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粤赣湘边的东纵女战士

伊理

作者 陈明

　　1946年6月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烟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所谓执行《停战协定》，一面又下达剿匪密令(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是土匪)。鉴于国民党反动派一贯背信弃义，顽固坚持内战政策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中共广东区党委决定，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除大部分人员参加北撤外，留下一部分精干的武装人员，成立临时工委，以黄业、刘建华、陈中夫同志为领导，在粤赣湘边—五岭地区隐蔽起来，以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部队留下200多人，以黄业同志为首的领导机关代号“山海关”，有30多人，隐蔽在大余岭的帽子峰深山里，其余各部队分散在粤赣湘边的大余岭、都庞岭、骑田岭、萌渚岭、越城即五岭地区的深山里隐蔽起来。

　　

　　这200多位指战员中，有女同志16人，其中：

司令部：麦雅贞(卫生队长)、柯彩凤(卫生)、陈淑芬(事务长)、汪艮英(后勤)、林克(电台)、陈明(陈瑞明，民运，油印)、伍华(民运，油印)

手枪队：叶仕云(救护队长)，骆玉英(后勤)
叶昌队：丘素贞(民运)、黄月英(卫生)
戴耀队：郭紫云〈民运)、禤桂英(李桂英，卫生)
下北山队：缪峰(卫生)、杨瑞英(卫生)、陈金英(卫生)

　　

　　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女同志们和男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将留下坚持五岭武装斗争的女战士部分情况回忆如下：

一、跟随部队摸爬滚打，生死与共，完成了她们各自任务
部队留下来时，第一任务就是绝对隐蔽，保证东纵北撒队伍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保安团队每天都出动，到部队曾经活动过的周边地区和山头进行搜查，进入到深山密林的帽子峰一带——司令部隐蔽地进行搜查。早期我们也曾搭过竹棚安顿隐蔽，但是敌人天天出动，逐个山头进行搜索，哪条山坑有水就沿坑口直上，同时派出便衣到山顶暸望，探听动静，山里有烟雾或声响，便开炮轰炸，机枪步枪齐齐压来，逼得我们要经常转移，不能在山坑歇脚，只好在半山腰歇息，白天不能做饭，天黑时再到山坑找水做饭。

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部队做饭的锅在不断转移中丢掉了，同志们就用口盅做饭，做了一顿吃完后，随即再用它做第二顿，为第二天的午餐。因口盅太小，就用木棍叉着烧，做出来的饭往往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或是烟味浓浓的黑色饭。有的同志连口盅也没有，便用竹筒装上米和水，用泥糊好丢在火堆里煨，竹筒快烧焦时饭也就熟了。虽然没有油盐肉菜，但有此饭吃，同志们心里也乐开了花。敌人为了赶尽杀绝我们共产党的部队，还把帽子峰周边百姓逼迁到几十里外的乡村或小镇，使我们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和接济，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因此，我们常常挨饿受冻，只能经常吃野菜、山果、竹笋、山菌等等，没有油盐那个苦涩味真是难以下咽。但是，政委张华同志却风趣诙谐地说：嘿，今天清炖竹笋那个鲜啊！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

北二支政委张华

　　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部队需要经常转移。有一次夜行军，我们经过一片原始森林，密密麻麻的大树小树上长满了绿苔，上面爬满了蚂蟥，只要树枝动蚂蟥就掉下来。有的同志头上、肩上、脖子上被蚂蟥粘上，又不敢喊叫，轻声叫前边或后面的同志帮助拔下来。同志们说，蚂蟥掉到身上乱爬叮咬，那个又冷又滑又痒又痛的感觉，想起来都毛骨悚然啊！原始森林里看不见路，就地抓起一把腐烂的树叶放在前面同志的包袱上，借着腐叶发出的磷光，挨个摸索着前进，足足走了一个晚上，到天亮才走了五、六里地。由于奔波的疲劳，同志们有时边走边打瞌睡，常常把脚趾踢破或摔倒，爬起来跟上队伍继续往前走！

　　我们住在山坡泥地上，铺上些树叶，这就是我们的大床，正是天作帐来地作床。遇到下大雨便把被单或毡子的四个角绑在树上，中间竖一支竹子或较粗些的木棍，像是一把伞。小雨还可以躲过，只要雨大些，同志们便腹背全湿。天上下大雨，布棚里就是小雨，遍地都是水，全身湿了，等天黑点起篝火，站在旁边烤干。冬天来了，看得见帽子峰山顶白雪纷飞，但是，我们的身上还是只穿着一、两件单薄的布衣裳，一到夜晩同志们便砍柴挖坑烧起来围火取暖。我们有过一个多月没见过一滴油，二、三十天没吃过一点盐的日子。结果，有的同志患了夜盲症，像郭紫云同志，每到傍晚她就说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有的同志因较长时间没盐吃，小腿肚子的皮松疏下垂，个别厉害的同志下垂的皮在脚踝上叠了浅浅的一层。饥饿、疲劳、奔波、疾病折磨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同志在深山里唱起了国际歌、游击队之歌，还有黄业、劳火(烈土)同志共创的“帽子峰颂”，革命乐观主义的欢声笑声回响在五岭的深山之中。总之，艰苦卓的的斗争生活，吓不倒打不垮我们的指战员，我们的领导照样指挥着全军的运作，同志们生龙活虎似的藏在深山老林中在履行各自的任务。

陈仲书（左）劳火烈士（右）

　　二、全体女战士们，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与男战友们共同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

（一）工作在卫生战线上的女同志被战友们称为生命的保护神，东纵留下五岭坚持武装斗争的卫生工作者共有八人，除一名男同志曾松外，其余七位都是女同志。她们是：麦雅贞、柯彩凤、叶仕云、黄月英、缪峰、杨瑞英、陈金英(后因失火死亡)等七人，她们担负着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200多位指战员们的健康和医疗任务。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部队不但常常断粮、少衣，更是缺少药品和医疗用品。但是，只要有伤病员，她们就想方设法进行救治，最终让伤病员转危为安康复归队。她们曾因护理伤病员而离开部队，在深山中或偏僻的纸厂里隐蔽起来，既要治疗伤病员，又要解决自己和伤病员的口粮和日用必需品，最后还要使伤病员康复平安归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是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刻，女战士柯彩凤同志在人围封锁时，她带着三位伤病员隐藏在江西崇义的一个小村附近，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包围了，她让伤病员先走，自己回去抢药袋，结果受了重伤被敌人抓住，敌人对她严用拷打，百般摧残，但是，她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年仅19岁。柯彩凤烈士的革命精神鼓舞我们永远前进！

　　在麦雅贞等同志的带领下，她们曾经医治好不少份病员，其中两位伤员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一位是梁满(同志们都叫他满仔)，在解放江西大余的河洞乡战斗中，他被敌人打中了生殖器，一个睾丸被打破了，为了使另一个睾丸不致发炎坏死，麦雅贞同志就用土办法，千方百计找来马毛，每天用水煮消毒后，捆折被打坏了的睾丸，没有消毒药水，就用草药煮沸放冷后去洗伤口，就这样在卫生员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下，满仔的伤口痊愈归队了。有的同忘说，他以后可能生不了孩子，但解放后，满仔结了婚，照样生儿育女，有了自己幸福的家。

　　另一位重伤员陈石养(同志们叫他石拐),1947年春，国民党69师和曲江、仁化的政警队500多人进攻我游击根据地凌溪村时，他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大腿，伤口流血不止，两位战友要背他撤退，他说不要管我，我掩护你们，赶快。见两位战友走远了，他一个翻身滚到坑底，忍着疼痛钻进浓密的芒草丛里，敌人追上来，边喊边用刀在周围草从中乱捅，他沉着气，拉出手榴弹的弦线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天渐渐黑了，敌人撤退了，他这才抓起一把土堵在伤口上，钻心的刺痛使他几次晕倒。敌人撒退后，部队几次派人寻找他，直到第三天才找到他。这时他的伤口已经化脓而且长满了蛆。麦雅贞等同志，一方面给他消炎解毒，另一方面向老乡讨教治疗跌打损伤的草头药，给他内服外洗。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陈石养同志又重新站了起来，恢复健康重返部队了。

　　麦雅贞同志原是香港光华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东江纵队港九大队,1945年8月随东纵粤北指挥部到五岭开辟根据地。1946年部队北撤山东烟台时，她被留下坚持五岭武装斗争。她和可亲，慈祥善良，工作认真负责是一位高尚的共产党员，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喜爱，同志们都称她为“观音娘娘”当組织上决定她留在五岭坚持武装斗争时，黄业等领导把她介绍给虎将叶昌同志，两人结为夫妻。1947年11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叶小雅出生了。由于斗争环境恶劣，他们把孩子送给了仁化县长江镇凌溪村的群众杨道德抚养，当孩子长到八、九个月时，正遇国民党隆昌部队和地方反动势力邬锡金(南雄县参议员，百顺区长)及其县保安团等三、四百人，对我游队和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他们从伪保长周才富那里得知，叶昌和麦雅贞同志的爱女小雅在这村里由杨道德抚养，便强追杨家夫妇挖坑活埋孩子，杨家夫妇虽经人严刑毒打，但宁死不干，凶狠的敌人叫喊着要斩草除根，一把将孩子摔在坑里活活地埋掉了！孩子何罪?！反动派反共反人民，连婴儿都不放过，该天诛地灭呵！！解放后，凌溪人民给叶小雅修了一座坟为革命教育基地，每年清明时节，凌溪小学师生和附近一些群众都会自发去扫墓。

麦雅贞

　　(二)后勤保障工作的陈淑芬、汪艮英同志，她们和曾经跟陈毅、项英同志在粤湘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朱赞珍、李绪龙两位老表一起，经常组织机关同志走几十里山路，到村庄附近的山边，等待天黑才进村去，请老乡帮助买粮油盐菜等有时买不到粮食，就买些南瓜、豆角蔬菜等充饥，有时什么也买不到，他们便带着同志们在大山里挖野菜、竹笋、摘山果、山菌，偶尔也能找到一些冬菇回来充饥。

　　挖野菜充饥，这里要说说朱赞珍、李绪龙两位老表，他们都是江西信丰人早年参加农民起义，当过赤卫队长，苏维埃区、乡政权的干部。他们两人和刘建华同志(赣南特委五岭工委领导人之一)一起随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回到五岭，和我们一起留下五岭坚持武装斗争。在绝对隐蔽期间是老表教我们什么野菜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野菜和野果，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抓蛤蟆地蜂等等野味。在两位老表的指导下，淑芬、阿汪(汪艮英)、阿骆(骆玉英）还有许多同志都熟悉了各种各样的野菜和野味、一旦买不到粮食时，大家就会去采摘这些野菜野果野味来充饥部队。

　　每次行军转移，她们都挑着箩筐、饭锅、菜盆等炊具，每到一个宿营地，不论再苦再累也得先架起锅来，烧火做饭给同志们吃。敌人来了，她们为保护炊具，费尽千辛万苦，在大山跌跌撞撞。有时炊具坏了或丢失了，她们就得为同志们准备好一节一节竹筒，给同志们灌上米和水，糊上泥巴丢在火堆里去煨熟后再吃。记得有一次出去买粮，因为有敌情未能进村，结果没有买到吃的，她们就组织机关一些同志满山遍野去找野菜野果，发现不远处的山头荆棘丛下有窝黑色的大麻蜂飞来飞去。到了晚上，同志们使穿上较厚的衣服，再用一件上衣套在头上，一条裤子穿在双手胳膊上，点了火把塞进蜂窝里，结果，搞回来大盆烧熟了的成蜂和幼，大家吃得真香啊！
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些负责后勤保障的战友们，尽了她们应尽的责任，使部队没有因为饥饿减员，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参加电台工作的林克同志，她个子不高，脸色发黄，而且有点浮肿，也许是有病或是营养不足造成的，但她照样和容康等三位男同志一起，肩负重任。不管敌人怎样疯狂扫荡，部队夜行军，甚至挨饿受冻，但是，只要部队一停下来，他们就架起自制的天线，收听新华社电讯，随即翻译出来供领导们决策参考。新华社电讯中，有社论评论，有中央领导关于时局对策讲话，还有人民解放军在反内战斗争中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等等信息。有了这些信息，等于给同志们擦亮了眼睛，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士气，这对全军指战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7月9日，从电台中收到延安新华社播发的北撤部队已安全到达山东烟台，受到烟台解放区部队和群众热烈欢迎的好消息时，同志们知道后都非带兴奋，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加增强了部队的信心和斗志，同年8月中旬，电台收到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电讯，临时工委抓住社论的精神，对同志们进行了一次形势教育，为了配合全国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工委决定立即结束隐蔽生活，以群众起义的形式，逐步开展武装斗争活动部队从山区打到平原，进而打开了五岭地区的局面。

　　(四)油印宣传工作。原粤北指挥部留下一位熟悉刻印工作的同志，因为思想动摇逃跑了。组织上重新安排，让搞民运工作的我负责，伍华同志参加。我们两人从未刻过蜡板，搞过油印，但是，我们清楚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共产党员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我们两人二话不说，便接过钢板和油印等工具。刚接手时，不知如何在钢板上刻字，电台台长容康同志就手把手教我们，我们不会调油也不知道如何印刷，就去请教容康同志，他说，我也是只见过没有做过，便和我们一起研究。就这样，我们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电台收到的电讯，领导们认为有需要刻印出来送往各隐蔽点或向外散发的，我们俩人就千方百计加快速度刻印出来，送给领导审阅后，再送往各隐蔽部队。隐蔽期间，由于敌人的封锁，大家对全国局势知之甚少，有了油印出来的新华社电讯，同志们看后都十分高兴地说，这让我们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

　　随蜡纸油墨用完了，手枪队的同志送来了一大捆蜡纸，但是油墨尚未解决。这时，我们就向老乡买些茶油，要些锅底灰，自己动手调配。随着时局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油印组也从两个人扩大到四个人，郭紫云(大队长戴耀同志的爱人)、汪艮英同志也参加进来。我们离开司令部，在凌溪和湖洋洞山背上搭棚来开展工作。这时，根据中共广东党委“恢复武装斗争”的指示，部队处于大发展时期区党委和地下党送来大批干部，油印组扩大为报社，领导派来知识分子杨平、刘南文等同志，完成任务的我这时也就归队搞民运工作去了。

(五)留下坚持五岭武装斗争做民运工作的女同志有我、伍华、丘素贞、郭紫云等同志。当时部队在绝对隐期间，民运工作同志都回部队去了，根据工作需要，我和伍华做了刻印工作。丘素贞、郭紫云在连队当起了文化教员，协助队长和政工干部帮助战士们提高文化知识和思想水平。连队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来自农村或贫困地区，受尽国民党当局和日伪、地富、高利贷的欺压和迫害，因此，他们有着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对于党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因为贫穷，多数人都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因此，在隐蔽期间，领导们抓住时机，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为战士们补习文化。丘素贞、郭紫云同志分别在叶昌大队，戴耀大队当起了文化教员(两人后来都当了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她们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读报，认标语口号等等形式，对战士们进行教育，帮助战士们提高思想文化水平。

　　1946年底，国民党实行全面内战，部队恢复武装斗争，我们民运队员们又陆续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深入群众，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这时民运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性质任务，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部队，争取群众对我军的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大力宣传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搞“三征”打内战的反动本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推翻腐朽反动的国民党独裁统治，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号召群众为保护自身利益，组织民兵、农会、妇女会等。在部队攻打敌人据点时，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就组织群众，成立担架队，为前方指战员送水、送饭。一次部队攻打南雄白云的反动据点时，我组织凌溪、高坪、曾洞、禾廉洞、朱安堂和江西河洞附近小村的部分群众，折好担架床，竹筒装好水，随部队到前线等待。战斗打响后，就组织前来的群众轮流上前线给指战员们送水，中午时，就带领他们做饭，送饭给前方指战员吃。当部队攻破白云圩敌人据点时，在领导的指挥下，我带着民兵和前来的群众100多人去破仓分粮。经过这次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军民鱼水情谊。有些民兵和农会中的青年骨干都争取要参加民兵常备队，有的还报名参加了我们的部队。

　　民运队员们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冒着生命危险，经常奉命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村庄去开展工作。她们没有任何防卫的武器，赤手空拳，背个包袱就进村去了。刚进村时，群众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这个村的情况。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强逼群众搞三家联保、五家联防，有一家人与我们接触，其他几家人都会受到株连，特别是村上有国民党政府安排的保长、甲长，群众更是不敢接近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让群众了解我们，说明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征兵征粮征苛捐杂税打内战，我们反对地主老财、高利贷欺压劳苦大众，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我们是共产党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通过这些宣传，解除群众顾虑，发现愿意接触我们的群众，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

　　我就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次部队在南雄百顺区的罗坑村附近打了个反动派，随即转移到罗坑村过夜，第二天部队离开时，我被留下来在这个村开展工作。刚进村时，群众都躲着绕开，我见一位老大娘穿了一件补丁的衣裳，腰间挂一把柴刀，像要出门去干活的样子，便上前去和她说话，大娘显得非常害怕，先是想躲着绕开，我就跟在她的后面，大娘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后面有人。我理解大娘的心，便停下脚步，看着她进了后山。当我回头看看后面没有人时，随即到后山找到她，大娘见周围没有人，便告诉我，村上搞三家联保、五家联防，所以见到你们的人都很害怕，谁也不敢和你们说话。我耐心细致地做大娘的思想工作，重伸入村时亮明身份的那些话，我告诉大娘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而出来打江山的，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部队。我一边宣传，一边帮助大娘将砍下来的柴火归拾在一起，大娘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我们也怕他们呀(指反动派)。见大娘的情绪缓和下来，我问她村里谁主事，有无保长或甲长。她小声告诉我，村子的右边有个甲长叫朱某某。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回到村里便去找这个甲长，告诉他，队长要我在你村开展工作，叫我找你安排我的食宿。甲长一听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离百顺区很近，那里有国军和保安团，他们天天都要进村来搜查。我说不怕，同时告诉他，我是奉队长命令留在你村开展工作的。甲长还是说不行，并说你赶快走吧，我们绝对不能收留你。我见他坚决拒绝的样子，就说这是队长的命令，你不让我在村里住宿，那我就住禾坪(晒谷场)。他连连说更使不得，这里有狼、老虎、山牛、野猪等，会伤人吃人的。我告诉他，我们红军战士出来革命就不怕牺牲，不过，野兽真的伤了我吃了我，队长来找不到我时，他向你要人时你怎么办?经过反复交锋，甲长看我如此坚决，只好答应我留下来，同时叫那位砍柴的大娘(据说姓谢)安排我的食宿。这位大娘有个儿子，刚娶了个媳妇，据说是南雄城里人的丫头。大娘接了甲长的吩咐，还是很害怕，认为甲长不安好心想坑害她一家。我按一个红军战士的要求，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她们的风俗习惯，起早贪黑，跟大娘一起上山砍柴，下地干活，部队留给我的伙食费，我如数交给大娘。下地干活回来后，我同她媳妇一起担水做饭洗衣服。过了一、二个晚上，我见孩子们和一些青年男女，好奇地来看我，就招呼他们进来，在厅里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二月里来”等等，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半夜鸡叫”、“白毛女”等等，我问孩子们读几年级，他们回答没有念过书，许多青年男女也说不识字。我就给他们讲部队反对国民党搞“三征”打内战，解释三征指的是什么，字怎么写；我们部队实行减租减息，解释减租减息的意义，这几个字又怎么写，就这样边宣传边讲解边教字，他们听得非常入神。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十几天，我和村里的群众刚刚有些熟悉时，百顺区的敌人便派兵来包围村子。幸亏我一大早就跟大娘下地去干活了。敌人进村时，一位妇女跑到田里告诉我，百顺来了好多兵，快走吧。她拉着我一下子就钻进山里领着我翻过两座山头，找到一个山洞，陪我在这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天将黑了我们才从山上下来，她先进村了解情况，得知反动派已经走了，我才进村。甲长见我回来，告诉我国军和保安团一早来包围村子，进村的三条路口都架起机枪不准村民进出，口口声声说村里窝藏了两个“土匪婆”，四处乱翻，抓不到你，便抓走了十位村民当人质。我一听什么两个“土匪婆”，就感到这里有文章，村上只有我一个红军战士，怎么会有两个的说法呢?我原以为可能是村上有人去报告而招来的祸，可是，村里人明明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绝对不会说成是两人。

由此，我得出结论，这可能是外村人打的报告。我这么一说，一位大爷便说，啊，昨天有个货郎来过，可能他就是探子，给我们招来的祸吧。我们排除了是本村人打的报告后，便分析敌人怎么会说村上有两个“土匪婆”呢?原来大娘新娶来的媳妇，也是剪短头发的，外人误认为也是红军战士。情况弄明白后，我叫甲长和几位长者，请他们第二天一起到百顺去保释人质。百顺的反动派一口咬定要交出两个“土匪婆”才能放人，他们经过再三解释和要求，反动派这才答应放人，但是，让他们在“查有窝藏土匪婆，就烧你们的房子，杀你们这些人”的字条上签字画押。人质被保释回来了，晚上我找保人来商量，首先感谢他们为保释人质而作的努力，同时鼓励这些当过人质的乡亲们，敢于面对反动派说村子里没有“土匪婆”的坚强表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村子里杀猪杀鸡、大吃大喝，洗劫群众的丑恶行为。然后，我和他们再商量，以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村里经历了这次劫难后，群众心里都很害怕，希望我能离开村子回部队去。我告诉大家，队长要我在这里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再说部队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一时也联系不上，我不能回去。但是，为了减少村里群众的压力，我说，我白天上山拾柴火，晚上下来继续教孩子们认字，同时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大娘每天上午腰间挂把柴刀，前面的围裙下藏着白薯或芋头，偶尔也有个饭团，她一到屋后的半山腰，就用柴刀在树上敲三下，这是约好的暗号，我听到后就出来。大娘拿出带来的东西，叫我吃吧、吃吧。她看到我的样子，又高兴又怜惜，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说，受罪啊，姑娘。天气渐渐冷了，晚上来上课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减租减息的工作也开展不了，我找甲长他们商量，帮助我联系部队。由于他们也不知道游击队的行踪规律，无法找到我们的人，这时，村里又常有货郎、探亲、寻亲等等的陌生人来来往往，他们更加害怕，叫我晚上也别到村里教孩子们认字了，暂时转移到离村不远的纸厂隐藏，这些天，夜晚只有大娘或甲长夫人给我送来吃的。

　　有一天晚上，甲长夫人来送饭，带来她的姊妹对我说，你知书识理，又年轻漂亮，找不到部队怎么不回家呢?我听出话里有话，随即告诉她，我们共产党人都是知书识理的热血青年，为国为民出来打江山，革命不成功，决不会畏缩逃跑的！她一听连忙说，也是，也是。不敢再说下去了。冰冷的纸厂，外面寒风劲吹，还时常听到山里的狼叫。也许他们考虑我和送饭人的安全，不久，又叫我转移到村头一位残疾大爷的阁楼上，告诉我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你还在村里。这阁楼靠活动竹梯上下，当我上楼后，大爷就把竹梯搬开，我下不来别人也上不去。这位大爷独身一人，靠编织竹箩、竹筐、竹菜蓝过活。每天村里都有人到他家闲聊，而我静静的在阁楼上无事可做，我叫大娘她们有什么衣服需要缝补的拿来给我补，大娘和大爷拿来一些破衣裳，我就三件并二件缝好。日子一天天这样混下去那可不行，这时，我急着要回部队。我和大娘商量，叫她假装赴百顺圩，沿途探听看看有无我们部队的人在收税。

果然，这招不错，大娘和她儿子一起去了，见到我们收税的同志，便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他们，同时，约好第二天到某某村见面(忘记村名了)。当天晚上九点左右，大爷对我说，你要走了，大家都舍不得。今天晚上我炖了个鸭子，吃了再走吧。我归队心切，也不想再让大爷破费，马上对大爷说，谢谢您老人家的好意，千万别炖了，请大娘母子快送我回部队。大爷说，鸭子已经炖上了，无论如何吃了再走。就这样一炖到了深夜11点多，大爷摆好桌子，端出一盆炖好的鸭子叫我坐下来吃，真是盛情难却啊！我只夹了一块表示领情。谢过大爷后，便跟随大娘母子出门了这村子在半山腰，一出门就要爬山，走到山顶垇上，我喘着气，大娘说休息一下吧。刚刚坐下就听到村子里一声枪响，我问怎么有枪声，大娘说可能是纸厂的人打山牛或野猪的枪声吧。但是，我感到情况不对，忙叫大娘母子还是赶紧走吧我们继续赶路翻过一山又一山，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终于回到了部队。事务长招呼我们吃完早饭，大娘母子回去了。没想到下午二点左右，大娘母子又返回来了，告诉我，昨天夜里，百顺的反动派又来包围村子，口口声声说村子里窝藏了“土匪婆”，反动派把村子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敌人什么也没找到，在村子里又杀猪杀鸡，大吃一顿后返回百顺去了。

　　我在这个村子大约一个月左右，在大娘和大爷那里，我把部队发给我的伙食费都交了，临走时，我把化装用的一套较新的衣服也留给了大娘，甲长夫人那里，我把化装用的一个玉镯和部队发的一对皮鞋送给了她，作为这些天来她们对我关照的补偿和谢礼。

　　解放后，我时常惦念着曾经支持和帮助过我的罗坑人民，直到现在，这个村子的一些群众还常打电话来，要我回去看看。他们惦念着我，我也永远忘不了罗坑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想到反动派进村抓不到我时，而滥杀老乡的猪和鸡，给乡亲们造成的损失，在精神上受到了惊吓，我深深感到不安，更衷心感谢罗坑的父老乡亲，一辈子忘不了他们！80年代我曾多次向南雄县委领导反映过，罗坑是我们部队活动的据点，当年部队派我到罗坑开展工作时，罗坑人民知道我是共产党部队派来的一名红军战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我，他们的行动反映了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在划老区时，我写过证明材料，我希望罗坑人民能得到老区的待遇，在政府关怀和群众自身努力下能够早日繁荣富强起来。

　　我回到到司令部后，继续做民运工作。 1947年4、5月至6、7月间，我和丘素贞、李桂英、何虹等同志，被派到曾洞、湖洋洞、凌溪、高坪、朱安堂、长芦、长岭、黄金寮、小岭背等一带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经过对各村阶级情况和地主、债主的调查了解，我们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减租减息意义和政策，一方面警告地主、债主们必须老老实实执行制定的政策，另一方面号召广这大劳苦农民积极参加运动。提出凡是自己耕种土地为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农民群众看到我们的宣传和行动与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一经号召，就踊跃报名参加农会。在曾洞选出温日香为农会会长。在凌溪、高坪选出刘新权为农会会长(刘新权是烈土，于1948年被百顺反动区长邬锡金所杀害)。随即发动群众惩罚搞破坏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同时向地主、债主要回已交租息中的二分之一。记得有些地主、债主是外村人，我和农会委员带着佃农、债户前去要回租息，农民群众有的高兴得掉泪，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经过减租减息斗争，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密切了军民关系。

　　不久，五岭地委决定，在反三征、双减后群众基础较好的根据地、游击区进行土地改革。在准备土改前，地委和总队宣布在南雄各解放区成立民主政府，派我任南雄解放区第七区区长(白云区)。我和工作组同志及民兵常备队在准备土改的凌溪、曾洞、朱安堂、洞头、长芦、长岭等村进行调查研究。首先对农会和民兵组织进行调整和加强，特别注意增加妇女委员，组织妇女会，以充分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土改的意义和政策。农民听说土改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还家”男女老少平分土地时，非常高兴，热烈鼓掌。会后，开展声势浩大的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各种会议。同时组织农会委员、民兵骨干带领群众一起清算地主财产和土地，造册登记，从分地主恶霸的浮财入手，然后按全村人口计算，平分土地。以农民现时耕种的土地为基础，谁种归谁，多除少补(当时分的是青苗)。对地主实行给出路政策，也分一份耕地，但只能分给远田、山田、瘦田。土地计算好后，便分别写地契，到田地里去打桩做标记。

贫苦农民分到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当家做了主人！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有力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地主恶霸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妇女们按自己的名字也分到了一份土地，这可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她们高兴极了！全区出现了许许多多送子、送郎参军或参加民兵常备队的热烈场面。我们活动地区，参军人数按各村统计有四、五百人，究竟多少没有详细调查，但的确有不少人参加了我们的部队。解放后我们知道有不少人，在湖南、江西、新疆、广东等地方工作，凌溪参军的周济众还在江西景德镇当了武装部长。我们的民兵常备队也从原来的二、三十人发展到七、八十人。群众自发为部队送情报，当向导，提供给养，购买粮油等日用必需品，主动掩护和救治我们的伤病员，帮助解决村里参军同志及其家属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形势一片大好。

这时部队主力已跳出老区去开辟新区，领导机关也从山区转移到南雄平原，地委和总队为了加强我们这个老区建设，保护老区人民利益，宣布成立中共雄、仁、余工委，金阳同志任书记，郑彦文和我为委员，还派了何珠同志带了一中队，加上我们区的民兵常备队成立为北山大队，由郑彦文和我负责，活动在南雄的白云、百顺、澜河，仁化的长江，江西大余的河洞、内良交界的一带山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等团体，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

　　1947年7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各路大军进入大规模反攻，华南人民武装力量也不断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打击。蒋介石为挽救其全面崩溃的危机，派了宋子文到广东接任广东行辕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广东省保安司令。宋子文到任后，召开“巢匪”会议，扩编反动武装，分区设立“剿匪”指挥机构，以八万兵力对广东人民武装发动了所谓“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的第一期计划。五岭人民武装力量是敌人发动第一期“清剿”重点之一，我们的部队奋起抵抗，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拼搏，伤亡不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五岭地区有些村庄惨遭敌人的烧杀抢掠。我们北山区也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凌溪的农会会长刘新权同志被杀害，曾洞、凌溪有些房子被烧，耕牛、猪、鸡被抢掠，惨无人道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人间地狱！但是，五岭人民在党和部队领导下，百折一挠，永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他们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和帮助解决部队所需的一切，并和我们一起为迎接大军备粮备草，为解放广东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军民鱼水情，我们永远忘不了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80年代划老区时，仁化长江的凌溪管理区，澜河、白云、百顺、河洞等乡镇找到我，为他们当年的革命斗争史作证明，我实事求是为他们写了许多材料，并为他们提供当年的五岭领导和有关同志地址，请他们去找更多的证明。加上南雄、仁化、大余这些地区，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就是陈毅、项英部队的活动地，所以他们现在都被划为老区。这些地区在政府的支持关怀和老区人民自身的努力下，旧貌换新颜。鱼水情深，这些地区的乡亲们至今还常打来电话，要我回去看看！愿老区人民生产、生活日新月异，丰衣足食，日子过得越来越美好。

　　我这个区，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随即又在凌溪、曾洞一带开展土地改革，民间事务主要依靠各村的农会、妇女会去协助解决，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就自己去处理。例如，朱安堂有一对青年男女，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相爱，因贫穷尚未成婚。不料村里有一恶霸地主，依势欺人，派人来抢亲，硬逼这个女青年给他久病不愈的儿子“冲喜”，婚后不到三个月，恶霸地主的儿子死了，这个女青年被怪罪“克夫”，从此百般虐待，当长工使唤。我了解这对青年男女仍然相爱时，我把地主婆叫到祠堂(恶霸地主已逃亡在外)审问，面对这对青年，地主婆还抵赖狡辩，旁听的群众纷纷站出来作证，许多人控诉了恶霸地主的种种罪行，变成了反霸斗争会，群情激愤，地主婆终于低头认罪，这对青年终于结成了伴侣。通过这场较量，打开了局面，群众纷纷报名参加农会，建立了民兵常备队，这村先后为部队输送了五十多名新战士。这个斗争对附近的河洞乡民影响不小，许多青年也纷纷报名参加我们的部队。

　　第二件事是解决等郎妹、童养媳的不合理婚姻问题。山区里养等郎妹、童养媳的现象较为普遍。主人还没生儿子，就买个女孩养着，这女孩都十几岁了，主人才生个儿子。小儿子刚到八、九岁，父母就要他们拜堂结婚，不管他们年龄相差多少，小男孩身体是否健康，身上有无残疾，女孩子都得屈从，这给女方带来了无限痛苦。童养媳的命运与等郎妹相似，父母包办婚姻，女孩子稍大一些，有的年仅十一、二岁，就得跟父母安排的男子结婚，有的男子比女孩子大十几岁或二十岁，把小女孩都吓晕过去了，这种婚姻带给妇女们只有痛苦。因此，我大力宣传反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我分别到河洞的小岭背和长芦村，找到等郎妹和童养媳的婆婆，反复说明孩子还没有发育成熟，结婚只会给他们带来疾病和痛苦等等，要他们等孩子长大以后再说。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同意了。不过，没等对方长大就解放了，那个等郎妹另找了丈夫，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而长芦这位童养媳则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在她们的影响下，附近村庄的等郎妹、童养媳有些也参加了我们的部队，有的做了卫生员，有的做后勤工作，成为了解放军战士。

　　第三件事是大力宣传，改造坏习俗。山区里的群众生活非常穷苦，当地有句顺口溜：“腊竹横横倒，辣椒当油炒，米缸无粮野菜饱”。腊竹指的是经水浸后晒干的竹片，没有油灯就用它照明，每到晚上，点上一枝插在门框上，熏得屋子都是黑黑的。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有些群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的有件上衣，有的有条裤子，谁要出门就互相借着穿。许多男子娶不起老婆“打光棍”但是又有不少寡妇，为什么?因为生活穷困，病了只能靠挨，挨得过就算命大，挨不过死了，女人就成了寡妇，寡妇又不能随便改嫁。

因此，山区有个村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年正月初三，男女都可以上山寻欢作乐，兄弟可以共妻，死了丈夫的寡妇，三年内所生孩子都算她原来丈夫之子。总之，男女性生活很乱，面黄肌瘦的人很多，全村人口一年年减少，人丁稀少。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召集他们开会，告诉大家，为了自己健康，必须取消年初三上山嫖娼这个坏习惯、坏规矩！男女这样乱嫖的话，会患各种各样的疾病、性病，不但生不了孩子，反而会被疾病折磨至死，人丁也会越来越少。身体不好了，生产搞不上去，这样只会越来越穷！经过这样的宣传和劝说，他们都点头表示认可。只可惜没有机会回去看看，但愿他们解放后在政府领导下，移风易俗，健康富裕起来！

　　以上我只讲了东纵粵北指挥部留下五岭坚持武装斗争的女战士的部分情况。这些女战友除柯彩凤烈士，陈金英同志意外死亡外，其余14位同志一直在五岭坚持战斗到全国解放。解放后仍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近年来林克、麦雅贞同志已先后逝世。其他同志因分散在南昌、武汉、潮汕、深圳等地方，均因年老体衰很少联系，希望战友们健康长寿！

　　1946年底，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部队已从山区打到平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共广东区党委和地方党源源不断送来大批的干部和指战员，部队已由原来的200多人，发展壮大到1947年底的4000多人。女同志也从原来的16人，发展到130多人。其中卫生工作者50多人，后勤工作者30多人，政治文化工作者40多人，电台工作者7人，报社工作者2人。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指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后，奉上级党委指示，我们这个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一分为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二支队、赣南支队、湘南支队，部队迅速发展壮大，部队中女同志的人数也在飞速发展，新来的女战友们，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轰轰烈烈地工作，也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陈明(陈瑞明)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