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1962年除夕夜(文)

李晓彬6696452

2019年除夕夜，能给未来留下什么回忆，我不知道。

我突然想起1962年的除夕夜，57年了，它留给我的是美好，却又不仅仅是美好。

除夕夜掌灯时分，我提着小灯笼，来到爷爷面前。这灯笼本就是爷爷扎的。爷爷划着火柴，点燃了灯笼里的“磕头了”。

“磕头了”比钢笔细比铅笔粗，粗细与圆珠笔相仿。点不了多长时间，“磕头了”磕不了几个头就燃烧烬了。燃烬了再换。爸爸妈妈给我买了许多“磕头了”。

那时，家家日子过得都很紧巴，过年了，也想着法让孩子们高兴。

那时的孩子们，很容易满足，不过多点鞭炮、多点“磕头了”，若做件新衣服，准得乐上半年。

小灯笼是用细绳拴着的，另一头拴在木棍上，提起来晃晃悠悠的，很是好玩。

我提着小灯笼，走出家门，转弯来到村小学操场。操场无墙，是小村最“繁华”的地方。各路灯笼队伍纷沓至来，操场变成了人的海洋、灯笼的世界。成串成片的灯笼把操场照得通亮。地上的灯火与天空星星交相辉映。我抬头凝望天上的星星，低头俯视眼前的灯笼，这是一个真正醉心的时候。

我和小伙伴们把各自随身带的“小洋鞭”点燃，甩手扔到空中，只听“啪”一声响，童心与火花一齐飞扬。如果是个“哑炮”，还要再拣起来，拦腰折断，露出火药再点着，“呲”地一股火花蹿出去，叫做放“呲花”。

回到家，我和弟弟蹬梯子上房。在房上放鞭炮，与邻家小朋友，比谁的鞭炮响，比谁的“二踢脚”崩得高。我的鞭炮声汇入小村鞭炮的群响之中，煞是热闹。

三年困难时期后的除夕，年夜饭是白面饺子，平时是吃不到的，只能是荞面或混合面。

天黑后，妈妈和面、切菜、剁肉，准备包饺子。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尽情地玩，从家里到街头，从街东到街西。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听广播。当年农村只有有线广播喇叭，公社广播站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节目，除夕晚上播到很晚，平时8：30分，公社广播播音结束，夜就进入那时特有的寂静。除夕夜广播延长到晚上10点。

那时没有电。平日都用自制的小油灯照明，除夕夜换了马灯，马灯把屋子照得通亮。

全家人一起动手，擀的擀，包的包，饺子很快包完了。

众多饺子中，只有一个很特别，包入一枚硬币，据说谁吃到这个饺子，谁就是一年中最有福气最有财气的人。其实那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与生活并无直接关联，只是要造成一种气氛，谁吃到了，全家为其祝贺。

零点，除夕夜最热闹的时刻，辞旧迎新的结点。

零点时刻，放鞭炮吃饺子，吃过饺子再放鞭炮。

零点时刻，小村爆竹声响成一片，邻村鞭炮的声也忽大忽小隐约可闻。

零点时刻，晚辈们要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磕头拜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会赏给晚辈们“压岁钱”。

当年除夕夜，就是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欢乐，这样的难忘。

正月初一一大早，广播喇叭响了，激昂欢快的《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开启了新年第一天。吃过早饭、换上新衣，我和邻家小朋友结伴，挨家拜年，走了半条街。得到的新年礼物或是几分钱或是几个糖块。我们乐得癲癲的。

那气氛那场面，那亲情那友情，想起来就激动不已，实难忘怀。57年前那个欢乐除夕夜，只能做为美好回忆，却再也找不回它的真实。

(作于2019.2.3照片源于网络，谨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