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时尚：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老时尚

（己经修改，删除了敏感部分。能否通过审核，没有把握。）

　　“处处城乡庆上元，烟花灯火表心欢。天寒难锁新春意，炉暖宜烹白玉丸。”正月十五，吃完元宵，“年”就基本过完了。

今年春节，儿女们都回家了，我们过了个温馨、祥和、平安的春节。正月初一，我还向女儿学习制作美篇，发表了拙作《儿时的年味》。其实，52年前我们这代人还过了个“革命化”的春节。为了使老中青各代朋友好好珍惜现在，防止那“革命化”的春节重演，特将自己当年日记的记载整理出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老时尚：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7年元月1日，我去学院图书馆翻阅报纸。每天坚持翻阅报纸，是入大学后养成的习惯。尽管中央各大报纸和各省市的党报大同小异，但翻久了也能从中找出些微差异，尤其是二、三、四版。当天，《人民日报》联合《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开篇说，“1966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社论》肯定红卫兵和革命大串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社论》明确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据说这篇社论是经陈伯达修改，报伟大领袖亲自审定的。

当天学院大字报栏有“北京来电”称，中南海内刘少奇家的院内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标语。首都20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群众统一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群众游行集会。当日还有“北京快讯”称：部分高干子弟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国防部以及中共北京市等16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伟大领袖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反动组织的“联动”。 别看这些“快讯”“来电”都是些没有出处的“马路消息”，但准确程度大体八九不离十。文革以来，我已经习惯从这些小道消息来了解国家大事了。

我隐隐约约感到，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已近黄昏，代之而起的是多如牛毛的群众造反组织，工人和机关干部成了运动的主体力量。

　　1967年元月11日，各大报纸刊登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随即《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宣称夺权后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中央的贺电中并没有提到夺权后的这个政权组织。其实，根据我的日记记载，早在1月5日，上海《文汇报》便宣告夺权了。

中央的贺电，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夺权斗争。另外中央的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中央文革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从此，中央文革就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后话。

　　1967年1月13日，学院大字报栏张贴着最新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只有6条内容而被简称为《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的第二条是重点强调“恶毒攻击罪”的：“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是文革中抓“现行反革命”的法律依据。《公安六条》的第四条是专门界定专政对象的。这一条将原来的5类分子扩大到21类群众专政对象。除了原先的“地、富、反、坏、右”外，新增了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道首和职业人员以及反动军、警、宪、保、特，还包括劳教人员和刑满留场人员，还包括杀、关、管、逃的家属，甚至还包括投机倒把分子。这为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运动提供了活靶子，为群众专政提供了法律依据。

《公安六条》是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的。 “出身卑微”的我（实属冤案，后面祥述），反复告诫自已，千万要紧跟伟大领袖，千万要认清革命形势，千万要谨言慎行。

　　1967年元月20日，班上有人发起去韶山串联，我积极响应。当时韶山还没有火车，我们从长沙乘长途汽车经湘潭来到龆山冲。这是我第一次到韶山，到处都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伟大领袖的故居坐落在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山冲中。坐南朝东，土木结构，泥砖墙，青瓦顶，一明二次二梢间，左右辅以厢房，进深二间，后有天井、杂屋，共13间半。故居没有人讲解，但墙上有指示牌；堂屋中还有伟大领袖为革命牺牲的六位亲人的照片。我边看边想，原来，伟大领袖的家也是个大家庭，家道还是比较殷实的。后来我逐步悟出个观点：在社会大变革年代，往往是两种人最可能首先起来革命造反，一种是家道殷实、受过教育、有变革社会意思的知识分子；另一种是生活无着、又不安分的无产者。

在韶山的纪念品商店，我花5分钱选购了一枚小巧的领袖像章，总算也跟上了潮流。当时佩戴、收藏、赠送、交换领袖像章，成为一种时尚。各地、各系统、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或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都要制作、赠送领袖像章。而且越来越精致、豪华。最初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领袖像章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后来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连进入大陆的外国人也要戴。此是后话了。

　　1967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学校便处于无政府状态，师生来去自由，无人管理，纯粹靠自觉性约束自己。早饭后，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农学院，准备回家过年，看望尚在悲伤中的母亲。虽然长沙城内“高司”和“湘江风雷”的激烈争斗仍在进行，但我不是“高司”派的正式成员，无须过多担忧。长沙火车站，贴着国务院关于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国务院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广播不停地播放着过“革命化春节”的倡议。当场还真有不少乘客退掉车票返回单位的。我没有顾及这些，照旧拿着学生证进了站。虽然有国家不放假的通知，但旅客仍然很多，火车站增开了不少临时列车。从长沙到岳阳，只有150多公里，属于短途运输，我们只有坐闷罐货车的份。好在时间不长，仅5个来小时便到了。我来到岳阳地委财贸办家属区，找到大姐家。担任岳阳地区财贸办秘书的姐夫告诉我，国务院的确已经正式下发了通知，决定今年春节不放假，干部职工的探亲假在文革期间暂停执行。他们全家都不能回华容过年了。我决定先在岳阳考察两天再回家。

若干年后有资料披露，最早发出“春节不放假”创议的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总司”。1967年1月25日《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该报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随后，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刊登“读者来信”和“倡议书”，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人民日报》还刊登了57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出的“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的倡议书。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就这样，春节的固定假取消了，传统的习俗没人敢坚持了，热热闹闹的过年氛围没有了。谁知这个通知一管就是11年！直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1980年，全国才全面恢复春节休假的制度。这是后话了。

第二天，在大姐家吃完早饭后，我上街观察岳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现这里也分成“工联”与“高司”两大派，岳阳是“高司”派占主导地位。岳阳一中的造反派还联合起来夺了一中领导的权。街头有不少“北京来电”、“长沙快讯”之类的大字报，包括伟大领袖接见外宾的谈话，某某地方造反派夺了权等等传闻。

岳阳街头，到处都有群众围在一起进行辩论。10来岁的中学生与5、60岁的白发老人在激烈辩论“高司”和“湘江风雷”谁对谁错，而且双方都搬出了伟大领袖的语录。伟大领袖语录己经成为人们用来反击对方，进行辨论的重要武器。街头还贴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要停止长途步行串连。还有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要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伟大领袖的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作辅导员，组织他们学习领袖的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 然而在学校领导被当“牛鬼蛇神”揪斗后，这个通知根本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小学生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我的两个外甥大的7岁，小的4岁，学校和幼儿园都无人管，俩个孩子天天在外面玩，幸好有姐夫姐姐约束他们读书识字。

　　1967年2月4日晚，我背着行李带着大姐捎给母亲的5元慰问金和糖果饼干，去岳阳轮船码头候船。转钟一点多，刚刚拿到返回华容洪山头的船票，恰逢全城戒严，人们茫茫然不知所措，顿时将岳阳轮船码头前大街的热闹气氛给冻住了。不久宣传车和大字报出来了-----原来，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2.4批示”，宣布湖南“湘江风雷”和“红旗军”为反动组织，正在连夜捉拿头目。听完广播、看完大字报，我心里轻松了不少。由于有熟悉情况的本地人或本单位人的带领，精准地敲门打户，一抓一个准，基本上没有扑空的。一辆“高司”的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便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打倒反动组织红旗军！”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不时出现如雷的口号和热烈的掌声。湖南全省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号称百万之众的庞大的造反组织。

1967年2月5日，轮船鸣笛要开船了，我连忙登上开往华容洪山头的江轮。其时华洪公路已经修通，虽然从岳阳回华容仍须乘船过洞庭湖出城陵矶经长江到洪山头，再从洪山头坐汽车到华容，但可不必绕道到湖北石首调关，再坐机帆船回华容，时间大大缩短了。在轮船上、在长途汽车上，人们都在热议“高司”与“湘江风雷”的争斗。我静静地听着，思考着，没有参与辩论。临近中午，我回到华容，拜见了仍在悲痛中的母亲。母亲哭诉了患癌症的父亲去世前的痛苦惨状，我陪着母亲直流泪。母亲质问我：为何你父亲死了也不回来？我既怕刺痛母亲的心，更怕背不孝的罪名，撒谎说：“当时我正在外面串联，回不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母亲的撒谎。

我的父亲是1966年12月22日，因患肝癌不治而去世的，享年61岁。其实，早在1966年11月13日，我从家信中获知父亲病重后，便向班上同观点的团干部请假5天回家探望。其时父亲的肝癌已进入晚期，腹水把肚子胀得很大，骨瘦如柴，全身黄疸，整天疼痛不已。母亲忍着自已的病痛，护理父亲，终日以泪洗面。望着在疼痛中挣扎的父亲和欲哭无泪的母亲，我除了帮忙做点家务，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吞。心想，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已参加工作了，还能尽儿子的一点微薄之力。可我现在还是个靠亲友同学资助过日的穷学生！另外，我家从1957年起久拖未决的家庭成分，在城市社教工作组简单武断的推论下，认定早在1941年即已被长江洪水吞噬、并且一直由我堂叔耕种不收租金的23亩多芦田洲土仍算作我父亲的产业；荒唐地将早在1930年即已分家的长兄和侄儿私下收租的事摊也到我父亲头上；强行把一生靠打工当店员、做小本生意、挑货郎担、代客卖买为生，没有收过半文租金的的父亲定为工商业兼地主出身(本人小商成分)。政治上的冤案、经济上的困顿、癌症病痛的折磨，我的父亲快崩溃了。家庭差不多已经陷入绝境，可我却束手无策。

探亲的假期巳满，我不敢超越，便含泪辞别父母亲，按时返回学校。在学校，我照样每天看大字报、翻阅报纸，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向。其时，学校的同学陆陆续续都结伴外出串联去了。到12月中旬，我们班上的同学差不多也快走光了。我便邀请罗平世、易冬秀、彭秀珍、谢秀莲四位女同学，一道去桂林串联，她们也需要我这个男生出头露面。其时国务院已下发了通知，从67年12月21日起，红卫兵乘车船再不免费了。大家都在抢抓最后的时机。在长沙火车站，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南下的火车，只见座位底下，靠背上，甚至行李架上都是红卫兵。我们在火车上足足站了两晚一天，才抵达广西桂林。我们在广西师范学院看了一天大字报，顺便还游览了桂林和漓江的山水。真是名曰串联，实为游山玩水。返回时又到衡阳医学院和长沙铁道学院停留了两天。刚从外地串联回校，便收到父亲病故的噩耗。我拿着父亲病故的电报，犹豫不决：现在赶回去已经会不上活口了，家人提出要做道场我怎么应对？亲友要我披麻戴孝怎么办？再说我也不敢请假为出身地主家庭的父亲奔丧，也不知找谁请假，会不会批准？

　　最终我决定暂时不回家，待学校放寒假后，再好好陪伴安慰母亲。我强忍悲痛，默默地祈祷苦命的母亲好好保重。-----这其实是非常年代人性的扭曲，也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罪过。我成家后，每年父亲的诞辰纪念日，我都要亲手做几道菜，祭祀父亲；清明节期间，我常常赶回华容，在父母的坟头长跪不起，或者带着妻儿在网络上祭祀父母先人；在父亲诞辰百岁的纪念日，我特地写了篇长文悼念父亲，恳请在天堂的父亲饶恕自己。真是一次错误，终身受到良心的折磨。

值得欣慰的是，文革后的1980年，华容县政府正式发出平反通知，将我父亲的出身重新核定为“小业主”，明确了其劳动者阶级成分。需要说明的是，我家成分平反纠正时，我还是个一直没有被批准入团、更不敢奢求入党的副股级技术干部。与日后的从政“当官”没有半点关系。这些都是后话了。

　　1967年2月6日，腊月二十七，快过年了，因为中央决定春节不放假，大家都拥护过“革命化的春节”。家家户户大门上没有贴财神菩萨，也没有贴福字，有的连革命化的春联都不敢贴，生怕红卫兵当“四旧”来扫。每家每户原先挂祖宗神位的地方，端端正正贴着伟大领袖的画像，两边还贴上了最高指示或革命口号，真有点革命化的气氛。谈到挂贴领袖画像，母亲悄悄告诉我说，对领袖画像，不能说“买”，只能说“请”。“请”回来后，不能挂、不能钉、只能晚上偷偷用浆糊贴上去。她老人家还告诉我，前不久居委会开会时，有人无意中用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垫座，当场被人揭发以现行反革命揪出来批斗。看到在诚惶诚恐中生活着的父老乡亲，我迷惑、我茫然……但一想到自已是革命青年，应该坚决站在伟大领袖一边，站稳阶级立场，便又坦然了。

春节不放假，趁着好晴天，大家都在撤洗被帐、洗刷衣服。我也帮助母亲清扫扬尘，洗衣刷被，打扫卫生。虽然人们对如何过年看得不重，但对国家大事倒挺关心。左邻右舍的大嫂大妈们见我回来了，纷纷打听长沙“高司”和“湘江风雷”的情况。当她们知道我是持“高司”观点的，纷纷表示支持。看来，长沙“高司”派出的赴华容造反团已经把华容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估计全省从上到下，都形成了两大派。只是，越往基层，“高司”的观点越有群众基础。

　　1967年2月7日，带着母亲递给我的肉票、鱼票、蛋票、粉票，上街去采购“年货”。从1955年开始的票证时代，实际上是物质紧缺时代。父亲去世后，家中户口本上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名字。幸好当年过年物质的票证是按户计算分发的，否则我回家过年便要吃母亲那份肉鱼蛋粉了。街头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革命造反派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县城街头还有小道消息说，上海人民公社已于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成立大会上致词说：“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成立大会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通令：“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县邮电局门前报刊栏中的《人民日报》等主要党报均没有报导。另外街头还有“长沙来电”称，由“高司”等九个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10余万人的大会，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和“长保军”的头目。

　　1967年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传统的除夕。上午，在小学任教的表哥来看望母亲，并同我长时间地聊起了长沙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他是随傅作义将军起义的基层下级军官，复员后安排在华容县护城公社教乡小。一生谨慎的他，好不容易平安渡过了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的“四清”，自然对文化大革命十分关注。除夕当天，我们一改天亮吃“年饭”的传统，改为下午。为的是等候在华容县机械厂上班的二哥回家一起吃“团年饭”。在我记忆中，这个除夕是我一生中最悲伤、最压抑、最冷清的日子。没有燃放鞭炮、也不敢点烛焚香祭祀去世不久的父亲。街头上的高音喇叭也停止了广播，大概造反派也回家吃年饭去了。我和二哥陪伴着母亲，加上父亲的一双碗筷，我们4个人默默地吃着年饭。

除夕之夜是冷清的。父亲去世后，家中没有树兜和劈材烧明火，仅有一个煮饭烧水的藕煤炉子。母亲拿出收藏的父亲的灵位，点了盏油灯，我和二哥陪着着母亲，围炉烤火，默默守岁。因二哥大年初一要上早班，母亲催促他早点回厂去休息。我和母亲继续围炉守岁，夜深了，感觉越来越冷。我和母亲干脆上床“烤”被窝火，不久便睡着了。除夕就这么悄无声响地过去了。

1967年2月9日，正月初一。一切过年的风俗习惯都破除了。不放鞭炮不敬神，不滚龙舞狮不拜年。二姐带着5岁和3岁的两个孩子来看望母亲，她要求孩子：快给外公磕头，给外婆拜年！我母亲说，“今年不兴拜年了”，但照旧给了压岁钱。二哥下班后带着食堂分的加餐菜匆忙赶了回来，我们老小三代默默地守在父亲的灵台前，围着母亲团聚。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陆人民不过春节，却没有忘记与自己交战中的台湾官兵过年。高音喇叭广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宣布，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祖国同胞以及国民党军官兵们过好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

　　1967年2月10日，正月初二。不上班的亲友和农村的老表们陆续来看望母亲，秘密来“拜新年”。“拜新年”是湖区的一种风俗，在年老的亡者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要用“三牲”对亡者祭奠，还要秉烛点香烧纸鸣放鞭炮。他们没有带这些祭祀用品，更不敢燃放鞭炮。亲友们向我父亲的灵位下跪瞌头，借以寄托哀思，慰藉母亲。来访的亲友中既有持“湘江风雷”观点的，也有赞同“高司”一派的，还有属原“长保军”现在当消遥派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同我这个从省城回来的大学生谈论起文化大革命，其实我同他们一样，都感到茫然不解，不知文化大革命今后到底如革法。

1967年2月11日，正月初三。街头广播里传来最新的最高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广播说，首都革命造反者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集会，欢迎反修战士回国，抗议苏修暴行。原来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在莫斯科要强行向已移出红场的斯大林墓献花圈，与苏联警察发生冲突。连日来，已有200万革命群众在北京苏修使馆前示威游行。

1967年2月12日，正月初四。我开始出门，陆续去会见中学的同学们：万继伯、张宜昌、金国钟、张天武、刘应林、段子毅、程学汉、程枚村、沈型楷、刘楚琴、曹凤仙等。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各有各的观点和意见，有的是含糊其词不表态。只有谈起中学生活时才有共同语言。已经从注滋口肉食站调回县肉食公司的沈型楷同学，对省委书记张平化‘9.24报告’的反反复复，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今后参加运动再要我表态，我是怕的了。”曹凤仙同学向我诉说了对彭岳林的牢骚，我知道这是他们恋人间的短暂矛盾，准备想办法转告彭岳林；张宜昌同学正在抗美援越；金国钟同学已经改了名字，却不知去向；张天武同学已经结婚，但他外出未见上面；刘楚琴同学也已成家，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万继伯同学在县邮电局报房上班，经常要加班加点。

在邮电局门口的报刊栏，我仍然没有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街头有“北京快电”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通告说，这些全国性组织都不是在自上而下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极少数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起来的。其实，当时地富反坏右等“老运动员”们，早已是战兢兢地过着日子，谁还敢乱说乱动？

　　1967年2月16日，已经正月初八了。这次回家，我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家里陪伴母亲。与来访的亲友、同学见面时，免不了都要谈起“文化大革命”。可谁又能说得清呢？

其时，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华容县各级、各单位的造反组织都在向领导们“夺权”。华容县委书记刘菊秋和县长曹文斌分别被两派造反组织控制着，华容县出现了由驻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造反派代表三方面合议决定县政大事的组织形式。另外，街头有小道消息称，北京的“三老四帅”在“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史称“二月逆流”。文革后证明，“二月逆流”表面上是针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对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抗争。

1967年2月18日，正月初十。华容街头小道消息传出伟大领袖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伟大领袖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领袖又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随后，中共中央根据伟大领袖的意见，发布《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提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第二年2月25日，经湖南省革筹批准，华容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军方代表杨振山出任主任，曹文斌、金满昌、刘敬农、贺风生出任副主任。这又是后话了。

1967年2月19日，华容街头出现“北京快电”，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文艺团体工作人员，尽快回到本单位，集中力量彻底革命。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如果他们今后的演出有困难，现在基本生活费又没有来源的，可以由当地政府另外安排生活出路。主要是到农村落户或者分配到工厂或新建的企业中去劳动。有亲友告诉我，去年8、9月间，红卫兵把华容县京剧团表演时穿戴的“龙袍凤冠”当“四旧”统统放火烧毁了，“马家班”的马桂芳、马秀蓉、马小芳、寿百岁著名演员等都当牛鬼蛇神进行了批斗。从此，享誉大江南北和洞庭湖周边地区、深受华容人民喜爱的华容京剧团便土崩瓦解，在文艺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1967年2月20日，华容街头有“北京快电”，伟大领袖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学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作出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看来，我得准备返校，回去接受军训了。

　　1967年2月21日，华容县街头到处张贴着《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说：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伟大领袖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 应该说，中央的这封公开信对稳定农村，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毕竟农民不象工人和学生，不搞生产就会饿肚皮。

1967年2月22日，正月十四，回家已经半个多月了。从广播、从报纸、从传单、从小道消息，我感到文化大革命变幻莫测，无法捉摸：上海已经成立了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省委书记张平化在湖南推行的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跃升很快的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不到一年时间便被打倒……凡此种种，使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我决定一个人到农村去走走、看看，也叫步行串联吧。尽管尚未过元宵节，但大家早就没有过年的概念了。

拜别母亲和亲友，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步行串联。当天，我沿着儿时随父母去南县、华容北景港走亲戚的老路，经麻里泗、十三刀、新河口、县河口、张家湾，接连过了两条河便到了南县。一路步行，边走边看边问边想，苦闷、彷惶的心情才逐步舒展。当天傍晚抵达南县县城。元宵节前夕的南县，同华容县城一样，没有一丝半点过年过节的气氛，到处都是大字报。当天走了近70里路，也够累的了。早早便在南县红卫兵接待站住宿休息。其时，全国城乡各交通要道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而且轮船和汽车仍然都是免费的。

1967年2月23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我整天在南县街头瞎逛。感觉南县县城比华容县城要繁华一些，街道似乎也多几条。满街都是批斗县委书记姚金华、县长崔玉池的大字报。 当天南县街头没有龙灯花鼓，没有灯谜灯会，没有彩车巡游，红卫兵接待站也没有给我们安排元宵汤圆。

南县街头有“北京来电”：《红旗》杂志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社论号召广大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 社论发表后，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全国各地各级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所谓“亮相”，就是表明自已站在那一派群众组织一边。干部的“亮相”，更加剧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由于习惯思维，大多数领导干部都站在保守组织一边，只有极少数领导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虽然大都结合进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但文革后又被审查和清除。这是后话了。

值得一提的是南县县委书记姚金华，这位64年才接任南县县委书记的山东南下干部，在文革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折磨。文革后期调离南县到娄底地区农业部门任职。1983年我从政后到娄底参加省农学会召开的学术年会，与我从未谋过面的老书记专门到招待所看望我，询问南县的人和事。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都能正确对待，唯独对造反派将他这个县委书记与刑事死刑犯捆绑陪斩耿耿于怀。我对此事的前因后果一概不知，只得劝慰道：老书记，那是个别人所为，您老就别总是记恨了。

1967年2月25日，正月十七。在南县县城停留了两天，跑遍了大街小巷，街头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小道消息了。我从南县县城出发，沿沱江防洪大堤一路南下。发现1962年来南县参加高考时，过扁担河后石矶头上的石牛不见了。有人告诉我说，红卫兵认为石牛是“四旧”，去年就被砸烂，推到河堤下去了。

步行中我与沿途同行的农民一路攀谈，边走边谈农村“四清”，谈农村文化大革命。我感觉农民对开始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比较满意，但对以后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则印象不好。他直言不讳地说，什么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那是当权派之间的斗争，不关我们农民的事。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更是兴趣不大。他说，谁当队长谁当书记，反正我们农民都得插田扮禾。我们关心的是年成好坏，能不能吃饱饭。我试探地问：今年年过得热闹吧？他突然提高声音：“热闹过屁！鞭炮不准放，龙灯花鼓不准玩，还不允许拜年走亲戚！正月初一就喊要出工。你说热闹不？”我无言以对，我们默默同行了一段，他折拐下堤回家去了，我继续一个人南下。我望着大堤下零星稀疏的茅舍，一坦平阳的农田，认为在这里工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时我还想到，农业的根本出路应该是机械化。

　　傍晚时分我到达南县三仙湖镇，在沱江边一处有神仙庙风格的公房落脚，这儿是三仙湖镇的红卫兵接待站。晚餐后广播中传来消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作出了继续革命的决议。“上海人民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广播还播放了《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伟大领袖总结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社论还宣称：“这个大革命的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1967年2月26日，早晨，我同南县三仙湖镇红卫兵接待站的干部攀谈，询问三仙湖的来历。接待站的干部告诉我，相传古时有三位俏丽的姑娘在此呼风唤雨，为民驱灾除病，年年五谷丰登，深受人们赞美。后来姑娘们成仙上天，人们便在此建庙敬奉这三位仙姑，是谓三仙湖。我想，为人民谋了福址的，世人都会永远牢记在心。

早餐后，我告别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从三仙湖镇继续南下。仅30多华里，中午时分便到了茅草街镇。我从东边走到西边，发现茅草街并没有象样的街道，连茅草房屋都不多。一打听，原来这儿是淞澧洪道、沱江和藕池河中支、西支的汇合处，水运十分方便。民国初年，此地岸边多建茅屋，以接待过往商旅。20年代逐步形成集市，因茅舍民房成街对居，故称此地为茅草街。

1967年2月27日，我从茅草街坐轮船到益阳。途经南洞庭湖时，一座花岗石砌的宝塔吸引了我。只见它七层高、八个面，座落在浩瀚的南洞庭湖中，就象是从湖心冒出来的！同船的本地人说，这是沅江的镇江塔，离益阳不远了。我寻思，现在是冬季，洞庭湖水位最低，这宝塔仍在湖水中，当初是采用什么办法建造的？后来在南县工作，坐船往返益阳或长沙时，常常看到这从湖心冒出来的宝塔。洪水季节，该宝塔还露出上面的六、七层。查益阳地名志，原来镇江塔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选址于朱家嘴小集镇的街尾，那时的镇江塔身处陆地。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南洞庭湖盆地发生了“内力地质作用”的沉降，镇江塔在建立后的数百年间，地势逐渐下沉。洞庭湖盆地的下沉和湖水的抬高，造就了如今沅江镇江塔“从湖心里冒出来”的奇观。据说，镇江塔的七层，第一层是实心的，从第二层到第四层为空心，可上下通行；四层以上又砌成实心的了。可见当初建塔时便已预计到，该塔将沉入洞庭湖。古代的劳动人民真伟大！

　　1967年2月28日，我在益阳市短暂停留。漫步在麻石铺就、店铺林立的益阳市15里长街上，感觉还算繁荣。益阳市最繁华的要算大码头，这儿是益阳水运的中心，上常德、去长沙、下武汉都要经过这里。资江河边，大小码头一字排开，早晚旅客川流不息，搬运号子响彻江面，其客运和货物吞吐量仅次于长沙与岳阳，在湖南称得上是实实在在的大码头。听老人们讲，以前，这儿的确很热闹，卖甜酒的，买茶盐蛋的，卖油条的，卖糖粑粑的，卖发粑粑的，卖水饺的，还有卖洗脸水的，应有尽有。现在还有周边供销社摆出的安化茶叶、薯粉，桃江凉席，宝古佬的尖辣椒，益阳的盐蛋皮蛋，南县的淡干鱼、麻嫩仔，还有沅江的银鱼、干虾子的货摊。看来这儿是湖区土特产品的集散地。从大码头上岸往北走，只见影院、剧院、书店、茶馆、浴池、照相馆、理发店、副食品公司、百货大楼等毗邻而立，生意兴隆，这里应该是益阳最繁华的商业区街。可惜我这个穷学生只能看热闹，干饱眼福。

益阳地委前段执行省委书记张平化的“9.24讲话”很坚决，现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便分外激烈。资江北岸益阳15里长的麻石街上，大字报贴了不少，两派观点都有，但批判“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大字报占主导地位。我乘柴油机动力的木质渡船来到资江南岸，这边是益阳行署所在地，也是益阳县的地界。一条长长的长益路两边，大部分是机关部门厂矿企业和学校，基本没有什么商店，也不繁华。在地委礼堂，正在批斗“湘江风雷”和“红旗军”在益阳的头目，地委书记周继舜等一批当权派在台上陪斗。当时益阳也是两派：一派是“益阳工人联合造反派”，简称“工联”；一派是“益阳农民红色造反联合会”，简称“红联”。两派因观点不同，经常发生争斗。“红联”在乡下，“工联”在城里。到1967年7月中旬，全国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益阳“红联”组织10万农民进城，将渡口一封，把“工联”困在城里，河南岸的“工联”组织只能干瞪眼。当然这是后话了。

1967年3月1日，在益阳红卫兵接待站吃完早餐后，我从益阳大码头搭乘长沙班客轮，离开益阳。想不到这次历时八天的南县、益阳徒步串行，居然是我毕业后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真是命运的巧合！

客轮先顺资江下水到南洞庭湖，再从洞庭湖逆湘江而上到长沙。途经湘阴县时，一些熟悉的地名如“临资口”“洞庭围”“新泉寺”“濠河口”“茶湖潭”“南湖洲”等，又勾起了我1965年以大学生身份，参加农村“四清”的回忆。假如我有伴同行，可能会上岸去看望那些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农民朋友。现在我孤身一人，还缺乏应有的胆量，只好放弃。

在轮船上渡过了将近8个小时，傍晚时分抵过长沙客运码头。从轮船上岸，天色已晚，当天我便到浏城桥农学院驻城办事处住宿。晚上上街闲逛，发现长沙原来打、砸、抢、抄等激烈行为似乎减少了不少，社会又恢复了正常秩序。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后，“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并未撤退，更未承认错误。他们不断地向中央递送申诉材料，为“湘江风雷”翻案；一些造反组织在暗中不停地活动，企图重掀湖南的造反浪潮。我隐隐约约感到，未来长沙的斗争将会更加错综复杂而尖锐。

　　1967年3月2日，正月二十二，我正式回到学校。农学院大字报栏有“北京消息”，谭震林、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内幕逐步公开。从北京到全国城乡逐步掀起了“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之风。我预感，文化大革命还将有更大的反复。

再过几天，我将进入24岁了。农历正月一结束，“年”就彻底过完了。既然春节都要革命，那我个人的生日过不过就更无所谓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