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野火

麦月和弦

　　每每想到陶渊明，人们就会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就会被这位“五柳先生”的诗情所感染……然而，每每想到这位国之瑰宝、伟大的田园诗人，眼前就会呈现1500多年前的古柴桑，老早那里属于浔阳郡，那是诗人的故里，他的世外桃源。

柴桑就是今日的九江所在地。从陶渊明的诗中可以感受得到，那时庐山脚下的柴桑和今日九江大相径庭，处处都是陶诗的氛围。九曲溪流，野径山花，也许随便哪里都可能遇见隐者，都会听到让人感怀的低声吟唱……可我们真的走进东晋，走进诗人，发现诗里感受的那个人影，不是现实中的陶渊明，不是那个悠然自得的诗人。

陶渊明祖上有个令陶家人骄傲了好几代的人物，那就是他的曾祖父陶侃。和所有崛起于阡陌的寒士一样，陶侃的一生也是个传奇。他从一个捕鱼的小官儿一跃而成为讨逆的英雄，一生征战无数，几乎没有过败绩，陶家也随之成为显赫的达官贵族。可事有两面性，陶侃大人虽然仕途春风得意，但家国难以两全，他死后由15位妻妾所生的23个儿子就开始了连年的财产争夺战，家庭悲剧自然不停升级，导致家族从此一蹶不振。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已经时过境迁，老早的奢华都已成了往事。

人说“性格即命运”，如果真正追溯起来，诗人的性格可能更像他的外公孟嘉。他的淡泊、宁静、自然和“性本爱丘山”的心之所向，无不掺有外公的影子。外公自然也是个官宦人家的后生，是个“温雅平旷”，非常有涵养的读书人。因为为人、为官德行超拔，曾有诸多美誉。晚年辞去身上重要官职，回乡只作一个悠闲的县令，继续读书。每有所感，就独自驾车奔至龙山山头，把酒临风，浮想联翩，舒展胸怀一番。这种忘情多少也影响了陶渊明，亦如他在《五柳先生》中自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的父亲陶逸虽然也曾官至太守，可惜体弱多病，在陶渊明8岁时就驾鹤归西了。父亲过早的离去，对幼小的陶渊明和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每每思念父亲，陶渊明都会独自一人跑到父亲的坟头哭泣，曾有几次甚至晕倒在父亲坟前。父亲死后，家中只剩母亲、妹妹和诗人两女一男了，失去了庇护的陶家，很快就成了砧板上的肉，母亲继承外祖父的庄园迅速被他人侵吞，骤然而来的生活窘境，迫使陶家人不得不从美丽安城搬出，回到已荒芜多年的陶家园——自此一生，陶渊明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故乡度过的。虽然也有过几次仕途的努力，但都离开得短暂。

回到柴桑故里的陶家，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只有靠借贷勉强度日，可谓窘迫之极。陶渊明《乞食》一诗中，对那时的生活和心境有了如下的描述：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如果我们对古诗词还觉得有些陌生，那可以翻成如下白话：

饥饿驱我出门去，

不知究竟去哪里。

前行来到此村落，

敲门却难致词语。

主人理解我心意，

慷慨相赠来不虚。

畅谈终日话投机，

斟酒即饮不客气。

新交好友心欢畅，

即席赋诗表情意。

感你恩深似漂母，

无韩信才我心愧。

牢记胸中如何谢，

死后报答君恩惠。

想想一代英才沦为乞食者，还念韩信与漂母赐食终有报，而自己却没有韩信的才干，指望黄泉之下再行报答的心境，真是让人读之心痛，思之泣血。

陶渊明回到故乡的初期，如果还可用一个“贫”勉强形容，那后来甚至终其一生，用一个“穷”字概括也一点儿不为过。人们也许会想，东晋时国人本没多少识字的，读书人再咋地也能混个“公务员”的差事干干吧？缘何一个满肚子学问的旷世奇才竟然会混到如此不堪的境地，难道真是天妒英才不成？

摊开陶渊明的一生，人们也许会看到，他也曾涉入仕途，也曾向往成为“一壶一剑，纶巾白衣，行走于天地间的伟丈夫”，可每次涉入仕途时间都不长，就心灰意冷辞职而去。如果说他骨子里清高，其实细看他那些无尊严的糗事，应该那也不是清高者所为、所愿。

29岁的那年，陶渊明仅靠在浔阳城里做教习先生这份工作已无法度日，只能忍痛出卖些书稿来维持生计。因魏晋时期附庸风雅之人颇多，故诗文所换柴粮收入还不错，可忽然一日诗人从妻子手里抢下书稿付之一炬，因为他深知这些灵魂珠玑的内在价值，如果用来糊口实在是在扼杀自己的心性。而此时，忽然有人看重他，给他一个“祭酒”的差事儿做做，这人不是别人，就是今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

今天的人，可能对“官二代”这一概念还比较新奇，其实翻翻历史，此概念毫无新意。中国古时的官宦人家往往都是世代为官，庶民寒士几乎无有进身阶梯。我们今天知道的许多历史名人多数都是官宦背景，许多人家几代甚至十几代都是为官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豪不稀奇。书圣之家，即东晋“琅琊王氏”，可谓东晋时期的豪族，甚至想让谁当皇帝都易如反掌。此时的王凝之已身为江州刺史，也许是欣赏陶渊明的才学，也许是不忍看到同为官宦之家的后生如此落魄，便在权力范围之内为其谋了“祭酒”这个职位，虽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但养家糊口应该无虞。可没想到，陶渊明干了没多久就辞职返回了故乡陶家园，理由是“不堪吏职”。后来，尽管陶渊明又有几次踏入仕途，但都时间不长，40左右岁的时候最后一次在彭泽县令位上干了仅仅81天就发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倔脾气，撂下挑子就挂印归乡了。别以为他这一甩袖子，从此就彻底回家望南山、养菊花，优哉游哉去了；尽管此后的三年里他彻底断绝了再入仕的念想，还写出了一批如《饮酒.其五》这类佳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今人读了这诗，多么希望诗人再无羁绊，一直过这样的日子下去，那该多美好啊！可事实真就很残酷，不久，陶家真就又摊上了大事儿。那是六月的某个夏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毁了诗人一家仅有的，赖以遮风挡雨的陶家老宅，使本来勉强可以维持的日子，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最后只能栖身于堂弟家的渔船里艰难度日。尽管日后在亲友的帮衬下，诗人重新在南村起了新屋，但日子过得愈发艰难，甚至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可怜境地。

今人谈起古之隐者，往往会用到“安贫乐道”等崇仰之词，其实真有几人能安贫乐道？在“倾壶无余沥，窥灶不见烟”的境况下，谁能心安、身安、乐道？只有鬼知道了。

公元427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隐士、田园诗人陶渊明与世长辞，终年76岁。想来东晋那个时代，人的平均寿命也就40多岁，而诗人却能活到如此高寿，可谓罕有。

用今人的眼光打量诗人的一生，也许我们会从中看出许多问题，生出许多感悟。纵观诗人陶渊明的平生琐碎：从事业角度讲，诗才横溢，自不必说，但从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角度讲，就该属于那种极不够格的一类，或者可以说他是个极没责任感的人。母亲一生跟着他遭罪，晚年更是在不安中抱憾而去，尽管他得知母亲病逝后昏厥过去，尽管他醒来扑倒在地，头磕石砖至血肉模糊，大叫“母亲啊！儿不孝！”可又如何？他第一任妻子与他结发10年就劳累而死，尽管他在求婚时为她写下了动人的诗句，尽管他也对她一往情深，但对她这个生命体却没有认真关爱，贫苦之家仅让她一个弱女子支撑，这能叫爱吗？第二个妻子依然如故，说白了也就是守着一帮孩子，陪着一个会作诗的酒鬼丈夫病马拉重车般地熬着，哪有什么快乐与幸福而言？为人父就更不必说了，他自年青开始就整日喝酒，生出一堆智力有问题的孩子也是情理之中，也许自他开始起了个坏头，影响了后来一代代诗人嗜酒任性，整的“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也生出一帮近乎白痴的后生。

今天看来，陶渊明虽是绝世诗才，但真是长板超长，短板超短。除了写诗可以说没几样能拿得起来的，如果能够虚心点儿还好，可恰恰他又不能放低身段儿，低调做人，客观处世。不但如此，还矫情难弄，经不起一点儿忤逆和委屈。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怎么能融入社会？不能包容别人，怎么能成就一番事业？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个致命的问题。换一个现在的人可能会想：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啊！可五柳先生那时就是无法改变自己这些个“毛病”。

陶渊明和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每当在浊世中滚打的人们读到《桃花源记》都会心生些许憧憬；每当我们想到《归去来兮辞》都会萌生“归去”之意……也许恍惚过后才会幡然顿悟：我们根本无处可归！

每次梦到五柳先生，我的眼前都会浮现野火，仿佛就是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六月，火光中肝肠寸断的诗人把家人搂在一起，眼噙热泪…

2015.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