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知否！——宋代人的花样生活

丽莎

        这几天正在热播关心则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小说写得不错，电视剧改编得更好，超越原著，去繁就简，增加了很多有趣的情节，突出了故事的主线，虽说是讲述宋代时期的故事，但制作方精益求精，不论是外景还是室内场景的布置，不论是一只头钗还是一个碗碟，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作一个揖、叩一个头，均一丝不苟，力求还原当时的风貌，演员们的表演也很到位，我追看到60集，忍不住也动手写几笔，聊聊宋代人的花样生活。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取自宋代著名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它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没有过多渲染宋词，因为在宋代，还有许多让人炫目的事物。

        

    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第八集中，盛老太太为了管教孙女们，特意请了一位宫里的孔嬷嬷来教孙女大家闺秀的礼仪和技艺，其中就有“四艺”，即品香、茶道、挂画、插花，这也是宋代文人雅致生活的缩影。

品香

      宋人普遍用香，焚香消耗非常大，不仅儒、释、道三家提倡用香，沉香更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当时祭祀庆典须用香；官府宴会、文武官考试及第须用香；祝寿、结婚、日常生活都用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焚香的事务；不仅有熏烧的香，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供佩挂；街上有专门贩香的店铺，我们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做香等。

         

      为什么宋代文人如此爱香？也许在袅袅的青烟和暗涌的香气中，无论是读书写文还是弹琴作画，都显得别有一番风味，“无香何以为聚”。苏轼就是香事的“骨灰级”粉丝，在其诗词作品中，有不少描写焚香的句子。他在第一任妻子王弗去世后，曾作《翻香令》，其中写道：“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看似描写妻子灵柩前焚香之景，背后是对亡妻深沉的思念。苏轼不仅爱焚香，也爱自己调香。他调制的“雪中春信”，据说是古代最美的香之一，能于雪天闻到梅花开之意境。

       宋代的文学家黄庭坚也极爱制香、调香，并且在中国香文化的发展史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黄庭坚是制香高手，他的作品中记载的香方有汉言香诀、意合香、意可香、深静香、荀令十里香、小宗香等。其中，意合香、意可香、深静香、小宗香最为知名，又因与黄庭坚有关，被称为“黄太史四香”，与苏轼的“雪中春信”齐名。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的侄子洪刍写下一本《香谱》，是今存北宋最早也是保存比较完整的香药谱录类著作，很难说不是受了舅舅的影响。

茶道

     茶道兴起于唐朝，盛于宋代，而当时唐朝主要流行的是煎茶，到了宋代，茶道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茶道更加的讲究，孕育而生的点茶法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我曾去省图书馆查阅关于“茶道”的书，可惜翻了十数本，其中也没有关于点茶的技艺，倒是在一本讲述日本茶的书中看到抹茶，和点茶差不多，可叹，日本茶道、香道均学自于中国，延续到如今已经发扬光大，而中国却难觅踪迹。

        

      宋代点茶的具体操作步骤比较讲究，所以也就繁杂了些，主要是当时上流士大夫这群闲人的一种雅玩，具有很强的胜负色彩：

      1．备水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泡茶最好的水自然是新鲜的泉水，但现代人要备有泉水都很难。我们推荐使用天然矿泉水，或纯净水，但不推荐使用矿物质水。煮水的原则是：以鱼目、蟹眼连绎迸跃的二沸水为度。也就是说，当看到水面呈现鱼眼大小、蟹眼大小的沸泡时，就可停止加热了。待三沸后，水就偏老了。泡茶时，取二沸的水，置边上，等到水没有沸腾的声音，就可以用了。

       2．碾茶

       先用纯棉纸包茶，压碎茶叶，然后入茶碾，碾茶要迅速，不能长时间碾茶，否则有损茶末的新鲜度。如果不是当年的新鲜茶饼，最好将茶烘烤后再碾，以激发陈茶封存过久的香气。

       3．点茶

       点茶总共要注水七次，使茶末与水交融，茶汤表面显现雪沫乳花，但这整个过程不超过数分钟。点茶之前要先暖盏，用开水过一遍茶碗，否则茶不浮。然后以小勺舀取茶末，在盏中调作膏状，不时以汤瓶冲点，边冲点边以竹制的茶筅(为了使茶末与水交融成一体，宋人发明的一种用细竹制作的工具)或银制的茶匙在盏中回环搅动，即所谓“击拂”。点茶需要技巧，又以因击拂之法不同盏面泛起之乳花不同而有各种名目，自第一汤至第七汤而各有不同。

       一汤：可用汤匙先将茶末调成膏状。水要环绕着茶注入，不可直接冲在茶末之上。

        二汤：二回注水要求来回成一条直线，快注快停。

        三汤：三回注开水时，运用茶筅要轻盈均匀，此时茶面沫饽大半已成定局。

        四汤：注入的开水量要少，茶筅的击拂要舒缓。

        五汤：此时注入开水要看茶汤沫饽的状态决定击拂轻重。

        六汤：如果这个时候沫饽勃然而生，只要缓慢搅拌就行。

        七汤：最后一次注开水要看沫饽厚薄、凝固程度，如果达到要求，点茶便可完成。

       4．分茶

      点茶完后，要将茶汤分盛入盏，供人饮用，一勺一盏，而且每盏茶汤的沫饽要均匀。分茶时行茶艺礼仪，更显雅趣。

      

      在点茶的基础上，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了“斗茶”，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无不以斗茶为乐，乐此不疲。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斗茶，多为两人捉对“撕杀”，经常“三斗二胜”。

挂画

      宋代不仅在诗词上人才辈出，如唐宋八大家，宋代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在书画造诣上也登峰造极，书法上有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还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度繁荣时期，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民间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同时又相互影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名家名画更是不胜枚举。

      宋代的士大夫多有收藏古器、名家书画的喜好，如苏轼的朋友王晋卿，热衷于“藏古今法书名画，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以为胜玩”；苏轼的另一位朋友米芾，也是“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这些士大夫的厅堂房阁，往往都挂有名家书画；每遇雅集、文会、博古之时，亦会展挂出自己平日收藏的名画，供文友鉴赏。这个过程就叫做“挂画”。

          

        你若以为挂画只是将一幅图画张挂起来，谁人不会？那便是望文生义了。其实挂画的学问大着呢，宋人赵希鹄著《洞天清录》，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了挂画的学问：“择画之名笔，一室止可三四轴，观玩三五日别易名笔。则诸轴皆见风日，决不蒸湿。又轮次挂之，则不惹尘埃。时易一二家，则看之不厌。然须得谨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细意卷舒，出纳之日，用马尾或丝拂轻拂画面，切不可用棕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脑子、有油多烟之香，止宜蓬莱笺耳。窗牖必油纸糊，户常垂帘。一画前，必设一小案以护之。案上勿设障面之物，止宜香炉、琴、砚。极暑则室中必蒸热，不宜挂壁。大寒于室中渐着小火，然如二月天气候，挂之不妨，然遇寒必入匣，恐冻损。”

       在宋代，市井人家亦有机会挂画。当时开封、杭州等大都市都设有一种叫做“四司六局”的商业性服务机构，专门替士庶人家办理宴席、接待宾客：“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皆可办也”。这个“四司六局”替你办的事情，可不仅仅是烧几桌菜，它下设的“帐设司”可以将屏风、绣额、书画等名贵物品租赁给你暂用，“排办局”则专门帮你挂画、插花，将宴会环境布置成士大夫雅集的模样。总而言之，只要你掏一点钱雇佣“四司六局”，它就能够将一场吃吃喝喝的宴会办得非常“高大上”，既有鲜花点缀，又有名家书画可鉴赏。

       南宋杭州的食店、茶坊、酒楼也有挂画的风尚，这是从北宋汴京传下来的审美习惯。耐得翁《都城纪胜》载，“（杭城）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遗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吴自牧《梦梁录》亦说，“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你到这些茶坊喝一碗茶汤，便可以欣赏到收藏界的珍品——名家书画。

       挂画赏画是文人雅集、香席茶饮等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文艺活动，名人雅士聚集一堂，互相品鉴对方的创作或收藏，探讨文化艺术、人生哲学，在当时是非常主流和风雅的生活方式。

插花

       恐怕再没有一个时代的居民比宋代人更热爱鲜花了。宋代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盛大的“花朝节”，《梦粱录》记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花朝节出门赏花的市民往往万人空巷。而宋后，花朝节则逐渐趋于沉寂。

        宋代受理学影响深重，其清雅、隽秀的时代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插花不仅追求怡情娱乐，更注重理性意念。

       宋代是中国插花史上的鼎盛期，插花作为一种生活装饰品，广泛出现在不同阶层的宋代家庭中。宋代之前，虽然也有插花艺术，但一般只流行于宫廷与贵族家庭，或表现为佛堂供花。到了宋代，插花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时尚，深入到寻常百姓家。今天比较追求生活情趣的市民、白领、小资，经常会买一束鲜花回家，插在花瓶中，装饰生活。宋人也是这样。

        赵宋皇室与政府部门无疑是宋代插花潮流的引导者。每逢花季，南宋杭州后苑都要妆点一新，用名贵的器皿簇插牡丹等鲜花，陈列于宫禁，供人观赏。洛阳是北宋时著名的花都，牡丹盛开之时，地方政府要举办“万花会”（插花展览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另一个城市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花开之季，扬州太守也会办“万花会”。

       风雅的士大夫更是以插花为尚，许多首宋诗都写到宋代士大夫的插花时尚，如高翥的《春日杂兴》：“多插瓶花供宴坐，为渠消受一春闲。”苏辙的《戏题菊花》：“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有些文人出游，还要携带着桌几，“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寻常人家也热爱插花，比如在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其实“好花”不仅是“洛阳之俗”，宋人都喜欢在家中摆放一瓶鲜花点缀生活。特别是五月端午节，更是家家户户皆插鲜花，“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

      宋代插花时尚的流行，催生出高超的插花技艺。你去看看南宋画师李嵩的《花篮图》，便可以真切地领略到宋人精妙的插花艺术与精致的审美情趣。《花篮图》有春夏秋冬四幅，其中《夏花篮图》中的插花作品，以夏天盛放的大朵蜀葵作为主花，栀子花、石榴花、含笑、萱草为配花，衬绕于旁边。《冬花篮图》中的插花作品，以带叶的大红山茶为主花，配上绿萼梅、白水仙、腊梅、瑞香等冬季花卉、绿叶，主次相从。竹篮也编织得非常精巧，与花卉相得益彰。整个插花组合看起来相当惊艳。

      古人真会玩，不仅别出心裁，还很风雅有趣！比如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第27集里，小秦氏大宴宾客时出现了一种雅致有趣的布菜方式——曲水流觞，各式菜肴放在盘子里，由木盘托着，顺着主人面前的水流向宾客以供享用。

曲水流觞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传统习俗，后来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一种雅事。夏历的三月上巳日人们举行祓禊（fuxi)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意为除去灾祸不吉。这种传统历史非常古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流波’。”“曲水流觞” 主要有两大作用，一是欢庆和娱乐，二是祈福免灾。

      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上巳日，晋代贵族、会稽内史王羲之偕亲朋谢安、孙绰等42位全国军政高官，在兰亭修禊后，举行饮酒赋诗的“曲水流觞”活动，引为千古佳话。这一儒风雅俗，一直留传至今。

       当时，王羲之等在举行修禊祭祀仪式后，在兰亭清溪两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觞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经过弯弯曲曲的溪流，觞在谁的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得即兴赋诗并饮酒。据史载，在这次游戏中，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十六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用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因之被人尊为“书圣”，而《兰亭集序》也被称为“禊帖（tiè）”。

       宋代，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丰富，晚上宵禁也取消了，商业空前发达，白天街市商贾云集，晚上酒肆热闹非凡，游山玩水嫌银子不方便，还有交子（银票）可以兑换，体育活动也是多种多样，有宋人称之为“水秋千”的跳水；有称“蹴鞠”的足球（后来在中国没落，在世界却掀起了热浪）；有本是宋代国技的“相扑”（后来成了日本的国技）；有宋人称“掇石墩”的举重；有宋人称“捶丸”的高尔夫；有比现在我们看到的龙舟赛更多花样，更具观赏性的“龙舟争标”；还有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多次出现的“投壶”和“马球”（如今英国的上流社会还很流行马球）

投壶

        投壶是我国传统的集礼仪、竞技、娱乐于一体的高雅体育运动。吕大临在《礼记传》中指出：“投壶，射之细也。燕饮有射以乐宾，以习容而讲艺也。”

  

       投壶运动流传至宋代后更热门，更普及。北宋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投壶与鼓琴、咏诗、围棋等并为宋代文人雅士的所热爱的文体运动。北宋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四月谓之初夏，气序清和，昼长人倦，荷钱新铸，榴火将燃，飞燕引雏，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围棋投壶，吟诗度曲，佳宾劝酬，以赏一时之景。”这些记载无疑表明投壶运动在宋代是多么普及与受人们欢迎。

       司马光《投壶新格》一书不仅记述了投壶运动的规则，而且还介绍包括有初、连中、全壶、贯耳、散箭、骁箭、有终等共计二十种的投矢的名目。司马光简洁化了投壶运动，对宋代投壶运动的大兴与普及，起到推动作用。朱翌《投壶》诗赞曰：“中行穆子虽争隽，司马温公不贵枭。鈇钺他年专将阃，羽仪从此冠。”

      

       投壶运动在宋代已经不再是专属于贵族的礼仪与运动，而是成为广大平常人们的娱乐活动。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记胜》所记的“杂手艺”之中写道：“小则剧术射穿、弩子打弹、攒壶瓶（即投壶）。”可见投壶运动在民间很受人民喜爱。宋代投壶比前代更繁盛，已经发展进入到巷陌平康之中，成为民间人们常玩的游戏运动。陈骙《南宋馆阁录》记载南宋秘书省舍中所记陈列的物品包括：“壶瓶一，箭十二。”可见朝廷官员上班之余也会常玩投壶运动。

马球

       马球古称“打球”、“击球”、“击鞠”，与蹴鞠（足球）、捶丸（高尔夫球）同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球”。马球运动历史悠久，其起源目前尚有争论，但史家多认为马球起源于古波斯，后传入吐蕃，隋唐时传入中原。

     

        在宋代，马球不仅仅只属于王侯将相的贵族运动，也是军中竞技的活动，最后还发展成了民间的娱乐项目。而这项运动之所以让无数人为之着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宋太祖开始，历代帝王都对这项运动很是重视和喜欢。如宋太宗就曾亲自下场，和诸位王公大臣一同打马球，不仅是宋太宗，宋仁宗也十分喜欢马球运动，他曾多次统领文武大臣观看骑射竞技表演，对马上运动很是喜爱。

       宋代的马球大致相当于成年人的拳头大小，据文献记载，马球的材料有木制和皮制的两种，木制的球是中空的，外表要涂成红色，这样在比赛当中显得比较醒目。

       其次，马球的球杆有些类似现在的冰球或曲棍球，通常绘有花纹，是一种带弧度的设计，顶端弧度较大，呈半弦月形，所谓“仗杆似月”是也。木制球杖的柄也有藤做的，下端包有牛皮。

       马球的服装跟现代的很多运动项目一样有装备，有一整套专业服装。衣服是用绣有团花的锦缎制成，并配有镶珠嵌玉的腰带，头戴“垂脚蹼头”、“软巾”和斗笠式毡帽，脚蹬多以牛皮缝制的长靴或乌靴。

        由于宋代马球比赛的参赛人数比较不固定，少则两人，最多几百人，比赛时还需要跑马，所以宋代的马球场占地很广。比赛用的马大多是产自西域大宛和波斯等地的良种马，赛场三面用土垒矮墙，一面用锦缎遮挡做观众席，比赛有单门和双门两种形式，规则和蹴鞠类似，两队抢一球，把球打到门里算得分。

      马球很讲究击球的技术，有背身击球、仰击球、俯击球、左右击球等高难度动作。比赛场面十分激烈，在中场开球后，双方驰马争击，场外击鼓奏乐，“击鼓腾腾树赤旗”，气势壮阔。

       宋代马球被定为“军礼”，礼仪隆重而复杂。每年三月要在都城汴京的大明殿前举行打球礼，皇帝亲自上场打球。球场外树起24面红旗，进一球称得一筹，得一筹者得一面红旗，比赛结束后，双方以得旗多少定胜负。

       宋代社会的女性是可以有一定的公开活动的，马球就是女性可以参与的一项活动。尤其宋徽宗对女子马球情有独钟，宋代的宫廷女子马球队在他的手下也是大放异彩。据记载，当时宫廷女子马球队的队长就是徽宗的贵妃崔修仪，队员都是徽宗亲自挑选并训练的，装饰也是非常豪华。

        大约到了明末清初，马球在中原地区趋于消亡，只在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尚有流传。中国的马球运动还向西传入印度，在印度宫廷中流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君王有不少人酷爱马球，经常在夜晚挑灯夜战。随后英国人入侵印度，马球运动也随之传入英国，发展成为现代的马球运动。

后记

      通过一幅《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领略宋代的风土人情，通过一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我们可以一窥宋代的花样生活，不要以为历史上出现了“靖康之耻”就代表宋代很懦弱，其实宋代是我国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经济、文化、科学、GDP都在世界首屈一指，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宋人的生活是有节制的快乐，不奢华，但富足，除此以外，宋代还很人性化，如宰相完全可以和普通市民在同一个澡堂子洗澡，完全消除以往官员富绅贵与平民贱的习俗，打造出一个空前的平民化社会。这要是放在汉朝、唐朝这事想都不要去想。宋代平民化社会的特点还表现在政府对民间百姓生活的干预和管制的宽松程度，若在汉代，老百姓吃肉只能在节日里，平日老百姓聚餐喝酒之类皆是违法。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出现了赡养制度，除了朝廷颁布的家庭养老、宗族养老与社会化养老制度，还有福利性质的国家养老。根据北宋末的一项立法：“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凡50岁以上的鳏寡孤独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京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后来因为要收养的老人太多，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线提高到60岁以上。

       宋政府设立的福利院，包括京城的福田院、遍设于各州县的居养院、养济院，都是综合性的福利院，收养的对象包括“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实贫乏不能自存者”。贫困或孤寡老人当然也在政府的救济范围之内。南宋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又修建了“安老坊”“安怀坊”“安济院”，是专门收养孤寡与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如创设于淳熙八年（1181）的严州淳安县安老坊，有屋二十四楹，“瓴植坚致，窗户明洁，垣墙庖湢，床几器用，咸备罔缺”。设立于嘉泰四年（1204）的江阴军安济院，“食老而无归者若干人，月给常平、军资库钱米，冬夏各有支犒”。这些福利性质的养老机构是宋王朝是一大德政，跟其他王朝相比，宋王朝对象征性的尊老活动（比如办什么“千叟宴”之类）并不是特别热衷，而更加注重对“老而孤独贫困”人口的实质性与制度性救济。

         如果非要选择穿越的时代，我毫无疑问选择宋代，想想看我的房间，建窑出产的黑釉建盏里是泛着白沫的西湖龙井茶汁，北方定窑的斗笠盏里上好的女儿红酒香四溢，汝窑大号荷口瓶里插着鲜花，墙上挂着李唐的《采薇图》，书房里是苏轼的《寒食帖》，耀州窑的花式青瓷熏炉里沉香袅袅，穿上球服马靴，虽说没有羽毛球，出去打打马球也是可以滴！

2019年2月2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