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五年代 赵树理的遭遇和得到的评价为何不同

至拙士

　 赵树理（1906.9.24-1970.9.23.）山西沁水人。他出身于一个祖上曾很显赫的农民家庭，三代单传，小名“得意”，寄托着祖父“金榜题名”的希望。6岁开始随祖父读“三圣教道会经”以及《麻衣神相》、《奇门遁甲》，过目不忘，被乡里称为“神童”。

　　10岁时祖父去世，赵家彻底没落。同年，上本村私塾，受尽屈辱，一年后退出，随父亲学会了两门手艺：“农民的技术”和“农民的艺术”，最喜爱“上党绑子”、打鼓板等民间曲艺，接受了民间艺术和农民语言的熏陶。

1923年，从沁水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25年考入长治县省立第四师范，开始接触到新文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反对校长被开除，后又被捕，在狱中开始小说创作。

　　一年后出狱，改名“树礼”为“树理”，立志创作“老百姓喜欢看”的作品。1931年再次入狱，1936年第三次入狱。1937年参加牺盟会，1940年，任太行区新华日报社《抗战生活》（半月刊）编辑，同时一人独办《中国人》（周刊），后调入北方局调研室。

　　主要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长篇小说《三里湾》等。

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赵树理是少数几位在40年代和50年代都卓有成就的作家。

　　虽然其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变化，但他的遭遇和得到的评价却明显地被划为了两个时代。

　 1943年，赵树理根据住队时的真实案件，由悲剧改写为喜剧，描写农村青年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却遭到双方父母“二诸葛”、“三仙姑”和掌握村政权的地头蛇的刁难和迫害，最后在民主政府支持下终成眷属的《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当时，赵树理时年37岁，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同岁。

　　作品经杨献珍、浦安修推荐，彭德怀给予了高度赞扬，出版后供不应求，特别是在被改编为上党绑子等各种戏曲之后，在解放区农村引起了一场真正的轰动。但当时文艺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响，而是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沉默”。

　　同年又完成中篇《李有才板话》，描写阎家山农民与地主阎恒元及其爪牙之间围绕着村政权的改造和减租减息开展的斗争，得到更高评价，被指定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树为紧密配合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一面旗帜。

　　《小二黑结婚》主要围绕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来展开情节，而《李有才板话》则正面地直接地描写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更有收获”，“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

　　文艺批评家冯牧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解放区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和农村关系的急剧变化的图画”。《地板》（1944）作为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书，《催粮差》（1946）获得该年度太行区文化奖金甲等奖。

　 1945年底，赵树理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通过一个村庄从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20多年的变迁，表现农民命运的变化。

　　作品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由华北新华书店立即付印，随后北方各大新华书店以及上海知识出版社、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等都竞相翻印，其出版速度和发行范围都超过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而文艺界的反映也超乎寻常的热烈。

　　其主要原因，一是在1946年4月，赵树理成为了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常务理事；

　　二是相继出现了当时文坛上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扬的赞扬文字。1947年，赵树理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因为外国记者发现，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

在此背景下，1947年7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举行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

　　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

　 1948年发表的《邪不压正》描写的是一个中农女儿软英的婚姻故事。软英先被地主刘锡元的儿子看中，狗腿子小旦为虎作伥，强下聘礼。下河村解放后，农会主席小昌又唆使成为积极分子的小旦逼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

　　最后在整党运动中，小昌挨批，软英与情郎小宝终成眷属。这是赵树理第一次遇到批评的小说，后未收入自己的文集，渐渐被人们遗忘，80年代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的价值。

　　在1949年前，除了《邪不压正》，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人们的推崇；而在1949年后，除了《登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也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赞同和支持，这期间的赵树理始终处于“褒贬毁誉之间”。

　 1950年，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赶写的一篇评书体短篇小说《登记》受到的赞誉最多，被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后被改名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

　　同年，却因他主编的《说说唱唱》发表孟淑池的《金锁》而受到指责，并因他为之辩护而写检查，导致1951年初被解职。

　　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三心二意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和一心一意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社会的面貌，后被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和各种舞台剧。

　　为此，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大会上，赵树理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但《三里湾》与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柳青的《创业史》，以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相比，仍然受到了明显的冷落。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由于指导思想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各级领导好大喜功，争放“卫星”，盲目夸大生产产量，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农村参加基层工作的赵树理，对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十分忧虑，但是，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允许作家暴露。文艺界一方面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方面又相应地发起了“拔白旗”的批判运动。

　　所以当时能够公开发表出来的，只能是歌颂“大跃进”的民歌和粉饰现实的作品。

　　此时，赵树理创作了《“锻炼锻炼”》，虽然主观意图“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站在青年干部杨小四一边，维护农村中的新生事物，让自私落后的人出点丑；但客观上却表现了当时农村中日趋激化的“干群矛盾”。

因此，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批判。1959年《文艺报》组织的“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中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最终导致了对赵树理的否定性意见，认为这篇作品是对农村现实的歪曲，丑化了正在进入共产主义的农民形象。处在既无法回避，又不愿违心地说假话唱赞歌的两难境地的赵树理，为更多地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年底去山西，请求省委让他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但在放“卫星”等问题上又与县委大唱反调，被看作是“神经病”。

1959年8月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投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但文章尚未发表，赶上了“庐山会议”对以彭德怀为首“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被陈伯达转批给作协党组，成为“反右倾”运动的靶子，连批三个月。

　 在1962年8月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正式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并将赵树理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

　　赵树理在发言时，仍然不能忘记他亲眼所见的农村现实，他十分尖锐而沉痛地说：“1960年的情况是天聋地哑”。

但大连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成为文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此后，赵树理在创作了两篇失败之作《互作鉴定》（1962）和《卖烟叶》（1963）后，以“上党绑子”《十里店》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但1964年，先因《卖烟叶》再次被当作“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遭到批判，后因《“起码”与“高深”》一文，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