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倾其所力，为国藏珍---张伯驹其人其事

圳……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

他出身显赫，父亲张镇芳乃清朝末位直隶总督，开办煤矿、储运盐业、设立银行，在当时社会是个响当当的贵族大亨。

身为家境优越的少爷，他天生不喜欢的两样东西：政治之风与纨绔之气。

从小被誉为“神童”，他博览群书，通今博古，一生喜欢两样东西：诗词戏曲和国宝收藏。

为此，他被母亲视作十足的“败家子”，却被世人称之为“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

他半生所藏皆非凡物，单单国宝级字画就达百余件。

启功先生评价说：

张伯驹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他把毕生心血，倾注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最终＂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将所有文物全部捐给了国家，然后＂事了佛衣去，深藏功与名＂。

1，坚持不懈，收得《平复帖》

作为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先生收藏了许多绝无仅有的字画瑰宝。

章伯钧先生曾经叹道，说把自己收藏的5000件书画卖掉，未必能换张伯驹收藏的字画中的一件。

其间有二件最为珍贵的字画作品：

一件是我国最古名家的传世书法，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另一件是山水题材的里程碑之作，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

上图 西晋·陆机《平复帖》

此两件藏品，都可谓来之不易。

《平复帖》是传世珍品，历代深受收藏界热烈追捧，多少人梦寐以求，目睹这封西晋时陆机写给友人的信札以饱眼福。

清未时，《平复帖》流入恭亲王之孙溥儒手中。张伯驹得知后先后二次找到溥儒询问转让事宜，都被溥儒以20万的＂天价＂变相拒绝。张伯驹并未因此放弃，一直在寻找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收藏《平复帖》的机会。

机会最终还是来了，1937年溥儒生母病逝，他在为母大办丧事急等用钱的情况下，终于答应以4万大洋的高昂价格将《平复帖》转让给张伯驹。

4万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花销，虽说张家是豪门巨贾，也难于理解他花费数万银元去购买一幅书法作品。对此，张伯驹曾说：

＂不知情的人，都说我收藏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经历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上图 隋·展子虔《游春图》

2，不遗余力，决不放过《游春图》

另一件稀世珍宝《游春图》也是几经波折才得以收藏的。

1946年，北平古董商人马霁川搜罗了一批文物准备卖往海外，其中便有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

张伯驹得知消息，迅速赶往琉璃厂并向马霁川提出购买意愿。马霁川深知张伯驹乃字画行家，卖给他开不出好价，便张口要800两黄金，意在逼迫张伯驹退出。

800两黄金，即使是北平故宫，恐怕都无力收购，更别说张伯驹了。

此时的张伯驹，陷入了尴尬境地，在求助故宫博物院无果后，即担心《游春图》落入洋人之手，又无力满足卖家的要求。

心急如焚的张伯驹走遍了琉璃厂的大小商家，挨家挨户的向店家传话：

此画乃国宝，万万不可出境！

同时，他继续委托圈内人士出面与马霁川洽谈，说明其中利害关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最终迫使马霁川以220两黄金价格放手《游春图》。

上图 杜牧《张好好诗》

虽然以220两黄金价格购得《游春图》让张伯驹欣喜若狂，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但让他睡不着觉的终归是眼前的难题：上哪儿去弄220两金条？

这些年不断的购进字画，资金已出现较大缺口，就在不久前，他刚刚以110两黄金买下范仲淹唯一一件传世手迹《道服赞》。

张伯驹最后痛下决心，决定将寓居多年、自己十分喜欢的宅院（李莲英旧宅）卖掉，妻子潘素变卖首饰，最终才凑了170两黄金，双方约定，张伯驹先取走画，尾款限期补齐。

上图 范仲淹《道服赞》

3，宁愿要字画，不要命

张伯驹视字画为命，这在圈内是人人皆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经被绑架过，绑匪提出以100根金条赎身。

这时，有人向他夫人潘素提出愿意收买所藏字画。岂不知张伯驹早有言论在先，任何时候＂绝不能卖字画！＂

张伯驹收藏的国宝级字画百余件，可以说每件都是不可再得的稀世珍品。

比如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真迹。

又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真迹。

还有诗人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真迹《上阳台帖》。

说起《上阳台帖》，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

张伯驹知道毛泽东主席喜爱书法，尤其是李白的草书作品。1956年将《上阳台帖》转呈给了毛主席，主席看到后非常珍惜，爱不释手。

然而毛主席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考虑到党的风气，他还是带头把这幅字帖交给北京故宫收藏。

上图 李白《上阳台帖》

毛主席的以身作则，感染了视字画如命的张伯驹。也是在1956年，他毅然将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8件国宝字画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张伯驹赠送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8幅字画，可以说是他倾注毕生心血收藏保存的，解放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怕日伪，怕贼偷，怕抢匪，终日担心受怕，寝食不安，用尽各种方法把国宝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其间几幅珍品名画，都是缝在贴身被子里，不敢有半点赏玩的心思。

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国家给予他的20万元奖励，当他从文化部长茅盾先生手里接过授予的嘉奖令时，也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

＂我看到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上图 唐寅王蜀宫妓图轴

4，即使遭受不公，仍然不忘爱国

南宋女画家杨婕妤的《百花图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女性画家作品，尤其难得的是其画颜料采用的是矿物质而非通常的植物，所以画面至今虽已千年仍色泽如新。

1957年，张伯驹遭受了政治上的不公待遇，这对于一个从来远离政治的人来说，他显然没把它太当回事，仍然一如既往的做好鉴定古画的工作，终日以书画为伴快乐度日。

他对前来看望他的陈毅先生说了些内心的想法，其中并未失去对党对国家的信任。陈毅欣赏他的宽阔胸怀，并介绍他和夫人潘素下放去了吉林。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和副馆长，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

上图 南宋杨婕妤《百花图卷》

晚年的张伯驹，身边仅剩下数十件书画，自己对《百花图卷》是爱之深厚，这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古字画收藏和研究的人来说不难理解其此刻的心情。

他曾经感叹道：＂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最终，吉林省博物馆领导以及一起工作的人员的知遇之恩，再一次打动了张伯驹，使他作出了生平最难也是最后的决定，将自己所有收藏无偿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其中包括南宋时期的《百花图卷》。

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兴奋地说：＂张伯驹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

张伯驹一生富贵，亦一生清贫，用自己一生为国家似乎只做了一件事，而这件事的意义之大，永远无法用生命尺度去加以衡量！

至今为止，北京故宫博物院字画收藏作品中，一大半来自于张伯驹先生所捐。

上图 张伯驹自创书法——“鸟羽体”

5，人间，不会再有张伯驹

文革时期，张伯驹夫妇自然未能幸免于难。年过70岁的张伯驹在隔离审查了8个月后，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回原籍北京接受改造。

回到北京，原先的房子早已有人居住，幸好还留了一间10平米的房间，夫妇两人总算安定了下来。只是经济上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变卖家中余物勉强度日，最终还是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度过几年难关。

很多老北京人都知道，这位曾经的民国四公子，当时单是在北京的宅子就不下几百个，都被他换成了珍贵的字画和文物。然而当别人为他如今的处境表示不平时，张伯驹却一直坦然自若，不怨天，不尤人。

1982年2月，张伯驹身患感冒，被安排住进北大医院。由于那时的制度有着相关规定，院方无法答应其夫人潘素提出的住单间病房的要求，只能安排他住进八人间的病房内。

虽然张伯驹的好友以及学生们对院方＂张伯驹不够级别。＂的理由表示不满和抱怨，张伯驹先生不以为然，再一次表示出宽宏大度。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病逝。

章伯钧先生闻之，茫然间写下一段话，也许是对张伯驹一生最好的评价吧：

—— “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 

上图 张伯驹画作《白芍药》

上图 张伯驹晚年书画作品

上图 张伯驹与潘素夫妇合作作品

上图 张伯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