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些被扭曲的岁月

在楠

开篇感言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昭通知青的记实文章了。

由于玩兴太大，不是旅游，就是下棋，难以静心，故一直拖而置之。直到知青下乡五十年，方才强制自己，写了一篇《知青啊！知青！》。文章一发，一片共鸣，短短几天，被转发五十多次，近2000人阅读；欣喜之余，欲罢不能，收集资料，征集照片，然后字斟句酌，修改十余次，写成了这篇一万八千余字的记实文章 。命名为《两度知青两番情》； 文章写完后，考虑到当两回知青，毕竟是个案，原名有失偏颇，斟酌再三，重命名为《我们那些被扭曲的岁月》。

写作中，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浮现于我的眼前。在那段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岁月里，我们曾经迎风沐雨，拨涛踏浪，喜怒哀乐，笑谈人生。不料，谢守铭，范“夸夸”(荣华)，彭“烟锅”(世桓)，肖小强，刘七一等不少挚友已驾鹤西去；伤感之余，似乎有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敦促着我，趁老年痴呆尚未袭来之际，录下那些永不再现的片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昭通知青的那一段历史，对你，对他，对大家，对自己，也算是有一个交待！

　　第一章

我有着深深的、浓浓的知青情结，因为我不仅当过知青，而且还当了两回知青。

难道真如电视剧中那句瞎编的台词所说：“如果可以重来，我还要当知青”，以显示我对知青生活的热爱？以至于当了一回还不过瘾，又当了第二回？

no! no! no! 非我願也！

其实，我本不是知青。

高中毕业后，分我们去办农中，当老师。谁知去了叫当知青，“骗你没商量”！清队时，整成知青，“害你又怎样”！“骗”也罢，“害”也罢，运交华盖，我无力抗争，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若问我的本意，那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可以重来，我决不当知青”！

正当才华横溢的年代，本该进入高等学府，为国为民，继续深造，却峰回路转，去农村“修理”地球；明明似“小小黄雀才出窝”，如“小禾才露尖尖角”，只懂一些皮毛之理，却被册封为“知识青年”。

荒唐的岁月，现咄咄怪事；崎形的年代，被扭曲人生。我们这一代人，什么没有经过？什么没有见过！

两回知青，我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第一次，虽是被骗，我依然殚精竭力，干得风生水起，获得了浓郁的“山乡情” ；第二次，因为受害，我心灰意冷，浪迹乡间，享受着厚重的“铁杆情”。

(此照片和后面大山包知青照片均由挚友姜锐武提供)

（一) 只有 “上山”

一九六五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这一年，我在昭一中高中毕业，(比六六届的高中生幸运)，荣幸地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然而，总分全省第二的优异成绩，伴随着满腔热血，一身抱负，终因上一辈人的恩怨而付诸东流。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巨大的落差如五雷轰顶。

真无法想象，若换成现在的孩子，该怎样面对？然而，我挺住了，与我有类似遭遇的人，也挺住了。毕竟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四体勤劳，五味尝遍；吃苦耐劳家常事，自强不息是本色。什么沟坎都能坦然面对，什么打击都能咬牙忍耐。

高音喇叭里放着歌：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校园里聚集着即将下乡的芸芸众生。 请看他们的大合影：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坦然面对，顶雪傲霜。有泪肚里流，有悲心中藏。毕竟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下去，人是逼出来的，不坦然面对，怎么活！

奇怪的是，六五届落榜生，其它专州县都分配了工作，而昭通地委似乎有先见之明，让这一届学生，(少数分去教农中的除外)，提前三年实现了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 于是，昭通地区的首批知青，或撒向大山包、大寨，或成立“单建队”，或分往鲁甸大水井，龙头山。

鲁甸大水井区的痴姑生产队， 这是一个彝汉共居的小山村，有三十来户人家。此地高寒，只产包谷洋芋荞麦。我和文炳，吉全组成一家，插队于此。队里将一间闲置的牛棚，用藤条编成楼面，便成了我三人的家。

我们一到大水井，便买来红纸，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的两边。一边是：移风易俗争当社会主义时代新愚公；另一边是：改天换地誓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横批是：革命到底。由此可见，我们那时的思想是多么的先进，气魄是多么的宏伟，对领袖神一般的崇拜是多么的虔诚！

知青生活苦吗？当然苦。一是干活累，二是生活苦。寒冬季节，下雪下凌是常有的事。若夜间下雪，雪米米便从瓦缝里挤进来。我们吊顶篾帽遮住头，用块油布盖上被。疲劳的身驱对挤进来的冰雪全然不觉，依旧香甜地呼呼大睡。早上起床一睁眼，四周尽是白茫茫一片。然而，缺肉少油，漕腸寡肚的日子，我居然力大不输壮劳力。在队里的小煤窑挑煤，每天1000公斤的任务，我能七挑完成；称粮称物的大磅秤，我能弯腰扛起就走。白天一身汗，晚上一夜疼，全凭青春萌发，天生天养。早上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大水井区各公社幻灯队。后排左三是本人。

知青生活乐吗？有乐！一棵棵青白苦菜，一碗碗豆花连渣醪，饱含乡亲关怀；我们则帮社员写信，读报，记工分，回报乡亲之恩。闲时写稿投报，挣个三元五元的稿费，苦点盐巴钱。几个月下来，我们和村民已是鱼水之情。就连少女收到当兵情郎的情书，也拿来请我们读，回信也让我们帮写。刘大哥，王大哥，马大哥，声声悦耳，把知识青年叫成“青年知识”，句句开心。

一次国庆节返昭，恰逢乒乓球赛，我报名参赛，在地区三中(老文庙)里预赛结束，我和昭一中球队的“师弟”张正明进入决赛。这时，“钟老广”老师见他的两个得意弟子争夺地区冠军，特地派人从元宝山抬了一副球桌到清官亭，让我二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决赛。正明是学生，我是农民，经过两盘激战，农民得了冠军。这结果出乎钟老师的意料，我摸了一年锄头把，却依然神勇，气得钟老师袖子一甩，抽身便走。他深为疼爱的正明惋惜。第二天，我用稿费去西街“夏胖子”的文具店买了一把“秦琴”，返回大水井。

我花了一小时学会简谱，慢慢练到看着歌谱便可唱出歌词。收工之后，我弹琴，文炳唱。歌声琴声引得村里的少男少女来凑热闹。久而久之，我们的知青点，成了村里的文艺沙龙。我弹得最熟练的曲子是密拉－洗拉洗拉洗拉密，25-6565652多多多拉梭2525米拉米拉(猜得出是什么歌吗？)，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还有《边疆处处赛江南》。我们的思想先进吧？表现好吧？当个“新长征突击手”应该没有问题吧！的确，良好的表现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公社团委书记来动员我入团，三番五次被我惋言谢绝。我敢吗？我够格吗？要是够格我早坐在北大的教室里了，还会在这里挖地挑煤吗？

后排右一是区委书记陈正礼，

他欣赏我，看重我，清队时还保护了我。

　一年后，“大水井农业中学”开办，我和文炳成了农中教师。第一次可圈可点的知青生活，得到了从区委书记到当地村民的一致认可，并与当地村民产生了深厚的山乡情缘。

(二) 梅开二度

当上教师不久，文革爆发，我被滾滾洪流卷入其中。历经几番惊涛骇浪之后，幸好保住了小命。正暗自庆幸之际，谭甫仁又刮起了一股“挖山药蛋”的妖风。这阵妖风异常惨烈，比之武斗有过之而无不及。谁也躲不开，谁也避不及。我被安上“反军乱军急先锋”的罪名，在西街上被抓，押回大水井，进“学习班”。所幸我与当地人无直接的利害冲突，而且我第一次的知青表现光彩尚存，也幸好区委书记对我发了善心，虽经几次三番跪拜游街，我终究没有伤筋动骨，应了那句“吉人自有天相”的古话。

批斗结束，已是一九六八年的冬天。这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最高指示，正响彻大地，震撼云天。

教师当不成了，我再度成为知青。这一次正好与老三届同步，但我却是“二进宫”。

经过此番波折动荡，我已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懒心无腸，心灰意冷。

　有一天，正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时，区武装部长领来一个人，在地里找到我。定睛一看，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名叫廖 x x 。自初中毕业后，从未谋面。文革中虽各为一派，但从未打过交道。如今他风尘仆仆，专程跑来大水井找我，令我满腹狐疑，一头雾水。

我尊敬地叫了一声“廖老师”，他仔细看了看我，不回答。也许是看到他当年的得意门生，如今竟落魄到这般境地而感慨不语吧？但我错了。他开口便对我写的《乌蒙烈火》，劈头盖脸，来了一顿批判。“不合时宜”，“观点激进”，“逻辑错误”，“语法不对”…。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我听而不语，任其滔滔不绝地评说。

听着听着，我心中突然涌出了一句主席语录：“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猜想他此行的目的，总不至于是为了追求什么精神，专为批判《乌蒙烈火》而来吧！

果然，批判教训完毕，他转入正题，要我揭发章皆淳老师和我北京之行的罪行。我明白了，为了整倒政敌，他不远百里，来到痴姑，体现出一种“县际主义”的精神。

一九六八年初，云南两大派在北京谈判。我们的“政委”应涵，“司令”宗礼，成了谈判代表。受领导派遣，我与兴荣，章皆淳，还有焕宗四人，组成“参谋小组”，去京为谈判代表出谋划策，并提供蚕豆大小，正楷书写，以防首长眼花看错，把意思搞反的文字资料。廖老师要我揭发的正是那次北京之行的“罪行”。

我们有罪吗？我能揭发什么？最终他辛苦而来，失望而归，此行成了“白求跑”。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人。这是“农机公司”老实巴交的一位老工人。他来找我，还是与《乌蒙烈火》有关。

我写《乌蒙烈火》之余，在“农机公司”写借条借了两套劳动布的工装，给演工人代表的演员严家祥作道具穿。演出完后，我收回保管。几次拿走送回之后，戏没有再演，衣服便长期在我这里保管。在那严密封锁的年头，缺吃少穿，没有工资。实不得已，两套工装到了我的身上，伴我度过了寒酸的岁月。

划线站队来了。农机公司清理财物，老工人经手，借劳保服给我，成了他的罪状。罪行是为《乌蒙烈火》提供反动道具。限他追回。我一听，万分惭愧，自己带害了老师傅。衣服已被我穿旧穿烂，我又失去了工资，只好找生产队，借了十块钱作为赔偿了事。

(星期天，谈判代表出来，我们相约去爬长城。照于1968年2月)

　第二章

上一章讲到 ，在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中，省革委主任谭甫仁，“费尽移山心力，”大搞“划线站队”， 在对立派中大抓“阶段敌人”(即所谓的“山药蛋”)。山药蛋挖光，仍不过瘾，连土豆的须瘤根，甚至蛐蟮，土蚕🐛，都刨完刨尽了，方才罢休。

(三) 怒回昭通

这场“搅得周天寒彻”的运动告一段落后，我被摘掉教师的“顶戴花翎”，再度成为知青(想摘就摘，实属政治迫害)。区里还跟生产队长安朝云打招呼，对我和文炳要严加管教。

然而，我们一回到痴姑，队长和社员，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嘘寒问暖，热情依旧。他们不懂什么“反军乱军”，也不管什么“后卫”“先锋”。他们只知道是刘大哥和王大哥又回来了。朴实的情感展露无余。

离开了令人胆寒的“学习班”，顿觉轻松了许多。乡亲们的笑脸相迎，使我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此时什么奢望都没有，只想平静地重操旧业，跟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欲宁而彼不容。随着廖老师和老工人的“登地拜访”，区里某位领导对我愤愤不平：如此黑笔杆，怎能不触及皮肉而轻描淡写！

的确，在那五天的“学习班”里，区上调来的专业打手，把每个被斗者，折磨得哀声嚎叫，遍体鳞伤。我却只是陪斗伴跪。

一天中午，安队长告诉 我：区里晚上要来人，开你的批斗会。你不要怕，我们只是装装样子。

那天，天快黑了才收工。等社员们吃完饭，拖拖拉拉来到会场，已是晚上十点。队长宣布批斗会开始。故意整暗的灯光下，两个民兵“押”我出场。“捆起来！”。喊声虽然严厉，粗绳子却只是松松地套住我的手臂。一阵“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例行祝愿过后，“打倒”，“批臭”的口号声，在烟雾缭绕的会场上空，此起彼伏地飘荡了一阵，大伙哈欠不断，安队长对那位区领导说：我们农村人，批不来，算了吧。那位区领导连话都不得讲一句，只好叹口气，无可奈何地走了。他走后，我们开始帮社员记工分。

后来得知，区委书记有意对我网开一面，而武装部长，对我却耿耿于怀。

这场闹剧之后，我本已平静的心，被搅动而荡起了涟漪。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为何对我不依不饶？ 我扪心自问：你有打砸抢吗？你有违法乱纪吗？没有！几年来，自己虔诚地处处紧跟，何罪之有？如今已被整得手揑锄头把了，还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天理何在？

我还能象当初那样，平静地当个好知青吗？思来想去，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转回昭通。

于是，我启动了调动程序。

看见望海楼，

感觉回到家乡了！

　(四) 可恶的“知青办”

中国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即便是知青，想换个地方，也必须经领导批准，否则，你就失去了“身份”，成了“黑人”。

中国式调动有两种，官调民，调你没商量；民求官，嘴求钱贡未必成。放，收，批，恰如打麻将，“三缺一”，照样整不成！

鲁甸调昭通，属跨县调动，需经地区批准。难得“地区再教育办公室”通情达理，爽快地给我开了“同意调动”的公函。

大水井和鲁甸的手续顺利办完，我怀揣《知青户口迁移证》，骑上“韩司令”为我张罗的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一路哼着“九九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的歌，心想：终于离开鲁甸，返回家乡了！心中那个高兴，与“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古人四大乐事真可一比。

　第二天，我兴冲冲前往“昭通县再教育办公室”，递上迁移证，却横遭一瓢冰水泼将过来：不接收！

我在上一章说过：荒唐的岁月，现咄咄怪事，崎形的年代，被扭曲人生。地区已准县不准，地区让收县不收。正常吗？其实，那年月哪有什么道理可讲！说怪也怪，见怪不怪。昭通一派掌权的革委会，本身就是崎形的“临时权力机构”，不干荒唐怪事，那才真是“怪事”！徐天发，一个令知青千人憎万人恨的名字，他把持的“昭通县再教育办公室”，便是祸害知青的衙门，一派掌权的典型。

按理说，知青办应以服务知青为宗旨，替知青排忧解难为己任，而“徐办”成了“派办”。本派的学生找他，笑脸相迎，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对立派的学生找他，则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然而，昭通的知青，偏偏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对立派，冤家路窄，争吵不断。

汝明一家三姊妹，三个都是知青。他在炎山，老二在大寨，老三在永丰。那一年，汝明身感不适，去医院看病。本是胃病，被医生误诊为肝炎。医了好长时间，反而越医越重，只得在家，边医边养。

在那粮食定量的年代，父母那点口粮招架不住，家里揭不开锅了。万不得已之际，汝明只有去找“徐办”，想请他们开张证明，托谢守铭去炎山转点粮食到城里来。(转粮进城，都要经他们批准，可见他们把知青当成什么人！)汝明进了办公室，开口说明情况。徐天发一见来了个学生头，心想哪能有好果子给你吃。他慢条斯理地咂着烟，吐着圈，翻了一阵报子，喝了几口茶，才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没有吃的，就回炎山去嘛？炎山那么好的地方，龙云的家乡，山清水秀的你不在，为什么偏要赖在城里不回去？汝明压住火气，再次好言诉说。徐天发终于露出了本相，不耐烦地吼了起来：象你这种坏头头，没有吃的，活该！饿死你关我什么事？想开证明，等太阳从西边出来！

　曾经一呼百应的学生领袖，何曾受过这种窝囊气！忍无可忍的汝明，不觉勃然大怒：你在吐屎！我病成这样，去得了炎山吗？你咋个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还算人吗？徐天发一下跳起来，伸手封住汝明的衣领，将他推出多远。汝明几个趔趄后站稳，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地砸了过去。

徐见势不妙，赶紧躲开，去把县革委主任搬来。主任来了，听明情况，见压不下汝明，周边围着的知青都瞪着愤怒的双眼，怕把事情闹大，装模作样地教训了徐天发几句，让他赶紧给汝明开了办转粮单的介绍信，息事宁人，一场争吵才告结束。

人啊人！为什么就不能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善心，难道真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就是昭通县的“知青办”！这就是掌管昭通数千知青命运的“徐办”！我这个鲁甸来的不速之客，他应该早有耳闻，怎么可能为我开绿灯！刁难不收，应在意料之中。

我无奈地再三求他：炎山、大山包，大寨，只求让我“双脚落地”，随便安在哪里都行。但他铁石心肠，充耳不闻。

(五) “黑知青”

徐天发简单的“不接收”三个字，象三把尖刀插在我的心上。我已离开鲁甸，如今飘浮于昭通。落不了户，我便成了“黑知青”。

常听说，黑车黑船黑摩的，黑头黑手黑眼睛；黑人黑户黑社会，如今有了黑知青！

其实对立派早就给了我们许多带“黑”字的封赏：黑旗，黑派，黑脑壳，黑高参，黑笔杆，如今增加了黑知青。

有一首著名的诗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今鲁甸管不着我，昭通也管不着我，我彻底获得了“自由”，但我能高兴吗？

又有一首著名的歌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给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黑知青”，断了线的风筝，折断根的苗，没有母亲来“疼爱”，党的“光辉”照不到，我能高兴吗？

幼年时，家里人曾找杨瞎子，替我算了个命，说危难时，自有贵人相助。如今我，扁担挑水两头塌，思来想去无办法，贵人果然出现了：杨廷荣就是我的贵人！廷荣手拍胸脯说：我来办！他凭县革委委员的身份去找“徐办”，但徐不买账。(对立派的副主任都是花瓶，何况是委员)。廷荣只得另想办法，把我的知青户口迁移证，交给土城公社沙坝大队的书记姜云武。姜书记一口承担，把我安排到生产队，住在吴正芬的姑妈家。我终于结束了飘浮的生活。这里离城不过几里路，原本没有知青。我去后，沙坝大队有了第一个知青。我卖力地干了两天活：第一天收包谷，正赶上队里分向日葵，给我分了一大簸箕，第二天，挑包谷去旧圃交公粮，队里又分给我一堆包谷。

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蛐蛐的欢鸣，忐忑不安地“静夜思”。把回来这段时间的事情，仔细想了一遍，越想越不踏实，越想越不对劲。第三天，我去找老姜，向他说明情况，请了“长假”，丢下行李物品，离开打了个蘸水的生产队，又回城去了。

我跟老姜说了什么？我为什么又要回城？姜书记为什么会支持我？有以下几点。第一，我现今人在生产队，大队认可；然而县上不同意，公社不知道(知道了也只会听县上的)。我在沙坝干活，仅仅解决了眼前吃饭的问题，以后怎么办？实际上，我仍然不是名正言顺的知青，依然还是“黑知青”。第二，我在鲁甸本是教师，划线站队中，被他们整成知青，纯属迫害。昭通的农中教师均已得到纠正，恢复了教师身份，我要去抗争。第三，因为有了以上不公正的待遇，使我不能安心务农，虽然落了地，却生不了根。第四，队里分这分那，我无功受禄，加重队里负担，心中不安。

　第三章

家乡，多么温馨的一个词。我返回了家乡，指望能在家乡的怀抱里，享受一点温暖，得到一丝慰籍。

这时，文化革命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了 ，“闹包”们整到乡下去了，“山药蛋”挖得差不多了，高压之下，乱麻麻的气氛有了短暂的平静。

迎接九大的召开，成了全国的大事。早请示，晚汇报，唱颂歌，跳忠舞。“长江滾滾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一派歌舞升平，胜利辉煌，另一派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开了24天的九大闭幕后，林彪写入了D的总纲。深入进行的“斗、批、改”，加剧着各派的对立。新一轮的动荡又开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回到昭通，哪有温暖可言！报告上交一篇篇，泥牛入海一遍遍，上访无果，投诉无门。既当不了老师，也当不成知青。

我厌烦透了，心一横，由它去吧！心想天生我材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权当“龙翔浅底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开始浪迹于山乡知青之间。

当初大串连之时，“兔子不吃窝边草”，专往外边跑，认识了大半个中国；如今无所事事，正好领略家乡风貌，权当“深入基层，了解百姓疾苦”。

信念之歌

身困囫囵境，心系傍徨兄。

云开雾散时，霞光映昭通。

大寨布新的六五年老知青，和我高中同班的有三人：范崇基、饶绍兴和崔楠珍

　　(六) “ 鹤乡”缘

两年间，经大山包赴炎山，盘河东进到靖安，大小龙洞洒渔河，足迹遍及知青点。

大山包，海拔3000米，年平均气温只有6度。这里主产是洋芋，特产还是洋芋。由于高寒，这里的洋芋不仅好吃，而且不易退化，大山包便成了著名的良种基地。每到换洋芋种的季节，坝区的农民车拉人挑，“扯成线线”地运着大米来大山包，每斤大米换5斤洋芋种，进行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那个年代，大米可是稀罕之物啊。城里人每月25斤的定量，往往要搭上5到10斤包谷、红豆，有时也搭洋芋。由于来换种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上三、五天才能轮到；轮到了，还得自己去“天连五嶺银锄落”，现挖现捡。当地农民则悠闲地坐在秤前，过称收米，过上一段难得的养尊处优的日子。换种季节一过，他们又开始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下一年而挥汗劳作。如此循环，年复一年。

一张张稚嫩的脸上，刚毅，自信，安详。

象征“光荣”的红花啊，你是否佩错了对象？

为了安抚无奈的心灵， 使出哄小孩的惯用伎俩：

先狠狠甩你一巴掌，然后悠闲地赏你一颗糖！

一九六五年，一件新鲜事出现了：这里来了一批知青。

这是六五届的高初中毕业生。他们因上一辈人的恩怨而受株连，既不让升学，也不分工作，被“放逐”到这个“只适鹤生，不宜人居”的地方。这批人的到来，结束了昭通尚无知青的历史，开创了昭通上山下乡的先河。这批人中，年仅十五、六岁的初中生占了多数。

若按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法规而论，这些“童农”们，算不算“童工”？ 他们的遭遇，是否符合《劳动法》？

高寒贫困的大山包，面对他们的到来，欢迎之心有余，接纳之力不足。本就贫脊的土地，无奈地承受着超载的负担。不过，上面喊来，谁敢不来？上面叫收，谁敢不收？无论知青还是山民，这道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

大山包的知青啊，吃更多的苦，遭更多的难 ，

但他们饱经风霜，却傲然挺立，磨炼得更加坚强！

200年前，黑颈鹤看中了这个地方，每年都从青藏高原，来此生息 ；100年前，走遍山川难立足，浪迹天涯难安家的一些人，经受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万不得已，来到这荒凉之地，成了大山包的第一代山民。

长期以来，人们视黑颈鹤为神鸟，神鸟自然也视人们为友邻，人和鸟资源共享，和谐相处。知青来后，虽然加重了这里的负担，但生态和谐的原始状态还不至于被打乱。

　　认识她们吗？ 记得她们吗？

也许印象模糊，也许并不认识，

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知青，都有着共同的模样！

然而，恐怕谁也料想不到，资源危机的出现，和谐状态的扰乱，会来得如此之快！

大山包没有木材，没有煤炭，烧的是干牛粪、枯草和一种叫做“海垡”的东西。海垡，是枯草堆集千年，埋于沼泽底下形成的一层东西，有保护湿地的作用，挖出来晒干后，成了燃料。

随着人口的增加，山民做饭取暖的燃料成了很大的问题。食物更是成为人鹤之争的焦点。每年三月，山民们在地里撒上种子，黑颈鹤的侦察兵一声叫唤，大群黑颈鹤蜂拥而至，很快就被刨光吃尽。山民们做假人吓唬，刚开始有点用，但鸟也不笨，不久便能识破真假。

2 0 0 1年，大山包3 0 0多户，1 5 0 0多人，随着红头文件的颁布，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迁徙，落脚之处是普洱江城县，一个人少地多荒凉原始的地方。腾出的土地和家园，全部变成了草场。鸟稀为贵，人多为患；为鸟搬走，彰显美德。

移民们从高寒之山，来到10 0 0多公里外的炎热之地，巨大的反差，很难适应。水土不服，生病长疮。来这里砍树开荒，刀耕火种，也难以适应。艰难地苦够路费后，不少人又返回了大山包。真是“在惯的山坡不嫌陡”，原来的家没有了，只好搭个棚子住下来。

不过这是三十多年后的事了！知青们来的那几年，人是人，鸟是鸟，谁也不金贵，黑颈鹤，远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人们也用不着给它们腾出家园。

这里有个小知青，姓汪，瘦小的身板，却隐含着超然的力量。知青们多次目睹他“手指钻砖”，“手掌揑石”等难得一见的绝技。他自幼习武，只为健体防身，不想招惹别人。若说唱歌，则实在差劲，只会哼几句《社会主义好》，还唱不完整。他在队里放羊放猪，早上赶着猪羊出去，漫山遍野觅食，傍晚才能回来。一次放猪出去，天气骤变，乌云翻滚，狂风卷着沙土，铺天盖地而来。他急忙吆喝猪羊，跑出困境后，舒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舞鞭作拍，哼起了《社会主义好》。这一幕，恰好被管知青的人看见，说他对现实不满，教猪唱《社会主义好》，批斗他。小汪本无心，怎能受此冤枉！一天收工后，小汪鬼火一绿，去到那人家里。那人正坐在在火塘边，烧洋芋吃，小汪进去往火塘边的石头上一站，也不言语，一脚蹬下去，只见砌火塘的石条，顿时裂开一条大缝。那人目瞪口呆，急忙求饶道歉，整知青的念头收敛了许多。

俗话说“人是逼出来的”！这些知青，很快便适应了大山包的生活。安焜、满生，为了谋生，要什么，学什么。木匠、石匠、铁匠、泥水匠，什么手艺都会。

再悲总要笑，世事终难料！

寒冬腊月过，自然春来到。

　　披毡，高寒山区必备的行装。

我在大水井也有过一件。

　　(七) 炎山行

六九年初，老三届下乡。离昭通城120公里的炎山，来了一批学生。

金沙江在炎山脚下流淌，江的两岸一边是云南昭通，一边是四川金阳。龙云卢汉的老家炎山，就在半山腰上。(说来也巧，我后来在过十年的东川拖布卡，也在金沙江边的半山腰上)。从昭通去炎山，享受不到四个轮子的待遇，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第一天两头黑，可走到大山包，第二天还有8 0里才能到炎山。沿途少有平路，除了爬山下山，还是爬山下山。

来这里的这批学生：守铭，汝明，令云，兴荣，仕荣，国强，福修，得生，家朝，…，几乎都是文革中，在昭通地区“最跳得”的人物。 我忽然感到，无论是一九六五年的知青，还是一九六九年的他们，昭通的“放逐炎山、大山包”，同苏联的“流放西伯利亚”，《水浒》的“发配沧州”，历朝历代的“充军云南”，清朝的“流放宁古塔”，是如此地相似，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炎山的土皇帝李世昌，是整人的恶魔。把这些跳得的人整来炎山，就是想借李世昌的魔爪，把他们的跳脚掐掉！

有一次，朋友们要返回炎山，邀我前往。我和兴荣，守铭，令云，国强等七、八个人，从昭通城一路向西，经旧圃，过洒渔，进入连绵群山，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到达海拔3000米的五嶺莲峰山脊之处，便是大山包。这里离城80公里。山上几乎没有比人高的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和遍地荒草，放眼望去，一片光秃秃的荒凉景象。

到了大山包，来到一个知青点。这一户知青有安焜、小丁、小肖、小王等十来个人。安焜是我小学的同学，多年的好友。见我们来到，高兴地找农民买了一条狗，煮了一锅，招待我们。缺油少荤，饥肠辘辘的伙子们，肉刚可吃，锅盖一揭，只见筷子一挥，似风卷残云，连汤带水，喝得一滴不剩。

他们住的，是七八平米的小草房，几根木棍一搭便是楼。由于大山包没有象样的树，他们有不起楼梯。每次上楼，必须来一个标准的引体向上动作，再收腹蹬腿一跃，才能翻上楼去。

大家在那小屋里蜷缩着过了一夜，第二天又是80里山路才到炎山。

炎山的知青中，流传着一个“守铭智斗李世昌”的故事。

前面讲过，汝明因患病回不了炎山，去求“徐办”开介绍信转粮，与徐天发大闹知青办后，终于拿到一张盖有革委会红色公章的转粮介绍信。谢守铭拿着这张介绍信，去找炎山革委会主任李世昌。李世昌刚在大会上作完报告，守铭走上台去，递上介绍信，说了转粮的事。李一听，接过介绍信，“刷刷”两把撕掉。守铭一楞，但反应非常之快，他立刻捡起地上的碎片，慷慨激昂地对台下的人说：贫下中农同志们，这张介绍信上，盖着上级革委会的红色大印，李世昌撕碎红色大印，这是藐视新生红色政权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要向县革委报告，大家可以作证！守铭这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的话，本是李世昌之流胡乱整人的翻版，当时正好“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击中炎山土皇帝的疼处。李世昌本就无理，赶忙拉住守铭，叫他别说了，然后，乖乖地办了转粮手续。

如今的大山包，

早就没有当年的“熊样”了！

　　(八) 盘河行

“闹包”们下乡了，“闹包”头目们则上山了。他们到炎山，苏甲，大寨，靖安，小龙洞等边远山区，被重点监管。而我们最跳得的两个学生领袖，韩“司令”和吴“政委”，却另有归属。

本来对立派就对他们咬牙切齿，掌权后更巴不得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但那时候，司令成了“专革委常委”，政委成了“专革委委员”。当权者，不得不把他们当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睛，花瓶般地供起，以显示“一碗水端平”。当然，为了方便开会，似乎也应该对他们有所“照顾”，于是，他二人一个“独立寒秋”，安到盘河；另一个“孤家寡人”，整到东进。司令成了光杆，政委成了杆光。其实，他俩所去的地方，除了离城稍近之外，照样是穷山恶水。如此“坏头头”，哪能让他们有好果子吃！

众所周知，昭通有一股独特的北风，本地人习以为常，而外地人的感受是：透过衣服，穿过肌肤，寒入心脾，冷入骨髓。

这风从何而来？这股北风的风口，据说叫做“专家垭口”。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太阳落山，昭通北边，海拔3152米的凉风台上空，便乌云密布，黑云翻滚，北风骤起，经专家垭口出笼，直奔城区而来。有人说，昭通这股北风，就象不成器的捣蛋儿子，使人爱之不能，避之不及；也有人说，这股北风使昭通的酱菜凉粉味美鲜，苹果樱桃香嫩甜；还有人说，这股北风能调节生态，强身健体，清热解毒，杀菌消炎(热)，…。 昭通北风的功过，让科学家去考证吧”。

专家垭口四周都是山，离专家垭口不太远处，有一个山头小村，属盘河公社管辖。这里便是韩“司令”被“圈禁”的地方。

我们这位司令，不仅事无大小都带头“冲锋陷阵”，还特别关爱他的小兵。经常为他们排忧解难，甚至会为小兵的困苦而伤心掉泪。先后跟过他的四、五个“警卫员”，对他崇拜之至。

有一年冬天，他约我去盘河。盘河，并无河。起名“盘河”，大概是因为夹在两山之间那狭长弯曲的“夹皮沟”，连绵数十里，形如盘旋的河流之故。我俩出城朝西北边一路跋涉，走了大半天，来到他接受“再教育”的地方。他住在生产队的一间杂物保管室和会议室的楼上，楼下有火塘及生活用具。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饥渴交加，我俩立即挑水做饭。水挑来后，该找米下锅了。他上楼去端来一个做工粗劣的小木箱，一看就是他自己钉的米箱。打开箱盖，里面的情景令我俩大吃一惊：半箱子黑白夾杂的颗粒，在眼前缓缓躁动，米粒已被蛀空，黑色的米虫如宝石般，镶嵌在乳白色的米粒间。

这还是米吗？居然长出这么多的虫！可见宗礼好长时间没在这里了。这几个月他不好好接受“教育”，干什么去了？原来他身不由己，去了昆明下马村，进了《学习班》，遭受批斗，审查，解放，还参加了著名的“围海造田”。由此可见，额头不发亮光，“司令”哪能好当。缺乏光环笼罩，照样整得屁淌！

这“米”还能吃吗？宗礼说，虫吃米，我吃虫，还是吃米。捧上几捧，淘也不淘，加水倒进吊锅，照样煮饭吃。不过那种米虫饭，味道的确不怎么样。晚上，改吃洋芋。洋芋比米好，不长虫，只长芽。我俩坐在火塘边，烤着火，边吹边吃，一撮箕长芽的“吹灰点心”，居然全部吃光。

我们的韩“司令”。

有天晚上，宗礼带我去见一个人，他叫张宝权，六六届的高中生，昆一中“小红旗”的一个小头目。他本该去“外五县”，沾叔叔的光，以投亲靠友为名，孤零零地来到盘河插队。队里在一个路口，修了一间简易瓦房。几块木板胡乱一搭，成了一楼一底。楼下支着一台机器，可以把谷子碾成米，把包谷磨成面，把麦子磨成粉。这些事都归他一个人干。

同是天涯沦落人，心心相印聊得拢。当晚我们和衣而臥，住在磨房楼上。由于这里挨近“专家垭口”，呼啸的冷风穿瓦而入，顶上挡风的破报纸被吹得哗哗直响；透进来的风，把屋里散落的粉尘吹起，天女散花般地弥漫着整个房间。我们聊过去，吹现在，款将来，何时“咪”着了，都不知道。第二天醒来一看，我三人象白衣天使下凡，从头到脚，无一不白，就连鼻孔，也不例外。我感叹不已 ：宝权啊，宝权，若长此下去，你受得了吗？

(九) “书籍传递员”

知青从小就爱读书，《兒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伴我们成长。街边的小人书摊，是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一分钱就可以看个够。《三打白骨精》，《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白蛇传》，《三英战吕布》等等，至今仍记忆犹新。清官亭一楼曾有过一个阅览室，摆放着杂志，报纸和小人书，也是我们少年时代常去之地，而且一进去就出不来，直到关门。在昭二中上初中时，我在“英国楼”的图书室里借了一本书，掉落的书壳夹在书里。爱书是一种美德，看完后，我将封面粘好还回，女管理员梅老师，高兴地表扬了我。进了高中，才发现昭一中的图书室，藏书太丰富了！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一搞，大量书籍成了“禁书”，不准外借。书店里，只有红书和鲁迅的书。后来形势一乱，图书馆里的书籍，大量外流，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被书虫们自我解禁出来。正如孔乙己所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于是，每个知青点，或多或少都有几本书。一有空闲，就迷了进去。

正是在无所事事的那两年，我频繁地奔走于知青点之间，一是去找书看，二是为知青们传换书籍，当起了书籍传递员。

靖安，是我跑得最多的地方。这里知青较多，相互间隔也不太远，多数是高中生，又是文革中甘苦与共的难兄难弟。和炎山，大山包，苏甲，小龙洞相比，靖安算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了。

启芬，有昭，海昆三个女知青构成一户，插队的地方叫“大七脑”。一楼一底一瓦房，成了她们的家。她们住在楼上，楼下被一堵板壁隔成里外两间，外面半间是生活的地方，里面半间是猪厩，养着一头猪，旁边支着一张单人床。有男知青来时，便住进猪厩，与猪为伴。由于我与她们下乡之前就很熟，所以曾几次来到这里与猪为伴。

大七脑周边的生产队，都有知青。“老日本”寿康，“黄大兵”和灿，“老烟杆”敬炎，“秋瓜”秋琴为一家；小河边的沈毓林，洪叶翘，李伟为一家；还有“蓝毛”，杨武林，杨海斌，“蒋八一”…。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把男女知青之间的交往，往“恋”呀，“爱”呀之类的方面去想，这就超前了，想歪了。在扭曲的年代，人性自然也被扭曲了。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有句名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特别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始终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那个时代，知青们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一面为路线而奋争，一面为衣食而奔波。生存温饱，尚需依靠父母亲友，自己的前途，也是一片渺茫。在那样一种混沌的境况之下，哪能奢谈什么成家立业！所以，绝大部份知青们的交往，无论男女，都属健康友谊朋友型。彼此好感，吸引，偶尔来点“前奏”，自然是有的，但离“恋”和“爱”，还相差甚远，更扯不上什么“谈婚论嫁”。

(此照片由继华提供)

记录了当年真实的场景，

让后辈看看吧，

否则谁会相信！

我第一次去大七脑，就惊动了队里的民兵队长。(那时知青们互相串门，都被监视，以防他们搞黑串连。) 晚饭后，他登门来访，拿着一副象棋，装模作样地要跟我较量。进门后，打着哈哈，查户口般问了一阵，随后自讨没趣，只得借下棋来打圆场。启芬，有昭让我别手下留情，好好教训教训他。其实我的象棋水平本就不差，轻而易举便杀他个片甲不留。

她们每天去“出工”，我就帮她们挑水煮饭喂猪，闲下的时光，都用在了书本上。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几言几拍，这演义那演义，这个传那个传的，我们早就不感兴趣了。那时的兴趣扩展到了世界文学名著。最初看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后来看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再后来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莫泊桑的《羊脂球》，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总之，知青点有的，见到什么就看什么，有经典的好言好语，还会记录下来。这些经典的外国文学名著，你看我看大家看，相互交换，由我迎来送往，在知青之间辗转传阅。

(此照片由姜治武提供)

土城公社知青户

我在的沙坝就属土城公社。

离城不远的“东进公社”，也是我常去传书看书的地方。

这里有一户知青，一男两女三个人。男生谢崇昆，父亲是昭通有名的画家；女生姜华、姜克武姐妹，是昭通名人姜亮夫的侄女。一间十平米的平房，姜华姐妹住里面，外面当生活区，满当当刚可落脚。崇昆则住在生产队的烤烟房底层杂物间。一张小床，四面碰壁，巴掌大的窗，透着几丝光线。我去了就和他挤住小床。

这里离城不过十公里，他们抽空便可回趟家，带些糕点咸菜之类，缺什么就往家里补充什么。由于出生于书香之家，爱书看书，不言而喻。他们知青点书多，那是自然。我来后，他们去出工，我就做饭，看书。在这里，我第一次品尝到“凉拌洋芋丝”的美味。细细的洋芋丝，在沸水中捞一把，拌上酱油，油辣子和昭通特有的生醋，那个爽呀，不亚于昭通带荞皮的油糕饵块稀豆粉！

附近还有王启进，石永秋，唐艳芸，邓兴碧，李妤等，虽然他们年纪较小，但对书籍的热爱，一点不比大知青差。

前面说过，我们的吴“政委”，被整到东进公社。这里的条件不算太差，似乎不能用“整”字描述。其实，应涵去的地方，是东进的山区。

本来他家在盐津，应该回盐津去当知青。然而，一个“首席谈判官”，清官亭谈罢，昆明谈，最后又去北京谈。而且又是专革委委员，掌权的对立派，哪能放他一走了之！故意把他留下来，整下乡，“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大会小会批斗，又去下马村整个“下马威”，参加围海造田！批透了，整够了，才把他赶回盐津。

来搬行李那天，我刚好在东进。七八个朋友陪同前往。自崇昆那里出发，一段平路，大半山，翻过一山又一山，三小时后，才到他的窝。其实，从当初摆下行李后，他便离开了这里。一天工都没有来出过。

谢崇昆，插队于东进公社。我去他那里住过几天。

此片照于大龙洞

(十) 出走东川

这种“逍遥”的日子，一混就是两年。两年间，多次出现招工消息。大批“社青”(小学毕业生)，纷纷离开昭通，奔赴以礼河，毛家村，昆明。有的去修公路，有的去修水电站，有的去修汽车，更多的去了昆明铁路局。但是，无论哪里来招，一律不招知青。知青们大热天看人吃西瓜，只有羡慕的份。有的甚至恨自己，为什么要多读几年书！

到了一九七一年，终于坚冰开融，封条撕破：可以招知青了！电厂，氮肥厂，磷肥厂，食品厂，冷冻厂，…，这厂那厂，纷纷向知青抛出媚眼，伸展手臂。然而面对庞大的知青队伍，稀疏的几个招工名额，无异于杯水车薪。大量的知青，依旧心动而无行动，出走无门；特别是被当权者记录在案的“铁杆”、“头目”、“眼中钉”，更是“一票否决”。至于我，还多了一条：身份不明，前程更是虚无缥缈。

现在看来，这个厂那个厂，不一定是就业者的理想归宿。但是，在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区区几个招工名额，却令多少人垂涎欲滴，倾力争抢。

往后几个月，就业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但我始终不为所动。转眼近年底，东川来招人，这是当年的最后一个招工机会。

走不走？我犹豫不定。杨忠孔那句“宁在昆明当条狗，不在东川做个人”的誓言，使我对东川阴影尚存，敬而远之；而昭通对我“一票否决”的现状，又使我产生“家乡不留我，自有留人处”的念头。思虑再三，我终于拿定了主意，在汝明的陪同下，去服务大楼，走进招工办公室，报了名。

这次东川招工组，来了三个人：文教局干事李永寿，小学教师薛祯，徐朝林。他们为东川商业局招收工人，也为东川文教局招收教师。我自然成了他们欣赏的一员，当场录取，并发给招工表。这张表上的栏目，要生产队，大队，公社，县，从下到上，逐级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

为难的事情出现了。由于当初徐天发不接收我，土城公社的知青名单上，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县和公社两道关口过得了吗？

生产队，大队两级，分分钟办好；公社和县能过吗？我怀着不妨一试的态度，去土城公社。心中倒很坦然 ：能办就办，若办不了，也许说明我不该去东川，那就继续在家乡熬下去吧。

我走进土城公社的大门，找到办公室，递上招工表，等候公社发难。谁知那人(不知他是谁，也不知是什么官)热情地接过表，看看生产队和大队的意见，二话不说，提笔写上“同意”二字，公章一盖，把表递还于我。整个过程不过分把钟。

我到了县上，“知青办”尽是生面孔，办事员接过招工表，看看下面三级意见后，如法炮制，写上同意，盖章完事。

这一切来得如此顺利，背了几年的“黑锅”，“扫黑”，竟在弹指一挥之间！

我十分感慨：也许命中注定，我就该去东川，在东川“生存，温饱”，在东川成家立业，而后“发展”！

去专区医院体检那天，走到东门陡坡，见专建司对面有一圈人，等着炸包谷花。我走近一看，这不是安焜吗！只见他熟练地一手摇着手柄，一手控制着火力，通红的脸庞挂着微笑。我一阵心酸，过去打个招呼，匆匆离开了。

就这样，在一九七一年底，我快满25岁之时，和温树超，石满生，酒振林，王启进，费婉玲，肖庆珍，李继华，吉筱林，高智等几车人，来到了东川，再次回归老本行，成为教师。

十年后，我离开了拖布卡，调来东川二中。这时，鲁甸县委一纸“平反”文件，发到了东川，确定我的教师身份和工龄，从六五年开始计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黑白难颠倒，岂能惹尘埃？

知青老友在昆相聚

昭通第一批知青：六五年老知青。

东进公社凉风台下小脑包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