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捷回忆录②】中美建交年 命运转机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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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获得赴美签证之后启程飞往美国之前的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命运一飞冲天。从北京回到杭州，即去厂里办离职手续，与此同时，一一向厂机关和各車间的同事好友们告别，大家均以羡慕的眼光关注我，热情的语言祝福我，有位好友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一句“天之骄子”的成语来加以形容能去美国的我，那时中美两国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实为天圵之别，我从美国大使馆拿回来的一本介绍美国的中英文小册子令人难以置信地告诉国人，在美国每工作1个小时的时薪报酬可以购买什么，每工作1天的薪水收入可以购买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的东西，我自踏上社会之后，工作至今十年了也不敢奢望啊！当大家都认为我去美国是进天堂享福去了，我自己却并未这么想，内心踌躇滿志，暗自立下开創前程的志向。

离杭的这一个半月真忙啊！除了办理离职退学手续之外，尚需办理那些以备在美国生活和发展所需的各种公证证明，我妈妈和姨妈的姐妹关系、我和我妈妈的母子关系等公证证书是在签证前就已经办好的，其他凡考虑到了在美国可能有用得着的公证文件，诸如未婚证明、学历证明等也均争取办妥带上，最后还是遗漏了一些日后在美有用到的公证文件，如高中成绩证明（入读大学需要），只有委托家人补办，那是后话。

在杭州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我结识了也在替自己和子女办理赴美公证的裴先生，他公证的学历：1941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是长辈，我称呼他裴伯伯，我与他、裴伯母及他们的六个儿女（日后均分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麻州波士顿和康州等地区）的交往一直保持至今，裴伯伯的儿女们虽然和我年龄相差无几，但他们介绍我给他们的朋友时，总这样说：“周捷是我爸爸的朋友”，忘年交的长辈朋友裴伯伯豁达乐观友善而长寿。

与忘年交裴伯伯合影（摄于1989年 美国华盛顿特区）

驾车前往美国康州的一家养老院探望慰问96岁高龄的裴伯伯（摄于2017年2月）

在临行前一段时期，我想找一位好的英语老师恶补英语口语，跟我学琵琶的厂友小李帮了忙，她利用周日厂假，陪我去了杭州大学找她在外语系教英语的亲姨，而小李的姨父是被国家推荐报送联合国的英语高级人才，一日拜师，终身敬师，十余年后，我特地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在那儿接待了来访的小李的姨夫妇俩，那时她姨父已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校长。

在为启程准备而忙碌的有一天，我的一位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工农兵学员毕业的同行朋友上门来看我，当他知道我即将赴美并仍希望在美国能够从事发展建筑设计事业时，便热心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他认为能帮助到我的靠谱关系张小姐，这条关系路线是这样的：张小姐的亲舅舅是那时国人无人不晓的香港世界船王包玉刚，包与美国杰出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有深交，若认识张小姐，和她交上朋友，靠她这层关系穿针引线的话，我去美国的事业发展就有可能比较顺利，张小姐也很想认识即将赴美的我，她说她也正在申请赴香港依亲，她在和我见了一两次面及交谈之后，便交给我一封写给她舅舅包玉刚的信，信中大致内容是：我抵达香港中转赴美之时，请她舅舅在香港招待我一周，然后买张机票送我飞往纽约，将我介绍给贝聿铭，这一愿景很诱人，是我所希望的，我向张小姐表示，我们现在虽然刚认识，但可以作为朋友，将来各在美港保持联系，谁知，接下来她执意要求与我频频约会，寄来挂号信约第二天在何时何地见面，由于我那时实在忙得很，接信后又没有电话可以及时联系上她，失约了几次，她就让她姐姐陪同一起，径自到我家来找我，我却正好不在家，她姐姐便对我妈妈说：“我妹妹这段时间心神非常不宁，想要在你儿子去美前确定朋友关系”，几天之后，见我一直没有什么明确回应，她便又来我家，要求归还那封信，我取出信当着她的面撕了，同时表示，请她放心，到了香港不会去找她舅舅的，双方既对交友态度大相迳庭，不走这条捷径也罢，这段临离家乡杭州前的插曲，让我感觉自己的命运与以往截然不同了，以前只见时常有人上门给我那从部队复员回杭，在工厂当领导的弟弟介绍女朋友，我做为长子却在家庭里被冷落一旁，那种感受和心情是拔凉拔凉的，在这之前，自己的感情世界里，对于“追求”、“热恋”等词很陌生，只有“好感”、“思慕”方可予以形容，总是习惯于付出，无意企望于获得，源于生活在那个年代，自己的前途一直扑朔迷离，有些自卑，也带点清高。

即将远走他乡的那段时期，与当时的和以前的同学同事朋友们迎来送往特别多，化费了自己不少有限的时间，可稍有空闲，仍会约好友们去西湖白堤上走走，望着眼前曾无数次为之许过“这辈子决不远离家乡”愿的西湖美景，十分依恋不舍，不禁感叹人生无常，唯有好好珍重把握。

与省建筑设计院好友林万平（左二）及两位省院原培训同学在西湖边合影告别，右一是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外孙，后做了中国美院的设计

（摄于1979年冬）

启程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辞别伤感的父母，在朋友们帮助行李下去了城站火车站，登上南去广州的列车车廂，手伸出窗外，与月台上黑压压站满了送行的亲友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时，突然有一位平时熟悉并颇有好感的女性朋友不顾一切挤到车厢里面来与我握手拥别，她贴着我的耳廓悄悄地告诉我，她可能不久也要去香港，诉说时眼眶中饱含着泪水，依依惜别之情的明显流露，令我不知如何反应是好，在我决定赴美前的那段时期，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一走，表明了向以往的岁月告别，我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返家乡（事实是相隔了整整7年6个月之久才又回到杭州），临别之际，我不能，也承担不了任何感情上的负荷。

我弟弟请假陪同我一起到了广州，在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好友、印尼归国华侨林万平介绍他的妹妹，广州市歌舞团任编舞的林万娃周到接待下，我们在广州玩了两天，然后再乘火车到达祖国南方偏僻出境口岸小镇-深圳，我从罗湖独木桥出境，弟弟一路送行到此告别；过了出境口岸，我被从香港赶来罗湖口岸，我姨妈忘年至交楊伯母的小儿子接着，引领我再转乘罗湖至九龙的火车抵达香港繁华的九龙尖沙咀，住进了楊家，我在香港一周期间受到了楊伯母一家热情的款待，已80多高龄的楊伯母亲自陪我上街饮茶，购物，尽心尽力执行着我姨妈委托的接待任务，使我十分过意不去，我们按着姨妈寄给她的一份购物清单，几天时间中化了美金两千多元，基本上採办齐全，而我一直到了纽约以后才弄明白，这些不折不扣按姨妈要求置办的物品，是我自己在美国穿用的一身行头，到了纽约以后，我姨妈对我说：“在香港为你化费的两千多美元祘我借你的，以后有了再还我，不急”，原来是她要在姨父、她的儿女和美国亲友面前有面子，她的大陆外甥不寒酸，而我却从一开始踏上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之时起就已背上了两千多美元的债务，哈，无所谓，我年轻，我能还。

在香港一周后，我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经韓国汉城（后称首尔）中转，前往美国西海岸城市洛杉矶，1980年初，由于中韓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双方是敌对国，我在汉城候机厅等候中转时感到紧张，小心警惕，幸好没亊，待航班又起飞了，才舒出一口气，这段航程飞行十余小时后，航班降落在美国西海岸大城市洛杉矶的国际机场，不清楚我在过关时出了什么差错，我被美国移民局滞留了，不让出关，一直等候了许久，前来接机的表哥，姨妈的大儿子岳镭（因他1946年出生的前一年，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使抗战提前胜利，时任国民党空军少将的姨父有感于此，故而给抗战后出生的儿子取名镭）才走了进来，他与美国移民归化出入境官员用英语沟通了一会，便领我出关了，表哥和我寒喧了几句以后，就开玩笑地唬我：“路上车出了点问题，要是我不及时赶来，你就被移民局又送回大陆了”，原来他开了一辆平时不大用的车来接机，途中加油时抛锚了，为了及时接机，他就将那辆车扔在加油站路边，又赶紧租了辆车来接我；表哥在美国加州一家国防军工保密公司就职，他具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是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振道博士的同系学友，年纪轻轻的，在美国太空科硏领域却拥有5项个人发明專利，10年后的1990年，当前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结束，他也随同许多高科技方面的專家一起被解聘失业了，后来中国航天部有意聘他担任顾问，但因美国科技禁止而未能实现；表哥驾载我到了他坐落在洛杉矶富裕社区的豪宅家中，姨妈也刚从纽约赶来在她大儿子家中等候我的到来，我在表哥家中又见到了美淑的表嫂和他们的三个儿女；在洛杉矶的几天中，表哥及全家一起陪我游玩了迪斯尼乐园，晚上就住在迪斯尼的酒店，观赏了迪斯尼主题音乐喷泉，这是我最早看到的音乐喷泉，印象中感觉非常美妙，当然三十年后在杭州湖滨公园看到的西湖音乐喷泉要比它高大上多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赶上了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在洛杉矶，我还游玩了好莱坞环球影城，参观了表哥在洛杉矶的几处住宅和公寓楼等房产物业，他的年龄比我虽然仅年长几岁，由于成长际遇的截然不同，差距之大，恍若隔世。

几天之后，我随姨妈同机飞往美国东部的世界第一大都市-纽约，在那里，我开始了在异国他乡，面对冷酷现实的谋生和求学創业。

【周捷回忆录②】中美建交年 命运转机时（下）（完）

多年之后，表哥岳镭博士（岳飞第十九代孙）会见了来访的台湾大学校友马英九总统（台湾两大帅哥相逢）

后记林万平：自从1973年我在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实习时结识院里的建筑规划设计师、印尼归国华侨林万平先生起，我就一直随同院里其他同事一样称呼他为“小林”，虽然林万平年长我8岁，但他喜欢和我们那些当时在省院培训的“临时工”小年青玩在一块，一年以后我们培训班结业归口，我与其他学员仍几乎每周会和小林约在一起，喝茶吃饭聊天逛街，即使后来他结婚了也照常，因为他那也是印尼归国华侨的太太在北京工作-北大任教，这种交往持续到我80年元月赴美；我赴美后不久，小林和太太也移居香港，加入了家族的生意业务，并有了一个女儿；直到87年，我首次从美国经香港回国，才和小林又见面，在香港受到了他热情的接待，老友重逢，毫无拘束，他不让我住酒店，而安顿在他香港家里，香港公寓的面积一般均很小，他为了让我睡得舒适而全家在隔间打地铺；92年以后，我回国内发展事业，常去香港，与小林保持着交往，后来我弟弟与小林也成了很熟的朋友，转眼又十余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虽不常会面，但一直有联系；2005年，小林打电话到美国告诉我他的身体不好，但不肯说出得了什么疾病，2006年，我去香港时与小林曾又见过面，他的身体情况看上去还好，2007年的一天，突然接到了原设计院的老师，后任浙大建筑设计院院长兼总建筑师，小林的好友沈济黄的电话，告知小林因肺癌受感染突然去世，对于他的英年早逝，心情十分悲痛，我和我弟弟都赶去香港参加了小林的丧事，为他抬棺，最后送了一程。

1987年，首次经香港回国，在香港受到了好友林万平（右）和余培耕的热情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