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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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上小学的光景，一进入腊月，年的气息就迫不及待地扑面而来了。

农家人一年到头都很忙，但是进入冬季，大家似乎都比平时要闲一些。母亲便会把穿过的、实在不能再补的破旧衣服翻出来，剪开，铺平，再把它们一层一层叠上，用浆糊粘在一起，最外面的用白色的布料，这也许就是“千层底”的由来吧。等粘牢实了，就照着鞋样剪出鞋底，有经验的好手肯定会知道要照原来的大小再放大一些。然后就开始一个复杂壮观的工程了——纳鞋底。晴暖的天气，妇女们聚在一起，带上针线篮（里面有剪刀、针线、碎布、镊子等，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针箍），大伙儿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纳着鞋底，一双双线路均匀、厚度适中的鞋底就在这些能工巧匠的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鞋面儿怎么做，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布鞋需要用到松紧带，棉鞋会留孔穿鞋带。再后来，出现了泡沫鞋底取代千层底，只是穿久了脚不舒服，而且脚容易产生臭味儿。

这样做出的鞋也就是过年穿的新鞋了。

后来经济条件好些了，也会到集镇上去买衣服鞋子，过年前一个多月左右就去买。临近春节买价钱会很贵，大人们是这么认为的。

　　母亲们白天忙着做做鞋、干干农活，晚上则要炒瓜子、花生等年货。这些都是自家长的，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买现成的。结束一天的学习，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回家，离家不远的时候，就会看到厨房里升起的炊烟，还有那浸润着腾腾热气、微微泛着黄晕的灯光。这时，心头总会涌出无限温暖。后来离家去求学，征地失去了老家，遇到爱人组建新的家，每每回家，总是渴望着有那么一束热气腾腾的灯光是专为自己亮着的。
　　回到家，钻进噼里啪啦、红红火火的厨房，换下阴冷的鞋子，放到灶台前的小洞里炕一炕，然后就躲到灶台里锅膛边，看着锅膛里跳动的火苗，偎在妈妈的肩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

　　记忆中，春节，家里是没有炸肉圆、包包子的习惯的，年糕倒是每年春节要蒸的。蒸年糕需要做许多的准备工作，首先需要将糯米及少许粳米用水浸泡，浸泡的时间是需要精确掌握的，米浸好了后再晾干，然后再拿到到粮食加工的地方——类似于以前的磨坊，接着就要打糕粉了，小时候我倒是很愿意随父母一起去打糕粉，就因为打糕粉的工具很像现在经常看到的跷跷板，站在上面一上一下很有趣。蒸年糕需要特制的蒸屉，那是很多人家共用的，需要提前预定。终于等到了蒸屉，开始蒸年糕了（记得以前这边是叫划糕）。用一个很密的细筛将糕粉中粘在一起的块状物筛出来，细腻的糕粉则从筛子上密密麻麻的细孔中抖落到专用的模具中，落满了糕粉，再用一长尺将表面刮平，再整个翻过来，然后将模具取走，就可以拿到锅上面的蒸屉里去蒸了。
　　蒸出的年糕会放到屋外面的芦席上晾干。放学回来的我们最喜欢热乎乎刚出锅的年糕了，总是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晾干后的年糕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平时煮粥的时候放两块糕，粥吃起来就特别香。当然，将水烧热了，年糕直接放进去煮也可以。我们小时候还发明了其他的吃法：放到锅膛里烤着吃、直接拿起来啃……别有一番滋味。
　　

　　  年糕蒸完了，还需要做饼。盐城这边叫做涨饼（也有人说是灶饼），我一直以为是叫做“掌饼”。是因其形如手掌？还是这饼全因手掌之力将其粘于锅上？原因还真不知道。
       做饼算是母亲的绝活，她做出来的饼，形、色、味均属上品。首先要做好和面、发面等准备工作，然后在锅里放些水，不要多，再用柴禾生火加热，这就叫做“烧饼锅”。这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件苦差事。火太大饼容易糊，火太小面又不容易发，饼也就涨不起来了。加之有时候要做很多的饼，烧锅就要烧到夜里很久。所以，母亲往往不让我参与。而且，以前过春节做饼是很忌讳小孩乱说话的。
      锅烧热就可以开始做饼了，发酵好了的面团在她灵活自如的手里变得很听话。她将手微微湿些水，把面团均匀地粘在锅上，再用手背将面团摊开，一个个未成形的面团就乖乖地呆在锅上了。过了一会儿，在火温与水蒸气的作用下，面团会迅速膨胀并变得松软。什么时候出锅，是最需要经验判断的，这一点母亲很擅长。
      一个个手掌形的饼终于可以出锅了！母亲用炒菜的铲子将饼从锅上铲下放到圆形的大簸箕里。这时的我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热乎乎地捧在手里。饼的表面柔软、内部多孔、背面香脆，撕开一块放进嘴里，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流遍全身。
      我想，那就是妈妈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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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味道越来越浓。
      即使再不富裕的人家也会准备一份年货单，人们会按照年货单采购过年必须的食物和用品。这其中油炸果子、大糕是家家户户必须的。牛肉需要买一点儿，鲫鱼也得及早买回养在家里，豆腐则需要提前换回来挂在篮子里。鸡肉、猪肉不需要买，自家养的，只管杀了便是。
     对于那时杀猪的场面我还是有一点印象的。
不管谁家杀猪，邻居们都会来帮忙，顺便再割些肉带回家（实际上就是买）。大家生火的生火、倒水的倒水、摁猪的摁猪……忙得不亦乐乎。趁着大人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便聚到一起。捉迷藏、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猪杀好之后，大家把猪肉摊在地上，邻居们各取所需，除了做年夜饭和送年礼所需要的肉以外，主人一般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将肉腌好风干做成咸肉。
     杀猪的过程一般会持续到深夜，而我们的快乐也会伴随到深夜。
　　  杀完猪，要熬猪油，刚出锅的猪油渣，撒上些盐，绝对是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因此，锅灶的周围往往会围一圈儿孩童。熬好的猪油会一直保存到第二年，哪天做了顿小菜饭，挑上一勺猪油拌在菜饭里，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
　　 即使再迟，主人家也是会招待大家的。不必太多的花样，最新鲜的肉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与白菜和豆腐果儿一锅炖。猪大肠烫一下与粉丝一起红烧。大人们再倒上一杯酒，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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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日，在外谋生的、异地求学的人们都该回家了，没回来的也必定在回家的路上。回家过年是件异常神圣的事情，无论你在外面呼风唤雨、风生水起，还是吃尽苦头、满腹辛酸，回家是这时全中国的主旋律。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四天的陪伴似乎也抵不上除夕那一天的团聚。这一天与家人在一起，一年便圆满了。
　　   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春节回家团聚这件事。这些日子，路上到处可看见忙着回家的人们，热闹非凡，即便你再怎么漠然也会感受到浓浓的年的气息。
　　   对于家的渴望，全世界的人应该是相通的吧。
      记得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中韩合拍的，名字叫《武士》。具体的故事内容记不大清楚了，好象是几位高丽的武士保护一位明朝的公主的事情。护送的武士们最后几乎全部阵亡，只剩下一位年龄偏大的武士，异常壮烈。故事的结尾，沧桑的老武士掩埋了同伴，与明朝公主挥手告别后，就踽踽一人登上了一只不能称之为舟的破木筏，踏上了茫茫的回家之路，直至消失在碧海蓝天之间……
　　   这样的画面在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或许电影的片尾曲能够解释一些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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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感动在《冷山》中也遇到过。南北战争期间，英曼被动参加南方军队离开了冷山、离开了爱人艾达，卷入了战争。战火中，英曼被弹片击穿了喉咙，几乎被当作死人掩埋掉。接不到英曼的回信，艾达甚至也以为他已经阵亡了。英曼最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那张来自冷山的照片。疗养期间，回家的欲望驱使英曼逃离了疗养院。拖着沉重的双腿和疲惫病弱的身体，他迈向了家的方向。一路上，他要不停地躲避南北双方军队的追捕，还要克服饥饿寒冷、孤独疲惫等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的脚步永远是朝着家、朝着艾达的方向。
      历经千辛万苦的他终于回到了冷山，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就在他为即将遇到爱人艾达而高兴的时候，艾达的仇人、作恶多端的恶人出现了（或许他已经接到了英曼逃跑的消息），双方都倒在了彼此的枪下。枪声引来了艾达，英曼最终在艾达的怀里闭上了双眼。
      结局令人唏嘘。不过，我认为英曼是幸福的。对于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来说，有什么比真正的死亡来临之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能见到自己的爱人更满足的呢？
　　   原谅我将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与中国的春节联系在一起。
　　   至少，回家的信念应该是一样的！
　　   回家，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一种信仰，与贫穷、富贵、荣耀、低贱等等无关。
　　   清瘦寒冷的岁月里，生活若能多一份虔诚与敬畏，我们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也会随之温暖而沸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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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腊月二十四，就需要全家总动员一起来“掸尘”了，打扫会一直持续到除夕那天。
       我们这里，腊月二十四后有给先人送“压岁钱”的做法，其实也就是烧纸钱。每年这个时候，爷爷与二叔总会在河对面叫我一起去。到了坟园，烧纸钱的时候，爷爷总会给我讲，那座最大的坟是我们老祖先的，它有两个儿子，左右两座也很大的坟就是他们的。二爷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被拉去当兵就一直没回来，那时他才十几岁，估计是死了，所以也得烧些纸钱给他。随后，还会讲很多先祖的故事：烧盐的、逃荒的……每年如此，一直到他行动不便不能去送压岁钱了。
      如今，他已去世多年，再也听不到他讲那些故事了。
      国外也有祭祀祖先的仪式。记得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寻梦环游记》。看名字，以为是一部励志的儿童电影，遂决定与女儿一同欣赏。在电影院的大厅里购票时，还与女儿发生了小小的不愉快。准确的说是我的粗鲁伤害到了女儿。
      观影的过程中，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动唏嘘。电影看完，我们的不愉快也不治而愈了。
这是一部有关亲情的电影，我是这么认为的。墨西哥的亡灵节，每家每户都要祭奠逝去的亲人。他们用万寿菊撒下一条路来指引故去的先人们回家团圆。
      埃克托，一位死去多年的落魄歌手。每年的亡灵节，他都努力尝试着回家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可可。可是，没有一次能够成功——因为他的“背叛”，他的家人并没有将他的照片摆上祭台。祭台上没有他的照片，他也就没有回家的资格。
      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失败……
      这一幕让人很揪心，但更令人揪心的是——
      埃克托带着误闯阴间的米格向同样不能回家团圆的朋友借吉他。他们眼睁睁看着那位无名朋友灰飞烟灭，世间再也没人记得这位无名的人了，他走向了终极死亡。
      这才是令埃克托真正绝望的事情，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只有他的女儿，米格的太奶奶——可可记得他。可是她也老了，记忆已经严重衰退，不久也会走向死亡。埃克托也将走向终极死亡，与女儿见上一面的愿望也将破灭。
      最终，米格赶在可可忘记埃克托之前回到了世间，他将埃克托写给可可的歌曲《请记住我》唱给她听，尽管那时可可还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子。歌声最终唤醒了可可的回忆，她说出那句令全场泪奔的话：我的爸爸以前总是给我唱这首歌，他很爱我。
      埃克托得到了家人的原谅，他的照片回到了祭台。
　　   我不清楚是否误解了《寻梦》的主题。在我看来，埃克托回家的渴望与决心感动了我，亡灵节人们对祖先的虔诚与怀念震撼了我。
　　   无论身处何地，对亲人的思念总会指引着回家的方向。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当我们在祭奠先人的时候，是否也能为孩子们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呢。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仪式。
　　   虔诚与敬畏，温暖了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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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除夕，年味儿已经沸腾了。这一天上午需要再进行一次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打扫。那时候还小，所以分配给我的任务往往较轻。打扫完了，要洗澡，在屋子中央支起浴帐，也有用塑料薄膜裹在方桌四周代替的，澡盆里倒上热水，那可不像现在泡澡般是一种享受，往往洗出来的时候都是哆哆嗦嗦的。洗完澡，该帮父亲一起贴春联了，父亲识字不多，老是问我哪个应该贴在左边，哪个应该贴在右边。其实，当时我也不懂，这又有何妨呢。
      对联贴好了，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等待年夜饭的到来了。母亲老早就准备好了，我的印象中菜品并不丰富，但我很满足。安乐菜与豆腐是必备的，猪肉，牛肉好像也是有的。当时还算珍贵的猪肉与牛肉现如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倒是当初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安乐菜悄悄消失了，我已多年不见。嘴贱的时候只好到饭店寻觅它的踪迹，当年的味道不复存在了。
      一家人围聚在一起吃着后来才知道叫做“年夜饭”的饭，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全身的每一处毛孔都在提醒自己：这就是过年，这就是过年啊！不知为什么，有时还会觉得有些紧张。
　　   紧张还来自于妈妈的很多规矩：这几天是绝对不能随便乱说话的，连个喷嚏都不能随便打。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我一直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不然还叫什么过年呢！
　　   吃完饭，放了鞭炮，父母提醒我如果要上厕所就赶紧出去，门关了就不允许再出去了。
　  　 接着，除夕晚上最大的一道菜——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赵本山、冯巩、牛群、郭达、蔡明、巩汉林、赵丽蓉……便是这大菜里面最好的调料。全家人团坐在电视机前，本来就很小的黑白电视机这时候缩成了巴掌大小，恐怕现在的孩子从来就没听说过“电压低”这种现象。尽管画面小，但一点儿不影响大家的兴趣。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平时根本欣赏不到丰富的曲艺节目，春节联欢晚会绝对算得上是一顿大餐了。欢快的笑声时时响起，看了春节联欢晚会，这年才过得完整。
　　   这些节目到了第二年还会多次重播，却总是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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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视的同时，还要为第二天的早饭做准备——搓圆子。我们这个地方，过年的早上有吃圆子的习俗。这圆子和现在吃的汤圆不一样，它没有馅儿，是实心的，个头挺大。据说，搓圆子只能是家中的男人来做，我们家谁负责搓圆子，不记得了。
　　   小孩子的瞌睡虫总是来得快一些，我就睡在母亲的身旁，夜里朦朦胧胧醒来的时候，母亲还在看晚会，这也是她一年中唯一的一次熬夜看电视的壮举。还没等我开口，一片大糕已经塞到我的嘴里了，她怕我乱说话。
　　    春节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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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早早起来，向父母问过好之后，激动地穿上新衣服、新鞋子，只是那时候的气质总是配不上新衣服，往往不是袖子长就是裤脚长，穿在身上既神气又好笑。
       父亲开门放过鞭炮，就开始做早饭，早饭就是吃园子，寓意团团圆圆。在盐城某些地区，大年初一有先喝早茶再吃早饭的习俗，早茶的选料也很讲究：红枣、桂圆、年糕……总之离不开吉祥喜庆之意。
       吃完早饭，就可以拜新年了。以前拜年是有很多规矩的，向长辈拜年，要行跪拜礼，说祝福的话，长辈则会给晚辈压岁钱。朋友之间拜年也会相互抱拳，再说一些“恭喜发财”“步步高升”之类的吉利话。后来，拜年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慢慢简化了，逐渐以短信、电话所代替。我所兴奋的拜新年不是指这个，而是拜新年、讨糖果（俗称“拜糖”）。其实就是到村子里的别人家，说一些吉利的话，主人家会拿出一些糖果给我们，这是孩子们的春节必修课。
       伙伴们早就约好了一起出去，母亲也会拿出给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的、质量上乘的塑料口袋，嘱咐几句便让我出门了。
       父母亲在中午之前都会虔诚地呆在家里，静静地等待别人家的孩子们来“拜糖”，听听孩子们的吉利话，像是完成一件既庄重又开心的仪式。
       我一直是一个极内向的人，往往不好意思开口。不过，没有关系，我的邻居兼好哥们儿，脸皮比我厚多了。每年过年“拜糖”，总是和他一起，他是我们“拜糖小分队”的头儿。每到一户人家，“发财长精神”之类的话，照例由他说，我们只负责敞开口袋接糖便可。而且，他似乎有个特殊的本领，哪家有结婚的新娘，糖里会带些大红枣儿，哪家的经济条件富裕，肯定会给牛奶糖或花生糖，他都知道，几乎没有失手过。这也让我从小就明白：跟着有能力的人干事情，准没有亏吃。
　　    我们的家地处“边关要地”，是三村交界之处。所以，每年春节在带头大哥的率领下，我们会跑很远的路。至于多远，沉甸甸的糖果最有说服力。
　　    拜年跑回来的糖果是我们的战利品，是炫耀的资本。我们会把这些糖果一个个分好类，极虔诚地，像对待珍贵的艺术品一样。那时候，水果糖较常见，牛奶糖与花生糖较少，巧克力就根本没见过。如今，那样的水果糖应该算是一件艺术品了吧。
　　    母亲把我拜年换回来的糖果用袋子装好，放在箱子里。糖果可以吃上很长时间，但最好是在夏天前吃完，不然容易化开。
　　    大年初一的下午，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规矩似乎也少一些。我们最喜欢的便是捡鞭炮子儿放，虽然声音稀稀拉拉，可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年的味道。当然，经过一上午的奔波劳累，下午我们也可以选择看看电视，为第二天的再次奔波养精蓄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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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大年初二，是去外婆家拜年的日子。幼小的我认为我们家距离外婆家很“遥远”，简直可以说“天南海北”。除了每年的暑假，也就只有春节拜年才能去了，这是我日思夜想的。
       去外婆家有人给压岁钱，还可以和“大姐”玩。“大姐”是我舅舅家的，比我大一岁。我应该叫她表姐，但为什么叫“大姐”，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称呼被调侃了很多年。因为年龄相仿，我们格外合得来。每次到了外婆家，我就隔着河左一声“大姐”、右一声“大姐”的叫，邻居们都被我逗乐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
       大姐终于出来了。我们一起玩扑克（拉大车、抽乌龟……）、捉迷藏……整天形影不离。
　　    不知是她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她，后来稍长大后，我们都曾疯狂地迷恋过武侠小说，还经常一起钓鱼摸虾……如今，再见面却已生疏得像个陌生人一样，没什么话可说了。
　　    春节时，我和大姐还可以一起去小村子的中心去“购物”，因为是春节，口袋里总算是宽敞了些。
　　    村子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其实离外婆家并不远，我们可以步行过去。过年了，在那里也会欣赏到几个高大上的文化节目，唱淮剧、踩高跷、舞龙灯、划旱船……
　　    满满的都是人，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挤不进去，挤进去我也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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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兴趣是“糖担子”。那时候，村里的商店对我们来说就是百货商场，只有架在自行车上的糖担子更适合我们的消费层次。不大的长方形扁木箱里，玩具枪、拨浪鼓、卡通画、小零食……应有尽有，而且还不贵。
       到这种糖担子消费时需要现金的，我将它称之为“伪糖担子”。
       真正的糖担子是由外地人经营的（据说和现在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有某种关系），而且不用自行车，肩挑两个箩筐，纯粹靠脚力步行。
       每年的冬季，春节前夕，我们总是盼望着“糖担子”能够早点到来。
       “叮当、叮当……”随着几声清脆的金属敲打声，糖担子来了，我们的幸福来了。
　　    赶紧将家里收集了很长时间的破铜烂铁、旧鞋子、牙膏皮、薄膜纸拿出来，不用现金就可以换取心爱的玩具、零食……还有心爱的麦芽糖，盐城这边好像叫“着糖”，这也就是我们称它为糖担子的原因。
       挑担子的老爷爷总是不慌不忙地拿起一个小榔头和一片锋利的铁刀，一阵敲打，切下一块放到精致的小秤里称重量，我们的口水早就快流下来了。
　　    好不容易等称好，拿上一块放进嘴里，黏在牙齿上，甜到心里面。
　　    那时，我们是多么容易满足啊！
　　    从大年初二开始，外婆家就一直会热闹下去，直到初十左右。这些天一直陆陆续续的有人来给外公的母亲，我们称为“老太”的拜年。我当然是很高兴的，有人来拜年，就意味着要招待，要招待就意味着有好吃的了。所以，我往往会一直赖到开学前才肯回家。当然，也不全是因为有好吃的，有很多玩伴一起玩耍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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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老太很瘦，但精神矍铄。我记事时，她已经将近八十岁了，直至后来的八十多岁、九十多岁都耳不聋、眼不花。冬天的时候，她总喜欢坐在门旁安闲地晒太阳，脚下踩着一个铜火炉，里面有一些炭火和麦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一个铜尺模样的东西去搅一下，以免里面的炭火熄灭。这件事总是由外公做，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兄弟三人，老太一直生活在他的家里。每次有人来拜年，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平常，对老太也总是言语温和，用心侍奉。每日三餐，精心准备，照顾得极佳。不懂事的我们总是羡慕老太碗里的那几块肉或是几片香肠，老太也总会夹一些给我们解解馋。
       老太能记得这个大家族里每个人的生日，甚至包括我们这些曾孙辈的生日。她似乎很喜欢我的母亲，每次去外婆家，母亲总是和她睡，她们能谈到夜里面很久。谈的什么内容，我当时听不懂，只是隐隐约约感觉，母亲与人和谐相处的点点滴滴和她应该有着一定的关系。
       老太与外公母子之间相处的情景，我还记得一些。最令我难忘的除了外公的孝顺之外，还有就是他们之间对话的场景了。老太有时会问外公一些事，外公往往会听成其他的事情，他的耳朵是有一些聋的。老太也不急，就继续这样问下去，外公也就这样“非所问”地答下去，直到老太最后不想再说了。我们则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我工作之后，去外婆家的频率就渐渐少了，但偶尔还是去的。有一次暑假过去，晚上就住在了那边。第二天清晨，九十多岁的老太竟然早早起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饭。
       我很意外，也很感动。
       或许是因为我的母亲曾经是她最喜欢、最贴心的孙女，她将对母亲的爱转到我的身上了吧。
　　    老太最终活到了九十四岁，去世时无病无恙，很安详。
　　    老太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每年的春节，子孙们如一群鸟儿般飞到她的身旁，叽叽喳喳，热闹无比。大树没了，鸟儿们也散了。
　　    外公家再也没有往昔的热闹了，每次去的时候，我总是很怀念门旁那个瘦小、慈祥的身影。
　　    如今，外婆去世几年了，外公也已接近九十高龄，孤身一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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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正月一十，新学期的钟声就快敲响了。外公家再也不是久留之地，我必须得回自己的家了。爸爸来接我，有时会和妈妈一起，那时我的个子小，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绰绰有余。
　　  我总会产生一些天真的想法：如果老天刮大风、下大雨就好了，刮风下雨渡船就不会放我们过河，我们过不了河就回不了家，回不了家又可以多赖一两天了。
　　  不切实际的梦想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最终我还是极不情愿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开学前几天是做寒假作业的黄金时间，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奋笔疾书，那股精神头着实吓坏了很多父母。
　　  当然，有小朋友来叫我就另当别论了。过年玩的游戏，与平时的不太一样。我们玩的最多的就是“砸钱堆”了。名字很高大上，实际这个钱堆就是些2分的硬币，5分的还很少。具体的规则是：参加游戏的三五个人每人出一枚2分的硬币，堆叠在一块砖头上，称之为钱台。离砖头三四米的地方画一道线（那时全是泥地，画线很方便），每人手持一枚铜板砸向砖头上的钱堆，掉落的钱就归自己所有。
　　 不要以为这个游戏很简单，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根据规则每次铜板必须要碰到钱台，不然就是犯规了，得停砸一次。其次，第一次砸的时候很难准确地将钱砸落，关键在于碰到钱台后离之最近的拥有第二轮的优先砸钱权，以后的情况类推。所以，第一次控制好力量与准度很重要，最难的就是铜板直接抛留在钱台上，技术含量太高，我仅做到过几次。后来，我们还发明了滴钱堆的玩法，规则与砸钱堆差不多。因为这些游戏有赌博的性质，我们都是背着父母玩的。
　　  再过几天，便是元宵节了。关于元宵节的美丽传说不少，这应该是个热闹的节日。但我们本地似乎不太重视，其最重要的功能恐怕就是提醒人们：过了这个节日，年就确实过去了，该收收心，为一年的工作学习打算打算了。这一天晚上，我们还要吃汤圆，至于赏花灯、舞狮子，农村没有，或许城里有举行吧，我小时候没有看到过。
　　  开学的前一天终于到来了。作为学生，这一天难免有些情绪低落，伴随着淡淡的哀愁。此外，熬夜补作业也是常有的。
　　  这真是极短暂又难熬的一天。
　　  年终于过去了，对于下一个春节的憧憬将重新伴随着我们，走过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