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又想起老家那些事

牵着蜗牛散步

　　

说来也怪，从小到大，晚上做梦，梦里从来都是小时候老家的情节，而城里、单位、学校，却一次没有。现在到了眼前的事想不起来，小时候的事忘不了的年纪，也愿意回忆一些小时候老家的那些事，尤其过年的时候。

我们的老家，辽北的东偏坡村王家。“东偏坡”的名称跟“苏东坡”好像有些能够联想，但它是东高西低的坡地的形象描述，并用东北话念成“东偏坡子”，就显得很无文化了。

老家王家全称为王家窝堡，因为最先搭起窝棚就此定居下来的是闯关东而来的一户王姓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家不过四十多户人家，其中王姓就有三十多家，其他非王姓也都是王姓的姻亲。有人也把我们“王家”叫“前王家”或“河南王家”，这是由于我们位于河的南岸，因为河的北岸也有一个屯子叫王家。

在一个基本上都姓王的屯子居住生活，其实是很孤单的，一定程度上也不受待见，尤其小孩子们在一起玩斗多受欺负的时候。那我们秦家又怎么来到王家窝堡的呢? 年少的时候我没少问奶奶和爸爸妈妈秦家的流年过往。其实我的祖籍是苏北的秦庄。我的爷爷40多岁早早过逝了，是我奶奶拉扯着我大伯、父亲、姑姑和叔叔免强过话。其实，我还有一个姑姑，不知何故过继给别人，只是在奶奶去逝后，方来东北认了亲。我的大伯17岁参军到部队，后来复员转业到辽东一大型国企。大伯在城市成家立业，自然会央求奶奶来城里小往享受一下，可没想到的是奶奶带着一家几口来了，而是长往了下来。既来之则安之，父亲被大伯安排在东州煤矿工作。那时姑姑、叔叔都小，全家经济收入甚微，大伯家房间又小，加之关里的奶奶与关外的大娘性格不合，争争吵吵在所难免，高潮时奶奶都把锅碗瓢盆都扔到楼下，弄得大伯夹在中间很是为难。

大约在六零年左右，正逢清河水库招工，大伯就和父亲商量能否到清河去，收入能更多一些，家庭矛盾也能缓解一下。其实，大伯是很顾家的，对奶奶和我们没少照顾。

父亲和奶奶等到清河安顿下来后，母亲便也从关内苏北来到清河。大哥是61年出生在清河，小时候身体不好，没少住院看病。那时的姑姑身材很好，可不是后来那样，那是婚后一场病造成的。姑姑是在清河水库干活时认识姑父的。姑父那人很好，老家就在现在的辽北王家窝堡。那时水库工程即将结束，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留在水库上班还是朝不保夕的。姑父说王家窝堡那地方好，人少地多，饿不着。这就一家子来到了王家。没有房子，就在队部旁边临时搭个马驾子，凑合着就住了下来。

　

　小时候印象最深、留下太多乐趣的，莫过于绕村而过的河了。

这河自东向西，绕村而过。其间形成了多处河滩，沙质松软，树木繁茂。至于河的名字，村里人无人知晓。只是管那位于村东边的河段叫“东河崴子”，村背后的叫“大河崴子”，村西边的叫“小河崴子”，再向西的河弯处叫“五强河威子”，村里土地最西端河道处叫“西葫芦头”，村西南方向还有一条小溪，名曰“南沟子"。后来上学后，才从书本上得知此河为“条子河"，至于为什么叫“条子河”，那可无从知晓了。

家乡的河，养育了一方百姓，乡亲们给予他尊崇、呵护。那时家乡的河，河水不深，浅则二三十公分，深则二三米。水清的能看见晶莹的沙粒，能看见游戏的鱼虾。河面之宽，十米二十米适中，方便两岸乡亲趟水而过。

家乡的河，九九十八道弯。由于水流物理冲撞的缘故，形成了很多道“S弯”，弯转处，迎水冲撞的一面形成高高的悬崖，而另一面形成冲击河滩。河水无弯不成景，可乡亲们更在乎他的生性温顺、涵养大地。每到“七下八上”的汛期，乡亲们就坐不住了。河滩一侧的百姓怕涨水淹地，庄稼绝收，大半年的辛苦付出白搭了。而河崖一侧百姓更是有苦难言，每年几十公分的土地被侵蚀掉，可惜伤心的不得了，因为那肥汰的土地是乡亲们的命根子。

大河涨水也演绎着另一场盛宴。汛期河水一上涨，河水便发浑，大鱼小鱼甲鱼一类的都被呛到河面河边来。年轻人可管不了那些淹庄稼、堆河岸一类的烦心事，赶紧抄起抄捞子，实在没什么就拿土篮子，到河里去捞鱼，收获还不少呢。那些年家家都穷，吃肉吃油那是一种奢望，吃点鱼那可是大大地解馋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年叔叔竞捞回了两只甲鱼，乡亲们俗称其为“王八"。我清晰地记得，两只甲鱼收拾干净便下锅炖煮了，那甲鱼汤很是好喝。而那十几颗甲鱼蛋，也被我们吞将下去，大饱一顿口福。肯定没有像赵本山那样，用线串起来，开着“扯蛋、扯蛋”的玩笑。

前些日子，一位当时居住在镇里的小学同学，跟我忆起小时候到我们村河里泡野澡的趣事，笑得那是前仰后合的。的确不假，大河就是孩子们的乐园，河里进行游泳比赛，看谁快，泳姿就谈不上了，搂狗狍而己。扎猛子，看谁憋水时间长，玩赖皮的人中间出水缓气，看对手即结束出水，就再行入水。那时候没有电视，也不知道有高台跳水这个体育项目，可我们早就操练了。在水深的河岸高处，跳将下去，比的也是跳姿，当然没有压水花一说了。那时的大河，是每天必去之地。上学回家午饭后也到大河里扑腾几下，拎起鞋子跑向学校。要是到了里拜天，或者周三、周六的半天休息，大河崴子的河滩上经常会自发地举行体育比赛，项目包括跳高、跳远、竞速等，好不热闹，吸引了不少家居镇里的好同学、小伙伴。

童年快乐是大河赋予的，童年的苦逼记忆也大河留下的。在河边撸柳树条的场景，我几十年都没有忘掉。撸树条是生产队的一项副业收入，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记忆的硬盘里只有累与痛。

把柳树枝割来剥去皮变成白荆条，家乡人叫“撸条子”。

每年大暑季节，当地供销社都要收一批白柳条，编织成手工条编品，如小型工艺品、篓、筐等，一部分精品出口，一部分土产品内销。

由于有河有水有丛树的缘故，家乡那里都把"撸条子”作为一伴大事来抓。一方面生产队有副业收入，另一方面老百姓多挣些工分，收入多一些。那时农村虽然没有改革开放，还是生产队大帮哄，但“撸条子“这事可实行的是家庭承包制，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陣。

我们家相对人口较多，父母加上我们哥哥妹妹七口人，全员出动。撸条子这活既是个体力活，要讲究分工配合，同时工具家伙什也要得力顺手。首先要割柳树条，然后两人配合用铁钳子“撸条子“，最后将松动的树条剥掉。割条子要争着抢着挑枝条不粗不细但较长的割回来，因为生产队收时是按等级记分付酬的。撸条子在各家各户的基地进行，要技术运用捆熟，保证枝条一撸全开。剥完的白条要尽快用树皮埋于树荫之下，防止晒干掉分量。也有耍滑作假浇水的，但白条会变成红色，生产队收时要扣水份的，不甚合账。

“ 撸条子"的苦，劳累和酷热自不必说，单就那“洋辣子“、马峰子辣你、蛰你就疼痛难忍。辣了怎么办，先把毒毛拔掉，再用一种野藤的浆汁抹上，一时半晌就会好的。为节省时间，那时干活中午是不回家吃午饭的。一大早吃完早饭，带上午饭和几大桶水，为全天的吃饭喝水做好了准备。家乡“撸条子"的时间也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有一年，我们家就赶上两天没有主食可吃的地步。我的父亲和农村其他男人一样是不做饭的，可偏那天的一顿午饭让我们记忆颇深。父亲切了一大盆地豆丝，也没放几滴油，就权当午饭了。那时候，哥哥妹妹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喊饿，活都没少干，交到生产队的白条重量那是全村数一数二的。

　　说起干农活，那就不能不提秋收扒苞米了。

东北的秋收在“十一"左右。念小学、初中时，学校放农忙假。念高中以后，就有了“十一”国庆短假和长假。家在农村的孩子，说是休假，实际是回家劳动，帮父母秋收扒苞米。

扒苞米技术上很简单，只是用好苞米钎子就好了。干农活的决窍也是时间积累找到的。以前是站杆扒，苞米叶子很辣人的，辣到手臂大腿上一条条的，一出汗丝辣辣地痛。站杆扒挎个土篮子十分不方便。后来把苞米秆先放倒，放成一趟趟的，一铺铺地或蹲或坐地扒，通风不热，放堆或厂直接装车，很是方便。使用苞米钎子也是联产承包之后的创举。有竹制的，也有用饭勺把打磨的，戴到中指之上，娴熟使用就好，省去了手指肚的肿痛。但即使如此，对于平时不干农活的我们来说，几天下来手上打水泡血泡那是不可避免的。看起来手上有老茧还真是有效的保护。

生产队时扒苞米，那是替父母去的，一人一条垄，被拉下一段，旁边大人会帮你的，那自己也得努力呀，不然影响大队人马的进度。联产承包之后，亲戚之间两家三家在一起干，因为车马要统一整合。我家干完干你家，总体进度还会更快些。

活干了几天，假期行将结束，眼看家里的活没有干完，很多的庄稼赶在下雪前需要父母独自劳作，还有些于心不忍。没得办法，必须回城上班了。只是看到一堆堆、一垛垛金黄的苞米，收获感、成熟感便油然而生。

农村的苦和累，我们并不觉得，因为头脑中的生存状态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也许我们没有见识过多么那么的好。但小时候的乐趣很多来自于看电影。

那时候的农村电影放映都在屋外进行，并且各村屯轮流放映。每到有电影放映，大约中午时分，家家户户的小喇叭和生产队的大喇叭都会传来生产队长扯着长嗓音的通知。通告着放电影的时间、影片名和要求各户注意留人防火防盗的提醒。

农村看电影是很简陋的，场院当中，两棵树间、屋檐之上，一块白布撑开，放影机稳稳当当支放在院中央，天黑下来便可开映。

吃过晚饭，我们小伙伴们就己经迫不急待了。拿起小马扎、大板橙，到队部去站位置。没有拿橙子的，也要搬几块大土块、破砖头顶替站位了。稍大一些的孩子少年是不会稳坐板橙之上的，他们一般都爬上树叉，或者跨上墙头，视线好是一方面，展示活泼英武是他们争强好胜的一种表现。现在看来更为可笑的是纪常有人在屏幕后面观看，也许后屏观影是一种特殊感受吧。

《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南征北站》、《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影片都是那个时候看过的。每次放电影之前都要播放纪录片，展示那时候祖国伟大建设成就。实际上更多时候是不能完整看完的，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电影放映完观众都散场了，还在睡的被旁人拉睡，愣愣泱泱地挪向家去。

其时，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去邻村看电影。老家的村屯间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五里八里不足为奇。那时候村恶屯霸还是比较有市场的，需要别的村去看电影的要抱成团，同去同回同观看。但抄起家什打群架，头破血流也经常发生，只是这些头们霸们都结成朋友，不打不相识嘛。

　　人们现在都在议论如今的食物没有味道了，除了施用化肥农药外，一定程度上和机器反复加工有关。而那时的吃的米面都是原始的石碾石磨上碾作的。

那时村民的主食就是高粱和苞米，高梁要去壳煮制，而苞米则要碾压成面制成饼子或窝头。六七十年代的老家，电力未通，更无机器米面加工厂，若大一个村子只有一个碾房，村民俗称“碾道儿”。“碾道儿”不过二三十平米大小，中间碾盘直径有三米之多，碾盘上园柱形石碾用木架固住，使之能绕碾盘中柱转动。碾子的转动是由驴拉完成的，为防驴偷食苞米，都要给驴带上蒙眼布。碰上恰巧无驴可用的时候就只能抱起碾杆，用力地推起来，满头大汗是常有的事。

苞米在碾盘上多次碾压后，就撮下进行筛面。面的粗细要由箩的筛眼大小调节。粮食多的人家用细箩，粮食缺的人家用粗箩。筛面是"碾道儿"的力气活。在一个大菠萝上面，小箩盛上少量苞米喳面快速左施右转，也可用一横木担于大菠萝之上，将小箩前后推拉，适合的面就飘落下来，箩里的碴子继续放到碾盘上碾压。

碾面是家家都要做的，大约十天半月来“碾道儿"施做一次。村民们都恪守村规民约，按照先来后到，排序轮流推碾筛面，并且互相协助，搭手进行。但也有“扔笤帚占碾子"的行为，村民们也不过分责怪。

去“碾道儿"碾面，是粮食加工技术所限，也由于石碾碾面味道原始所为。及至后来通电了，有粮米加工厂了，成由于费用太高，或食物有一种“机器味"，仍然不愿放弃抱碾碾面。不知道是哪一年，乡民不用了，"碾道儿”也就拆了。

　　老家过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了。

蒸粘豆包算是筹备过年的第一件大事，我现在想起来那都是件浩大的工程。先是磨好两大囗袋的黄米面和玉米面。说起这囗袋，细细的长长的，用厚厚的帆布缝制，便于肩扛驴驮，可是多年前就失去了踪影，只能在电影《闯关東》里回味了。再说这黄米面要用糜子磨制，糜子本身产量不高，但为了过年做粘豆包，乡亲们就不能管那么许多了，每家都种那么一小块地的。老家的糜子磨成的大黄米，特别的粘、特别的香，碗里的黄米饭上一层油汪汪的，要是能放上一匙白糖，吃上一碗，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做粘豆包要把大黄米磨成面，而那玉米面必须是一精再精了。这玉米要选胶质高的优等玉米，先磨一遍去皮吹荠子，再用最细的箩精磨而成。做粘豆包和面那可是个体力活，一般人做不来，通常是父亲上手了。父亲要用直径接近两米的大蔢萝当作大面盆，母亲要把大锅里一大锅烧开，玉米面、黄米面兑入比例一般是五五，富裕一点的人家可能是四六或三七。面和好后要放大缸里发酵，那缸要放在炕头上，还要盖上大被，当然炕要烧得热热的。这时候母亲都要叮嘱我们，要说吉利话，一方面鼓励缸里的酵母仙子尽快醒来，同时比为新的一年生活富足，发发发! 等待发面的同时，赶紧烀豆子做豆线馅，那豆子也是用的我们当地的红小豆，籽粒肥大，色泽红艳，甜绵适囗。烀熟了的红小豆要在锅里就地捣碎，形成半面状。那时候没有什么甜蜜素，只能适当加些糖精了。

真正的大场面，那就包豆包了。每户人家包豆包都不是自己家人独立完成的，往往是请来亲戚和邻居，揉面的、包馅的，垫苏叶的、上箧的、烧火的、启锅的，流水线作业，没有五七八个人还是不成的。制包粘豆包的活计是很累的，给请工的加餐是必须的，但那也就是炖个白菜、炒个鸡蛋罢了。刚出锅的粘豆包，个个都象小塔塔一样，黄黄的、亮亮的，香味扑鼻。小孩子们就像饶猫一样，在锅边已经等不及了，囗水早就流出来了。母亲给我们每个孩子碗里放一个，我们迫不急待地吃起来，只是把嘴滴了够呛。过去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吃不到细粮的，只是过年的时候三顿四顿而已，而吃粘豆包就是相当于吃细粮，老家称为二细粮。

　　杀年猪，可能是老家过年最大的喜事，那也是轰动全屯子的事。杀年猪一般选在腊月二十以后。定好日子的前一天，要给猪吃点好的，多加点豆饼、玉米等精料，而第二天早上就不喂食了。杀猪是个技术活，村里有几个杀猪专常的师傅级人物，谁家杀猪都要事先打招呼的。可从抓猪开始，大家就不停地热闹欢笑，可母亲却到屋角流泪去了。因为母亲亲手一日三餐地喂了一年多，与自已喂养的肥猪有了深厚的感情，尽管喂猪就是为了杀了吃肉，但到此时还是有些不舍和不忍。

杀猪正式开始，几个邻居帮手在师傅指挥下，前后好几个回来才把猪抓住捆好，按到案板上举棒击打、手起刀落之后，就放到滚Tang热火的大锅中退毛吹皮，处理干干净净之后，才进行开膛分割。这时候，大师傅都要伸出手掌，在猪肉的肥膘处量一量，看一看有几指膘，然后亮开嗓子:“三指膘”，之后大家一片贺彩。谁家的猪能有三指、四指膘，那是很让家主人值得炫耀的。因为那时家家都吃不油星，只能用肥肉耗油，装入坛中凝固封好，以后做菜yao上几匙当油了。

那时候，一口猪的肉是不可能都留下自已吃肉的，一般还要卖掉一半的。没有杀年猪的人家称上一二十斤，应付过年的。猪肉分割成块之后，大师傅就要亮出拿手活，开始灌血肠和粉肠。而母亲则要带领几个女邻居切酸菜，烧大火炖大肉。杀猪那天是要吃掉好多猪肉的，因为要摆上几桌，把屯里的亲朋好友和生产隊的大小干部请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屋子人其乐无穷。

过年的时候，穿一套新衣服，是一般家庭都要力争做到的。

进入腊月，父亲就没日没夜地编制蓆xue，拿到市埸上三块五块地卖掉。母亲拿着换来的钱到供销社扯回各式布匹，给我们做新衣服。新衣服不是谁都会做的，那是要找裁缝的。当时我们那儿妇女都是做苦力活的，没有会量体裁衣的，尽管新婚也流行缝纫机、自行車、手表和收音机这四大件，但做成件新衣却没有哪个能成。我记得，离我们屯五六里地的二道河子，有个老裁缝做成衣很有名，我们都是手拿一块布料，去那里让老裁缝给做，手工费也要二三块钱。那时候的布料，那可是纯棉布的，颜色就是黄、灰、兰老三样。其实那时棉布没有的确良布漂亮，也没有的确良布贵，谁成想，现在棉布成贵的了，时髦了。而那时候新衣服的款式只是人民服，只是到后期才有中山装。过年三十那天，穿上新衣服，那是打心里往外高兴。

　　过年时节，男女老少都要放开心情，打扑克、推牌九等玩上几天，输赢过码也不算大。父亲唯一能会的娱乐项目，就是用扑克摆“十二月"了，而且只是过年的时候自己在炕上摆几把，其他时间和精力都在干活，不停地干活。

记得小时候，父亲除了在生产隊干活，挣最多的工分，在家里总是在贪黑起早地劳作。冬天编炕蓆、编茓子，夏天编柳条筐、沤猪圈粪。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编炕蓆。父亲的手艺在老家附近是很有名的，卖的价钱也最高，其实也就是父亲诚实，用料最精、用功最实。编炕蓆的工序，首先要选长度、细度适中的当年高粱秸秆，然后进入去叶程序，老家叫“创树杆”。之后就按需求进行破瓣，用专用工具"收子”顶端破起，或三瓣或四瓣。秸秆破瓣后就开始碾压了。这程很有意思，要在院浇冰做成很大一个埸地，便于驴马拉石头磙子碾压，当然驴马找不到时，我们就两人来回对拉，直到压平碾松为止。之所以浇冰做场，是为了场地平整，也为了秸秆皮的干净。这场地平滑光亮，那可是我们滑冰车、冰川子的好地方。碾压好的秸秆要进行刮rang，要干净利落，不能留茬也不能刮的太很，这样编蓆子的备料工作全部完成，就要一条条一根根地编织了。父母为了多出成品，赶工期，经常贫大黑起大早，有时半夜起夜看见父亲仍在地下编织，更有时天亮了，生产队出早工的钟声己经响了，父亲只得放下手中活计，直接上工去了。父亲这一辈子，就是勤劳付出，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靠勤奋、苦干，从一个大马架子为屋开始，养活一大家子人，供出我们五个哥哥妹妹上学读书。父亲还靠他的为人公正，能力突出，而当了几年的生产队长。

　　说起过年，那可离不开放鞭炮，贴春联。现在过年放鞭炮，大人小孩都不愿意出去放，可能是娱乐的方式太多，看电视、玩微信、打游戏，那多有吸引力呀，谁也不愿意出去完成那放一挂挂鞭炮的任务。过去那些年的鞭炮可金贵着呢，哪能一挂鞭，咣咣咣地几分钟放完呢。那都是一颗一颗地摘下来，用香头燃点，一个一个地放，还得比谁的响。我记得邻居老王家，他家老爷子在铁路上上班，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给孩子们买的炮仗多，多是啄木鸟牌的，特别地响，很叫我们羡慕。

贴春联这事，在我上高中之后就有所改变。农村贴福字、贴春联、贴年画，一般集上去买，回来按规矩，恭恭敬敬地贴好。上了县重点高中后，老叔老婶们觉得我应该有两把刷子，都怂恿我去写。我知道我写不好，也只得硬着头皮，铺好红纸，拿起毛笔，攒点墨汁，煞有介事地写起来。当然除了春联、福字，也有那些“金鸡满架"、"肥猪满圈"、"粮食满仓"之类的。

那时农村过年是要扫房糊墙的。我家老房是没有吊棚的，一年生活劳作下来，难免有些灰吊。扫房糊墙这活大部分都是妹妹们完成，这活是很累人的。为了省钱，她们很少用报纸，都是拆的书纸，一小张一小张地贴到墙上。再把母亲得意的鲤鱼跳金门、胖娃送金元宝等一些寄托母亲期望的年画贴上，屋子立马亮堂一些，喜气许多，父母很高兴，当然也就有了姐妹们墙上找字的游戏。

　　写到我的母亲，我是会掉泪的。她生我养我，影响教育我成长。她的一生困病交加，但却坚强付出，作为她的子女，我是有愦的。

母亲1938年生于苏北一个叫姚集的村庄。母亲随父亲于1958年到辽东，辗转清河最后落脚王家窝堡。母亲最大的遗憾，是自出关后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苏北，连外祖父母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这都是家庭困难和我们兄弟姐妹众多拖累的。

母亲的大半生都是在重咳气喘中渡过的。据母亲说，母亲的病是1964年底生我做月时落下的。一进入冬季，母亲便夜夜卷曲着身子，倭坐炕上长咳不止，严重时咳得好长时间回不气来。在当时生活和医疗条件下，母亲这病是越来越重。但母亲却不舍得在治病上花钱，只是吃些茶碱片应付，由于茶碱片的副作用，其他的病也随应伴生。

母亲的重病东西四邻都十分了解，不时上门看望慰问，而母亲的辛劳能干在南村北屯更是出了名的，人人都树大拇指。

联产承包前的生产队时期，父母在生产队从不缺工，村里较少的全勤工，但也难以维持七口之家的过活。发展养殖副业就是家里重要选择，而这重担就压在母亲肩上。养母猪卖仔猪、养肥猪卖猪肉，母亲猪养的好，南北二屯有名。那时养猪，根本没有现在粗精饲料之分，野菜吃饱而已。为养活几头大肥猪，母亲春夏秋三季都顶着狂风烈日，摞菜、切菜、煮菜，做成一缸缸的备菜。在暑假的时候，我都是跟着母亲到十里八里之外的库区摞菜，只是那扛着七八十斤的大麻袋走回家中，就让我终身难忘。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是富裕了，可那是辛苦劳作的结果。

　　过年是高兴的时刻，尤其母亲，因为她能见到她时常想念的孙子。我成家生子以后，由于距离交通原因，也不可能时常回家看望父母。而春节回家那是必须的，那时的农村还不算富裕，我们就尽可能地往家带一些吃穿用的东西，只是苦了我们火車上下的辛苦。当然，我们没有感到辛苦，因为那是回家，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而最大的焦虑和急盼还是母亲，在她头些天得到我们回家的具体日期后，就开始一天一天地算，前一天基本睡不着觉了。从父亲和妹妹们赶上马車到火车站接我们开始，母亲就坐不住了，不时地登上暖窖墙头，向火车站方向张望。看到火车开过去，看到马车赶过来，才放下心来。大车一到院，母亲便一把把她孙子抱下来，亲热起来。有孙子的春节，母亲是无比快乐的。

回家过年是快乐的，可离家回城却是揪心的，因为每次都伴随着母亲的哭泣声。那时候年轻，没能深刻理解母亲这种心情，现在有时想起，还有很多自责，难道不能多待几天，难道不能多回来几趟。

　　母亲的心地善良，在老家很有名。有一年的秋天，有一个乞丐到院乞讨。母亲见了赶紧迎上去，问明来意，急忙回身拿出干粮和水，看着那人吃下去。母亲与那人攀谈中，了解到他与母亲是关里老乡，母亲顿时热情起来，唠起关内关外家常咳。这时那人趁机又提出要一些生米，以便回去做饭。母亲没有多想，就请那人进屋稍事休息。不成想此时家狗不露声响地窜出来，咬向那人。母亲没有拦住，那人还是让家狗咬了一口。虽然不重，但母亲还是领他打了疫苗。就此那人便在家里住了下来。过了四五天，那人拿着母亲给的金钱和粮米走了。后来，很多邻居都说那人不善，母亲有点“东郭先生”了。母亲可不那么想，谁还没有个难，谁还没个灾，对人对事都不要往坏处想。转过年，关里老家有亲戚来，唠起职业乞讨发财盖大房子的事情，母亲没有多说什么。

　　母亲心里最牵挂的永远都是她的子女。有一年我回家，母亲吞吞吐吐地问我工作、学习情况，有些话又欲言又止。我有些好奇纳闷，但也没有在意太多。后来听老婶说我母亲给我算命了，花些钱给破解了。我当时很生气，跟母亲说不应该信迷信，算命的不给你弄点事，你就不能重视上钩，不给你出招，能显出他的能耐吗，能骗到你的钱吗！母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笑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事后后悔感觉自己也有些过了，母亲那是时时刻刻牵挂着我们，期望着我们成功。

妈妈是纯正的关里人，在东北生活这么多年，口音也没有多大变化，可最大的不变是妈妈对奶奶的孝敬，这跟关内老家讲究婆媳之道有关。奶奶离开我们很早，但留给我们生活的点滴却印象颇深。我左眼眶现在还留有一处疤痕，说起来还真有些可笑与无奈。那是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着急上生产队干活，而我又哭哭啼啼跟跑在母亲后面，一不小心摔到土炉子上，顿时眼眶部位流血不止。母亲见状手足无措，家里没有消炎药怎么办，还是奶奶来的快，赶紧到院里找来高粱杇米粉，直接薄到流血处。血很快就止住了，避免更大事情发生，只可惜留下一个小遗憾，但也让每次照镜子，都能响起奶奶。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路上的地垄沟里，我和村东头的石广东在同屯子的同学鼓动下摔起跤来，可是不消几下，只听咔嚓一声，我立刻痛的要命，活动不得了。同学们马上跑到我家通报消息。父亲用车拉着我到镇里骨科诊所检查，结果是右小腿半月板骨折。大夫给我打上夹板，贴上石膏，拿上消炎药就回到奶奶家。奶奶从此护理我三个多月。石膏拿去之后，奶奶就用口咀嚼生黄豆、生白菜，哹到腿上，起到很好的消炎作用。生黄豆的哩味，一般人都受不了，何况两天就要换一次。在奶奶的精心护理下，三个月就和好如初，背着书包跑着上学去了。

　　奶奶的性格是泼辣而倔强的，要不然也不能拉扯一大家子生活下来。爷爷四十左右岁在老家关里就去逝了，是奶奶带着一家人闯关东，靠的就是她的强势、护家。只要我们谁在外面受点委屈伤害，奶奶都是站到大街上扯开嗓门嚷起来，还真起作用，尽管我们家只一户，孤单力薄，但别人家既使是强势大户也不敢欺负。

说起奶奶泼辣，也源自会腌制一手奶咸菜，名字叫“辣克丝"，用料就是萝卜、黄豆、辣椒沫等，很是好吃。奶奶也通常送给左邻右舍，为人仗义也就为人强势。

奶奶仗义强势，但禁不起生活重担和疾病的重压。在她生病的一年里，我的大妹妹担当起了护理任务。虽然那时也不过十岁左右，但奶奶的喂饭、梳头洗脸、洗衣洗被，都由她承担。奶奶的晚年在大妹妹照料下，非常干净卫生。

　　现在的城里人，吃菜成为一个大问题。且不论菜的贵溅，单就说菜品安不安全就已经让你烦恼担心不已，可我们小时候这从来没有成为问题。

我记得还是生产隊的时候，每家只有一片自留地，位置就在屯里后趟街的河岸上边。家里为了增加点收入，种的是经济作物。上茬土豆，下茬大白菜。这土豆白菜是需要大量水份补给的，可那时候还没通上电，谈不上打井抽水了。好在那块地下面就是河，到河里取水浇菜也是偏得的地利了。话说的轻松，可那河与菜地落差有二十多米，从河里挑水上来，走那上坡路也有六七十米，也是气喘吁吁。那菜得浇几次水，而浇一次水得挑上二三天。那时菜地不上化肥，土豆上的马粪炕灰什么的，而大白菜是要灌上大粪汤的。那土豆结的多个头又大，那菜长的油黑沾绿，个头出奇的大，小孩站在菜地里都看不到。那菜小的时候也生菜青虫，可从来没有用过药，都是用手抓。总感觉打了药还能吃嘛? 上市埸卖给别人那也不道德呀!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父母亲率先搞起蔬菜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为此父亲还受到乡里表彰领过奖呢。只是这高强度连续性的劳作，那是不能用语言简单描述的。父母曾经最多自己搞三个大棚，大的都有一亩左右。这大棚蔬菜生产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们回家干活不必说，就老叔老婶和两个叔伯弟弟过来帮忙干活，那都是家常便饭。蔬菜大棚的活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卷帘子、放帘子，一个帘子有百八十斤重，如果下过雪更是重达一百肆伍拾斤，几十个这么重的帘子卷上放下的，一干就得一个多小时，那累的冻的都没处报怨。可这些活大部分都是二妹妹和老妹妹两人合力干的。随着父母年令一年比一年大，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大棚个数逐渐减少，到最后退出这个行当，可父亲至今唠起种大棚，还是津津乐道。

　　父亲种的秋白菜个头大、品相好，在八面城镇里是有名的，镇里人都愿意买。其实买菜的不十分了解，菜好，也要储存得好。那时卖个好价钱，秋自菜都要等到接近春节的腊月十五以后再卖。如何储存几吨的大白菜，那就是挖菜窖。挖菜窖这体力活，我和大哥是没少出力的。一个三米五宽、六米长，深达三米的大菜窖的土方，是我们哥俩一锹一锹挖出去的。当然我们也要感谢老家那黑土地，既不硬又不散，大桶锹挖下去甩出来，也不是那么费力。后几年在城里待的时间长了，也缺乏体能磨练，每次挖完菜窖回家，都是一手的大血疱，丝丝拉拉得痛上一段日子。即使这样也是高兴，因为帮父母干了点活，为他们减少一点劳累。

我干这么点活，并没有给父母解决多大的劳动量，因为农村的活实在是太多了。那秋白菜可不是直接放在菜窖里就可以的。要在太阳下翻晒几天，要去掉表面黄叶，要砍掉长长的根须，要一筐一筐地续到菜窖里，要整齐划一码好落齐，要十天八天地到窖里翻动通风去黄叶，等等等等。

卖菜可是一件既要智力又要体力的活计。一般都是父亲和两个妹妹承担，更以二妹妹居多。装满一推车的大白菜，要拉到五里地远的八面城市场上买，单就拉上西偏坡到东偏坡那段上坡路，就累得满头大汗。卖掉一车的白菜，买回些生活必须品，对父亲和妹妹来说是快乐的。但有时市场行情不好，加之早期父亲过于死板，也有一车白菜没卖，拉回来的时候，那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咀丧的。后期妹妹做主后，就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了。

　　其实最有乐趣的活还是秋季“看青"，这里从来不缺少快乐故事。

看青的窝棚一般都搭在车道、毛毛便道的交叉地的高岗处，便于瞭望。窝棚大多采用三角形外型设计，在树林里随便砍几棵不算太粗的树木搭成框架，苫上柳条长草，再用大泥抹盖。窝棚内部或席地而卧，或上下两层，从家里拿来简单的铺盖就大功告成。

那时，我的年纪也就十六七岁，很有兴趣替父亲到窝棚那里值守看秋，因为可以拿上刀棍威武一下，更关键的是可以烧苞米、烧黄豆，制止一下饥肠辘辘，即使吃的满嘴确黑也乐此不疲。夏秋时节，月黑风高。每到夜晚值守时都在窝棚旁燃起篝火，既为自己壮胆，也恐吓偷秋者，同时熏烟驱蚊。

说是替生产队"看青”，有时也借机到瓜地里顺走几个大甜瓜。当然，对成功的窃喜和成果享用真是一句两句话都说不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