击打这个炮壳，如果打上了这个炮壳，那么先扔的那方就要付给对方一枚炮壳，如果后者没打上前边这个，那么就由前者来打后者，谁打着对方谁就赢对方一枚，就这么反复的打着玩。火柴枪好玩，它是用一枚子弹头，用钉子在子弹头的后面钉个小眼固定在自己做的木头小手枪上或是铁丝做成的小手枪上，把火柴头抠下来装在子弹头的小洞里，再用一颗钉子顶住火柴头用象筋拉着当撞针，抠动扳机，小手枪就会发出一声强大的响声，我们男生人人都会做。那时女生书包里除了课本大部分都有橡皮筋，男生书包里有弹弓、炮壳、纸方。

六一儿童节到了。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全校的师生都在操场集合，我们班站的特别整齐，因为我们要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了，成为一名少先队员了，非常激动。校长先讲话，讲完话就举行入队仪式。入队仪式由少先队辅导员徐云娜老师主持，首先她给我们讲了红领巾是代表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红旗。我们戴红领巾就是不忘革命先烈，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忘记你是少年先锋队的队员。讲完，就有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给我们戴红领巾。我是马英达大哥哥给我戴的红领巾，戴好红领巾我们相互敬了一个队礼。红领巾全部戴完后，徐老师带领我们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最后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结束。我们成了少先队员了，特别自豪。红领巾除了晚上睡觉不戴平时我们都戴着它，学雷锋做好事。天天唱的歌曲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两首歌。

四年级我们班又来了一些新同学。女生有矫秀兰、王丽娜、孟红星、赵冬平、张平。男同学有杜文智、闫选政、赵春伟、魏洪全。也在这一年，我的同学马燕民、陶小玲、邓贵海、水解放、石小英离开了我们班，不知跟随父母调哪里去了。这一年，盛老师带领我们种树，两人一棵。我们在教室前和校园内都种上了树，学校大门前的河边上也种上了树。以后学校门前的这条小河修成了石头水渠并建了一座水泥桥。这些树长大了，长高了。我们给学校门前最大的一棵树，戴上了红领巾。它是我们亲手栽的，是我们的校树，我们的同学都很爱护它。我们参加工作后都回去看它。校园里的树也长大了，我们初中毕业就在我们种的树下拍了毕业照。

我们在盛老师辛勤培育下，我们班全部升到了五年级。我们向盛老师敬礼。我们班的班主任改为周树声老师，数学老师是熊荣适老师。

我们到了六年级，毛正亚和朱良驹就来到了我们班。毛正亚是我们盛老师的孩子，他有个姐姐叫毛丽亚，弟弟叫毛正国。毛正亚个头不高，男孩子的天性和我们一样喜欢玩。他来到我们班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星期六星期日我们经常在一起去学校后山的狗头山拾柴捡牛粪。

我们有时去狗头山拾柴，也和李金亭、李保亭他俩一起去 。他家有一辆独轮车，我们就随着他，将捡好的柴或牛粪放在车上一起拉回来。我就是跟着他俩学会了推独轮车。

孩子的玩性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认识去更尕海的路，我们按季节去更尕海，捡鸭蛋抓小鸭。每次回来都有点收获。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捡到的鸭蛋，放在书包里，等回到家小鸭就破壳出来了。真的是捡的是鸭蛋到家是小鸭。

到了冬天我们就更好玩了。套兔子，滑冰。套兔子我们男同学的强项，运气好时，一天能套上三、四只。滑冰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没有冰鞋冰车自己做。冰鞋是用块小木板，在下面用两根八号铁丝作滑轨，铁丝的两头翻转过来固定在小木板上面，再在小木板的前面拧上两个木螺丝，作用是往后蹬时防滑。在小木板上栓根绳子，绑在脚上，冰鞋就算做好了。这种自制冰鞋，虽比不上市场上卖的冰鞋，但滑冰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冰车也是差不多这样做的，只不过是大一点，三四十公分大小的一块方木板，再找两块十公分左右高的方木条钉在木板下，为的是加高冰车，再在木条上钉两根8号铁丝，再做两根冰叉就行了。冰车一般是低年级的学生玩的。滑冰虽然我很喜欢，但滑的不好。我们班滑的最好的要属魏洪全了。冬天教室很冷，取暖就是一个铁炉子。烧柴很不充足，学校就组织高年级的学生捡柴烧。我们班熊老师、周老师常组织我们班到狗头山或三中队前边的山上去捡柴。我们班男生又多又大，每次捡柴都能满载而归。捡一次柴能烧一二个星期。男学生调皮，有次捡柴回来，不知是谁带了一条蝎虎（学名应该叫蜥蜴）偷偷的放在一位女同学的铅笔盒里，熊老师上课，当要做作业打开铅笔盒时，这女生吓得猛的叫了起来，严重的扰乱的课堂纪律。熊老师来到女同学身边，看见这个东西，非常生气，大声询问是谁干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吭声。本来这个男生想逗一下女同学乐一下，没想到被老师这么一声吓的再不敢出声了。以后捡柴再也没人敢带这东西了。我们每次捡柴回来，周老师都让我们写作文、写感想。杨和平、矫秀兰、赵雪梅、王丽娜写的最好，常常拿她们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朗读。

那时看场电影很不容易，而且还是露天电影。凡是有电影，我们都会早早的搬着凳子去占位子。电影开始后有些大人没有占到合适的位置，就到银幕后面去看。有些小孩不跟大人一起坐，墙头上树杈上到处是小孩的坐处。我们特别喜欢看电影，每看完一部电影，第二天早上，我们男同学都早早的到教室，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桌子上，正着坐反着坐围成一圈，讲述电影里的情节和自己喜欢的人物，特别是反特片战斗片，那更是讲的津津有味，就如身临其境，听的比讲的还激动。

1967年，我们的同学李金亭、常胜利、高玉琴离开了我们班，参加了工作。常胜利到一大队工作，李金亭到四大队工作，高玉琴到场部总机室工作。我们班也已于1967年7月在塘格木农场子弟学校毕业。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六年小学的学习生活过去了。我们要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母校，我们的心情格外的激动，每个人的心中充满了留恋之情。回首往事，六年的小学生活历历在目。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哺育我们的母校，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们敬爱的老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和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快乐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