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化“俺的大山东、为啥姓″鲁″不姓"齐″？

上校1970

楔 子

看俺这题目，定有朋友会喊道:上校，错别字！应该叫"微话大山东″呀？哈哈哈！俺这可不是故意卖关子，真是要用"威化″来戏说山东滴。

"威化″是泊来物，全称叫威化饼干，是一种松饼（Waffle），又叫窝夫、华夫、华夫饼、威化、威化饼、格子饼、格仔饼、压花蛋饼，是一种烤饼，源于比利时，用松饼烤盘（waffle iron）烤成。烤盘上下两面呈格子状，一凹一凸，把倒进去的面糊压出格子来。

制法以鸡蛋、砂糖、面粉、淡奶等搅成蛋浆，倒入下方烤盘凹陷处，上面的凸状盖子盖下，把面糊压出格子来，再放在炉火上烤制而成，最后配上不同食材或酱料即可。近年有用电的烤盘。

"威化″这饼，好看又好吃，俺在这里把山东也当成一块饼，放在火上烤一烤，一是考证一下山东原来究竟是鲁国的领地，还是齐王的国土？二是考出俺齐人的风格特性，找找坚而香脆，膨尔亦化的入口感觉，为俺山东正一下名，别啥啥地都叫个"鲁味″，硬硬把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威风，让位给之乎者也、子曰焉矣的儒习，让俺祖上空嗟叹……

"威化″虽有烹烤膨化之意，也含微话之实，用一小文字，摆摆齐与鲁的那些事，不是历史学家的正说，只是闲话闲说的白活，这就是轻微地说史，话本式的说事，让俺山东"回归"一次齐国，重温一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伟岸豪迈，给咱过大年的门槛添上一点彩儿，于是，俺就"威化″(微话)了。

目 录

♞ 为啥山东简称叫鲁不叫齐？

♞ 为啥要修齐长城

♞ 为啥强齐不灭了弱鲁？

♞ 为啥五霸、七雄的齐国没有统一中国？

♞为啥兵圣之国而无强军之势？

♞ 为啥齐鲁文化同火不同炉？

♞ 呜呼！俺的"齐国″在哪里？

　♞ 为啥山东简称叫鲁不叫齐？

山东，人称“齐鲁大地”，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有两个著名的诸侯国——齐国和鲁国。可是问题来了，齐国作为曾经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与同时期的鲁国相比强大多了去，可为何现在山东的简称为啥取的是“鲁”，而不是“齐”呢？

话说先秦时期齐国与鲁国，鲁国与周王室的关系，要比齐国更亲，更具正统性。周武王掀翻殷商王朝建立自己的周朝后，实行分封制，即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亲属、功臣或前朝遗贵，这些人在封地上成立诸侯国，要履行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以及缴纳贡赋、定期朝觐等义务。

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的殷人和东夷人势力强大，屡次发生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武王便将身边两个最得力的狠角——周公和姜子牙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周公叫姬旦，史称周公旦，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姜子牙，大家都知道，他老人家是兵道之祖，勿毋赘述。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由于当时周公要留在镐京辅佐周成王，由其子伯禽代为赴任，建立鲁国，定都曲阜。伯禽是周武王的侄子，是同姓分封之地，这样论起来，鲁国和周王室是有血亲关系，人家算是一脉相承的正统。

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地，位于山东北部。虽然在伐纣建国的过程中姜子牙居功至伟，但是与周公相比，姜子牙毕竟是外姓，与一般诸侯国无异；另外，到了战国时期，老姜的齐国被田氏所取代，从这一点来看，鲁的正统性要强于齐。

从周礼传播角度讲，鲁国的影响力是高于齐国的。齐国和鲁国虽然都是侯爵国，地位相当，但《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中，鲁国排在齐国前面，仅次于周。这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鲁国是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更有历史厚重感。春秋时期，鲁国是唯一一个把周礼完整继承下来的国家。当时，如果谁想学习周礼、恢复周礼，只能去鲁国。

为什么山东简称用了鲁，而不用齐呢？关键还是论政治地位而言啦！起初齐国的政治地位是比不上鲁国的。鲁国是周王朝的皇室的子孙，人家那是正根，齐国是老姜同志，本事够大功劳也高，但可惜不是血亲，所以鲁国的地位是要高于齐国的。在地理上，齐国最早的封地是东夷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位于山东东部，少了庄稼多的是渔、盐。而鲁国的封地非常富饶，位于山东中部，到处都是庄稼，对于农业为主的天下，鲁国的地理位置那是有优势的。

当然，山东姓鲁不姓齐，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鲁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子的出生地，更是历朝历代推崇的东东。但在近代，具体到确定山东的缩写时，并不是直接就定的鲁，而是军阀官僚们在齐鲁之间来回乾坤大挪移才定下来的。

当时进入民国后，北洋政府吝啬银子，要求每个省都要上报各省的简称，因为当时电报太贵了，一个字都好多钱。河北在皇城根边，捷足先登上报了一个“冀”(也不知放着"燕、赵″这么厚重的字不用，为啥偏用个冀)。当山东省上报时，想使用“齐”，但介于齐和冀发音相似。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最终决定使用鲁作为山东省的简称。(一想到这事我就犯迷糊，咋人家山西、陕西就不在乎啥啥发音相似哪？山东这帮假模假式的酸文人真是误事)。建立新中国后，也不知道为啥还不改改，仍延用一个鲁字到如今，白白浪费了俺那古代齐国祖先的神威威。

　　♞ 为啥要修齐长城？

现如今都好说个齐鲁文化，而春秋那会齐鲁却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如有不信，你去瞧瞧横亘于齐鲁大地的齐长城遗址，始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2500余年，如论辈份，那可是能当秦长城的爷爷啦！齐长城修建最早，公元前555年，由齐灵公建造。以后的秦国和其他国家见这东西好呵！又雄伟又防贼还能报个信啥地，于是，纷纷在崇山峻岭和荒漠戈壁上修建长城。所以，齐长城有中国长城之父的美名。

齐长城西起黄河，东至黄海；东西蜿蜒千余里，几乎把整个山东南北分为两半。也恰好把齐国与鲁国分成了两瓣，北齐对南鲁，烽火台下又有几多刀兵相见？ 经实地测量齐长城全长618.893公里，共翻越1518座山峰。主要有长清段、泰安段、莱芜段、五莲段等遗址，其中保存最好的齐国莱芜段57.832公里。

距今2500年的齐长城又名长城岭、大横岭，是齐国为防御鲁、楚及中原各国的军事入侵而建，也是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管子》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史称“千里长城”，比秦长城早四百余年，堪称“中国长城之父”，也是我国古代建筑最雄伟的代表。

孟姜女哭长城是妇儒皆知的故事，这里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之地，长清区万德镇长城村就是孟姜女的故里，且当地还有孟姜庙遗址。当年孟姜女的丈夫在新婚第三天便被拉去修长城，一个月后，孟姜女寻夫骑马来到齐长城，在跑马岭上下马后，从城中打听其夫，正碰上本村的一个人，告诉她，她的丈夫在西城门垒长城时累死了。尸体被埋在长城下。孟姜女听言大哭直奔西城门。孟姜女比较健壮（从她下马处的脚印可以看出），守城的士兵阻拦不住，孟姜女一气之下边哭边扒，扒倒了齐长城，现在还保留着原样。

此军事巨防，蜿蜒起伏在1518座山峰上；它历经平阴、长清、肥城、泰山区、泰安郊区、历城、章丘、莱芜、博山、淄川、沂源、临朐、沂水、安丘、莒县、五莲、诸城、胶南、黄岛共19个县市区的94个乡镇、办事处。从地形上看，首先防的就是鲁国，然后才是远方的楚、越、吴、秦。

2001年06月25日，齐长城遗址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 为啥强齐不灭了弱鲁？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鲁国则是周公的儿子伯禽代父就封。由此，不管是爵位上，还是先祖的功劳上，二者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鲁国毕竟是周天子这一脉的国家，不仅跟王室关系亲近，而且在礼仪规格上也超越了其他诸侯国，比如鲁国庆典时可演奏周朝国乐，而齐国就不可以。由此，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但是，除了战国末期，周王室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比如三晋分家，田氏代齐，都主动要求得到周王室的认可。鲁国作为周天子这一脉的国家，至少在春秋时期，还是具有比较高的地位。

其次，类似于晋国和秦国之间的联姻，齐国和鲁国也结为了甥舅之国。其中，齐僖公将女儿文姜嫁给了鲁桓公，而鲁桓公的接班人鲁庄公，依然娶得的是齐国的公主。因为这层联姻的关系的存在，齐国和鲁国虽然可能爆发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很难上升到灭国的高度。如同秦国和晋国一样，也曾爆发了几次战争，但一般只是点到为止。

在齐桓公即位之后，齐国在管仲、鲍叔牙等贤臣的治理下，逐渐走上了强盛。同时，因为鲁国曾经支持齐桓公的对手争夺齐国国君的位置。由此，在齐桓公称霸中原的过程中，决定对鲁国动武。但是，这鲁国也不是吃素的，在曹刿的一鼓作气下，直接将鲍叔牙的齐军打回了老家。可是，这齐桓公还是不死心，再一次拉着宋国等帮手来攻打鲁国，结果，宋国如同二战时期的意大利，尽给德国拖后腿。在宋国被鲁国偷袭后，整个齐、宋联军又被击溃。至此之后，齐国就不对鲁国这块难啃的骨头动心思了。

当然，鲁国之所以能抗住齐国的进攻，也在于鲁国在兵器制造等方面的优势，加上拥有曹刿这样的将才。当历史走到战国时期，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再被拉大，鲁国已在齐国版图包围之中剩下弹丸之地，对于齐国来说，灭鲁犹如探囊取物，念其正脉，尚有联姻，齐国也不再做灭鲁的打算啦！

此时，齐国的旁边崛起了宋国这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迫使齐国将注意力用在了宋国上。在齐国和宋国相争的过程中，楚国则直接吞并了鲁国，结束了鲁国的历史。

♞ 为啥五霸、七雄的齐国没能统一中国？

在中国春秋与战国时期，无论是霸主还是豪雄，齐国都始终排在前列，而鲁国与此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时的山东，列国眼中只有强齐而无小鲁，尽管鲁国奉为周朝嫡亲，自恃秉承正统周礼，可在谁拳头大谁兵马多谁就是霸主谁就可以当老大的春秋战国，所谓正统已没有多少的份量。

司马迁曾盛赞齐国：「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到齐威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齐国「冠带衣履天下」，到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终春秋战国之世，齐国一直是各方角逐中的重要力量，工商、文教发达，国富民殷，与「西帝」秦国并称「东帝」。

那么，这个能与秦国一较高下的齐国，为何无缘统一大业呢？

春秋战国乱世中，能够幸存下来并撼动风云的诸侯，大都兴起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出身南蛮的楚国曾问鼎中原，与楚争雄的晋国和狄人为邻，秦国原本是作为西戎的屏障，而封建齐国的用意也在于镇守东夷。

山东半岛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东负海水，而无后顾之忧，西抱中原，便于逐鹿其间。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分封在今天山东北部，方圆不过百里，四周被东夷部落包围。在齐桓公的励精图治下，国富兵强，北拒戎人，南御强楚，成为春秋首霸。但此时齐国生存空间的拓展已经接近极限，在后世的博弈中，齐国虽然长期是左右时局的重要力量，但其领土核心一直未能突破山东半岛。

战国七雄中，仅有齐国未置郡，一方面齐国的五都制大致替代了郡的职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齐国开拓的疆土不广。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齐国的扩张呢？

先看齐国东部。齐国以东是茫茫大海，不像秦国、晋国那样需要提防来自后方大陆的外族侵扰，但也正是因此，齐国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限制，以其偏居一隅的体量，虽能称雄一方，却难以号令天下。

再看齐国西部。齐国南以泰沂山脉为界，东部半岛三面环海，西北方向有黄河、济水天堑，在战国纵横家看来是易守难攻的「四塞之国」。齐国立国八百余年，除了齐胡公短暂迁都薄姑以外，临淄一直作为齐国的首都，这似乎也印证了以上说法。

齐国南有悍楚，西有三晋，北有燕国，每一个都是大块头。齐国位于列国抗秦后方，对于其他国家如同芒刺在背，而非休戚与共的可靠同盟，最多只是在关键时刻将其作为重要的制衡力量拉入己方，对于夹在齐、秦之间的国家来说，两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齐国每打破一个方向的平衡，都必然引发其邻国的忧患意识，而齐国既缺乏有利的地缘，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主导局势，只能伺机而动，结果就是四面出击，四面树敌，而且收效甚微。

　　齐国在楚国背约合秦之后，曾攻取楚国淮北之地，但不久又丧失。前314年，齐国趁燕国内乱攻破燕都，却因为大肆掠夺不得民心而在两年后被迫撤军，也为后来乐毅破齐埋下了伏笔。与齐国仅仅一山之隔的鲁国最后都是被楚国所灭。

在强秦崛起之际，因为齐国三面有强邻包围，如果与秦连横，则相当于三面树敌，中原诸国在被秦国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很大可能会从齐国找补。战国后期，赵国在胡服骑射改革后，壮大为山东六国的头号强国，却没有积极主动地制衡秦国，而是避重就轻地拿中山、齐、魏开刀。

反之，如果齐国积极参与合纵，因为齐、秦悬隔，齐国也很难从中获益。前298年，齐、魏、韩合纵攻秦，历时三年攻破函谷关，秦国被迫献地求和，归还了韩、魏故地，而齐国却没有收获。而且三晋坐大也不符合齐国利益诉求。

齐国的破局策略就是假意合纵伐秦而不出兵，同时在秦国与联军酣战时，在联军后方趁机扩张，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前318年，在公孙衍撮合下，以楚怀王为纵长，东方六国第一次合纵攻秦，在函谷关外被秦军击溃。第二年，秦国又在修鱼击溃韩赵魏联军，斩首八万，而此时齐国趁机偷袭赵、魏，在观泽打败两国。

秦昭王十九年，在秦国的建议下，齐秦两国相约伐赵，两国互尊帝号，秦称「西帝」而齐称「东帝」。但此时，齐王陷入大间谍苏秦挖的大坑，在苏秦的游说下，齐国撤去帝号，答应合纵攻秦，实际上却准备攻宋。前287年，齐国趁联军在前方时攻取宋国。夺取又强又富的宋国之后，由于危及到三晋利益，且宋国受到秦国保护，最重要的是燕对齐有夙怨，而派苏秦劝说齐国伐宋以激起众怒，都是燕国一手安排，燕昭王也为报仇养精蓄锐了很久。三年之后，以燕将乐毅为统帅，燕、秦及三晋五国联军大破齐国，取七十余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落入敌手。虽然后来田单复国，齐国却从此一蹶不振，也不再主动用兵。

由于齐国的相国后胜被秦国收买，齐国战备懈怠，也不出兵援助五国。长平之战时，赵国向齐国借粮食，却因为齐王建「爱粟」而作罢。齐国的不作为加速了五国的灭亡，唇亡齿寒，最终齐国也在公元前221年被秦灭亡，而秦国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曾经纵横四海捭阖天下的齐王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在时光隧道的空气中。

♞ 为啥兵圣之国却无强军之势？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东方创建齐国，被授权专征不守王命之方国，这一专征大权遂成为日后齐国开疆拓地的合法根据，故西汉末年刘向《说苑》称“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功也。”在直至战国中期的数百年里，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很少受到能威胁到其存亡的强敌进迫，战败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围乃至迁都，既然足以应对国外挑战，那恐怕也就不会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杀三士”之举恐怕更多是着眼于消除不稳定因素，重建国内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统一天下，那么战国时代的政治演进已表明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士人如何设想理想的“天下”，最终要“定于一”，事实上还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此时的战争形态与春秋时贵族武士之间那种谨遵礼制的车战已大为不同，而需要国家力量、资源的总动员化，但齐国的军队组织却甚难适应这一挑战而及时转变。

在齐国，有一点乍看起来相当矛盾：中国军事史上公认伟大军事家除姜太公外，还有的两部伟大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作者都是齐人，但齐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同时代人中的评价却不高。孙膑围魏救赵时便曾明白承认：“彼三晋之兵索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到战国末年，荀子作为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大学者，对齐军理应知之甚多，但他对齐军的评价却极低，认为是“亡国之兵”，因为齐军过分推崇个人技能、在意物质奖励，遇到弱小的敌人还能有用，遇到大事强敌就涣散了。在他眼里，秦军战斗力最强，魏军次之，齐军最差；但讲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齐国最发达，三晋次之，秦又次之，兵学自东往西传。

荀子所描述的齐军，在某种程度上仍遗留着两三百年前田开疆等三士那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整体协同作战则较差，这一好勇斗狠的单兵作战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这一民风顽强地保留下来，直至西汉初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仍然评价说，齐国风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也即对群体性搏斗消极，而对单兵较量却非常勇猛，这与齐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质是密不可分的。

管子等政治家的传统治国思路也注重对人的私欲因势利导，主张顺应人的私欲才能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结果这在促进“民富”的同时，也使齐军将士的个人英雄主义更为功利。直至西汉时，龚遂为渤海太守，仍发现“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于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气“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见到“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

也正因此，齐国被迫在军事理论、尤其是军事谋略上入手来弥补其整体战斗力不强的弱点，这便促成了孙子这样的兵法家兴起。张华松在《齐长城》一书中指出：“齐国对外战争败多胜少，但发达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齐国的兵家文化独领风骚，先秦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兵书战策也就大多出自齐国。以孙武和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所强调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伐谋’、‘伐交’的手段而制敌取胜。”

此种注重单兵格斗技能的军队，在面对与较弱敌人决战时往往表现尚可，其最大的弱点恰恰是难以适应战国中后期那种旷日持久的惨烈集团作战。孙子兵法虽然注重谋略，但同样强调军纪（故有“三令五申”、杀人立威之举），那恐怕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约前545-约前470）正处于“二桃杀三士”之后那种弱化个人作战技能而强调高度纪律约束的新作战模式。个人的英勇在春秋时代的车战中尚有发挥余地，但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夫魏献子打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魏国在战国初年称霸一时，恐怕依靠的就是这种步兵作战中高强度的军纪（荀子称赞魏国武卒能负重带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没有极强的军纪约束是不可能的）。这种军事模式由晋国开创，推动社会结构性调整为中央集权制，因而三晋在战国时代法家和纵横家最为发达，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晋。

军事史学者李硕认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之后,“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到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均已确立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相比起来，汉代的匈奴人则从不与中原军队主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这与匈奴游牧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因为匈奴单于并不是能驱使战士投入这种决死战斗的绝对君主。反过来，当时名将李广虽然个人骑射技能极高，但他之所以在对匈奴多次作战中未立大功，反而几度覆军败绩，正是由于他作战依靠个人英勇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直到东汉末年骑兵成为作战主力后，才再度出现一个主将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的英雄时代。

在战国时代那种步兵密集阵型长期作战的模式下，齐军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这道理不妨以足球运动为例，曾任中国男足国家队外籍主教练的霍顿说过：“中国球员并不缺乏技术和体能，缺的是整体意识。足球是集体项目，整体不行就消耗了技术和体能。”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首次进入32强，结果三战皆负，净输9球而未进一球，在观看中国队0:3败给土耳其队后，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但中国队的队员们显然不喜欢依靠集体的力量，场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单打独斗，并最终丢了球。”

这在作战中也一样，古罗马时代的日耳曼战士虽然悍勇，但他们缺乏纪律、各自为战，最终还是抵挡不过罗马军团。由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对军阵的相关记载较少，罗马军团可以启发我们这种步兵作战模式的特点：其关键在于纪律约束之下的强大作战耐力，因为“罗马的军事体制能够让其部队的基础构成天生具有一种可替换性，因而更易于混合与匹配”，其结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后方的多行阵列也能像输送带一样进行更替，因而“这种布阵在遭受正面进攻时几乎不会被击败，从而令军队得以稳步推进”。战国后期的秦军也是，其战斗力不是来自出众的单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战”，坚忍顽强，稳扎稳打的作战意味着依靠消耗和逐步推进，当军队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时，战阵的人数与耐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各自为战的武士很难与这样的战争机器对抗。

这一战争机器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因为这意味着与社会制度之间构成一个功能性的相互联结的复合体才有可能。如我们所知，在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制下，也能产生这样纪律严密的步兵方阵，但在中国当时，唯一能锻造这一战争机器却只有郡县制之下贯彻国君意志的军国主义国家。因为战国时代以步兵为核心的新军队，是以社会的全面征兵为基础的，这就不能像春秋时那样还把军事作为一小部分贵族武士的专属事务；其次，如何训练这些应征的农民士兵，使其遵守纪律，也是当时政治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都促使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们持续关注“民”——与此前的“士”和“国人”凭借血缘性结合的共同体不同，在封建解体之后，人力的动员机制主要是依靠郡县乡里的行政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按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中的论述，郡县制正是在离都邑较远的新辟领土上开始萌生的，“秦汉统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统可能是从封建时代天子或诸侯直辖地的行政组织蜕变而来”，到后来则将逐渐没落的封建世族采邑逐渐纳入中央权力管辖之下，隶属于中央设置的县，“国都以外的乡大概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逐渐完成，城邦意义的‘国’被县取代”，“县”的本义就是“悬系”，指其地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地区不相接壤，如以线系于国都。战争越剧烈，内外新并的土地越多，则国君直领的县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县城，多从边疆军事区设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观，至此被逐渐改造为中央权力垂直所属的严密行政体系统。

这套制度，众所周知是在秦国贯彻得最为彻底。这不仅确保了秦军源源不断的人力调配，而且乡里告发、连坐等制度也使得临阵脱逃变得更难——因为逃回老家肯定会被发现，而父老也不敢冒险隐瞒。与此同时，秦国又实行最严格的金字塔式阶级制度——军爵制，根据战阵上的表现决定士兵一生的荣辱，这就在用外部纪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时，又给耕战之士提供内在的激励。杜正胜一针见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国彻底励行等爵制，授爵必以军功，耕战合一的齐民阶层才有远景、有生气。但在山东列国我们却丝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气息，根本原因是军功禄赏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国，当兵这条路的极致也不过就是豁免租税徭役，个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齐国，士兵作战最多只能因立功而获赏金，这顺应齐国发达的功利文化，但却无法因军功而授爵。

这恐怕就是齐国这架战争机器的问题所在：它既无法像秦国那样有绝对权威迫使士卒投入长期艰苦的殊死作战，又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进取动力。其结果，齐国保守有余而开拓不足，齐人的战斗力只有在遭受外敌入侵时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只有在外敌将齐人逼入绝境时，他们才真正爆发出来。燕军围困即墨时，残虐俘虏、挖掘坟墓，即墨人见状“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这正表明重视宗族的齐人最深沉的乡族意识被激发之后能转化为极强的战斗力。总体来看，齐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很难产生对外扩张的持久内在动力，灭燕、灭宋这两次对外战争都只不过是黩武君主的一时心血来潮，这最终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齐国的力量。尤其到战国末期，面对秦国越来越高效运转的强大军事机器，实难想象齐国有任何希望统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为两度亡国复国的历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齐国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乡土，这才是真正能激发齐人为之奋战的事物。

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慨：齐国的政治体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现代眼光看来，它却又是比秦制更“先进”的，尤其能保障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的活泼多元，然而在面临激烈战争逼迫时，这却使齐国无法有效动员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终落败。这不仅是齐国的悲剧，也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再三出现的局面：两宋、明朝这样经济文化更为繁盛的复杂社会，却敌不过组织更简单的外敌。其结果，直到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在发展到更为繁荣的阶段时，始终无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机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点，最终趋于向内坍塌。

我们不必去遗憾为何齐国不能统一天下，因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齐国的悲剧就是传统中国国家的悲剧。

♞ 为啥齐鲁文化同火不同炉？

齐鲁，今指山东。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而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齐鲁是中国区域范围名称，该名始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

因先秦时期今山东大体分属于齐鲁两国，齐国是以山东淄博为国都，山东以东的大片土地，鲁国是以山东济宁曲阜为国都，山东以西的小块土地，故有此称。公元前256年楚国灭鲁国，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国。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

齐国最常攻打的国家是鲁国，却一败再败，而比鲁强大无数倍的赵、燕、楚、魏、秦都曾败于齐，这实在让人费解。当时还是管仲执政期，齐桓公任鲍叔牙为将，在长勺却没打过曹刿。齐威王、齐宣王之时，为齐之鼎盛时期，时楚已先后灭鲁国以及鲁南诸国，拥有山东东南部地区，对齐国形成直接威胁，所以随着形势的发展，齐威王时接原有西段齐长城，继续向东展修，宣王续之，修至滨海，作为对楚的防线。“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山东这地方，在地域上主要是指历史上的齐国和鲁国，只有西南部分有那么一点属于古代的宋国，面积不大。齐国的首都在淄博，鲁国的都城在曲阜。齐国是指山东中部到沿海的一片地域，包括济南以东到胶东半岛的大片富庶之区。鲁国则偏居鲁西鲁南，汉以前临沂一带到沿海又由一个叫做东夷的民族占据，鲁国人被隔离着，无法看到大海。

齐人好功利。他们喜欢驰骋沙场建立功业，或外出冒险寻找新路。因此，齐国出过

很多政治家军事家。比较早的是姜尚，即西周时代的姜太公。他帮助来自西部的姬姓建立了周朝后，就坐镇齐国，成为当地的王。姜太公对这里的百姓灌输了男子汉当走马沙场报效国家赢得功名的思想。春秋时代的管仲，也是这样的人。他教育齐人保持高昂的政治热情，而且学会经商求利。他后来辅佐齐王称霸中国。汉朝的韩信，被刘邦封为三齐王，统领山东一带，是当时最显赫的诸侯之一。

相对于齐，鲁人有明显的不同。鲁人好道义。齐国出过许多战绩显赫的功臣，鲁国出的却是读书人，是道德的圣贤和文章好手。孔子、孟子、颜回，这些人都是鲁人。最先到鲁地为王的是周公，不用说，周公是道德模范。

鲁国后来还出过孝子王祥、书法家颜真卿、王羲之等，就是没出什么大政治家或大军事家。齐鲁这种不同，可以从很多历史人物上看出来。比如，管仲和颜回，两个人就很不同。管仲和鲍叔是好朋友，两个人做生意挣了钱，管仲说他家有老母生活紧张，要将赚的钱分成三份，他拿两份，让好朋友拿一份。这种事，鲁人深以为羞，可是齐人管仲并不这样想，他也许认为做人就应当有话直说，好朋友不会见怪。

再有，齐王曾将一位妹妹嫁到鲁国去，目的是修两国之好。那个妹妹在鲁国出了点桃色丑闻，为鲁人所愤怒。齐人却不把这种事情很当一回事。他们把公主召回来，而且，不久之后这位公主就和自己的一位堂哥结了婚。这些，在鲁人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丢人现眼的事，可齐人却不作如是观。

齐人因好功而近酷刁，鲁人因好义而近愚伪，也是山东人的特点。历史上，那些能说会道的人，大都出于齐国，如晏子，如冯獾。后者把孟尝君的那么多债权都给一风吹了，回来还振振有辞，说自己立了大功。齐人的会说是出名的，到现在，胶东人还是比鲁南人更善辩。同时，因为齐人不惮于生杀，养成了做事果敢的素质，性格中同时也蓄积了一些近于残酷的成分。

相对而言，鲁人就显得拙笨一些。孔子也不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不然的话，在出去讲学的路上不会遇到那么多困难。

人们习惯于将“齐鲁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是二千年来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对齐鲁之学的总体观照。但就先秦时代而言，齐文化与鲁文化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分属于不同的系统。

周灭商以后，为巩固东方的统治，首封齐、鲁于今山东境内。然而，其文化的形成基础却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自然环境不同。齐立国于今淄博市的临淄一带，这里北临渤海，东为半岛，是滨海半岛型环境。鲁立国于泰山之阳的汶泗流域，土地肥沃、湖河纵横，是较典型的内陆河谷型环境。齐、鲁立国的不同自然环境，对其立国方略、文化政策以及世俗民风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上，齐有“鱼盐之利”，以商工立国，鲁有灌溉之利，以农桑为业；在政治上，齐国注重现实的需要和开拓，鲁国注重祖宗的成法和经验；在风俗上，齐国盛行海仙崇拜，鲁国注重对谷神的祈求。

其二，立国之君不同。齐姜太公出身微贱，曾“屠牛朝歌，卖食棘津”，有丰富复杂的社会经历，在佐周灭商中创出奇迹般的业绩。因而，他在建齐之初，能够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制定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立国之策。周公为武王之弟，自幼在制礼作乐的环境中长成，是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他在制定鲁立国之策时，注重宗法，崇拜祖先，提倡述而不作。齐文化崇尚变革、创造，鲁文化偏于封闭、守成，应当与太公与周公个人的上述差异有直接关系。

其三，对土著文化吸收的不同。齐、鲁所封之地虽同为东夷文化的范围，但齐地主要是莱夷和岛夷，鲁地受淮夷影响大。立国之初，齐国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使齐地夷人的文化得以大量保留；鲁国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政策，使土著夷人的文化被大量的摒弃。由于以上原因，齐、鲁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风格、不同系统的文化型种。

其四，具体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政策，进一步确立了农工商各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使齐重工商成为一条基本的政策。战国时代，齐国冶铁、冶铜、制陶、制骨、纺织、漆器等手工业皆已十分发达。鲁国重农。随着社会的变革，鲁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其贸易交换始终不发达。考古挖掘至今，仍少见鲁币的出土，与齐国形成显明的对照。

其五，齐重尊贤而鲁重亲亲。《吕氏春秋·远见篇》、《汉书·地理志》、《苑·政理》及《淮南子》等书都记载了初封齐、鲁之时，太公与周公互问何以治国的话，太公曰：“尊贤”，周公曰：“亲亲”。这一治国方针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传统。齐历代政治家大都重视尊贤、举贤，管仲、晏婴都非贵族出身而掌齐国之政，成就大业。战国之世，齐相邹忌、军师孙膑、上卿淳于鬓都是出身低贱之人。

而齐设稷下学宫，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七十六位人才为“上大夫”，且“高门大屋尊崇之”，更是在先秦列国中绝无仅有的尊贤壮举。鲁国立国伊始遵从了周公“尊尊尚恩”的方针，遂使鲁国建立起一整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统治系统：侯、卿、大夫、士，层层封立，公族几乎控制了鲁国全部的政权官位，这在早期虽能保持政权的稳定，但随着“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它又成为“祸起萧墙”、国力日削的根源。

其六，齐尚变革而鲁重守成。齐国由“辟草莱而居”的滨海小国而为泱泱东方大国，走的是务实发展、因时而变之路。太公立国，不拘周法，“因俗简礼”开其端，管仲“政不旧”随其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的创新改革措施。战国之世，田氏代齐，既不拘姜氏之齐法，又能吸收各国之所长，重用人才，变法革新，富国强兵。鲁文化以“尚古”、“从周”为宗旨，以谨守周礼，“述而不作”，因循守旧为尚，以“周礼尽在鲁”为一种最高的追求。鲁国史上，也有改革家，但其环境所致，难于成功。儒家私学在鲁的出现，为学重传承、阐释，更使守成风气传扬下去。

　　

♞ 呜呼！俺的齐国在哪里？

朋友们，谁知道世界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叫什么？在哪里？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姓齐国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就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它与鲁国的孔学私塾恰好成为显明对照。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那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而黄老之学则是齐国的主流官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已亡佚。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宫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战国时期，齐国是东方大国，鲁国不但弱小，而且很快就灭亡了。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圣地就是稷下学宫。它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随着稷下学宫的消亡，官学黄老之学开始流散六国，后由黄老之学的传承者张良、曹参等人帮助刘邦统一天下，造就了汉初的“文景之治“，为汉武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

齐国本是周朝开国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齐奉行尊贤尚功的国策，很快开发成为强国，春秋时期，一度成为霸主。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会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为齐国君主，日渐衰微的周王朝及其封国都对此表示承认，这一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王族换了，国家依然兴盛， 对于这次“篡位”，一直以来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称呼此事。对此庄子有句辛辣的评论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见《庄子·外篇·胠箧第十》』

田齐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为聚集人才，在齐国国都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将学者封为“大夫”。学宫延续至末代齐王田建时期方才衰弱。这个学宫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才消失，与田齐政权存在时间基本一致。

从稷下学宫的施行方针及其成果意义来看，稷下学宫完全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东周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齐国稷下与魏国时期，这一派的代表们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以道家思想为主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 。

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上述主张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纵观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齐国做为山东古代强盛的标志，在风头上绝对压倒小小的鲁国，无论从治国还是法理上更具备一个盛世国度的形象，齐人厉行图治开学争鸣让古代文明得以快速发展，齐人经商通货以市逐利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进步，这一切都是古代文明的伟大功绩。只可惜，如此强盛响亮的名牌却因民国官僚短了几两银子而抛弃，实在让俺扼腕叹息！

(此文内容多采自度娘，因是闲话历史，故未做详细历史考证，如有岐义请勿拍砖，仅供春节闲睱时，茶余饭后清谈而已，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