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宝筏渡口行

楚楚

大年初一。

我自作聪明的以为这一天博物馆之类场所，一定是个清净的好去处，而今年的正月初一，着实让我开了一次眼界。

我错的如此离谱。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正如过年般的如火如荼，入场门口九曲十八弯的排队栅栏里人头攒动 ，看来没有一个小时的等待，连博物馆的门都进不了。

队伍中有耄耋老者，也有垂髫小儿，五湖四海的口音，都在谈论着同一个主角——董其昌。淹没在汹涌的人潮里，莫名有些感动，华夏儿女同根同宗的情结，总会在某个地方不期而遇，总会在某个时间里迸发激扬，不管在外游走了多远，漂泊得多久。

这便是文化和艺术的力量。

巨幅的海报前，这对父女显得如此微小，他们久久站立，似不舍离去，正如我等后辈前赴后继仰望先贤的写照。

向进口处慢慢蠕动的队伍，暗涌着期许和迫切，一如江南如今的清寒中孕育的春意一般。

一个小时零五分，我跨进了上博的大厅。

　

董其昌，字玄宰，号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这位杰出的书画大师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承上启下的历史成就和书画理论贡献，奠定了上海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南派之根的地位。

　

自小随外公游玩醉白池时，第一次听外公介绍他时，就自豪强调他是我们同乡。（明代枫泾隶属松江府）

入口处，合影画上董公举起了二个手指，我将现代时髦的含义强加于它，把它理解为胜利的手势，对不朽的人和艺术而言，他们的胜利是战胜了时间和空间的彻底的胜利。

从文人画的角度看，董其昌应和苏轼、赵孟頫三人有一张合影，他们分别代表了文人画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其实每一个发端者、擎旗人，历史都为他们拍了合影。

最初对董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馆阁体，且那时多少有些不屑，如今想来真是浅薄之至。此刻站在他的行书、草书面前，真让人移不动步子。

一幅行书《内景黄庭经》经过近四百年的岁月冲刷，仍让人感受到笔尖滑过纸面的力量，笔画钩折处，清晰的看到中锋位置腾挪和移动，中锋的墨最深，依次淡下去，以至于每个字墨迹都是渐变的，每个字都是立体的，他们是一群在纸上羽飞的舞者。

　　

不敢、不能下笔评述他的字有多好，因为连张望的资格都未完全具备，只是用额头抵着展馆玻璃，隔着千山万水遥望的门外汉，当下能做的就是赶紧擦干玻璃上不断雾化的呼吸水气，再认真的看下去、看下去而已。

　　

至于对山水画的鉴赏，基本还停留在看热闹的水准上，所以董公的诸多《仿赵孟秋山图》、《秋兴八景》等画作，在我眼里都长得差不多。

唯画中畅神的画旨让我找到了，他那些展放的心情通过笔墨流向我，我感知到那些水是多情的，山是无忧的，他的自舒心性的浪漫主义正是我多年来急迫追寻的。真好！

　　

书画鉴赏界有句定论:董画难读，说他在作画前便预设了门槛，读观者非拥有较高禅学学识和人文修养的精英群体不可。我不愿理会这些定论，也不求能真正的读懂参透，唯随董公的遗墨一起饱参天地、领悟自然，如此一回就好。

董公是作伪最多的中国书画家，史称‘’滥董‘’，故观此次大展真赝比较也是极有趣的内容。今终于见到真伪之争极其激烈的《烟江叠障图》，平凡人着平凡眼，无需得知结果，我只需两边看看热闹，细细啃吃我手中的西瓜就好。

只见画面上峰势削劲，猝然堕落，唉，那一段断壁悬崖，不是直落深水，而是直直地落到我心池里去了呢。

意外之喜，在震耳欲聋的寂静中将临，我的这次孤独观瞻，被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名字点燃。孤独煮着沸腾，恩恩，就是这种感受。

我看到了朱耷，那只秃鹰羁傲不训的向我瞟一眼，又自顾自地沉思起来。自古中国画都有报忧不报喜的特征，像鳄鱼的眼泪，而八大山人笔下的圣灵们却始终活在真实饱满的情绪里。所以我宝贝、我稀罕，见到它们犹如见到我的发小一般。

我看到了赵佶，那个不幸沦为帝王的才子，《雪江归棹图卷》画面风化严重，基本模糊得只有浅浅的轮廓，而山岚的皑皑白雪依然清晰可辨，一如宋徽宗政绩已经模糊，只留下笔墨白雪在世间抒情的况味。

我看到了‘’二王‘’，千年引领风骚的人物，尽管无法领略一代书圣的博大和微妙，但如是气息与我咫尺相亲，也让人感慨万千。

我看到了苏轼，他的楷书真是难得一见，即便整齐划一的工整里，依然藏着苏轼一颗流浪的心。还有赵孟頫、怀素、仇英、小米他们的真迹，如此的满溢丰盛的精神享受让我一时无法消化，只好先记下信息，留好日后慢慢学习。

二小时只能走马观花，出门天色已渐现晚。一杯热饮，边走边喝，远处裘裘苦等良久的身影已隐约可见。他，便是我的楷书，貌似刻板无趣，却不动声色的相互依存，面无表情地默然相爱，山高水远里，天长地久里，全是人间真意。你瞧，自古那些书法名贴，原来都是烟火生活的小便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