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安——风雨人生路

清风朗月

<h3><font color="#010101"><p style="text-align: center; ">谨以此篇纪念我的父亲</h3></font></h3><p style="text-align: right;"><font color="#010101"> 陈朗朗</font></h3> <h3>前言</h3><h3></h3><h3>陈怀安,曾用名:江流,文革中及以后,别名陈默。身高1.8m,身材魁梧,人称大个子。解放前的南昌社教师范毕业,爱好文体活动,诸如音乐、戏剧、篮球等。性格直爽,不阿谀奉承,易得罪领导。有君子之谦,无小人之心。一生工作大都与农业有关联,和笔杆子打交道。与爱人罗瑞湘相濡以沫几十年,育有一子一女。儿,陈小荷,1952年生,北京大学89级文学博士。女,陈朗朗,1954年生,茶叶公司工作至退休。</h3><h3><br></h3><h3><br></h3><h3><br></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陈怀安自传</h1><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56.3</h5><h3><br></h3><h3><b>一、童年</b></h3><h3>我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八日(农历)出生于荣塘。父亲经营着杂货铺,家庭环境较好。在六岁时,父亲把我送到一所私塾里去读书。在私塾里,喜欢玩,成绩颇不好。最喜欢玩水、爬树。但是父母担心怕我浸死或跌死,却偏要给我以严格的管制,但我还总是偷着去玩。有一次掉入深水处,不是旁人救起,险些浸死了。后父母知道,把我绑在柱头上,打了一顿臭死。但我以后还是会偷去玩水。有一次爬树,从两丈多高掉下来,昏迷了一个多钟头,脑前受了伤。这次没有挨打,但骂的够受。之后,玩水、爬树的事并没有免掉,可也再没有出过危险。小时候,是一个倔强的孩子。</h3><h3></h3><h3><b>二、当学徒</b></h3><h3>由于小时候很顽皮,父母总觉得难以管教,便决定送我去当学徒。一九三三年八月,那时我还只十一岁,我就被送到湖南浏阳永和裕昌元药店当学徒。初到那里,一切都感到异样。老板娘好像狼一般的眼睛,不像母亲的那么温柔、亲切。到店的第二天,就要抹柜台、下店门和招待客人…...。另外,老板娘又加了挑水、打猪菜、生火等额外劳动。之后,店里、厨房里所有的杂务……他们认为是下等事,几乎由我全包下了。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每天要做那些杂事外,并没有学到什么。三年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只是打骂。从这里开始,我才知道,当时的社会里,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是受人侍奉的人,一种是侍奉别人的人。由于那种环境的折磨,人也变的老实和驯服了。</h3><h3></h3><h3><b>三、结婚</b></h3><h3>三年徒弟学满后,一九三六年回来,不幸得了重病。一直到三七年的夏天,但还没有完全恢复。那时,我十五岁,母亲便提出要帮我办喜事,说什么一喜压三凶。结了婚,病就可以好起来。当时,虽然极力反对,但都没有用。就这样,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便和一个我并不相爱的女子结了婚。从此,人就变得异常沉默、忧郁。旧的封建婚姻制度,葬送了我宝贵的青春活力。</h3><h3></h3><h3><b>四、在中学里</b></h3><h3>一九四零年七月,在丰城县第一区中心小学校毕业后,我便考入了江西私立剑声中学丰城分校,校址设在荷湖。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学习很认真,成绩考在第二名,免了三分之二的学杂费。后来摸到了这所学校的底,成绩差点没关系。因此,对学习就渐渐松懈下来。在中学里,常常接近的人有李茂良、徐政甫、聂兆霖、杨智帆等同学。由于受聂、杨的影响,我开始阅读进步小说。我看过巴金的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鲁迅的呐喊、野草、彷徨,高尔基的人间等长篇小说,初步感染了一些革命思想。但是,由于早婚给我带来的痛苦,由于受了“家”的较深影响,我走向了觉新的路,所谓“无抵抗主义”“作揖哲学”。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因为杨智帆在墙报上以“相公”为题,讽刺了一位黄姓老师,惹起了派别斗争。而我却采取了两面手法,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和解了,没有坚持真理斗争下去。经过那场风波之后,我们感到需要团结。因此,在九月间,我和徐政甫、李茂良、聂兆霖、杨智帆等结为了金兰兄弟,表示患难相助,同甘共苦。</h3><h3></h3><h3><b>五、教保学</b></h3><h3>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剑声中学毕业后,由于哥哥不肯,我停了学。没有办法,只好托人设法在剑池乡第二保国民学校教书。在当时旧社会里,教保学是最没出息,人们最瞧不起的。民间流传着“前世作哩恶,该世教保学。不是住祠堂,就是住庙角。”在那里教了半年,保长硬说我不够尽职,扣掉了两石谷子上了他的腰包。四四年上半年,便找到聂仲铭(聂兆霖的父亲)的关系,到唐圩乡第九保国民学校去教书。虽然没有扣谷子,但一样被人看不起。</h3><h3></h3><h3><b>六、进师范</b></h3><h3>自己左思右想,这样老教保学不是打算,而且是不稳定的,于是便决定设法升学,混个较好的资格到中心小学去教书比较光彩。一九四四年暑假,恰逢丰城简师招生,内设简师科,一年毕业。毕业后,可以找到更好的教书工作。于是我便邀熊丹如、陈才元一同考入简师科。在那里,由于同学文化程度不齐,有的初中程度,有的是小学程度,因此对付功课也很容易。所以玩的时间比较多。十一月间,校长徐樟清在一次纪念大会上,欺骗青年学生加入三青团。当时我为了今后工作更有保障,我报名参加了,并在中山纪念堂参加了宣誓大会。之后领得了一个证章和一个臂章,但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一九四五年二月,我便转学到社教师范去了,因此就断绝了与三青团的联系。其实,参加后,连一次会也没有开。社师,战时在永丰,南昌收复后迁回了南昌。在社师,大部分时间是花在搞文娱活动方面。我参加演出过采门怨、军民进行曲等戏。在校内,我和朱志强等同学办过“呐喊”墙报,主要反映了些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平。后因锋芒过大,被校长程宗宝命令停办了。</h3><h3></h3><h3><b>七、离婚</b></h3><h3>一九四七年七月在社师毕业后,回来便公开向家庭提出了离婚的事。当时母亲非常反对,说是会败坏名声,教坏乡村。后来经过很多艰苦曲折的说理斗争,终于胜利了,母亲答允了。并取得了当时有权有势的舅父曾怀蓉(恶霸地主,在押中病死)的同意,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解除了我终生的痛苦。也是大功告成后的轻松和快活。</h3><h3></h3><h3><b>八、当教员</b></h3><h3>社师毕业后,便被分派在剑池乡中心小学当教员,总算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在人们的眼里,是算比教保学又高一等了。在那里一直教了一年半,各方面都比较合意,生活也比较痛快。只是因为不会赌博打牌这一门交际手段,使“官儿们”不感称心,四九年解聘了。便又找到聂仲铭的关系,转到唐圩乡中心小学去教书。</h3><h3>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剑池中心小学教书时,经杨智帆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启发教育下,阅读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对我的启示很大,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h3><h3></h3><h3><b>九、考验</b></h3><h3>一九四九年四月,由表哥介绍,在湖南醴陵我和罗瑞湘结了婚。结婚刚回来,就解放了。随后就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后来,樟树特支部便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丰城来。七月间,被调去省委组训班学习了四个月。在快结束的前几天,省委陈正人同志到场做了报告,宣布了南昌这一条线所发展的组织全部否认。结束时根据各人的志愿进行了脱产和不脱产的分别发落。当时,我请求了不脱产回来了。回来后,被派在剑池完小教书。我没有大胆地参加到革命队伍里去,经不起考验。实质上,这也是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h3><h3></h3><h3><b>十、重新参加工作之后</b></h3><h3>一九五零年上半年,被调参加南昌专署师训班学习。之后,便分派在八区凤山小学教书。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便被调至八区区公所工作,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又调到丰城县文化馆来。在八区所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是平平淡淡的,对革命贡献极其渺小。在每一次的年关鉴定上都写有“工作不够主动“这一条。其主要原因是自己政治思想开展很慢,总认为知识分子难以改造,对工作存在较严重的雇佣观点。后来由于党的不断教育和培养,才渐渐靠近了党。于五四年起,我开始写了入党申请书,一直到今年三月,这是第四次了,今后,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做好工作,来争取入党。</h3><h3> </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陈怀安 </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1956年3月26日</h3><h3><br></h3> <h3>一九五一年的干部履历鉴定书。当年丰城行政划分为几大区,荷湖属第八区。</h3> <h3>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对干部的要求很严,特别是父亲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荷湖)</h3> <h3>一九五四年的三反运动。父亲的思想检查(荷湖)</h3> <h3>三反运动干部鉴定书(荷湖)</h3> <h3>一九五八年在丰城报社的干部审查结论</h3> <h3>履历表中的一页</h3> <h3>父亲在丰城报社写的入党申请书,这已是第五份了。</h3> <h3>因领导人的问题,全部否定了这条线。杨鲁平即是父亲自传中提到的杨智帆,也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审查结论</h1><h3><br></h3><h3></h3><h3>陈怀安,曾用名:江流,男,现年34岁,江西丰城县人,家庭出身工商业,本人成分教员。1951年11月参加工作,曾任区文教助理,丰城文化馆工作人员,现任丰城报社编辑。</h3><h3>陈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曾参加过三青团。并怀疑任过职务和怀疑参加青年党的问题。现据本人交待和调查材料作出如下结论:</h3><h3>一、本人交待:1944年10月在丰城简易师范读书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填了表,领了证章和臂章,并在丰城中山纪念堂参加过宣誓。参加后没有担任过职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会议。1945年2月转学到南昌社师后,就脱离了关系。此问题,经熊丹如(同学,三青团员,现任南昌市高桥小学校长,民主人士)和查阅中共丰城县委清档组的敌伪档案“三青团丰城团务处团员领取团证名册”(团类二卷二页)证实:陈确于1944年10月在丰城简易师范读书时,集体参加了三青团,没有担任过职务,于民国卅四年十一月到丰城团务筹备委员会办事处,领取了团证,号码是干字45655号。除此未发现别的问题,与本人交待相符。</h3><h3>二、陈交待:1946年下半年在省立南昌社教师范读书时,同学曾明春要我参加青年党,我未同意参加。此问题,据通过曾明春(社教师范同学、青年党党员,现上海市西郊任小学教员),陈家里(社教师范同学,青年党党员,现南昌市滕王阁小学教师)证实:1947年在省立南昌社会教育示范学校读书时,曾与陈说过青年党的问题,还动员过陈参加这个组织,但当时陈对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怨恨,不愿参加。因此,以后就没有介绍陈参加“青年党”。同时在该校参加了青年党的只有吴邦俊、熊景星、曾伯藩等人,并没有听到过陈怀安参加青年党的组织。</h3><h3>据此,我们认为,上述证实材料可以相信,陈没有参加青年党是属实的,其怀疑可以取消。经此次审查,陈的政治历史问题已了解清楚。</h3><h3></h3><h3>审查人:孙木生</h3><h3></h3><h3>审干组长:孙木生</h3><h3></h3><h3>核心组长:贺森瑞</h3><h3></h3><h3>同意组织结论:陈怀安</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br></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丰城县人民委员会 劳动局</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一九五七年五日四日 <span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关于陈怀安同志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复查结论</h1><h3></h3><h3>陈怀安,别名江流(以下简称陈),男,一九二二年五月出生,丰城县荣塘人。家庭出生工商业兼富农,本人成分职员,中师文化程度。曾任三青团分队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入伍,月工资行政二十二级,现为丰城县外贸公司退休干部。:</h3><h3>陈近年来,多次申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参加了南昌城工部樟树特支地下党组织。一九四九年九月,因省委宣布否认而被停止党籍。现要求恢复其地下党的党籍。为此,进行了复查,现结论如下:</h3><h3>据查证:陈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向地下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和自传,在小巷杨村经地下党员、樟树特支书记杨鲁平同志介绍,批准参加了樟树特支地下党组织,候补期一年。陈入党后,介绍了杨希震同志入党。一九四九年二月建立了中共樟树特支剑池分支部时,由杨鲁平同志指定为支部负责人。此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进行了革命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丰城解放时,组织群众支前迎接解放。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后,参加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举办的组训班,结业后即分配工作。</h3><h3>综上所诉,陈怀安同志确于一九四八年参加了南昌城工部樟树特支地下党组织,候补期一年。曾任剑池分支部负责人,同时积极开展了党的地下工作,且有一定的贡献。陈在三十多年的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较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亦未发现新的问题。为此,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赣组(1984)115号、97号”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赣办发(1984)27号”文件精神,经中共丰城县委常委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会议讨论,同意恢复陈怀安同志参加地下党的党籍。入党时间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算起,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亦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入党时算起</h3><h3><br></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中<span style="text-align: right;">共丰城县委组织部 </span></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span style="text-align: right;"></span>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br></h3><h3 style="text-align: left;">同意组织结论,感谢党的关怀,使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我将以我有生之年,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发挥我的全部余热。</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br></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陈<span style="text-align: center;">怀安 </span></h3><h3 style="text-align: right; ">一<span style="text-align: center;">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span></h3><h3><span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h1><h3></h3><h3>1952年 荷湖区公所 行政24级 38.5元</h3><h3>1956年 丰城报社编辑部 行政22级 50元</h3><h3>1963年 贸易公司办事员 商业行政22级 51.5元</h3><h3>1979年 县外贸公司 行政22级 51.5元</h3><h3></h3><h3>退休后</h3><h3></h3><h3>1979年4月 基本工资60% 30.9元 </h3><h3>1979年5月 基本工资75%,粮贴3元 43.62元</h3><h3>1979年10月 41.75元+粮贴2.7元+副食品贴5元 49.45元</h3><h3>1985年3月 55元+附加工资2.66元+粮贴2.7元+副食品贴5元 63.36元</h3><h3>1993年9月 72.2元 </h3><h3>1996年1月 275.2元 </h3><h3><br></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丰城县劳动人事局文件</h1><h3><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丰劳人干(1985)100号</b></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关于陈怀安同志由退休改为离职休养的批复</b></h3><h3></h3><h3>对外贸易公司:</h3><h3>根据国务院国发(1982)62号和劳动人事部劳人老(110)号文件规定,经报请宜春地区行署劳动人事局批准,陈怀安同志由退休改为离职休养,原工资照发,从一九八五年三月发给。</h3><h3></h3><h3> 特此批复</h3><h3></h3><h3> </h3><h3> 丰城县劳动人事局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h3><h3><br></h3><h3><br></h3><h3><br></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陈怀安 续传</b></h1><h3 style="text-align: right;"> 整理 陈朗朗</h3><h3>在清理家中一些旧物件时,偶然发现父亲留下的一个包包。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留下的一叠叠泛黄的手稿。有简历、自传等,直到后来恢复地下党党籍。心有所动,将整理出来,还原父亲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路。</h3><h3>父亲一九二二年农历四月十八出生于荣塘。听母亲说,祖母是四十岁生下父亲的,上有一个十多岁的伯父和一个姑姑。祖父经营者一个“恒丰”字号的杂货铺,还有十三亩田,家境尚可。(土改时划定阶级成分为工商业兼富农),父亲小时候太过顽皮,祖父母决定让父亲去接受他人的调教,到外面去吃些苦头。在父亲十一岁时,送到湖南浏阳的一家药店去做学徒。当学徒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必须学满三年,再苦再累中途也不可回去,那会被村民瞧不起的。这样父亲远离父母,一去就是三年,倍尝艰辛与磨难,最终三年期满,却是染病回家。一直在家调养了半年才慢慢恢复。后来家中发生变故,祖父去世。日本侵略中国时,曾在荣塘圩上扔炸弹。当时正是赶集日,祖母不幸被弹片炸到脚。(小时候就亲眼见过祖母腿上骇人的伤疤)。家中由大伯执掌家中,姑姑和父亲关系较好,人又聪明漂亮。但不幸的是,祖母包办婚姻,把姑姑许配给邻村一位老实巴交,比较木讷的男人,有一门弹棉花的手艺。但姑姑从心里就不同意这门婚事。抗争无果,屈从嫁过去后,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一年后,竟投水自尽了,悲惨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不是讲究门当户对吗?看来富裕人家的子女,也是受尽折磨的,赔上了青春,赔上了生命,颠覆了我以前从书中得到的一些肤浅认识。</h3><h3>父亲从五一年起,调至荷湖区公所工作,母亲是湖南醴陵人,老家在丰城孙渡的大罗家村。嫁过来后,也随之同住。这段时间,是父亲最为忙碌的时候。土地改革,土地收复,粮食统购统销,无暇顾及家中。(在我参加工作后,每当说起一个老同志,有人会赞赏说,他原来是土改干部。土改干部就是吃得苦,深入群众,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工作的代名词)哥哥和我,先后于五二年和五四年在荷湖出生,五二年母亲在荷湖供销社上班,请了一位农村妇女帮带哥哥。但刚解放的农村,卫生条件差,也不太讲卫生,以致哥哥经常生病,头上还长疖子。无奈母亲还是辞去工作,回家带儿子。五四年我出生后,生活更加困难。偏偏这时母亲又染上慢性脑膜炎,先后四次在丰城住院。总算好点,但因治病的后遗症,母亲的背弯了,从此也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活了。那段时间,真不知父母是如何熬过来的!</h3><h3>父亲的自传止于1956年3月,应该是按要求对调离荷湖的一段了结。离开了荷湖区公所,调县文化馆。在文化馆过渡了三个月,便调到丰城报社做编辑、新闻采访等工作。一家四口同时迁来县城。当时在老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张四人同框的照片,一直保存至今。</h3> <h3>在报社的四年中,是我们一家比较安定的时光。母亲的病慢慢稳定了,我们兄妹也渐渐长大。我们在二小幼儿园上学,母亲在报社的印刷厂做家属工补贴家用。父亲则忙碌于下乡采访,经常通宵排版赶稿。没有了荷湖的压抑,文字工作对父亲来说也是专业对口,同事、领导之间相处融洽(都是文化人,有共同语言)。工作劲头很大,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也无怨无悔,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资也由在荷湖的行政24级上调到行政22级,工资为51.5元。这在当时算较高的工资,可以养活一家四口了。</h3> <h3>六零年下半年,国家为了克服连续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精简人员,下放干部和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到农村去。六一年春节后,报社停办,父亲调往县委调研室。母亲和我们兄妹则下放至荣塘老家。</h3><h3>父亲在县委调研室工作一年半后,调研室撤销,分配到县贸易公司(现副食品公司的前身),在当时物质相对贫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还是很不错的单位。</h3><h3>六四年至六六年,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父亲也抽调参加丰城的社教工作组。先后在清江的永太公社、南昌的小兰、丰城的箭港工作组、董家的兰圩工作组工作。</h3><h3>文化大革命开始,社教工作队任务结束,回单位上班。父亲因出身问题,以及曾加入过三青团的问题也受到牵联,成为批判的对象。本来三青团问题已结案,历次运动中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所幸没有一官半职,只一介平民,故也平安渡过。</h3><h3><br></h3> <h3>到六八年底,一纸通知,父亲下放至荣塘老家,参加劳动。好在是带工资下放,还是万幸!</h3><h3>下放开始的半年里,父亲是实打实地每天出工,和社员一同栽禾、割禾、挑粪等农活。工分是要记的,看看出勤率,但不参加分配。父亲在荷湖工作时起,就是和农民打交道。在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加土改等。在报社,很多采访工作也要下到田头地角,获取第一手材料,及到后来的农村社教工作队。所以下放劳动,对于父亲来说,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当然,由于带工资下放的,没有经济压力。)后来,荣塘公社成立了五七大军连部,父亲便抽调在连部帮忙做做文案工作,以搞宣传为主。当年江西省歌舞团的几位演员也下放在荣塘,并以荣塘陈金苟解放前“哭狗爷爷”的一段悲惨遭遇搬上舞台。</h3><h3>七一年至七二年,借调至丰城黄金水库指挥部工作。那时大兴水利,荣塘人在范奈旺书记的带领下,修建了万米渠道,参建黄金水库、紫云山水库、清丰山溪等水利工程。</h3><h3><br></h3> <h3>七三年七月,结束了下放生涯,调回副食品公司工作。七三年下半年,丰城开始发展茶叶生产。县商业局主管,由副食品公司下设生产股具体实施安排。父亲分至生产股,开始和茶叶打上交道。丰城丘陵、山坡较多,在县委的大力倡导下,丰城茶叶蓬勃发展。生产股负责全县茶树种植所需的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调运工作。</h3><h3>摄于荣圹的一家四口</h3> <h3>父亲和婺源茶校的两位老师于茶山留影</h3> <h3>因茶叶形势一片大好,在七八年的五月份,茶叶从副食品公司分离,成立了以茶叶为起点的丰城外贸公司,父亲也随业务转到外贸公司工作。七九年四月,根据文件精神,当时退休的干部职工,可以由一名子女顶替参加工作。由于我这几年都是在公司做临时工,无法转正,父亲决定提前退休(病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退休后身体尚可,继续在公司留用。八一年茶叶又从外贸分离,成立了茶果公司,归内贸管。父亲又借用在茶果公司工作。当时是茶叶的鼎盛时期,几乎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茶场(河东片),需要上下联系,指导生产,下乡的任务重。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茶场、写材料。八三年的下半年到八五年上半年,借用在丰城县地名办公室,编写地名志。</h3><h3> 这是八十年代的荣塘万亩茶园。此图片选自丰城县地名志。</h3> <h3>一九八0年,与外贸公司同事在拖船板鸭厂,组织调运即将运港的板鸭。</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政治春天的到来</b></h1><h3><b><br></b></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 "><b>几经风雨,终见彩虹。</b></h3> <h3>父亲在解放前读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影响,并于1948年8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曾任剑池分支部负责人。1949年6-9月,到省委组训班学习,学习结束时,省委陈正人政委在讲话中谈到:南昌这条线的地下党组织,因领导有问题,全部否认。经过几十年的埋没,直到八五年省委组织部、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一,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终于清理并得以解决。父亲从退休干部转为离职休养干部,入党时间从四八年十一月算起,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从此时计算。这份近四十年送来的文件,这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终于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父亲几十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一直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今天终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这对于晚年的父亲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同年(八五年)外贸公司又分给父亲一套住房,从此乐享晚年幸福!</h3><h3>离休后的父亲也闲不住,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九零——九二年在市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走访学校,解决问题。当年二小门前有菜市场,宰鸡鸭的地方与二小毗邻,臭气熏天。经关工委老同志的执着反应,得到了妥善解决。市领导也十分关心老同志,逢年过节,各级领导亲自上门慰问。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外出旅游,看祖国大好河山,日新月异的变化。上老年大学,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记得父亲在老年大学的烹饪班,学了一个菜叫“倒挂金钩”,就是炒豆芽,还饶有兴趣地按所学步骤炒了一盘给我们尝。</h3><h3>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过年的春联喜欢自己动手写。(在荣塘过年时,有村民求写对联,都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年年都是些同一内容的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不解地问,怎么又写这一联啊?父亲乐呵地说,这对联好哦!</h3><h3>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追悼会由市外贸局召开,龚根宝局长主持追悼会并致词。副市长邹小平同志,组织部的领导、老干局的领导等都参加追悼会,与父亲告别。骨灰安放于荣塘阁里杨陵园,从此长眠于故乡的土地。</h3><h3>母亲罗瑞湘,一九三一年七月初三出生,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农历九月初一)去世,享年八十八岁。与父亲合葬于阁里杨陵园。</h3><h3>‘</h3> <h3>父亲参与编写丰城县地名志</h3> <h3>外贸局分给父亲的一套福利房,位于街心花园的外贸院内,一楼粉刷了白色的位置。从一九八五年至二OO二年,父亲在这生活了十八年。现是棚改规划区,已是人去楼空。</h3> <h3>穿军服的为聂兆霖同志,也是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h3> <h3><br></h3><h3>四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八.一”起义纪念碑下留影。左起为张汉平、杨希震、陈振华和父亲。当年同为中共地下党剑池分支部的党员。</h3><h3><br></h3> <h3>丰城沙湖公园剑匣亭前留影</h3> <h3>参加老干部学习班结业。后排中带鸭舌帽的是父亲。</h3> <h3>一九八六年,父亲参加县老干局组织的桂林游。</h3> <h3>一九八七年暑假,哥哥在北大读博期间,带父母到北京游玩。</h3> <h3>父亲登上长城。</h3> <h3>父母亲和孙子、外孙在北京的留影</h3><h3><br></h3>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b>后记</b></h3><p style="text-align: left;">父亲离开我们已是第十八个年头了。对于父亲解放前及荷湖的经历,知之甚少。翻开这尘封的记忆,揣摩父亲的笔迹,心有所感。感恩父母历尽艰辛,抚养我们长大。感受父母的正直,善良,熏陶我们的家国情怀。继承父亲的精神财富,激励我们勤奋努力。</h3><p style="text-align: left;"> 图中三张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和一九六七年的珍贵老照片,是从长沙姨妈家觅得,当年书信来往所寄,感谢姨妈惠存至今。</h3><p style="text-align: left;"><br></h3><p style="text-align: left;"> 感谢老干局和外贸局的领导,在父亲去世后,每年的春节都来我家,走访慰问我的母亲。</h3><p style="text-align: left;"><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陈朗朗</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2019.2.15</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