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杰克

近日收到老同学，相交50多年的知青好友王援朝先生寄来的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庆典活动纪念册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这篇《我的知青岁月》对当年上山下乡的难忘时光概括地作一回顾并制作成美篇与知青同学们分享。

我的知青岁月

说说上山下乡那些年记忆犹新耳熟能详的故事

50多年前的1968年12月至1971年10月这将近三年时间是我人生中特别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5年9月我从小学升入初中（原河南省焦作市第二中学）后不足一年，初一课程尚未读完，至1966年5月16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吹响，我便积极投身到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队伍之中，开始了停课闹革命。至1968年7月这三年间，经历了停课─复课，再停课─再复课的继续闹革命后混上一张初中毕业证的文凭便走出了校门。至1968年12月前的4个月时间内凭着自己爱好体育锻炼所练就的强壮体魄到父亲所在单位─原河南省焦作市第一建筑公司位于焦作市郊区修武县当阳峪的一处建筑工地打小工搬砖、传砖（用一把木锨将砖头传给在高处砌砖的瓦工师傅）、扛沙包、推车运水泥浆。直到1968年12月17日这一天，我这个读了不足7年全日制中小学课程的所谓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无需考评而得到世人公认的称号─“知识青年”（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带有“知识”头衔的称号）后踏上了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自己受到世界观改造、肉体磨练以及精神意志锻炼的艰苦历程。在这三年时间里，当地农村的所有农活我基本上干了个遍：犁地耙地种小麦；运送公粮扛麻袋；挑茅粪去菜地灌溉；拉板车（当地人称之平车）去城里卖菜；上山拉石头，回村拓土坯把知青房子盖；收麦子碾场，砌麦秸垛把麦子晒；种玉米、封秋（初秋当玉米长到一人高时去地里给玉米施化肥）搞劳动竞赛；冬季农闲时挑河、（当时当地人对修建水利工程的称呼）挖泥把水渠开；支援三线建设修建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江，当年被称作战备铁路）拉石子填路基把路障排……

下面请听我把上山下乡那些年记忆犹新，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一道来

故事一 出城下乡

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17日，为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我和焦作二中的同学们一大早就汇聚在焦作市东方红广场，参加焦作市知识青年准备出城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欢送大会。记得当时我还特意穿上了一套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旧军装（那年头，用现在的话说，谁能穿上一套军装，再戴上一顶有五角星的军帽，那就甭提有多酷了，谁能拥有一套军装炫耀，本身就证明自己很有能耐，值得显摆），打起背包、脸盆，好像参军入伍要出征打仗般兴高采烈。欢送会后数百名同学分乘十几辆敞篷卡车浩浩荡荡的向焦作市西部几十公里外的沁阳县、济源县、孟县的几十个下乡点进发。

我和36名知青同学（其中二中学生30人，6中学生6人。）被分配到沁阳县城关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级单位）县城以南3公里的小王村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级单位）安营扎寨，从此便拉开了我知青生活的序幕。

故事二 乔迁新居

虽然小王村比较靠近县城，路面交通也比较方便，但是，由于小王村的物质条件相对落后，村里还没有通电，夜间全靠煤油灯和马灯来照明。也许是当时的公社领导考虑到这个村安置青年落户的各项准备工作还不到位，硬件设施还不完善，为尽量照顾我们知识青年的生活起居，因此在我们到小王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决定让我们搬迁到城关公社以北约6公里的城关公社马巷大队。1969年1月的一天，我们小王村这36名知青同学连同随身行李又被小王村大队和马巷大队的队干部们用几架大马车拉着搬迁到马巷大队安顿下来。这马巷大队的生态环境相比小王村大队的确优越得多，宛如世外桃源。这个大队有3个生产队（当时生产队也被称为小队），自北向南分为1、2、3小队，由3个自然村组成。村名分别是：徐巷、马巷、姑姑寺；这3个小队不仅都通电，且自然环境非常优美。贯穿三个小队之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流水源源不断，村里绿树成荫，即便是炎热的夏天也会透出丝丝凉意，树上蝉鸣与溪旁蛙叫的一唱一和简直就是一首美妙的乡村田园奏鸣曲（记得当时村民告诉我们，在夏天，小溪两旁的草丛中有很多青蛙玩耍蹦跳呱呱叫，但是到了夜里，只要你用手电筒照着它，它就一动不动，只要你的手脚麻利，就能轻而易举把它抓，一晚上抓上几十只青蛙，拿到村民家里就是一顿美味的红烧蛙肉，现在回想起来都觉着好玩，同时也有些懊悔，毕竟这种行为是破坏了生态平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破坏了环保，可能会有相应罪名），每个村里都有一口只需蹲下来用脸盆就可舀上水来的水井；大队的东侧是一条贯穿南北，与博爱县地界隔岸相望的丹河，河滩的沙地上种了许多花生和红薯，河面的缓流带不时可以看到悠哉戏耍的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小鸭大鹅（河对面博爱县的二仙庙大队是当地闻名的鸭蛋之乡）。大队的北侧与西万公社双磨大队交界处和西南侧与城关公社东义河大队相邻有两片较大面积的茂密的竹林显得更加郁郁葱葱，好一派清新典雅，曲径通幽之美景。大队的正西面隔着一条从县城通往西万公社的公路有一大片麦田（这片麦田收了麦子就是玉米田）；大队的东北侧还有一大片菜地种着各种各样的时令蔬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竹吃竹，因此这里的村民大多都有一手编织竹器和制做竹烟袋的绝活。

搬迁落户后我被分配在2小队，即马巷村，我们这个小队共有15名知青，9名男同学，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林杰克、周胜利、冯和平、王援朝、杨朝阳、邱金堂、谢卫君（已故）、李长发（已故）、刘小九（已故）；6名女同学的名字分别是：李桂香、苏喜兰、端木庆芳、王秀花、和桂枝、郎少先。男女同学分别住在两座用土坯垛起来的瓦房里。起初的吃饭问题是由小队领导把我们分配到村民家中解决，并由我们的带队干部负责给村民一些伙食补贴，后来队里为我们腾出一间牲口房作为食堂，让那6名女同学轮流负责当炊事员，解决我们小队15名知青的吃饭问题。

故事三 吃的感受

自古以来，一直传承着“民以食为天”之吃的观念，所以，搬迁到马巷大队安置妥当后吃就成了生活中的大事儿。毕竟刚刚从城市到农村，这伙食标准如何是考验我能否适应农村生活的第一关。在家里，自己想吃什么，妈妈就给我做什么，虽然那个年代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米、面、猪肉、油、甚至烟酒等主副食品定量定标准凭票证供应，但由于我父亲是总工程师，属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家里不缺票证。可到了农村就完全没有了那种想吃啥就吃啥的任性，有的只是农民吃啥俺吃啥的规定。起初在村民家里派饭吃，不知是村干部特意交代，还是我遇上了特别好客的主，管我吃饭的那村民家主人叫马德志。他把我当上面派来的贵宾天天好饭好菜伺候着。其实他们家并不富裕，只是把他们平常舍不得吃或者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上的好东西都抖落出来招待我，所以在吃的方面刚开始还没有感觉到从城市到农村的落差。可是自从腾出一间房给我们知青做食堂之后这吃的标准虽谈不上一落千丈，但至少可以说差了好几档。我印象中，在将近三年的时光隧道里，除了过年及平时偶尔回家休息两天（当时我同学中有一位好友叫翟会成，他的哥哥在焦作市石油公司开送汽油的油罐车，在当时，驾驶员那可是个香饽饽，除了当大官的很神气，那就是方向盘、听诊器，〈医生和司机〉外加蔬菜公司卖肉的，是万人景仰的三大最有油水的职业，这些行当的人吃香的，喝辣的基本不成问题。他哥哥只要送汽油到沁阳石油公司油站就让我们搭他的顺风车回家，这让其他的知青同学一度羡慕不已）外，愣是没见过大米和白面，在城市里凭票供应的什么菜籽油、棉籽油、豆油，想闻闻味儿都是一种奢求。虽说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可这近三年间，村民们丰衣丰的是用自己种的棉花织成的粗布做的粗布衣；足食足的是玉米面、红薯面、豆面、高粱面；豆面和高粱面混合在一起我们叫杂面，用它和面做面条，自然也叫杂面面条，而这面条就成了我们当时几乎天天要吃的主食。这面条不仅擀起来硬，很费力气，（我们这些知青女炊事员一顿面条擀下来已是大汗淋漓。有诗为证：擀面正晌午，汗滴面下土，谁知碗中面，条条皆辛苦）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硬，肠胃不好的会导致便结、便秘，拉屎都成问题……每天的副食菜肴基本上就是清水煮萝卜丝，能吃上一顿用红薯面做的饸饹，已经算是改善伙食了。说起饸饹现在回想还挺有意思，那是用一种类似于蜂窝煤制作设备（当时在北方几乎家家都有蜂窝煤制作设备，所以我拿这种蜂窝煤制作设备作比较大家容易想象饸饹的制作设备）的铁制空心圆柱体加压杆，圆柱体与压杆分成两部分（而蜂窝煤制作设备〈暂且称之为手工蜂窝煤机〉的压杆与圆柱体是合为一体分不开的，只是在圆柱体与压杆之间有一块铁板，焊了几根约十多公分长，直径约一公分粗的实心圆铁柱子，而这压杆上的铁板和铁柱子在圆柱体之间上下滑动压出蜂窝煤）的设备，（暂且称之为饸烙机吧）只是与蜂窝煤的制作方式相反，蜂窝煤机是圆柱体口朝下，在和好的稠稠的煤糊里由上往下按下去打出几个孔然后再提起压杆，一块蜂窝煤就成型了。而红薯面饸饹机是圆柱体口朝上，下面有若干个小圆孔，把圆柱体与压杆均固定在一张长条板凳上。利用杠杆力学原理把填入圆柱体内和好的红薯面挤压下去，红薯面便从那若干个小圆孔中被挤压出来形成细长的条状，与我们常见的粉条相同，只是有微小的粗细之别。而直到50年后的今天在一些如“面点王”之类的特色餐馆依然能吃到饸烙，只是现在的饸烙多是以荞麦面制作，属健康食品，特别适合于血糖较高的人群，而红薯面饸烙在城市的餐馆应该已经绝迹。我之所以对当年知青食堂的红薯面饸烙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一是因为红薯面在当时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二是因为红薯面有点甜，口感好，大家都喜欢吃。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纳闷：吃不上大米情有可原，因为不种大米，可是既然种了麦子，花生等农作物，那为什么吃不上白面和见不着食油呢？岂不是正所谓编席的睡凉炕，卖盐的喝淡汤吗？这是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一切得按照计划分配来安排。种麦子是国家按计划下达的生产任务，你只需完成任务后交给国家就是了，用当时的话那叫交公粮或者称交“忠”字粮。也就是说对于麦子，你只有生产收获权而没有支配权。种麦子的不吃白面，不种高粱、大豆的倒要吃高粱大豆面，这是计划要求与国家安排，没有这计划与安排，城里人凭票证供应的大米、白面和食油从哪里来？可说来也怪，正是这近三年的五谷杂粮、粗茶淡饭充分调理和改善了我10多年来在城里娇生惯养的肠胃。因为辛勤干农活之后的劳累与疲惫加之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让你看见只要能填肚子的食物都不放过，自然也就练就了吃嘛嘛香的好胃口，而正是这好胃口让我终身得益和享受，几十年后我依然是粗茶淡饭，从不在吃饭方面去讲究挑肥拣瘦。如果从头探究，这三年的知青生活对我的一生来讲更是意义重大，情感深厚。此话怎讲？说来话长：如今仍健在的我那年近95岁的老母亲很早，准确的说应该从我有记忆时就告诉了我，说我这条命是从老天爷那里捡来的，是从鬼门关抢回来的，只要你能吃，那就是上天赐福，活一天就赚一天，能保几十年命你就成了活神仙。这是因为，人家都是10月怀胎顺产生出来，而我却是7月怀胎早产生出来。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体重只有1500克，用广东话说那是活脱脱一只三斤重的瘦猫公，用三根筋挑着一颗头来形容应该算恰如其分丝毫也不夸。由于身体的极度虚弱，而母亲生下我后又得了肺结核，把我与她母子相隔，交给姥姥用奶粉和面糊喂养，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没喝过一口人奶，不仅营养缺乏，而且还是个大直肠，总是吃啥拉啥，完全没有经过吸收和消化，整个学龄前的童年时代每天陪伴我的几乎都是吃药，打针，白大褂（医生护士），找了几个算命先生看，都说这孩子难养大，由于身体状况极差，免疫力自然强不到哪，伤风感冒，肺炎发烧已是常态化，直到3岁半才学会走路，4岁才能说句完整话，以至上了小学还看到医生护士就害怕，记得有一次在学校打预防针，别的同学撸起袖子就让护士拿起针管往胳膊上扎，而我却觉得他们好像要把我杀，哭着闹着直哇哇，拼了命的要找妈妈，情急之下还抡起小手往护士脸上抓，老师和同学一起上手，才把我给彻底“镇压”，成了我童年回忆的一个大笑话。

故事四 住宿环境

说了吃的伙食差，再说说住的都是啥。整个马巷大队，当时找不到一间纯砖瓦房（除了地基和房顶外全部用砖建造的房子），最好的房子也就是半砖半土坯房，光鲜的墙面（正门面或常有人经过的一面）用砖，背面用土坯。大部分房子均为纯土坯房（除地基用石头，房顶用瓦外所有墙面都用土坯砌起来的房子称为纯土坯房）。而我们9个男同学所住的是位于知青食堂（知青食堂也是纯土坯房）对面一座纯土坯建造，面积大约30平米的房子。一踏进房门便看到正前方从左到右摆着5张单人床，隔了一条过道的对面右侧并排摆着4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稻草垫和竹凉席，看上去有点像东北的大土炕。也就是说我们9个人隔着过道要么头对头，要么脚对脚睡觉。起初我们为了睡觉前聊天方便，就都头对头睡觉，后来发现有人打呼噜，大家睡着后又被耳边的鼾声大震所惊扰，就都改为脚对脚（有的甚至耳朵里塞棉花）睡觉。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听不到呼噜声反而还睡不着了，打鼾成了催眠曲，而这首催眠曲在我下乡的三年间一共演奏了上千次，在这座土坯房里也度过了我知青时光的上千个日日夜夜。

故事五 饥饿体会

由于我们的住房面积太小，为改善知青的住房条件，经知青带队干部和大队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由知青同学们自己动手，在村民的协助下自建新房。建房计划虽然已经付诸实施，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不到位）导致最终未能实现预定目标，建房计划彻底搁浅，不了了之。房子没建成，哪有故事可讲？这里所讲建房的故事，其实就是在建房初期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一个小插曲：

1969年春节后的一天，为了自建知青住房而需要到距离马巷大队7公里外的太行山脚下的水银石石场拉石头回来打房子地基，我和一名叫李桂香的知青同学（她也是我在焦作二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接受了拉石头的任务后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到食堂一人拿一块前一天晚上蒸好的玉米面松糕填肚子充早餐便拉上平板车上山拉石头，由于去的时候是空车，还要走十几里路，所以为了节省她的体力，好让她山上帮我装石头，回来帮我助把力，我就让她坐在车上拉着她上山。也记不得走了多久就顺利的到达了藏在太行山半山脚下的水银石石场，我们俩一起把总重1500多斤的多块大块石头装满车后便踏上归途，可万万没想到，刚走没多远，突然间我们的平板车轴断了，这可把我们愁坏了，无奈之下只好把石头再一块块卸下来，让李桂香看着板车和石头，我扛着断了的车轴，手拎着一个车轮步行2公里到西万公社的一家修车店去焊车轴，直到将近下午3:00才把车轴焊好。早上6:00吃了一块玉米面松糕拉着板车走了十几里，又扛着车轮走了几里地，肚里一直没进东西。饿得眼冒金星，浑身发软。这可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真实写照，赶紧去找有饭吃的店家，可那个年代的饭馆过了吃饭的点儿就关门闭户啥都没得吃了，我只好去找一家路边的小卖部买些能塞饱肚子的零食。可那个时候什么方便面、快餐面还没有诞生问世，所谓零食也就是饼干面包之类，可店老板说，饼干面包没有了，只有鸡蛋糕，由于鸡蛋糕比较贵，不是过节送礼，一般买的人很少，可当时我已经饿成那样了，还顾得上它贵不贵吗？毫不犹豫的从兜里掏出5毛钱交给老板，让他给我称一斤鸡蛋糕（要知道当时5毛钱差不多可以买一斤鸡蛋了），我拿起鸡蛋糕一看，立马把我吓一跳，这鸡蛋糕因为长期卖不出去，有些表面已经长出发霉的绿毛，只想发火找老板理论，把鸡蛋糕退给老板，可转念一想，鸡蛋糕可以不要，但肚子呱呱叫，不依不饶。没有办法，为解决肚子问题，只好用包装鸡蛋糕的草纸把蛋糕表皮的绿毛一擦就把蛋糕塞进嘴里开始了一阵狼吞虎咽。吃得快，噎得慌，自带的水已喝光，怎么办？情急之下一转身，看见小店门口有口大水缸，水缸边挂着一个大水瓢（当地农村人称这种大水瓢为大马瓢，也许这种水瓢是用来舀水喂马的吧。），可能是由于小店在路边灰尘大，为了防尘，店老板时不时的用马瓢在门口把水洒，那正是因为他这一洒让我此时心里乐开了花，我抓起大马瓢，顾不上水缸里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树叶、杂物及蚊子的幼虫孑孓等微生物，拨开“云雾”舀起一大瓢水就往肚子里灌，蛋糕吃完了，水喝够了，那才叫一个真正爽快的水足饭饱。离开小卖部前我又买了些鸡蛋糕给我的搭档李桂香同学，毕竟她还呆待在车轴断的地方等我的消息呢。可当我扛起焊好的车轴回到那里时已不见了李桂香的踪影，也许是她也饿得顶不住了，也许是她想回村里找人救援……反正就剩我一个人，又吃饱了，来劲儿了，装上车轴，搬上石头，勇往直前赶回村头。

这故事50年后依然让我印象深刻而感到特别好笑。现在人不敢联想的什么食物发霉、黄曲霉素、致癌物质、脏水，污水，浑浊水在那个年代咋就看不到？为了肚子能吃饱，什么不良后果全往脑后抛。

故事六 赶抢夏收

在我三年知青岁月的记忆中，每年的夏收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夏收是指每年的6月初至6月中这半个月的收割和碾场打麦子时间。别看这段时间不算长，却是每天在与老天爷争分夺秒。之所以说这期间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是因为夏收收的是麦子，是全部上交给国家的，当时称之为交公粮和交“忠”字粮，是一项政治任务，各大队必须要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所以各级村干部对于夏收工作非常重视。

1969年6月2日，马巷村的夏收工作拉开帷幕。全体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当时称公社社员）和知青一个不漏的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收割和碾麦子的过程中：麦子收割后要连麦杆和麦穗一起运送到麦田中间的一块特制的硬地上（我们称之为打麦场），这块硬地四周有防火沟和用水缸装着的消防用水。麦子送到打麦场后如果遇上艳阳天先是暴晒，然后用毛驴拉石磙的方式在打麦场上来回的碾，把麦仁碾下来后再用专用的桑木制作的一个整体的由三个长齿尖组成的像一把铁锨，但又没有铁锨头，只有三根叉的工具（我们称之为桑叉）把麦秆和空麦穗铲起来，堆在一起形成一座麦秸垛然后再把留在地上的麦仁用木锨装进麻袋，再把装满麦仁的麻袋用人工扛到离打麦场100多米外的公路边装上马车运往县城里的粮食局。整个夏收过程就算完成了。这个过程看似平淡无奇，做起来确实不简单。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准确的说应该是参与夏收全过程的所有人都感同身受。说不简单，其一，抢收麦子与老天爷争时间；其二，碾场争分夺秒保拖拉机；其三，扛麻袋接力送公粮。

先说其一，抢收麦子与老天爷争时间。

之所以突出“抢”和“争”字是因为6月初正值春夏相交之际，由于气温和气流的变化导致天气状况不稳定，气象变化万千。早上晴空万里，中午多云转阴，傍晚电闪雷鸣，夜里风雨交加，这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如果收割麦子慢条斯理，按部就班，与老天爷不争不抢时间，一旦老天爷翻脸，一阵倾盆大雨倒在麦田和打麦场上，已收割和碾过的麦子来不及回收被雨水浸泡沤坏而发霉长芽那必然会造成小麦大量减产，如果影响交公粮任务的完成那将是极其严重的不良政治后果。几千年来“农民靠天吃饭”的固有观念绝非轻易能够改变。尽管当年我们总是高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定胜天”，“改天换地”，“敢叫日月换新颜”的豪言壮语。可是科技水平有限，“人定胜天”只能是美好心愿，或者说是人类发展的宏伟蓝图。人工降雨，人工停雨还不可能实现，至少还无法在所有的地区实现。人们期望的五谷丰登，瑞雪兆丰年还得要看老天爷这张脸。所以在当年的夏收季节，必须全员出动起早贪黑，抢在老天爷变脸之前争取时间，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多云转阴，只要没下雨我们就一直奋战在麦田，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收割麦子，同时还要针对可能出现的糟糕天气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把各项防范工作考虑周全。

再说其二，碾场争分夺秒保拖拉机。

众所周知，拖拉机属机械化装置，其工作效率远高于人力和畜力。前面所说，当年农村一般的碾场打麦主要靠毛驴拉石磙围着打麦场转圈碾来碾去来完成。可是一旦有拖拉机来帮忙，拉铁磙碾场打麦，那节省人力和物力的效率不知道有多少倍的翻番。当时整个城关公社只有一台拖拉机，却有十几个大队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这台拖拉机来支援帮忙。即便这台拖拉机24小时不停的为各大队服务也未必忙得过来。好在我们大队有个叫肖小东的农民曾在县里学过拖拉机维修技术。与公社的拖拉机手有过交往，也许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吧，这台拖拉机很快就轮到我们马巷大队帮忙碾场打麦，可是既然人家拖拉机来了，你总不能霸着不给别的大队用吧？公社安排的拖拉机碾场时间有限，而拖拉机的碾场速度又很快，逼得我们不得不前呼后拥的紧跟着伺候，拖拉机前面碾，我们后面翻麦秸，摊麦子，垛麦秸垛，忙的是不亦乐乎，争分夺秒的保证这台拖拉机的正常运转。夏收开始的头三天，我们知青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我更是几乎两天两夜没合过眼。除了吃喝拉撒，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打麦场─或挑灯夜战，或战烈日斗骄阳。由于打麦场上尘土飞扬，又不像现在的人出门动不动就戴上大口罩，根本不在意大量的尘土飞入你的口腔，只要你一咳嗽，吐出的痰和擤出的鼻涕那就是一团团的黄泥浆。夏收第3天我困得实在熬不住了，吃了晚饭，趁天黑时分赶紧躺在打麦场周边的防火沟里用麦秸杆把身体掩埋与队干部捉迷藏。记得当时我们队的肖德山队长打着马灯找遍了知青宿舍、食堂以及村里的各个角落也没发现我的踪影，后来由于打麦场上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大家这两天困得实在是受不了，也就不再到处去找，当他也累得受不了，想找块较厚实的麦秸堆坐下来歇会儿时，却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肚皮上，我的美梦被他彻底打扰。他看到我不但没生气还笑着对我说：“你让我找得好苦啊，两天没合眼了，你要真回屋睡觉，我知道了也不会叫，可一直见不到人，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可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你这招实在是高，既没离岗又可随叫随到，起来吧，既然被我搞醒了，咱们就接着干”。其实使用这一招的又何止我一个，知青们都心知肚明，假装不知道。在大家夜以继日的共同辛苦努力下，在公社拖拉机的热情帮助和强力支援下，我们马巷大队只用三天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所有麦子的收割碾场环节，进入最后的运送公粮程序。

接着说其三，扛麻袋接力送公粮。

夏收已近尾声，麦粒要进粮仓。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摆放在打麦场上那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粒装上马车，往县城里运送公粮。这件差事对我来讲，尤其是对我瘦弱体魄的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量。所以时至今日，我还一直把运送公粮的情景牢牢记在心上。当时每麻袋公粮重180斤，而我当年还不满18岁，身高1米65，体重却不足100斤，用当时的焦作土话来说是地道的“瘦干麻筋”。运送公粮之前要把这180斤的麻袋扛在肩上步行100多米后放上停靠在公路边的马车上（因为马车满载公粮在麦田里的沟沟坎坎崎岖小道上是无法行走的）。为了展示我虽然瘦，但瘦得结实，身上除了肌肉没有一点多余肥膘（在学校里练就的健壮体格），浑身充满活力，有使不完劲儿的运动员（从小学到中学，我一向酷爱体育运动，田径方面的短跑，跳远，跳高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父亲为改变我与生俱来的羸弱身体还利用暑假送我去市业余体校短期练过举重、摔跤、乒乓球和体操）身躯，我勇敢的报名加入了运送公粮的队伍，记得当时肖德山队长看到我这架势不知是用心疼还是怀疑的口气对我说：“杰克，你行不行啊？可别把身子骨压坏了。”他不这样说，我看到这个大麻包，挑战的信心还可能会有点动摇，可他这么一说，反而更加激发了我的斗志，因为从小开始，只要我认定要干什么事儿就一定会坚定不移竭尽全力去干，而且从不服输，不认㞞，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有一股亮剑精神。我信心十足的对肖队长说：“队长，您放心好了，我没有那金刚钻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说完我在打麦场上蹲下身子，对身边的人说：“来，把麻包抬起来放我肩上。”四个小伙子一人抓起麻包的一角，瞬间就把麻包搁在我肩上。我借力打麦场上的水缸站起来扛着麻包就走向公路边，走了100多米后和其他送公粮的棒伙伴儿一样，一趟一趟往返接力，顺利把麻包堆在了马车上。队长看见我这表现，禁不住伸出大拇指赞叹：“你真有股犟劲儿，很有个性，像头小牛犊，名副其实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好样的。”

故事七 进城卖菜

卖菜也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津津乐道的故事。有句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可我们这一辈知识青年在那个年代不仅是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还进城卖过菜，练过嘴，真的是“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我前面的“夏收”故事已充分描述了我们知青在那个年代不怕累，能吃苦的奉献精神，充分证明了我们知青也算得上是条好汉。结合自身情况一变通，与“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话对应的就成了“知青不提当年苦”。可如果不提当年苦，那当年知青不畏艰难，勇于吃苦，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奉献精神和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又如何能得以传承？所以只要一提当年的知青生活，“卖菜”就一直是我的保留故事，逢人便讲。

夏收之后，我们知青和村民按照时光季节的延续依次忙的就是犁地耙地种玉米（玉米是我三年知青生活中的特定主食，用玉米加工后的玉米面可以做松糕、窝头、馒头和玉米粥。）；护秋（在当时小麦是“夏”，玉米是“秋”的代名词。玉米长出后需要间苗和拢土对玉米苗加以优选和保护）、封秋（在玉米长高时要对玉米的根部施化肥，并用锄头将玉米根部周围的土隆起盖住化肥这个过程叫封秋）和收秋（收割玉米）。而在这夏秋之间的间隙季，最需要重点保护的就是大队东北角临近丹河边的那一大片菜地。因为除了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竹器之外，管好菜地也是我们大队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经济。菜地里种有茄子、黄瓜、萝卜、白菜、西红柿、豆角、韭菜和蒜苔。可前面我已说过，我们每天的副食品主要靠的是清水炒或煮萝卜丝。这不禁有人要问：既然种那么多菜，为什么只吃萝卜丝？君有所不知，当时我们大队不仅谈不上富裕，而且只能用穷得叮当响来比喻。卖菜是当时唯一能看得见，摸得着真金白银的经济来源。我们既要多种经营，又要省吃俭用约束自己，因而经济收益比较高的那些蔬菜我们平时舍不得吃，送到城里卖个好价钱，为自己创造经济效益。所以在那些日子里，为了管好菜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挑着两个木桶到各家各户收集茅粪穿梭于厕所与菜地之间。有一次我挑着两个茅桶（装满粪便的木桶）给菜地上肥，在田埂间不小心一脚踩空摔倒在地，桶里的屎尿洒了一身，实在让我一脸尴尬，无奈之下我只好撂下粪桶，脱下衣服，飞快的跑到丹河边钻进水里假装游泳给自己来一次大扫除再跑回宿舍换衣服。

说来说去，归根结底，种菜就是为了卖菜，卖菜就是为了创收。有一天，我白天挑粪浇灌菜地，收工后吃了晚饭接到任务，要我与二队的副队长肖德新一起到菜地里摘菜装车连夜拉到焦作市的老广场菜市去卖菜。我好奇的问，去县城卖菜只需走12里地，而去焦作市卖菜要走70里地，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焦作卖菜？肖队长回答，焦作市对我们来说是大城市，那里消费高，我们的好菜能卖出好价钱，而到沁阳县城卖菜价格肯定上不去，所以要想把菜卖出大价钱必须要舍近求远辛苦点。我只好二话不说，趁着天还没黑下来，赶紧跑到菜地摘下西红柿、黄瓜、豆角和蒜苔过秤后共计500多斤装上平板车我们两个就连夜匆匆赶往焦作。肖队长驾辕我拉绳，一前一后踏上70里征程。当凌晨两点接近半夜三更走到博爱县贵屯路段时，我实在困的不行，拉着拉着就打瞌睡，一头撞在了路边的大杨树上，撞的我是天旋地转，眼冒金星。肖队长看到这一情景只好说“我们就在路边卖大碗茶的石板上打个盹儿吧”，这可是正瞌睡，有人送枕头，我倒下便呼呼大睡。可睡了不到半个钟，肖队长就一手把我拉起来说：“别睡了，快点赶路，到焦作过了卖菜点这菜就卖不出去了，要卖就得论堆贱卖，那我们赶这几十里路岂不白辛苦？”其实这话我也非常明白，在那个年代，蔬菜没有任何保鲜措施，只能是夜里摘菜，一大早开卖，太阳还没升起来，蔬菜公司已经被抢的没菜卖。一过晌午什么蔬菜都打蔫儿，能卖出好价钱，那就算你中了福利彩。早上8:00，我们终于紧赶慢赶的来到位于焦作市老广场的自由菜市场，拿出几个化肥袋，把拉来的菜一字排开。我吆喝，他把称，我收钱，他记账。“新鲜下架的黄瓜，西红柿，一掐一咕嘟水的豆角和蒜苔，走过路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买。”由于我们的菜非常鲜嫩卖相好，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卖光。这趟连轴转的卖菜公差，除了记满一天10个工分（价值4毛2分钱）外，就是每人补助现金1块5毛钱，从卖菜款里直接扣除装进口袋，并立下字据与其余菜款如实上交大队财务。卖菜虽然辛苦，可这一次辛苦却能顶平时4天的付出，而且是真金白银立马兑现（平时所挣的工分只有到年底才结算，我在马巷大队近三年时间共出勤968天，共挣工分10,008分，在招工回城之前结算时，大队财务公布分红的账面上我应累计分红436.36元，但是，由于其他个别知青同学出勤率低，挣的工分少，不仅没有分红还要补交几百元，等于欠了大队的债，而这些知青也不可能从自己家里拿钱交款还债，所以大队只有采取盈亏相抵的办法来处理，也就是说，欠债的人不还债，挣钱的人队里没钱支付就拿不走钱，所以账面上的分红只是一纸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看到这用夜以继日，马不停蹄，熬夜劳顿，辛辛苦苦换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心里那真是甭提有多高兴了，我当时兴冲冲拉着队长就往我焦作的家里跑，让我妈给我们做了一顿蒜苔肉丝加小磨油的香喷喷的捞面条，肖队长吃了我家的面条后情不自禁大发慈悲的说：“杰克，多谢你妈让我们吃了这在马巷只有大过年才能吃上的白面捞面条，你没必要再遭罪跟我一起走回去，我把空车拉回去，你在家休息一天，明天再坐车赶回马巷吧。”这感人场面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永远忘不了。

故事八 兴修水利

当年在北方的农村，夏收、秋收之后就进入了农闲阶段。农闲时我除了跟一个叫谢卫君（2018年因病去世）的非常善于摆弄各种乐器的同队也是同班知青同学学习拉二胡，拉小提琴，吹笛子，吹口琴，弹秦琴之外所面对的主要工作就是兴修水利，为来年的农作物灌溉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

所谓兴修水利，当时当地人称之为挑河，也就是挖水渠。由于马巷大队所处的地理位置水力资源丰富，地下水位非常高。我前面的故事曾说过，村里的水井夏天水位高时，只需趴在井口手拿洗脸盆就可以伸手下去舀到井水，冬天水位低时也仅需拿条一两米长的麻绳绑在水桶的铁环上，牵着绳子把水桶放入水井，用手轻轻往上一提再放下，让水桶底朝天翻个个儿再扣进水里，只需几秒钟，满满的一桶水就打上来了。我们在农田里挑河挖水渠，遇到水位高时，用较厚钢板特制的铁铲一脚踩下去翻开泥土就冒水了，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只用普通的铁锨挖下去就能出水。可是水出来了还得继续挖呀，只有越挖越深，越挖越大才能挖成一条水沟、水渠或者是一条小河。有了这一条条大大小小，深浅不一，宽窄不同的水沟、水渠与小河，既能存水，也能排水，还能抽水灌溉农田，就不用像以前采取的那先在水桶上打4个孔（一边两个），再用两根绳子穿起来由两个人各抓一头绳子相对站立，把水桶甩进天然的小河里舀了水再有节奏的一桶一桶往农田倒水耗时费力效率低的灌溉模式。

可是为了打造这一条条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当年在寒冷的冬天我们也要光着脚跳进冰凉的水里不停的挖，不停的铲，不停的排水……出了水面就露出冻得像红萝卜的小腿，再加上被零下温度的刺骨寒风不停的吹，每个人的手背和脖子都呈现出一道道渗出血丝来的裂口和裂缝。休息时，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比比谁被刺骨寒风吹出的裂缝多。这种情形正应了一句名言：“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乐在其中。”几十年后回想起那段经历，我还真为之庆幸。因为我的身子骨还真争气，在那种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劳吾筋骨，居然没有落下什么关节炎、风湿老寒腿之类的后遗症，实乃苍天有眼，护我知识青年，让我们通过艰辛努力挑出一条又一条河（抗旱渠），结出丰硕的劳动成果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度过了乡村的农闲期。

尾声

由于我在知青中的工作表现比较好，被大队领导推荐并批准为首批招工进城人员，于1971年9月28日被招工进入河南省焦作市铝厂（现上市公司─万方铝业集团的前身）工作，成为一名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工人，我历经近三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生活到此便降下了帷幕。而由农民到工人，由乡下人到城里人的华丽转身，也向世人宣告，我为我的知青岁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林杰克

2019年2月13日于深圳

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见闻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与感受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正门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内的前言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内展出的各种图片资料

当年计划经济时代所使用的各种票证

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本人唯一一张在1968年离开学校上山下乡之前拍摄的照片（当年16周岁）

这是我1968年12月下乡之前与好友同学王援朝（前右）、姬鸿运、（前左）、焦庆文（后左）合影，图片源自王援朝微信提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册的宣传资料

纪念册封面

习近平总书记为闽南知青的题词

纪念册首页

1968年12月22日的“河南日报”

　　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庆典活动纪念册的宣传栏目

纪念册第81页

纪念册第49页

1968年9月8日在焦作市东方红广场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盛况

1968年12月15日的“焦作红卫兵”报

1968年12月17日焦作市第三批下乡知识青年名单

当年上山下乡时同学们的青春照

当年上山下乡时使用的各种票证

上山下乡50周年庆典活动筹备组成员

上山下乡30周年时同学们搞纪念活动的画面

焦作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册第83页

上山下乡50年后从深圳重返焦作火车站

（焦作火车站的外貌及站台）

焦作火车站南大门

焦作火车站北站台

上山下乡50年后与当年在沁阳县城关公社马巷大队的部分知青同学相聚在焦作昆仑乐居酒店参加庆祝上山下乡50周年庆典活动

当年在沁阳县城关公社马巷大队第二生产队同吃三年知青饭并后来在焦作市河南轮胎厂并肩工作两年的知青好友王援朝先生（右）

我与在焦作二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兼好友张海东先生（右）于上山下乡庆典活动开始前在当年上山下乡出发地─焦作市东方红广场合影留念

2018年9月8日上午，于上山下乡50周年庆典活动开始之前在河南省焦作市东方红广场（50年前上山下乡时的出发地）与同班同学及知青好友合影留念。

我太太冯建平（前排左5，当年是北京的下乡知青，下乡到陕西延安。）也要加入到我的知青同学中合影。

当年读书和下乡时的同窗好友

当年上山下乡时我们小队知青食堂的女炊事员苏喜兰女士（右）与我太太在庆祝上山下乡50周年庆典大会现场昆仑乐居酒店大堂合影

当年的同班同学郁凤女士（庆祝上山下乡50周年庆典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庆典活动现场─焦作市昆仑乐居酒店大堂留影

当年上山下乡时的4个铁哥们（从左至右：林杰克、焦庆文、王援朝、翟会成）于2018年9月8日再次相聚

当年下乡在沁阳县城关公社马巷大队的知青好友于50年后相聚在焦作市昆仑乐居酒店

当年读初中时的同班（76班）同学在庆祝活动中举杯同饮欢庆酒

当年读初中时72班同学在庆典活动中欢聚一堂

2018年9月10日与老同学王援朝（右一）、翟会成（右四）、谭树华（右二）相聚在焦作市“大长垣”酒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