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殇

敬畏自然

杜甫1300年前经历了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难，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房，住房，在我的人生中曾经是那么紧缺的资源，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能公有无法私得的可用财产。

在我75年的漫长生涯里，如今的房殇与当初的变化真有隔世之感。眼下国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房子多如牛毛，甚至产能过剩。这么多人口的国家，这么茂密的城市人口，曾几何时户户有余房，多者几十套，普通人也会拥有三两套房子。如果城里人没有第二套房，绝不是因为没能力而是没兴趣。

多数城市的郊区，一片农田里总会远远望见一片望不到边的在建小区，现在多已成为烂尾工程。

房地产商任志强关于“炸楼”的说法曾引起轰动，把他的原话复制一段如下：以全国房地产一年近13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来看，接近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但问题在于，这其中有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只能炸掉，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

当一片高楼轰然倒塌时，我的思绪一下子被炸回到等房、盼房、望眼欲穿的遥远过往……

我小时候，（1949年）五岁左右从黑龙江省农村来到沈阳。我父亲刚刚在当时叫螺钉厂的国营工厂就业，我妈妈带着三个孩子，住亲戚家已忍无可忍时，得到父亲的固定住所信息后，在父亲完全没有带家属条件时，她带着孩子突然出现了，让我父亲措手不及。时至秋天，没有房子、没有床铺，没有被褥，在厂区一片荒草中找到一个空置库房，里面只有水泥槽子，还可弄到一些稻草。其他的记忆在我是一片空白……

那种居住只是没有露宿街头而已。父母怎样焦急地等待工厂在简单装修改造日本兵营的小红房成为家属宿舍，我根本不了解。只知天寒地冻的冬天我们终于搬进新居，屋子四壁都是厚厚的白霜，好像住进雪洞里，铺地的红砖以流动的沙子填缝。最低气温零下33度，只有地炉子烧火炕做饭与取暖，没有上下水，有室外公共旱厕，早上人多还需要排队。只记得当时的寒冷，不记得搬新家的快乐。

这地方叫马壮街，我家的通信地址是：3段3里16号，在这一住就是40年。房屋没有产权是廉租房，每月从父亲工资中扣除房屋居住费。我上大学也从这里离开，这也是每年寒暑假我回来的地方。

我大学毕业随男朋友一起分配到辽宁鞍山市，我工作了，彻底与家乡的小红房分离。那里成为了我的故乡，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我每年放假探望父母的地方。它竟然是我结婚没房子住时梦想的港湾。

我走上社会工作以后才知道，所有的城市人口几乎都没有私人房产，所有住房都是工作单位所有，个人属于租住。单位分房就是单位把房租给你。分配住房的原则是按级别工龄等个人情况排队。与我们同一年新分配到鞍钢的大学毕业生就有200多人，其中结婚双方以男方为主，女方单位不给分房。我大儿子出生时我们也是没有房子住的。当时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所有的新婚夫妇都没有独立住房，家在本地的就与父母同住，家不在本地的情况非常惨。最惨的是女方带孩子住单身宿舍，男方住在不定距离的男单宿舍，可以说成是一地分居。当然还有两地分居的情况，就是结婚双方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法定假期只有2周。其次是两人带着孩子住在男单宿舍的一张单人床上，与其他单身男人只有一帘之隔。这不是每间拥挤的单身宿舍都能做到的，但在当时的鞍钢众多的男单身宿舍楼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我大儿子6个月的时候。在鞍钢第六男单宿舍楼里的顶层我们住一个房间，是丈夫的同学们挤一挤拼一拼，腾出一间房子，让我们结婚用。这样住的人不止一户。我们知道不一定哪一天就会被宿舍管理方清理出去。没有任何家具，我们并没有家徒四壁的悲哀，只有暂时蜗居的侥幸。

这是一个悲哀的图片故事：是一段真实的个人经历，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在孩子的前方是冰冷的水泥地面，上面没有婴儿床，更没有婴儿车。这是长长的走廊最后一间屋子，公厕在走廊的另一头，距离有50米开外，是男厕所。傍边是没有热水的男生盥洗室，也是我们给孩子洗尿布的唯一可去之处。

我丈夫当电炉炼钢工人，需要三班倒。不管怎样他与我两人用业余时间带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对我帮助不小。可是在孩子8个月时，他被借调去沈阳办辽宁工业展览馆做美工，一去8、9个月。我一个人带孩子住男宿舍，孩子是不能离开人的大小。我上厕所都是抱着孩子的。什么叫度日如年？什么叫生存挣扎？它与风花雪月以及琴棋书画等浪漫的事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如果母子健康还可以苦撑，偏偏孩子总生病。有一次不得了，孩子发高烧拉痢疾，我带他看病吃药，拉得尿布都不够用了，洗过的不能及时干。更不幸的是由于卫生条件各种原因我也感染了痢疾，发着高烧。一般小病我会咬牙坚持，支持他找机会熬个出头之日，不会轻易找他回家。孩子的病持续了有些个时日了，面无血色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吓坏了，赶紧找人打电话给外地的丈夫，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在我住六宿舍一单间时，去同事家，她拥有一个狭窄的楼梯下两平米独立住处，可以相对稳定，使我羡慕不已。当时有一家人与其他5条单身大汉同居一室的处境，很难想象他们怎么过。当然我尽管随时准备被清理、还是有陋室可居住，算是幸福时光。

由于丈夫时常在工会画宣传画，可借到一台国产120胶片照相机，我们登上独身宿舍楼顶去拍照。

借得相机不易，又到我工作的鞍山市城西南边缘的28中学校园里拍照。这地方叫陶官屯，是我工作的中学校所在地。

我们外地来的大学生对鞍山市一无所知，文革中分配，我不知道也讲走后门，傻傻地被打发到郊区。

这是在鞍山28中学校院里的全家合影。

我每天都是抱孩子跑通勤，从六宿舍到28中要乘两段公交车，还要步行20分钟。那年月乘车不排队就靠恶挤，抱孩子也没人让座位。跑通勤的辛苦使我痛苦万状，想调动工作谈何容易，正好在六宿舍附近的33中学有位女老师，家住陶官屯附近。她家发生了惨案：患精神病的丈夫在一天夜里杀死自己的父亲，砍伤了自己的母亲。她需要到家附近工作，以便照顾家庭。我们俩共同努力对调了工作地点。

丈夫从辽宁工业展览馆回来不久，我们在六宿舍楼的住屋遭遇了清理，我带着孩子住进我的新工作单位33中学校女独身宿舍。同居一室的是另一个带孩子的女老师，她与丈夫两地分居，因为她丈夫大学毕业分配到七机部，在北京工作。每年有两个假期她可以带孩子去丈夫工作地方探亲。到那时侯一地分居的我丈夫就可以住进我的宿舍里来了。

这是有一年，丈夫工段上一工人师傅的老娘去关里老家串门，要离开半年，他好心把房子借给我们暂住半年。

那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在遥远的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说过：“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人最自由、自主、安全和独立的时候是在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如果连这一栖身之地都不是自己所有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和确保自己的独立自主安全和幸福了？”

一地分居的我们夫妇俩，下班凑在一起吃个晚饭，最浪漫的情话就是关于住房。我孩子小时候口齿不那么伶俐，一般话不太会说，可是从我们千篇一律的对话里学会自言自语这样一些片段：两水两气的，住二楼，单间、插间、三家一个厨房，什么时候分房子呀？等等

我丈夫在单位分到的第一个住房，位于城市的东部边缘：太平村。那时孩子已经五岁了。我们分到的房子果然是三家一个厨房。住房面积只有11.9平方米，三楼，没有暖气。两单床拼在一起，下面要放满取暖用煤。出了房门就是狭小的三家共用空间，三个大酸菜缸必须常年挤在狭窄的过道里，穿过过道进厨房得侧身而行。在这个条件下，我们住了6个年头。

随着我丈夫调进鞍钢的管理机构，单位筹建住房的能力提高了，在二子三岁时我们终于搬进两居室的独立单元，尽管还是交房租的，但毕竟有了独门独户公寓房的房屋使用权。全家人的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9岁的大儿子整天发出难听的怪叫声来宣泄无以言表的内心快乐，直到我实在忍不住把他喝止。

那是1980年。

到1984年我们全家随着丈夫调动工作搬到沈阳。又经过两次住房分配与搬家之后，1997年开始我们的住房面积达到200平方米是连体house。虽然没有产权，但居住有保障。回望一生的艰辛，已经大喜过望。

2003年房子面积有了新的提升，又获得了有限房产权。

对比起来，我人生的黄昏真像夕阳一般灿烂，尽管儿子们成才了，我家空巢了。

一年中这房子只有暂短的时间，有这么多人出进。一般只有我和老伴。

屋子里也有欢声笑语的暂短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