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吉里往事

王岳雷

童年记事

自从父亲在反右斗争时被关进去后，我母亲也被厂里退了，家里的经济一下子给断了，钱也没有了，我们孩子的吃饭也没有了着落。插队回来后听邻居讲，当时你们还很小，根本不知道你家当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母亲到外面去找工作，由于社会的原因，一时半刻也难找。母亲只能向居委干部讲明是不是能打点临时工，居委后来托人安排我母亲到生产组去打临时工。之后又看见她在家歇着了，原来临时工不是长久的，所以我们孩子当时感觉有时吃饭有菜吃，有时吃饭只能在饭里加点盐开水。小时候见我母亲做过纸盒信封，又拆过线头，有时到食堂做饭，有时到瑞丰里露天水池做咸菜，又有时到建筑工地敲碎砖，又一个人搬大箱子、拉大板车，到中药厂去拣中草药等。母亲她人勤劳，从不怨人，脏乱差的活抢着干，男人干的活她也抢着干，好像母亲天生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什么都会做，当时每月收入仅有5至10元钱，还不是每月都能有活做的。逢时正好我哥刚在交大任教，每月拿回家20多元钱，但要养活我和姐姐、妹妹，这点钱也很少，每月都要向邻居借钱。邻居也很热心，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部分是由邻居小孩穿剩的旧衣服。破了，我妈再补一补。我下乡插队时的穿的衣裤，就是邻居于1967年送的且带有补丁的衣裤，之后我妈又加固了许多补丁，记得刚下乡去时在火车上的第三天，两个裤膝盖处的几层补丁又破了，变成为一丝丝的线条，下半个裤腿都掉了下了，后干脆撕了，里面的绒线裤都露在外面了，好像当时没有人觉得破烂不堪。

东嘉兴路新嘉路口

东嘉兴路哈尔滨路口

1959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母亲就到瑞吉里弄堂斜对面的三轮车工会子弟小学去打听一下我上学的事，因我是小月生，公办小学进不了，只能进民办小学。三轮车工会子弟小学，在1964年与哈尔滨路小学合并，改名为哈尔滨路小学，地址从东嘉兴路230号移址至哈尔滨路278号，文革后改为哈尔滨路幼儿园。
　　夏日早晨一天，我穿着洗的干净的打有许多个补丁的衣服和裤子，由我母亲领着来到了嘉兴路民办第一小学去报名，我记得当时老师问我母亲一些话后，就问我为什么要上学，我腆面的带有害怕的样子，又鼓着勇气的说，读书能学会写字看书，能看许许多多的书。
　　我和姐姐都上学了，以前付一个人的学费，现在两个人的学费书费要十几元钱，由于成分不好，学校不给免费，我妈再申请分期付款，也不行，后来居委出面总算解决分期付款，记得欠费往往托到下学期，记得小学里老师好像经常把我叫的办公室，吩咐：“回去告诉大人快把欠费缴上来”。
　　由于家里穷，楼上谢家姆妈给了我一个旧书包，16号的姚家姆妈给了一个旧铅笔盒子，21号钟家给了几支铅笔和一把削铅笔刀，我妈也买了铅笔和橡皮，书包里放着自己用旧申报纸包好的新书。开学第一天背着书包同21号钟田一起，两人很兴奋，挎着脚步向学校走去，一路欢欢笑笑，真开心。
　　我和姐姐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照顾好妹妹，接着再做功课，之后做些家务事，等母亲下班回来。

　　记得自然灾害的1960年，由于我妈时常没有临时工做，我们过着食不裹腹，鹑衣百结的日子，褐衣蔬食，生活困苦。买米的钱也不够了，只能把剩下的米节约点吃，天天吃薄粥汤，节约下来的钱买些南瓜和豆腐渣吃，每天不是吃稀粥就是吃南瓜汤，或者在豆腐渣里面放些盐加点葱炒一炒，天天吃的人浑身没劲，我妈自己半饿着肚子还要到外面到处去找一份临时工。当时到米店去买米，基本上买籼米吃，每斤1角4分，籼米虽粗糙，吃口差，但涨性足，容易吃饱。二是吃山芋，当时一斤粮票能买到7斤山芋，米店山芋来了，大家都拿着篮子、袋子等去排队。还有每月的配给粮里有一半多的配额只能买面粉。
　　那时候配给的面粉多，有时我姐她会把面粉调成糊状，里面加点盐和葱末，在铁镬子里摊饼，后我也学会了。我妈经常用面粉做成面疙瘩，同南瓜一起烧，还很好吃的。

　　由于当时家里太穷了，买菜的钱也没了，以至于我母亲每天到浙兴里菜场或嘉兴路菜场去捡一些烂菜皮回来，这时烂菜皮也不是那么好捡的，也要有机会，母亲看见别人也捡烂菜皮，她从不跟人去争，有时还把自己捡的烂菜皮送给别人，宁可自己家里没有吃。由于买菜的钱也没了，我们每天的菜就是冲一碗酱油汤，为了节约点酱油，大家就着一碗酱油汤过饭。有一次我在饭里到了一点酱油，给我姐看见了，她就对我说：“等妈回来后告诉我妈”，可见当时家里是多么的艰难。
　　我们小时候家里好像很少买肉、买鱼；水果和零食等是从来不进门的。有时邻居给我们一片水果吃，或几粒水果糖吃，我们很开兴，也很感激。记得在大热天里，偶尔母亲给我们小孩买棒冰吃，我们是慢慢的品尝，慢慢的咪添，高兴的不得了了。我们家配给的肉票、糖票和一些糕点票、就餐劵、蛋票、布票、日用品票等一般都送给邻居。由于穷，煤气也不用了，每天我妈拿个煤炉在弄堂里点火烧饭。
　　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当时凭就餐劵购买的大饼、油条、粢饭糕、老虎脚爪等是从来买不起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孩子从来没有吃过，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滋味。我还是在插队回上海探亲的七十年代初，在新嘉路大饼店第一次买了大饼油条豆腐浆回来大家一起吃，第一次品尝了大饼油条豆腐浆的味道。

上海市当年发的就餐劵

上海市当年发的糕点票和就餐劵

　　1961年夏初季节，当时我记得我妈就在弄堂对面的东嘉兴路166弄瑞丰里敲碎砖，当时我放学回来时，有许多大妈在敲碎砖，忽然看见我妈也坐在碎砖块上，我叫了她一声，就在一旁看着，她用手中的榔头敲击砖块，把它敲成很小一块，再放到一边堆起来，我看见我妈带着草帽，肩上搭着一条旧毛巾，衣服已浑身湿透，很卖力地敲。我妈向我说：“快点回家把功课做好，晚上我要检查的”，我就再看了一眼我妈，背着书包回家去了。
　　当时政府把瑞丰里原日本人轰炸后的破旧房子拆了，许多人在这敲砖以作它用。我当时就在瑞丰里破旧房子里的教室读书，新学期开始后到瑞康里的教室去读书了。直至1963年9月瑞丰里房子造好，再重新搬回去，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小学了，从此开始消除了这个学期在这里，那个学期在那里读书的东跑西走的尴尬局面。

　　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哥回来了，见他和同事抬了一个筐进门，我们去迎接，帮忙一起抬筐，待打开后一看，哇！一筐黄金瓜，从来还没有看见过或想到过，有近二十个，我们高兴地跳了起来。当时我妈在打工，还没有回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过了一会儿我哥和他同事走了，说学校里还有事。下午我妈回来了，我们早就把功课做好了，就等妈回来。我妈回来之后，她拿了几个瓜洗好后，金黄色的瓜，看上去嘴就馋了，再一片片切开后，里面淡黄色有点湖绿色，瓜瓤细腻，我妈就叫我们吃，那个感觉真是微甜爽口，从来没有尝到这么甜美的味道了。后来我妈又拿了几个黄金瓜向灶披间走去，我们小孩子以为又能吃了。等了一会儿，不见我妈的身影，后我走了出去，原来我妈把瓜送给邻居，大家一起分享。之后感觉我妈她自己没有吃，她是省着让我们能多吃点。后来知道我哥到上海郊区去参加生产劳动时买的，农村里买瓜要比市区便宜。

　　1961年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早上起来，看见家里发大水了，鞋子、木桶等都漂在水里，只见我妈一人在一边捡拾水里的东西，我们孩子看了，觉得很有趣，我下床后就到弄堂里划大水去了，赤脚在水里东淌西看，很有玩劲，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多水，水深漫到膝盖下，从前门淌到后门。早饭吃好后，淌着水背着书包到学校里去，一路上东嘉兴路溧阳路上到处是水，我们孩子是一路嬉闹来到瑞康里30号的教室里，由于在底楼，天井和教室里也都涨满了水，老师和同学都光着脚上课，这在我脑子里记忆还蛮新的。

溧阳路（今四平路）瑞康里30号，2016年拆除

　　六十年代初，我到同学家去，他家住在瑞康里，原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家的隔壁，晚上弄堂里的人们都拿出藤椅、板凳、木板、椅子等在乘凉，赵超构他也同大家一样，穿着汗衫坐在椅子上乘凉，手拿蒲扇，同学和他挺熟的，孩子大人互相间很随意，我去了几次也熟了，他讲故事给我们孩子听，还帮我们收集一些美妙的词汇，他家的小女儿比我们还小。
　　我后来才知道晚报是他编的，有次回来问我妈，瑞康里住了一个晚报的编辑，写文章很来事的，我妈对我讲，我父亲当时和他关系蛮好的，我父亲写稿子经常在晚报上刊登，由于写文章最容易出事，所以就出事了。听母亲讲赵超构在你们很小的时候经常来我家同父亲叙事，两家也常往来，小时候他还同你下过棋呢。母亲告诉我，他家孩子也多，以后去不要讲家里的事，最好少去。之后我听母亲的话，很少去了。以后才知道由于父亲的事，母亲叫我们不要连累人家。

　　六十年代里，瑞吉里也是个体户走街串坊的好去处，由于居民平时用的物品难免有损坏，弄堂里的叫卖声也多了起来，“箍桶哦”，“修洋伞、阿有坏格皮鞋套鞋修哇”，“削刀磨剪刀”，“阿有坏的棕棚藤棚修哇”，“收旧货，旧衣裳有哇”，“补碗呃”等，听到这种声音，大家把要修理的物件拿出去修理。有的家里把木盆拿去重新箍桶，孩子们最盼望箍桶匠说这个铁箍接头处已锈了，铆钉打上去也小一圈了，不能用了，要换新的了，那么换下的旧铁箍就能变成孩子们玩的铁圈了。听到“爆炒米花”的叫喊声，孩子们最喜欢，邻居家有的拿来一杯米、有的拿来一杯珍珠米（玉米）、有的拿来一杯年糕片，挨个队排着，等到要起爆时，大家拿手把自己的耳朵蒙起来，“嘭”的一声，东西爆好了，放在篮子里高兴地蹦跳着拿回家。
　　有一次我家的廿海碗（盛菜的碗）分成两半了，我妈拿给补碗匠去补，我在一旁看，补碗匠先把碗擦了一下，再把两个半爿碗合拢，用绳子牢牢绑住，用笔在碗口处点划几个记号，后用手拉杆，像拉胡琴似的，一根细针在碗口转动，传来“磁咕、磁咕”的声音，补碗匠带着眼镜仔细观看着，生怕碗给裂了，两个半爿碗经过“磁咕、磁咕”的响声钻好了几个孔，之后再用小铜锤将三、四个铁制蚂蝗攀的两个头，紧紧嵌入小孔内，轻轻敲紧敲平，最后摇碗水，看是不是漏水，碗就补好了，当时补个碗记得只要2、3分钱。还有邻居叫补碗匠在碗上刻他家的姓名字，以防碗给别人家调换。

　　由于在孩提时期，我当时也是很顽皮的，功课做好了，就把心思放在外面了，到弄堂里去看看，有哪家孩子在外面，如碰见了，大家就想着法子怎样玩，或打弹子、或掼跤、或刮刮片、拍毽子等，一玩起来就是昏天黑地，就不知道时间了，玩不痛快死不罢休，前弄堂玩到后弄堂，再玩到马路上，天快要暗下来了，还使劲的玩，反正也不知道玩了多少花样经。直至大人在弄堂里呼天喊地的叫，“天黑了，小鬼头快回来吃夜饭”，这才意识到赶快奔回去，不然要给大人吃生活了。有时吃好晚饭后，也想着到弄堂里去玩，直至大人喊“小鬼头，快回来咔面汏脚啦”，再跑回来。
　　那个年头孩子们玩的东西大多是自己做的，有的是以自己的身体动作来完成，感觉只要自己玩的高兴，什么事都烟消云散，很兴奋的。我小时候打弹子、刮刮片一玩就是老半天，有时候在弄堂里没有看见一个孩子，就自己一个人拍毽子，过一把玩瘾。
　　由于孩子的天性就是好玩，自己除了做功课外，想法子到弄堂里去找人玩或者找同学玩。当时我姐姐她一直会盯着我，有时也有机会，就是我们学校离家近，一放学，乘我姐姐还没有回来，我已溜到弄堂里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也是个皮大王，活泼好动，坐不住，胆子大，看见什么东西都是新奇的，都想去尝试一下。

　　小学期间，学校里每天的广播体操为中华武功操，站立，抱拳紧握，马步蹲，提腿踢腿，弓步，上仰，下弯等动作，之后我在16号健明的带领下，也开始喜欢体育活动，在弄堂里玩撑马（跳马），竖蜻蜓（倒立），扩胸器，俯卧撑，举哑铃等。大家还比身上的肌肉有多少块，看谁的肌肉硬，有时候别人在你摒手臂肌肉时，用手狠狠的敲一记，立刻酸疼的不得了，时间长了，大家互敲对方手臂肌肉，以不感觉到酸疼，还把敲的人的手弹回去，这样这个人的身体就最厉害。互相之间还比腹肌，看谁的腹部肌肉多，而且硬，他的身体就比你强壮有力。
　　在小学三年级下半学期，16号健明也不同我玩了，放学回家就不出来了。有一次碰到他，我问他怎么不玩了，他就跟我说，少玩点，多看书，将来考个重点中学。在他的鼓动下，自己也开始逐步地把学习放在了首位，偶尔我们两人也互相玩一玩。后16号健明和18号楼上晓放他们两人都考入了华师大一附中和复兴中学，对自己也是个促进。我姐姐又对我讲，要向健明、晓放那样，弄堂里比我大点的人都考入了重点中学，我姐叫我也要向这方面努力，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之后自己玩的时候开始少了，加紧学习读书。

　　小时候我们在学习上，基本上也不用大人操心，每天回来把功课做好，有时间再把明天要上的课文看一边，熟悉一下。母亲常对我们讲：“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读书才能有见识，读书才能有出息”，“要从小有礼貌，懂规矩”。
　　我们小时候也常给母亲添麻烦、惹事，但母亲总是温柔的教育我们，“要做点有意义的事”。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帮嬉戏的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放学后又聚集在一块玩，我们也是大人们口中的熊孩子，我们也为一粒弹子，一张刮片，一根橡皮筋而吵架或打架。我们也像小鸟一样在蓝天里自由翱翔，好奇心的看着周围的一切，好像世界是那么的缤纷多彩，心里有许许多多的“为什么”……我的童年、少年在瑞吉里度过，清贫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有过快乐，有过苦涩，更多的是天真烂漫，使之成为一个在头脑里挥之不去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