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窝"主人

麦月和弦

　　中秋游天马山，山不高，人不多，站在山腰处便可遥望不远处的佘山，假日里有如此静谧之地实属难得。无意中发现有一条曲径，路牌的箭头指向幽深之处，上面写着“三高士”墓。天马山虽然距市区不远，却从未来过，亦不知这三位“高士”是何许人也。可“三高士”之名却勾起我想到另外一位高士，他就是“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

说邵雍可能知道的人不多，说易学“数论派”大家更是知者甚少，可在宋朝他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邵氏之所以被后人淡忘，可能源于他的学问，因为他的学问太艰深，很难让人亲近，据说当年所谓“程朱理学”的二程之一程颢曾想学他的“先天易学”，可一听说要学他这门“易外别传”需要20年不做官，吓得他再也不敢问津。可也有二人确实想拜他为师，却又遭到他的拒绝，直到后来这两人被列入《宋史.奸臣传》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对邵雍观人之犀利钦佩不已。就像伯牙琴觅知音，太挑剔了自然难有听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学问都要经得起后人的追问，邵雍留下的《皇极经世书》渐渐被人认识，当他那源于《周易》的繁琐象数学思想体系，被许多人认为是“空中楼阁”，亦或“只不过是人类认识史这株大树上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时，邵雍二字也渐渐被人从视野中移除，可推崇邵雍的人也大有人在。

南宋时的朱熹曾告诫他的学生说：“邵氏先天之说，则有推本伏羲画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学之宗祖，尤不当尔妄议。”他在评价邵氏《先天六十四卦圆图》时说曾这样说：“易之心髓，全在此处”。这与许多人的评价相左，但也让后人警醒：有些东西不必要立马做出评价。

许多年以后，康熙还曾为邵雍祠提过“学达天性”四字匾额，可见他那玄乎的“先天易学”、“象数学”、“元会运世”、“皇帝王伯”之说依然被人尊崇。当德国哲学家、二进制数学方法的创造者莱布尼兹看到邵雍的挂图后，惊叹与他的二进位制数学“完全一致”，其实他哪知道，邵雍哲学的旨趣在本天道以明人事，远则弥纶天地，关乎宇宙进化；近则终始古今，独创了中国“皇帝王伯”之历史沿袭。看似简单的“先天八卦图”，实则是把天人之事囊括在一个庞大的先天象数体系之内。它与近代数学中的二进位制如此吻合，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深层的联系，则有待专家去进一步甄别或等时间慢慢来破解。许多知识的奥秘，需要千百年的时间才能向人们开启，就像藏传佛教的伏藏，直到有一天人们的智力足以了解，它才会揭开神秘的面纱。邵雍之学也许如此，也许是一个天才虚构的旷世游戏，这都不重要，因为邵雍已是个奇迹，已是个传说。今日之学子，多是根据“时代需要”培养出来的专业“工具”，而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思想家或通才，故没多少人能窥其堂奥，洞其玄微，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邵雍的易学象数派虽已如风而逝，知音寥寥；他如“天书”般的理论也寂寞地藏在图书馆的深处乏人问津，可这都不妨碍我们了解这个人，了解这个世间罕有的智者。

“安乐窝”三个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这三个字能与邵雍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易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联系起来，知其缘由者甚少。要知道这些，我们须回到宋朝，从头说起。

邵雍出生于公元1011年，父亲虽终身隐居乡野，不曾为官，可却“知诗书，明音律”。邵雍年幼便随父母离开范阳（今日河北涿州）迁居衡漳（现为河南林县）后又至共城（现河南辉县），这时邵雍已是12岁的少年。一家人结庐山野，开荒种地，吃杂粮粥，穿粗布衣，生活虽然清苦，可门前有苏门山，山下有百泉湖，日子过得也清闲安逸。邵雍除了上山打柴，就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一家人如遁迹于荒野的圣者，日复一日过着耕读的平凡生活。

邵雍读书在别人看来可谓刻苦，可邵雍自己却不觉得。后来说起为学，他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可见读书对于邵雍是件乐事。

邵雍读书非求个至理不可，他反对死记硬背，《观物外篇》中他曾这样说：“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可见他是个崇尚活学活用知识的人。稍长，已积累了相当史地知识的他说“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出外游历，西跨黄河、汾水，南渡淮河、汉水，涉大川，登名山，广交友，阔胸襟，开眼界，数年而归，俨然一个成熟的青年。想想那时的父母给儿女的世界比今日宽松许多，天真灵性便会增长许多。

据说他归家也有段轶事。说他在外日久，老母思儿神情恍惚，乃至倒背佛书，邵雍得知此事才返回故里。我曾暗忖，邵雍之母一定是个佛教徒，否则哪来的倒背佛书？

青年时的邵雍也曾一度胸怀社稷，雄心满满，可世事难料。30岁那年，母亲去世，邵雍守丧苏门山百源之上却无意中结识了一位奇人，自此迎来了他人生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这人就是共城县令李之才。

初来共城上任的李之才，听说有一青年颇有才华，读书精进又恪守孝道，便亲自来山上考察考察这位守孝、读书、汲水烹饪供养父亲的才俊。数月接触，两人互感缘分不浅，李之才感觉邵雍是块大器之才，决定将其收入门下，传以旷世绝学——《周易》数术学。

学问这东西，不是什么知识谁谁都可以学的，要看人的器量、气质适合什么，否则就会误人子弟，性情与所学不对路能学得好那才怪。尤其是些艰深的东西，对人的素质要求极高，没有灵根，不具格的人，任其终生死拼都没用。

李之才是什么人？其实他除了公职以外还是一位进士出身的数术家。据说《周易》数术学起于汉代京房、焦延寿，深受道教青睐，直至五代时的道教祖师陈抟时才得以示人，传给了种放，种放又传给了穆修，穆修又传给了李之才，而邵雍就是李之才寻觅多时的传人。

自从拜了李之才为师，邵雍从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由儒入道，一心钻研《先天图

》及先天之学，经邦济世的宏愿渐行渐远。思想犹如脱缰野马，什么书都读，他的观点是：“天下之言读书者不少，能读者少。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他还以“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自勉，朝着《易经》数术的深处走去。

公元1049年，39岁的邵雍举家迁至洛阳，这是他后半生生活的地方。

能来洛阳定居，得力于他的一个后来做了武涉县令的学生相助。初来洛邑能力有限，一家人暂时栖身天宫寺。邵雍一面精研《易》理，一面设馆教学。由于他教学有方，深受欢迎，状元之子、中散大夫的后生纷纷投其门下，渐渐，邵雍名震西京。

早期的学生中有位叫子发的京师人，与邵雍同岁，却拜邵为师，后来成了太学博士。这位同学见邵雍不惑之年仍孑然一身，便想将朋友的妹妹介绍给他，便约另一位同学前去牵线。可邵雍却说：“贫不能娶，非为高也。”随子发前来的那位同学便说：“只要先生答应，一切费用聘礼等全由我来承担。”天降喜事于前，邵雍被两位学生的诚心所感，应下了这门亲事。两年后邵雍喜得一子，便做诗一首以示纪念：

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

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

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

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

　　邵雍名气渐大，门生、朋友渐多，生活环境也随之改善。随着声誉鹊起，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的官大人、财大人们纷纷登门，许多人甚至还带着弟子前来，自称门生，请邵雍赐教。在邵雍的教育和影响下，确实成长了一批有为人才，否则邵雍也不会如此让人敬重。

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易经》，也就是《周易》，是周文王根据几千年前伏羲《易》所制，通常称为“后天易学”，而邵雍传承的则是源于伏羲，成于陈抟的“先天易学”，他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极大拓展，后世称他为易学大师，绝不是浪得虚名。他的《六十四卦圆图》和《六十四卦方图》传入西方后受到广泛关注和很高评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没有空前绝后的创造，想折服他人也是不可能的。

邵雍起初学儒，后来入道，来洛阳时住于寺院，又溶入了佛，故思想有许多神秘莫测和相互贯通之处，亦可被人理解。他说：“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纹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细想中医的许多道道不就是从这些东西里来的吗？对于占星术他说：“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天上有地，地上有天，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观星而已；察地理者，观山水而已。”对于占星、相术我们今天可能还不能透彻其内涵，但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其内在的精彩也许就会不断呈现。

邵雍虽是博古通今的人，可却一生甘于寂寞，只以收徒教学为业。朝廷多次下诏，名臣宰相更是频频举荐，可他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脱，依然过着他淡定自若，从容安乐的生活。他虽然布衣一袭，却有很多高官名士争相与他为友，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达官显贵十分敬仰他，常与他饮酒作诗。最后大家给他买房子、买地、买花园，他也不推辞，欣然接受。不算花园，光房子就有30余间，现在想想也是豪宅了，更何况当初。但邵雍依然过着耕种自给的生活。有新宅子自然开心，金钱、权势没有，用诗来表达一下欢喜和谢意那是自然的：

重谢诸公为买园，买园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

嘉佑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

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

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

接篱倒戴荠荷畔，谈塵轻摇杨柳边。

陌彻铜陀花烂熳，堤连金谷草芊绵。

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

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

也知此片好天地，消得尧夫笔似椽。

　　“安乐窝”实际上是一座相当宽阔的私人园林，它既是邵雍著书立说、培养弟子的高端学馆，又可看作当时洛阳高人雅士谈古论今、吟风弄月的高端会所。

用时下的眼光和想法很难理解邵雍这个人。人们会想，是什么缘故让一个大宋朝的达官显贵和平民百姓都这么宠着惯着这么一介布衣？按今天见怪不怪的势利眼光来衡量，咋也不至于这样吧？如果按当下人们的惯性思维分析，人到了邵雍这个份儿上多半是该倒霉的了，可人家没有。不但那些欣赏他的保守势力如此，就连当时大刀阔斧、六亲不认的“新党”王安石也对他礼让有加，这可就是境界了。但凡大家都喜欢一个人，我们细想想，其中必有着很深的道理。像邵雍这样的人，古来真是很少，别说是在仕途相对狭窄、倾轧十分激烈的宋朝，就是在人生相对广阔的当下，拥有大把人脉、机会的人能有几个不被名利牵引、驱使？可邵雍没有，他除了著书、教学就是在洛阳附近游游山、玩玩水，再就是写写诗、会会朋友，或者再没事儿就胡思思、乱想想，之外不再干别的。许多事儿，做减法其实是种智慧，可惜许多人只喜欢风光的加法。

不但达官显贵、富人绅士喜欢这个“安乐先生”，当时的洛阳普通人也都对这个隐居顺志，诗酒自娱的学问家兼教书先生钦佩不已。每当他的小车一出来，“人皆倒屣迎致”，弟子朋友争备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直呼“吾家先生至也。”想想邵先生这人缘儿，咋混的呢？这确实够我们今天的人，好好琢磨琢磨的，学习、学习的。

这还不算，据说当时洛阳有十二家富豪，也仿照“安乐窝”为邵雍修建了别墅，号曰“行窝”，准备随时接纳邵雍留宿。他每到一家都与主人一家融洽无间，个个开心，人人愉悦，待够了再换一家。他在《小车行》的诗中这样记载着当初的美好记忆：

喜醉岂无千日酒，惜冬还有四时花。

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

　　邵雍的朋友里有三位比较显赫的人物，那就是都位居过宰相的司马光、富弼、吕公著三人。用现在的眼光看，能有三个总理级人物同时和一个老百姓成为至交的吗？不可能。可邵雍和这三人就是这关系。原因为何？原因就在邵雍有着令人景仰的人品和超凡的智慧。

历史学家兼宰相司马光是邵雍家常客，一被宫廷的激烈生活弄得疲惫不堪他就会往邵雍家里钻，闲着遛弯儿也要跑邵家来转转。据说有一次司马光着便装在洛水堤上散步，正好路过邵雍家，便让人向邵雍通报说“程秀才来访。”邵雍一见是他，便问“为何通名程秀才？”司马光狡黠一笑答道“司马氏原出自程伯休父，故也可姓程”。想想生活中不是相处无间的朋友怎会这么逗乐搞怪呢。当然两人见面更少不了作诗唱和一番，司马光诗云：

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

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

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

白鹭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

邵雍依韵和诗：

冠盖纷纷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

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

风背河声近亦微，斜阳淡泊隔云衣。

一双白鹭来烟外，将下沙头却背飞。

　　富弼因与王安石正见相左，退居洛阳修了一座堂皇的府邸，离邵雍的安乐窝很近，故常相走动。富弼因是宰相，一般人很难相见，唯对邵雍例外。他嘱咐儿子说“康节先生来，随时相见”，可见邵雍身份之特殊。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得投机时常常会至深夜。一次夜雨，邵雍不愿留宿，冒雨而归。富弼作诗云：

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

再命初筵终不起，独身穷巷寂无依。

贯穿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

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

邵雍见诗随即附合：

道堂闲话尽多时，尘外杯觞不浪飞。

初上小车人已识，醉和风雨夜深归。

　　两人吟诗弄酒还算其次，有时政事扑朔迷离，富弼也会找邵雍商谈。

据说一次富弼面带愁容让邵雍猜猜他在忧愁什么，邵雍说：“是不是因为王安石罢了相，担心吕惠卿参知政事会比王安石更凶暴？”富弼说：“正是。”邵雍笑笑，轻松说：“公无忧。安石与惠卿本以势力合，两势相敌，将自为仇，无暇害他人也！”事过不久，果然惠卿加害王安石。富弼赞邵雍说：“先生识虑绝人远矣！”

吕公著则更不必说，他的三个儿子都是邵雍的门生，可见他对邵雍的信赖程度非同一般。

公元1077年，邵氏留下“生于太平世，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二十个字，便溘然长逝。邵雍存世的作品还有一本厚厚的诗集，名曰《伊川击壤集》，收有邵氏一生诗作三千首左右，其中有写“安乐窝”的有十几篇。诗集记录了他人生的所思所想和喜忧哀乐，留给后人细细品酌。

《安乐窝中自讼吟》

不向红尘浪著鞭，唯求寡过尚无缘。

虚更蘧瑗知非日，谬历宣尼读易年。

发到白时难受彩，心归通后更何言。

至阳之气方为玉，犹恐钻磨未甚坚。

《安乐窝中四长吟》

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

一篇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

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

太平自庆何多也，唯愿君王寿万春。

《诏三下答乡人不起之意》

生平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

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

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

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无用苦开陈。

《花前劝酒》

春在对花饮，春归花亦残。对花不饮酒，欢意遂阑珊。

酒向花前饮，花宜醉后看。花前不饮酒，终负一年欢。

《何处是仙乡》

何处是仙乡，仙乡不离房。眼前无冗长，心下有清凉。

静处乾坤大，闲中日月长。若能安得分，都胜别思量。

201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