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二三事(中)

王言

（学农是上山下乡的预演或彩排，当年的家庭大家都有兄弟姐妹的，而且大部分同学家里都有哥哥或姐姐已经上山下乡了。

当年看过一个电影《决裂》，里面引用一句毛泽东的语录：“把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真是活见鬼！” 我听了还觉得很有道理，现在想想却觉得肤浅与可笑了。）

（让城里的孩子去农村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这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一旦如果违背了个人的意志，强迫他去农村生活一辈子，这就是逆历史潮流之反动了，因为人类肯定是逐步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新风二三事(7)》

学农期间，我担任了一个小职务：小组劳动委员，安排小组同学们干活，还要当联络员，和农村小干部交接农活。

在学农期间，学校办了一份特刊，名字叫《学农战报》，是刻蜡纸，用滚筒油印机印刷的。我投过两次稿，都被录用了，第一次是一首打油诗，内容记不住了，好像是歌颂贫下中农辛勤劳动云云，第二次是写了一篇战地简报，表扬我们炊事班的杨秋欣勤恳工作的点点滴滴。在这里要老实交代的是，第二篇文章是有私心的，杨的确是一个勤奋工作的好同学，但他也是我的铁杆哥们，他在炊事班掌勺，每顿分餐的时候，会在我的饭盒里多放一点瘦肉，而总是有几个不吃肥肉的女生会把分到的肥肉转让给我，所以最终我吃到的猪肉会比别人多了不少。而且，每天我们收工的时候，他会为我准备上一大杯凉白开。

林林总总，学校为我们学农的同学们划了很多条红线：不准串队，不准下水，不准下田捉青蛙…, 等等等等，网上有一句话，规定就是让人来违反的，至少，我这里写的三条，都是有人违反的。

我们班分成两个队，在我们队里出过一件事：有一天在收工的路上，河边正好看到划了一条小船的房东儿子，几位男同学就兴奋地地跳上去了，其中包括了当时的班长陆伯康，大家上船没有几分钟，调皮大王廉养庭玩性大起，顺着节奏晃了起来，几秒钟船就翻了，（后来在物理课上学到共振现象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这一幕翻船瞬间的情景）。于是何老师利用机会大施威风，所有的涉事人员都被迫写了检查，包括我。不久之后，陆伯康下课，仲海林众望所归地当上了我们的班长。

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个生产队的同学们也出了大事：因为听说隔壁队里来了一台大电视，张璟，陈艳（也包括海林）等一拨同学就去看热闹了，到了那里一看大失所望，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本来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谁料想有其他班级的好事者把小报告打到了学农总部，说看到了一大串手电筒从田埂上飘过。陈稼禾等几位老师在睡梦中被叫起来，火气大得没处发泄，来到了我班的住地，把所有的同学全部叫了起来，见到同学们的第一句话就是，通通处分！俞吾强江志明几位男同学那天晚上正好去抓青蛙了，以为自己东窗事发，脚骨乱抖，后来搞清了老师们是来抓串队的同学们，他们才大舒了一口气回去睡大觉了。（花絮：俞吾强那天晚上被叫起来的时候正好因为短裤被打湿了，穿着长裤睡觉，而长裤侧面有裂缝，于是象鼻头（俞吾强）不穿短裤的说法就流传在江湖了…）

最后当然没有处分，而那几位同学受到的心理创伤还是很大的，包括陈艳哭昏在宿舍。

学农结束的时候，已经40天过去了，我们都被晒黑了一层皮。坐在回市区的大巴上，我们都激动与兴奋，我正在兴高采烈地看着想念已久的市区街景，女同学们那边突然起了一阵骚动，钱晓天叫道：“上海已经开始穿裙子了！” 那时候我才懂得，女孩的天性中都有着追求时尚的基因，随时会体现出来的，即使是在那样的年代。

（如今的青浦朱家角，鸟语花香，田青水秀，与我们40多年前学农时候相比，就好像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差别）

　　《新风二三事(8)》

前面说起了学农的故事，于是就想起了学工的经历。它发生在学农之前，我们去的是上海色织染纱三厂。从时间表上来说是倒过来的，反正我的叙述本来就不是按年表流程的， 只要说的是我们在新风中学期间的点点滴滴，加一个倒叙也无所谓吧。

学工是在我们第一次分班之后进行的，那时候我已经从4班到了1班，学工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到了纱厂，换了蓝色的工作服，带上袖套，还套上了漂亮的纱线白手套，人人心中都有了得意之情，如果放在有微信的今天，大部分同学都会拍上几张美美的相片，在朋友圈里炫耀一番的。

然而，现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站在机器旁学着熟练工人的动作进行盘纱，并不是一件像看起来那么美好的事情。一会儿盘松了，一会儿盘散了，还有不小心把纱线给弄断的。好不容易看到自己盘出来一卷比较过得去的纱团，却发现已经肚子饿了！再看看墙上的大钟，离开午饭的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呢。

只好继续垂头丧气的工作下去，一边想象着自己是电影“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拿着扳手，在一个一个不停地旋着螺母…

终于熬到了午饭的时间，肚子那个饿法好像从来没有体会过，第一顿在工厂里吃到的是花菜肉片，虽然是食堂的大锅菜，但是味道极好，而且为我打菜的是我们班的女同学任蝉，她握着大勺的手有意抖动幅度大了一些，于是我的碗里就多出来好几片肉片。

工间休息的时候，八卦是主要内容。我们学工期间正好坊间在流传一个手抄本故事，听听工人们瞎扯，夹杂着“拆拿”一类的脏话，倒也没有觉得违和，反而觉得蛮接地气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那一天休息时间到了，我把手里的纱团放整齐之后也去参加聊天团，大家已经在兴高采烈地聊起来了，又是“拆拿”，“阿呜卵”乱叫，我就静静地坐在远处看着，问着自己：“这就是你向往的生活吗？”。

现在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而当时如果能够在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工厂上班，不去农村，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当然，也有向往参军的，这样会有一个更好的政治前途，但是我有自知之明，家庭出身不够格，这样的梦是不会去做的。

实话实说，机械性地盘纱操作难度并不高，每个同学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能掌握了。但是把人当作机器，然后持续不断地每天从头到底这样的操作，然后是重复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甚至是一辈子，我想着就有点寒心了。

学工结束后，我就已经告诉自己：如果可选，以后不想做工人了。

再说少一个小插曲：赚钱！

从原则上说，我们的学工活动是免费的。如果不是上级下达的任务，哪个工厂愿意收那么一帮小屁孩来捣乱啊。但是毕竟我们付出了劳动，所以完全不给钱也说不过去吧？所以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一毛钱，一个月下来就有两块多了，但是，还有其他收入，且听我慢慢道来。

从我们的家里到工厂需要坐两班公共汽车🚌，2班车都是5站，当时上海的公共汽车票价是这么定的：4站以下4分，5站至7站票价7分。我们单程应该买两次7分的车票。所以每天得到的车票补贴是2毛8。发小江志明，沈卫民和我总是三个人同行的，我们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两部车都坐4站，用脚走一站，这样单程就可以省六分钱，每天是1毛2。有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干脆也不坐车了，直接走去上班，这样就可以省更多的钱了。沈卫民胆子比较大，有的时候买了4分的票，干脆就（逃票）坐5站了，而且他有一个理论是这么安慰自己：反正不管我坐不坐，汽车本来就要开过去的😊。江志明和我比较胆小，如果买了4分的车票，会老老实实地提前一站下车的。

学工结束后，口袋里多出了好几块大洋。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实在是难以言表的。沈卫民怎么花那笔巨款我已经忘记了，江志明和我都是花在了牛庄路淘半导体零件了，然后每人装了一台收音机，那时候好有成就感。

　　《新风二三事(9)》

1976年是多事之秋，一月份周总理去世，同学们都发自心底的难过，大家坐在一起用皱白纸扎花圈，在各地各处设立了灵堂，到处哭声一片，我们也第一次听到了悲壮的哀乐。

夏天的时候朱老总去世，又是一次全国的丧礼，规模小了一些，但是作为历史事件来说，可能是更加重大的，朱毛朱毛，当年的国民党是这样称呼红军的，可见朱老总在建军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是同年9月9日去见马克思的，由上而下的丧礼是规模空前，学校礼堂，甚至大光明电影院被设置成了灵堂，同学们排着队，一个个被要求三鞠躬，中间发生了有同学鞠躬时碰上了前面的同学的屁股，于是笑了出来。于是就招来了一阵谩骂，那时候就有好事之徒，巴不得抓住机会表现一番呢。10月6日，毛走了没到一个月，四人帮(其中包括毛夫人)被抓了起来，到处可以听到“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河南梆子，前面我提到的好事之徒们又立刻转变了角色，带着同学们向上海市革委（当时的上海市政府）问罪了，以此向中央政府表忠心。记得那一天游行队伍到了人民广场的时候，人数达到了100万！我们新风的全体同学在那里站了一个下午。

那一段时间，举国沉浸在无比快乐的欢庆之中，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河南梆子，普通话，上海话的庆祝形式也不少。姜昆的相声“如此照相”，黄永胜的上海说唱“狗头军师”，对我们那个年纪的学生来说，几乎是百听不厌的。

中央的决议是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执行起来却没有那么快，在1977年春天，我们还是被要求要去学农了。写到这里，才发现这一段又是倒叙了，学农已经写过，就跳到下一个时间段了吧。

小平同志的复出，为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折腾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带来了生机。我们学农才短短的40天，回到市区之后，却发现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

学校组织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其中难度最大的题目是圆球的表面积，记得我们一班没有任何同学是答对的，可见大家的文化知识基础之差，而摆在我们新风中学老师们面前的任务是：把我们这批几乎没有好好读过书的学生送上高考的列车，任务艰巨又没有经济报酬，他们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而作为学生，我们是在唱主角的，我们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 赵老师》

赵老师的大名是赵君明，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应用数学专业。他是六班的班主任。

对我们五班同学来说，数学是心中永远的痛。

我们78届学农是在77年春天，“三夏大忙”之后就回到了学校，我们还是准备像以前一样，写写大字报，开开批判会，糊里糊涂地那么过下去的。那时候我在1班，记得万亚萍以说笑话的口吻对大家说，她的同桌张克勤“伊有啥想考大学哦”。那时候“恢复高考”的消息刚传出来，当时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消息将让我们以后的生命轨迹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分班前大家都差不多，老师都不太用心教，可能是由于文革遗风的影响，老师们被捣蛋学生整怕了，大部分并没有工作热情；学生也不太用心学，偶尔心血来潮，我曾经一口气把一学期的数学课本在几天内读完的事情也发生过，但是如果谁化大量精力在知识文化学习上的话，难免会被贴上“走白专道路”的标签，离开被骂“有神经病”也就不远了。

由于被糊里糊涂地分到了5班，我们就糊里糊涂地撞上了赵君明老师，而赵老师是我记忆中最会教课的老师，

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是解析几何，他用了教材上同样的示意图，添上了两根辅助线，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解析几何之美妙。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教材上没有这条线呢？他说话不带情绪，中气也不足，但是教室内总是非常安静，大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格魅力吧，

后来我在复旦当了五年老师，从学校和学生那里得到的反馈并不错，但是自我评价是永远不可能达到赵老师的教课水平。当时我们的五班和六班学生是在暗地里较劲的，所有科目应该都不相上下，唯独数学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六班的数学从来都是赵老师教的，赵又是他们的班主任，张志雄，姚方等学霸又在呼风唤雨，学得好，一点就通，两次数学竞赛的第一第二名都被他们俩理所当然地包揽了, 数学兴趣班的大部分成员也来自于六班。我当老师的时候也喜欢聪明学生的，如果要说当时的赵老师不偏心，鬼都不会相信的。

有一次赵老师给六班开小灶，上了数学附加课，我们5班的好多小伙伴义愤填膺，反映到了我们的班主任陶老师那里，赵老师过来解释了，具体说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从那之后这样的事情再没有明显发生过，但是从高考结果来看我们五班的数学成绩比六班还是明显要差一些，如果点一点毕业后进大学读数学的同学名单，张蓓蕾，万亚萍，杜志刚…，你会发现他们全部来自六班。

赵老师在我们高考同一年考取了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在学期间他曾经带领同济的几位同学骑自行车来我们复旦窜门，他和气又亲切，又提了些学业上的指导见解，少年时代沉积下来的小肚鸡肠早已被他化于无形之中了…

（2017年，我们十多位新风78届同学去多伦多赵老师家拜访，图为赵老师伉俪）

《分班》

我们在新风中学读了五年，其中有几次分班，基本上每年一次。我不清楚学校是基于什么原则安排的分班，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整天玩笑打闹的学生们来说，分班可以让我们认识更多的小伙伴，从完全陌生，或者似熟非熟，过渡到亲密无间的嘻哈玩闹。大家相约在走廊，校门口，或在弄堂里等候，然后三五成群，勾肩搭臂地上课下课，路上不停地聊着八卦或开着玩笑，而在课堂时间，大家也是看看小说，画画漫画，传传小纸条…, 当然这些都是发生在同性同学之间的，异性之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交流，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入学时我在4班，班主任是戴桂芳老师，一年后被分到了1班，班主任是张征老师，然后是何采芳老师。反正不管在什么班，谁是班主任，我照样上课下课说笑玩闹，二年级的时候，还和江志明一起玩起了航模，中学的前三年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过去的。

77年春天学农之后，恢复高考这件事从传言逐渐变成了事实，于是我们都不得不抓住中学阶段最后两年的尾巴，开始头悬梁，锥刺股般地苦读了。

首先老师们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知识摸底考试：那张数学试卷让我们整个一班几乎全军覆没，最难的一题是计算圆球的表面积，好像没有人答出，可见当时我们的知识水平之差。然后就是又一次大分班了，这次我被分到了5班，当时我的成绩属于边缘分子，何采芳老师原来是打算把我留在一班的，在俞吾强和我的强烈要求下，她才同意把我俩一起送进了5班。

5班的班主任是陶定国老师，在他凶神恶煞的气势面前我们仿佛都是一群迷途的羔羊，低眉顺目不敢放肆，直到我们毕业离校后，才体会到他对我们煞费苦心的一片柔肠。我们五班六班的各科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绝无仅有的，他们也是在漫漫10年的文革中，憋着一肚子气，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了。先是为我们恶补10年暖窗（相对于别人的10年寒窗，我们这几届好像只学了皮毛）的知识，接着把各类概念和原理为我们一一滤清，再就是做各类模拟题，把我们这群知识基础不好，学习方法不对的懵懂少年，领入了一扇苦读之门。我们就好像刚刚拿到了学习驾照，习惯在停车场上悠行的菜鸟司机被硬生生地送上了高速公路。

接着，又一次分班出笼了：这一次仅仅只是5，6 两班之内进行，我们5班差不多一半的同学被点名将挪到了6班。令校方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五班的同学们都说：反对！我们要罢课！

对校方来说，这一次分班是为了集中资源，为提高新风中学升学率做最后一把努力，被点到名的同学是得益者，怎么会不同意，甚至要罢课？原因很简单：人是感情动物，进入五班后，大家都一心向学，苦读不缀，在午休时间也有好多同学不回家，到对面食堂匆匆吃了饭，马上又教室做功课，即使我们男生中午下四国大战，也有女生来帮我们当公证人，陶老师还组织了我们全班同学去了南翔郊游，同学之间相互产生了惺惺相惜，同舟共济的情感。看到同学们不愿分班，陶老师板着脸把全班同学大骂了一通，大家谁都不发声，但是也不合作，应了一句我们的上海话：勿睬最凶！

这时候赵君明老师出场了，他简明扼要的提了一下高考的形势，然后就像讲解数学题似地分析了分班的状况：1. 班级调整是学校的常规管理措施，学生是没有权利反对的，2. 既然被点名的同学不愿意离开这里去隔壁六班教室，那么我宣布，你们去的班级还是五班，这里才是六班。对五班被点到名的同学来说，只是换个教室，你们不会反对吧？赵老师的一席话，把我们说得哑口无言，心服口服，温顺地拿起了书包，乖乖地搬到隔壁去了。他在讲解解析几何的时候善于利用辅助线，没想到在解决“罢课”问题时，他也用了一条漂亮的辅助线，四两拔千斤，把大家送上了升学的高速公路。赵老师谢谢你！

2014年10月在德和茶馆举行的新风七八届毕业生大聚会上，我终于见到了阔别了30多年的赵老师。又在2017年9月初去到了多伦多拜访过他家，赵老师依然谈吐幽默，思路敏捷，我们期待着赵老师出席将要举行的2019年的毕业40周年庆典。

（赵老师和当年的六班正副班长合影。那天我们去看赵老师，钢哥和蓓蕾都很兴奋，拉着他问长问短。
看到他们聊得正欢，我插嘴了：“赵老师，我知道你们六班有很多好学生，但是他俩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呢？”
赵老师回答说：“他俩是正副班长，成绩好能力又强，我当然喜欢。”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就是有时候我给他们布置任务，事情并不复杂，只需要商量几分钟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每次至少要讨论了半个小时！”）

（同学们毕业30多年后与赵老师合影）

　　《新风二三事(10)》

粉碎四人帮之后，没过多久，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中断了10年的高考就重新启动了。我们在中学是七八届毕业生，而入大学是七九年秋天，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七八届就变成七九届了。大学的七七，七八两届学生的入学都是在1978年，而我们是在1979年。那时候社会资源匮乏，高校招生能力也极为有限，高考考生的录取比例往往是个位数的，不到10%，当时有个说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很多有潜质的同学们被无情地拒在门外。想想现在的高考录取率达到70%，做现在的考生真是太幸福了。

我们新风在我们黄浦区的中学里，从来就是默默无闻的，高考前学校领导请了前一届的学霸（她考取了北京电影机械学院）来鼓劲和传授经验，她侃侃而谈，我们却没有感受到多少正能量。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中学要想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是难上加难的。

刚才我贴了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赵君明老师为我们上课的回忆，他的严谨的授课风格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陶定国老师凶神恶煞般的气势让当年的我们心惊胆颤，但是我们一毕业就和他极为亲近了，庄勤兄对陶老师的关心和照顾甚是周到，用王凤鸣的话是比他儿子还要用心；顾敏欧老师姐姐般的体贴照顾让吴莉敏等同学几十年后还会热泪盈眶；顾姐姐和我们的化学老师冯幼伟先生是一对夫妇，现在住在美国费城，和我们许多同学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年前的夏天，我们新风的十几位同学曾经去拜访他们，他们俩说起我们78届的同学就特别兴奋，冯老师还提起了学霸董剑明在上海市的化学竞赛中为我们新风涨了脸。陈经福老师是化学出身，由于我们学校缺少物理老师，他就跨专业来教我们物理，每堂课都讲得生动活泼，同学们给他的绰号是压强老师，他太太陈老师也是我们新风的，不幸的是就在我们毕业不久，她患病去世了，而她病重期间，陈经福老师还是每天一套的速度为我们准备考卷，批改考卷，管理印刷的后勤处跟不上他的速度，他就把印刷设备借到自己的办公室，自己印自己装订，我们高考物理的时候，他就站在考场外等我们，然后让我们把题目逐个回忆出来，他又做出答案和我们核对。

让所有人大掉眼镜的是：我们那一届做得特别牛X，在黄浦区的中学里成了佼佼者，把传统牛校光明中学和格致中学甩在了身后，校长一帮人瞠目结舌。而且除了数学赵老师，化学冯老师和语文陶老师，其他所有老师几乎都是半途出家的，专业并不对口。

徐钢同学曾经对教我们课的新风老师有过这样的描述：

压强老师陈经福化学专业教物理，李宏民老师摔跤专业教英语，任老师是银行家来教数学，张康乐老师政治专业教数学，傅腾龙魔术世家教画画…

我知道我们的中学是个很普通的中学，我们的老师也许不是最牛的老师，但是他们最善良的老师，最敬业的老师，和最有爱心的老师。

（这是周依频同学提供的新风中学学生证，看看它是不是百感交集呀？）

（这是学校的联系手册，如果得到了老师不太好的评语，也许一顿竹笋烤肉就免不了了）

《新风二三事(11)》

我们的高考日期是1979年7月7日，8日和9日三天。三天的高考日期从来就是安排在七月份的，差不多是夏天最热的三天，近几年已经有了改变，提前一个月，改到六月初了。考试前，陶老师给大家鼓劲，而且传输了一个听起来很奇葩的方法。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向监考老师要冰块，然后就往自己的脖子里塞。我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是陶老师的建议还是记在心里的。陶老师还给了另外一个建议，他说高考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很紧张，有的人就会不断感觉尿意，需要不断地上厕所。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就举手让监考老师陪去厕所，千万不要客气。另外，如果确实在紧要关头，如果正好有一个思路，不想被打断，或者时间已经不够，很快就要交卷了，那就千万不要犹豫，直接拉在裤子上！只要记住这句话：人生能有几回博！听起来不太靠谱，但是我还是记下了。当然必须要强调一下，我可没有拉在裤子上。

高考的第一天上午考的是语文，其中需要缩写的那段文章我正好在电台里听到过，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但是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不再紧张了。在复习阶段陶老师建议我们多关心四五月份的时事新闻，那篇文章我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从广播里听到的。下午是数学，题目比前两届明显难了，好在我们的最后的复习阶段赵老师给过我们高考数学题目类型分析，而且警告过我们这一届的考题会比前两届难度有很多大提高。一边做题的时候，我还一边想起赵老师的警告，时间安排上也比较合理了，交卷的时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一天过去之后，备考紧张状态就完全烟消云散了，后边两天我几乎没什么记忆，唯一的记忆点是陈经福老师在我们第二天考物理的时候，他就等在考场外，我们一出来他就抓住我们问题目的内容，然后他把题目全部做出来之后和我们核对了。现在我能回想他当时的神情：关切，紧张，期待和满意。毕竟他是在检查自己尽最大努力付出之后的结果，而那一段时间，他太太陈菊英老师正卧病在床，女儿还小，他必须医院学校两头忙，他的头发一直是乱成一堆稻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