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傻”爷爷

吴裕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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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裕额作品大杂烩

                          浙江省泰顺中学吴裕额

勤劳的爷爷

         我家世居泰顺卢梨——平均海拔八百多米的千年古村落。自我太祖父至曾祖父连续五代都是监生，我家可以称得上村里的“书香门第”了。下图即保存至今的曾祖父——吴德统的监生文凭：

         但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却成了文盲。爷爷名叫吴文墙，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民。他不是曾祖父的亲骨肉，而是曾祖父哥哥的儿子。他才三岁便过继给了自己的亲叔叔。也许因为不是亲生的，曾祖父对他并不好，很小就让他到地里去干活，并不让他读书。

       曾祖父对爷爷虽不好，爷爷却非常孝顺他：他才四十多岁便不用下地干活了，天天呆楼上，与朋友喝喝茶，聊聊天，连饭都是我妈妈端上去给他吃的。爷爷独自一人默默地承担起全家十一口的养家糊口重担——几乎天天都是起早摸黑地干活。

         儿子们成家了；女儿们出嫁了；养父母也过世了。奶奶便轮流到三个儿子家吃饭，但爷爷非要一个人过日子，还是一如既往地苦干——不但种田，而且还养猪；不但不要儿子们负担，而且还时常接济小叔父一家。

         解放前，爷爷通过继承、苦干和省吃俭用留下了几亩薄田。解放后，他的田都被收为国有，再重新分配。他能保留下来的只有十几份地契——当时可是严禁的。下图即我高祖父吴先梯亲笔写下的一张地契：

在 “人民公社化”那阵子，村里人都将田地交给了公社，过上了大集体生活。爷爷却“冥顽不化”——非要搞“单干”。结果被人民群众揪出去批斗，还差点被一位公报私仇的老干部、老党员一扁担打到台下去。

在“改邪归正”之后，他终于愿意与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享劳动果实。但他很傻:别人干活偷工减料，却因“速度快”而被表扬；他踏踏实实地干，却因“速度慢”而挨批评。

渐渐的，政策有所松动了。他便久旱逢甘露一般甩开膀子大干起来——风雨无阻地在“大炼钢铁”期间造成的荒山秃岭上栽树苗。好心的乡亲劝他，别吃苦不讨好。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栽树又不是为自己，犯什么王法？树都砍光了，子孙后代怎么办？”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他的血汗还是白流了——辛辛苦苦栽满柳杉、杉树和松树的丘陵又成了“秃山”——无水的梯田。眼看着一片片树林被毁，他的心都碎了——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

后来，他发现了一片劫后余生的栽培林，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兴奋得三天两头往那里跑。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个多雪的冬天，人们由于没柴烧饭，又把它们砍光了。

爷爷的一生就这样劳而无功地苦干着，苦干着……

爷爷是地下党

令我意外的是，爷爷居然是一个早在1941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党。在我党实行“隐蔽精干”方针期间，刘宝生(原名细古，别号老林，福建省福鼎县人。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他一直坚持在泰顺东南区开展游击战争。解放后，历任中共泰顺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县长等职)及其妻子、儿子,还有黄孔请、黄孔伍、苏廷居、李亚宝、夏梅山、余锡（外号“无牙”）和老周等人常年住在卢梨的淡竹洋、瓦窑岗、暗塆、拓寨仔、天湖岗庵、下脚塆和后樟门等地，他们的吃住就依靠“老东家”，并依靠“老东家”送情报等。爷爷就是他们可靠的“老东家”之一。

游击队喜欢住我家，是因为我家地处偏僻，而且紧挨大片密林，敌人来了容易逃跑转移。同时，我家较殷实，可以免费提供吃住。时间一长，他们就与我的家人们混熟了：刘宝生有空了会陪爷爷去种地；他老婆喜欢陪我妈妈上山采茶……

解放后的刘宝生与黄孔请

有一天，爷爷杀了一头猪。邻村的明杯来我家买猪肉，无意之中发现了游击队员。尽管刘宝生警告过他，但他为了几块赏金，一回到泗溪便去告了密。

次日，爷爷正提着两斤猪肉送往筱村我外婆家。当他走到文武庙附近时，远远看到几个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兵来抓人了，便连忙跑回家报信。刘宝生带着众人转移到后山之后，他又到后樟门去向其他游击队员报信……

当爷爷完成任务，气喘吁吁地回到瓦窑岗岭脚时，正好遇到扑空回来的国军们。他们看到行色匆匆的爷爷，便断定是他通风报信了。于是便围上去抓住他，并用抢托砸他，还把他五花大绑，与其他几位有嫌疑的地下党员一起押到泗溪去。幸好被泗溪乡长林蔚松（地下党员）花钱保了下来，大家才得以回家。

“真是万幸啊！我们的房子居然没有被国民党兵烧掉。”给我讲爷爷故事的小叔父感叹道。

事后，刘宝生气得要杀了明杯，但在爷爷的再三恳求之下只好放过他。爷爷就是这么傻——连敌我都不分，差点家破人亡也不记仇。

以下图片就是拍自泰顺县档案馆的党员情况登记表（解放前的原始档案）：

　　下图也是拍自泰顺县档案馆的党员情况登记表（解放后的新档案）：

　　就是因为我们卢梨等地的地下党员们的无私奉献和冒死帮助，刘宝生等人才得以顽强地坚持斗争，艰难地渡过了“隐蔽精干”时期（1940年到1946年10月）长达6年的艰苦岁月，为我党我军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及相当数量的武器，从而为实行“巩固发展党的力量”的新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卢梨村和附近几个村庄（曾经的“夏卢乡”）也因此被授予“革命老区”的称号。

下图是我们卢梨村具有革命老区特色的文化礼堂：

爷爷虽是老革命，但解放后却没有因此得到一点点好处。因为他很傻：当时有一位同村的老资格党员常常会欺负百姓——乱抓别人的鸡鸭；乱拔别人的庄稼。他看不下去了，便当面指责了他。从此以后，爷爷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利用自己的干部身份处处打压爷爷，甚至伙同另外一位游击队员蒙上脸，假装土匪绑架了他，并把他打个半死。

解放后，爷爷觉得自己的光荣使命已经完成，便不再参加组织活动；不舍得继续交党费；在人民公社化中又成了落后分子……

爷爷最疼我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足足有十二个孙子，但他独宠我一个。尽管我每天挂着两条黄鼻涕，还不时用袖子把鼻涕擦到两个脸蛋上；很少换衣洗脸（爸爸在外工作，妈妈要下地干活，养猪，做家务），两只袖子都是油光可鉴的，两个脸蛋更是布满厚厚的、黑黑的鼻涕干（家人们都戏称我的脸蛋为“鸭蛋”）；还穿着开档裤，拖着破布鞋；真是要多邋遢就有多邋遢。但爷爷毫不嫌弃，一有空便会抱我哄我。

爷爷一生坎坷，平时难得看到他的笑脸。但自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天天满面春风的。好像我就是他的希望，我就是他的一切。

每当我因没菜吃闹情绪时，他总是把筷子一放就上楼切下一块珍藏着用于招待客人的腌肉，亲自烧好哄着我吃。

有一次，他实在找不到肉给我吃，居然把一只养了多年的老猫宰了。此后,“阿额真要吃（嘴馋）——把猫咪都吃了。”就成了家人们取笑我的口头禅。现在连我儿子都用这句话取笑我。我在此郑重申明：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猫肉。

有时候，爷爷挑着柴禾回家，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这时，只要我说：“阿公，你加列（累）了，我来替你担柴吧。”他就会忘了疲劳，飞快地把柴禾一撂，连汗也来不及擦，便抱起我说：“卵（本地方言，“宝贝”的意思）——听了你这句话，阿公就嗯加列（不累）了。”

有时候，我欺负了其他小朋友，他不但不骂我，而且会说：“阿额真乖。你赶紧放过他——他打不过你。”我才会放手。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如果遇上“不识好歹”的人——骂了我，我不但不放手，而且会打得更凶。我的堂妹吴林梅就经常被我欺负，婶婶多有怨言：“听都没听说过，打人了还要说他乖。”

尽管有爷爷宠着，在那物质极其贫乏的年代里，幼小的我还是顿顿吃番薯丝，而且常常没有咸鱼等“好菜”。我吃不下了，便会习惯性地哭闹。每到此时，家人们便会说：“阿额又担黄瓜（大黄鱼）了。”如果有了一小块咸鱼，我便会把一整碗的番薯丝吃得一干二净。因此，妈妈常笑话我：“阿额像猫咪一样爱臭鲜（腥味）。”

1970年的夏天，我们举家搬到了罗阳的溪尾水电站——现在的文祥湖底。才过了两个多月，爷爷便独自一人步行一整天，来罗阳看我。但次日，他就回去了——他说家里的猪仔离不开他，还顺便买了80多斤米糠挑回去喂猪。

此后，我就很少看到爷爷了——当时交通不便，很难乘上车，步行对于幼小的我们又过于艰难。

1974年，66岁的爷爷身体每况愈下。爸爸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刚过了年，便让我回老家陪陪他。

到家后，我发现爷爷已经躺在我家一楼的地铺上，浑身水肿，持续呻吟着。他还会不时叫口渴，我便用他那只已断了柄的旧瓷杯端茶给他喝。他说，喝了我端的茶，嘴里感到很甜、很甜。此时，虽浑身难受，但他还是满脸荡漾着幸福的微笑。

正月初十是我的生日，他一大早就大声叫：“夏家山侬（奶奶的娘家在夏家山），你去楼上我间底（房间）割一块线肉（腌肉），驮（拿）一个鸡卵（鸡蛋），办（煮）起来给阿额吃吧——更早（今天）伊生日。”

爷爷的生日是正月初三，但从来没人给他过生日。但我的生日到了，他尽管已奄奄一息，还能叫奶奶煮自己珍藏已久的东西给我吃——已经把我的生日刻入心底了。

到了正月二十那一天，我发现爷爷的水肿退了，也不再呻吟了。我以为他的病好了，便不再陪着他，而是找自己的小伙伴——吴文催出去玩。其实，那是死光返照，只是我当时不懂。

正当我与文催在房屋侧面的山体塌方处奔跑追逐时，突然听到了奶奶那嘶声裂肺的嚎哭声。我俩赶紧跑回去，只见爷爷的口鼻不断冒出白沫，并很快就凝结起来……

爷爷的心血终于耗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锄头；离开了他熟悉的土地；离开了自己的子孙……

至今，爷爷离开我们已整整44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一直清晰如初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勤劳、善良和淳朴的品质还一直激励着我。

      爷爷——我想你！

下图是爷爷唯一存世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