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个老兵（孙明芝）

小草

十年前，抗美援朝60周年，国内主流媒体几乎没有声音，只有凤凰卫视在大视野栏目中宣传包括黄继光，杨根思等十位战斗英雄，父亲名列其中。今年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鼓舞人心，气壮山河。十年前，父亲尚在，如今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他在朝鲜朝鲜战场上第一个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的英雄事迹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时针倒拨，1995年，一篇由陈歆耕先生写作的“老英雄隐功埋名30多年的故事在北大地传为佳话”的文章，刊载在解放军报内参，引起江泽民，刘华清，张震，邹家华等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分别作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宣传父亲的事迹。199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东方之子等均浓墨重彩宣传父亲的事迹，著名词作家孙逊先生专门为父亲写了一首“老兵”，有歌唱家朱虹演唱。在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我爱人小草女士将我过去写的一篇怀念父亲的旧文整理成美篇，寄托我们对父亲的怀念和敬意，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你是一位老兵，曾在战场屡立战功，你是一位老兵，惜别军营隐功埋名，春风年年，春风年年把你寻找……你在哪里”

从一个5岁就没了娘的苦孩子，到第一个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的功臣，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到名扬天下的英雄，父亲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

你是一位老兵

（孙 维）

“你是一位老兵，曾在战场屡立战功，你是一位老兵，惜别军营隐功埋名，春风年年，春风年年把你寻找，日月天天，日月天天，把你询问，你在哪里，我们的功臣，祖国时刻牵挂在心。”

“你是一位老兵，曾以生命保卫和平，你是一位老兵，挥洒青春，造福乡亲。鲜花朵朵，鲜花朵朵为你盛开，硕果累累，硕果累累为你作证，你在那里，我们的英雄，一片热土，几多深情。”

“你是一位老兵，曾用热血书写光荣，你是一位老兵，至今仍然不愿出名，战旗飘飘，战旗飘飘为你礼赞，兵歌声声，兵歌声声为你称颂，你在那里，我们的老兵，三军将士向你致敬，三军将士向你致敬！”

伴着著名军旅歌手朱虹低回的歌声，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从一个5岁就没了娘的苦孩子，到第一个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的功臣，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到名扬天下的英雄，父亲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

父亲是在老宅的旧房子里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在父亲还能讲话的时候，我问他有什么需要对我交待的，他看着我，缓缓的说：“就两件事，照顾好你们的母亲；让我从家里走”。父亲说的家，位于苏北平原的沭阳县扎下镇周沟村。所谓家，其实只有几间年久失修的普通平房，门窗四处漏风，墙上蜘蛛网随处可见，屋里落满了灰尘，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人住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父亲承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气管早已被切开，大部分时间没有意识，眼睛茫然睁着。因为不能进食，只能通过鼻饲，靠营养液维持生命。鼻饲的管子要经常更换，说是经常，也要一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因为每次换管，都要把刚接了痂的伤口再次弄破，流很多血，而时间长不换，管子长到肉里很深，拔的时候更疼，流血更多。旧管子拔出后，还要把新管子插进去。插管也不容易，插深不行，插浅也不行。有时要反复几次才能插好。每插一次，都痛彻入骨，殷红的鲜血顺着管子一点一点往下滴，看着父亲疼得浑身大汗，内衣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我心如刀割，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后来，我实在不忍看，就躲到门外，心提在半空，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病房的门，手心全是汗。父亲不能讲话，多大的痛苦只能默默承受，什么想法也无法让我们知道，内心该是多么的酸楚、哀怨和无助啊。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我母亲，对于我们做子女的，做后辈的，那种揪心、那种煎熬、那种纠结更是刻骨铭心。办完父亲的后事，我捧起父亲的遗像，和妈妈说：“我大喜欢热闹，我们一走，房子里又没人了，他独自在这里，太冷清，太孤寂了，我把照片带走吧。”

父亲的照片是在他病重时拍的，拍照时，需要人扶着才能坐起来，虽然眼睛已不大能睁开，但仍然目光如炬，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威武和刚毅。现在，这张照片就放在我的床头。在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梦见父亲，梦见和父亲在一起时的点滴滴滴，记忆的碎片，穿越时空的隧道，渐渐连在了一起。

                  一

   父亲名叫孙明芝，自小我就象其他孩子一样，管父亲叫“我大”或“大”。我脑海中最早的记忆是，父亲高高的个子，古铜色的皮肤，右眼布满血丝，看起来凶巴巴的，讲话的口音和我们不一样，语速比较快，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渐渐地，我才知道父亲不是当地人，他的老家离我们这里很远，在山东一个叫莱阳的地方。因为和我母亲结婚，从外地落户到这里的。我家所住的庄子叫周圩，有四十多户人家，两百多口人。整个庄台被河沟环抱，水很清，经常看到鱼儿摇着尾巴游来游去。春夏之间，河沟里长着茂密的芦苇，风一吹，发出沙沙的响声，很好听。河的东西两面各有一个通道向外，通道下面埋着两孔很粗的水泥管，以便水流通过。我家和庄上大多数人家一样，住着三间堂屋，两间锅屋，都是草房子。唯一不同的是，我家有两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织的，白颜色，很好看，一个是皮的，显得很旧，上着锁，钥匙在父亲那里，从未见开过。妈妈告诉我，那两只箱子，是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父母亲是通过父亲的一个战友介绍认识的，结婚不久，就从部队转业了，被分配在南通糖业烟酒公司工作。我上面有两个姐姐，父亲好不容易盼来了我这个男孩。生我那天，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抽烟，嘴里不停的喘着粗气，显得十分紧张，害怕又是一个女孩。那时候，生孩子不像现在，没有去医院生的，接生主要靠经验和一把剪脐带的剪刀。临产前，才把接生婆请到家里，把剪刀放在烧开的水里简单煮一煮，就算消过毒了。父亲急得要命，躺在妈妈肚里的我似乎一点也不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屋内终于传来婴儿的啼哭声，父亲冲着房里喊：“男的女的？“带把子的”，父亲一听，长长吁了口气，高兴得大吼一声：“得了金豆子喽！”

   在我两岁那年，他因身体不好，请假从南通来家休息。回单位之前，紧紧地抱着我，亲了又亲，久久舍不得放下。那时去南通，只能到城里的汽车站乘长途班车，我家离县城二十多里地，来回都得步行，赶急走单趟也要近三个小时。父亲买票时，发现旁边一个妇女抱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个带有蓝色花纹的小铁碗，玩得正欢。那也是个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看着看着，父亲一阵心跳，赶紧买了一个，一路小跑把碗送回来。妈妈边递毛巾给父亲擦汗，边说：“你写封信回来，让我去买不就行了，巴巴的跑这么远的路，看把你累的。”父亲没吭声，重又抱起我，我乖巧的喊着“大”，咧着嘴朝他笑。父亲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转身把我递给了妈妈，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我在那里哇哇大哭。

   这些都是妈妈讲给我听的，不然我一定不会相信。因为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疼爱我们，我们兄弟姊妹都十分怕他。他讲话，我们从来不敢顶嘴，连妈妈也不敢，否则就要挨打。父亲打人还有个特点，一不准跑，跑了，追到打得更狠；二不准哭，越哭越打；三不准拉，谁拉打谁。为此，妈妈没少挨父亲的巴掌。也许是我小时被父亲打得太多了，被打的恐惧和受到的伤害深深烙在心头，所以我从来舍不得打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连一个指头都没动过。父亲自小就给我们订了很多规矩，比如，要懂礼貌，看到长辈主动打招呼；不准说谎；不准偷东西等。所有这些，我们都一一记牢，不敢有半点违反。小伙伴们偷个瓜桃梨枣的，不管怎么劝，哪怕恼了，我和两个姐姐都不参加，白送给我们吃，我们都不敢要。最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有些规矩近乎不讲道理，比如，不准我们和人打架，只要打了，不论有理没理，先把我们打一顿再说。为了这个，我们兄弟姊妹没少受小伙伴们的欺负，有时挨了打也不敢还手，回家还不敢说，气得呜呜哭。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之所以这样要求，除了想让我们自小让养成良好的习惯外，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希望我们不要惹是生非。我父亲是上门女婿，属于孤门小姓，在农村，排外情绪比较重，外来户往往受欺负，一旦和人家发生矛盾，终究还是自己吃亏；二是要学会忍耐，不要好勇斗狠。他本人因为脾气火爆，受过挫折，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步自己的后尘。父亲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牺牲了我们很多童趣，也使我们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

父亲的身体不怎么好，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六次负伤，特别是腰部的伤很重，时常发作，疼痛难忍。右眼也因受伤，几乎看不见。为了不影响单位的工作，父亲找到领导，要求退休。领导很诧异：“干吗要退休？你还是回家养病，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回来上班。也可以把家属接到南通来呀。”父亲说：“我还不到四十岁，长期请假，影响不好。自己都不能工作了，怎么好意思再给组织添麻烦呢？”领导拗不过他，只好说：“那就随你吧，但是有一条，单位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只要愿意，你随时可以回来。”就这样，父亲在1965年8月，提前退休回到了母亲的家。那一年，他才39岁。直到他后来出名后，我们才知道，他的腰伤是这样形成的：

                 二

  父亲无私的帮助别人，却从不在别人面前提起，更不谈自己的过去。乡亲们只知道他当过兵，问起他打仗的事，他总是找个话题绕开去。直到县里武装部的宋政委来到我家，邻居们才得知，原来朝夕相处的父亲，不仅是个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干活的农民，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还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呐。

   1973年春，父亲到县城看病，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人，似乎很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那个人是谁，那人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一直盯着父亲看。父亲问：“请问你贵姓?”话音未落，那人一拳捣在父亲身上，“好你个老孙，这些年你都到哪去了？可把我找坏了。”原来，这人是父亲的战友，名叫张广才，在县邮电局担任副局长。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双方就失去了联系。老张多次托人打听父亲的下落，一直没有消息。没想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阴，居然在医院门口邂逅了。两位老战友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话。老张问：“和你一个团的宋吉月同志现在沭阳工作，你知道不？”父亲说：“那还能不知道，县广播站里天天听到他的名字呢。”原来，宋吉月同志当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生产组组长、县人武部政委，在县里属于赫赫有名的人物。老张说：“宋政委多次谈起过你，你干吗不去找他？”“人家那样忙，我又没有什么事，去给人家添什么乱？”

老张第二天就把巧遇父亲的事告诉了宋政委。宋政委笑着说：“这个老孙，多少年了，还是这个犟脾气，他不找我，我去找他！”

  四月的农村，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喜鹊在树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了我家庄外的路上。那时候的吉普车可了不得，比现在的奔驰、宝马都牛，乡亲们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不知道来了什么大人物，更不知道怎么会到我们庄上来。宋政委和县民政局局长、公社党委书记仨人来到我家，看到三间低矮的草房，屋内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宋政委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感慨的说：“你这个英雄到现在还这样艰苦，我要检讨呢。”父亲笑着说：“比起乡亲们，我的生活算好的了”。老战友相见，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回到了艰苦卓绝的朝鲜战场，回到了生死与共的峥嵘岁月。“当年你第一个用高射机枪打下美国飞机，那本有你事迹的书你现在还保留着吗？”“在呢，”父亲腼腆的笑了。说完，拿出钥匙，打开那个旧皮箱，把一本发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事迹》和一大包奖章捧了出来。书中有专门介绍父亲的内容，并配有照片。父亲的照片年轻英俊、面色冷峻。

“把当年立功和打飞机的经过给我们说说吧”

在老战友的催促下，父亲终于打开话匣子，揭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

  父亲1947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济南、潍县、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数十次战役战斗。潍县战役中，父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锋，接连拔掉敌人三个火力点，为部队前进扫平了道路。战斗中，父亲光荣负伤，右眼被子弹击中，留下终身残疾。这次战役，他荣立二等功。

抗美援朝新兴里战斗中，时任重机枪班班长的父亲奉命阻击敌人，他带领全班，坚守阵地36个小时，连续打退了敌人几十次冲锋，为我军主力包围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之后，父亲又带着全班仅剩的三名战士抄近路追击逃敌。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父亲大吼一声，操起铁锹与敌人展开殊死肉搏。这一战，父亲荣立一等功。      

  朝鲜战争中，我军制空权与美军相比，处于极不对称状态。美军飞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给我军推进特别是后勤补给造成严重威胁。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调父亲到新组建的高射机枪连，担任对空射击任务。令人沮丧的是，几次瞄准美国飞机，子弹不是落前面，就是落在后面，不是打高了，就是打低了，连个飞机的边都没碰着。美国飞机发现我们奈何不了它，更加有恃无恐，屡屡超低空飞行，向我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猛烈扫射，数名战士倒在敌机的枪口下。

原来，当时使用的12.7高射机枪，是前苏联研制的，专门用来对付德国飞机。那时飞机的时速在500公里左右，现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的F80飞机，时速已达到800公里以上，当然打不到。难道就这样无功而返，就这样任美国飞机为所欲为，就这样看着战友白白牺牲？父亲双眼冒火，攥紧拳头，毅然作出了一个生死抉择：打俯冲机！就是在敌机俯冲扫射，敌我双方机头和枪口形成一条直线的的一刹那，与敌人展开枪口对枪口，火舌对火舌的对射！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个冒险的决定，也是唯一可以克敌制胜的决定。

  那天上午10时许，南山左侧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越来越大，敌机呼啸着飞过来了，它飞得很低，上下左右盘旋，寻找目标。1000米---800米---300米—200米，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美国飞机准备扫射的刹那间，父亲扣动扳机，一条火舌直射敌机。只听“呜”的一身尖叫，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一头栽到后山去了。数一数，只用了8发子弹。就这样，父亲用他那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勇敢，临危不乱，沉着镇静的气度和高超精准，一枪制胜的本领，成为朝鲜战场上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第一人。时任九兵团司令的宋时轮将军在一个山洞里接见了父亲，他握着父亲的手，

激动地说：“打得好，打出了军威！”

在此后的战斗中，父亲创造了总共击落敌机三架、重创一架的辉煌战绩，荣立一次特等功、一次一等功。

在父亲讲述的过程中，宋政委边听边仔细端详那些承载着父亲光辉战绩的军功章。“老战友，我知道你立过很多功，还不知道你立过这么多功呢，十一次啊。了不得！哦，还有一次特等功、两次一等功呐”。突然，宋政委象是发现了什么，“你是二级战斗英雄吧”“是啊！”“据我所知，只要立过两次一等功的，一般都评为一级战斗英雄，你是两个一等功，外加一个特等功，怎么才是二级英雄呢？”“你这个老宋啊，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父亲不好意思的笑了。在老战友的追问下，不得不道出了原委。父亲本来是无可争议的被作为一级战斗英雄上报的，就在志愿军总部批准前，有人到上级机关反映，说他有军阀作风，经常打人。上级派人一核实，还果真有这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父亲所在部队，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加上对朝鲜极端严寒天气缺乏了解，全部是穿着单薄的棉衣入朝参战的。部队因冻伤、冻死减员很多。父亲当时担任班长，一天夜里，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度，吐口吐沫，不等落地，在空中就冻在了一起。行军到达目的地后，由于没有避风的地方，战士们一旦躺下，很有可能就冻得起不来了。于是，父亲不准大家睡觉，要求就地蹦跳。有个战士实在太累了，躺在雪地不肯起来，父亲上前就是一脚，踢得这名战士哇哇直叫，不得不站起来和大家一起跳。正因为不停的活动，父亲这个班一个冻伤的都没有。虽然如此，那个被打的战士还是耿耿于怀。还有一次，阵地子弹快打光了，父亲带领几名战士到后方运子弹，大家又饥又累，有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要求歇会儿，父亲说：“不行，赶快走!”见这个战士不听，父亲抡起巴掌甩了过去“再不走，老子毙了你！”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告父亲状的也不止一两个人。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父亲从一级英雄降到二级。为防止他思想不通，军政治部专门派一个科长来当面做工作：“孙明芝同志，你是朝鲜战场第一个用高射机枪打下美国飞机的特等功臣，按照立功情况，你已远远超过了一级，但是英雄不仅体现在作战勇敢，还要看平时的表现。鉴于你身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缺点，有军阀主义倾向，决定把你降为二级英雄。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天天打仗，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呢，管他一级二级呢，就是评不上也没关系”父亲爽快的回答。那位科长原以为父亲一定会闹情绪，甚至做好了父亲拍桌子、掼东西、骂娘的准备，没想到，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问题。他感慨的说:“这个孙明芝，别看性格暴躁，境界还蛮高呢”。就这样，父亲成了朝鲜战场唯一一个立过一次特等功、两次一等功的二级战斗英雄。“那这么多年，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功劳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呢？”一直没有说话的公社党委书记突然问道。“和那些牺牲的战友比，我能活着就很幸福了，我这点功算个啥？，如果我到处吹嘘自己，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烈士吗？”

从此以后，我才弄清楚，家中那个旧皮箱为什么上锁。原来，那里藏着父亲不为人知、惊天动地的过去。

庄上有三几个人经常在那里撒网捕鱼。父亲只看了两次，就学会了，而且把网撒得贼圆，引得那位邻居啧啧称赞：“老孙真是厉害，我打了几十年鱼，也没有他网撒的好！”更厉害的是，父亲不仅学会了撒网，还学会了织网。农闲季节，自己把梭子使得上下飞舞，不几天就把一副网结成了。父亲喜欢打鱼，但打来的鱼从来不卖，今天送给东家，明天送给西家，整个一个庄子，没有谁家没吃过他打的鱼。

  父亲曾经为了集体的事找过领导，但从未因家里的事给给组织添过任何麻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按照政策，每年有部分民办教师可以转为公办。我的大姐已经当了十几年民办教师，通过刻苦自学，取得了自学考试大学文凭，因教学成绩突出，多次获得表彰，完全符合转正条件，但因名额有限，竞争激烈，心里没底。于是回家央求父亲，希望他能找找领导，照顾照顾。话未说完，被父亲一口拒绝，还把大姐狠狠教训了一顿，气得她哭着跑回了学校。一直等到第三年，大姐才凭着自身条件过硬，如愿以偿。此事后来被剧作家杨鹤高先生改编为大型淮海戏《勋章在匣》，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并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其他多项大奖。

              三

   光阴荏苒，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父亲作为特等功臣、战斗英雄的传说逐渐少了起来，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他的另外一些故事。

有一年春天，父亲从地里过，发现一个农民偷割生产队的红花草。这种草是集体积肥用的，怎么能往家里拿呢。父亲跟踪过去，想好好教育他一顿。哪知道到他家一看，父亲愣住了。锅里煮的红花草正冒着热气，这个农民偷割的红花草不是喂猪而是填肚子。父亲心里好一阵难受。后来，父亲又走访了几家，发现偷割绿肥当饭吃的还大有人在。于是，他破天荒找到了宋政委，请他批了些救济粮，帮助大家渡过了春荒。打这件事以后，父亲想，靠救济或者自己的一点补贴去帮助人，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最根本的还是要带领群众提高粮食产量，甩掉贫困的帽子。父亲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不顾全家人的强烈反对，找到公社党委书记，主动要求义务当生产队长，不要集体一分工，不领集体一斤粮，保证把粮食产量搞上去，让群众吃饱肚子。

   父亲当“官”后，拖着病残的身躯，披星戴月，带头参加劳动，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广积肥料，精耕细作。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妈妈在擀面条，我十分惊喜，笑着问妈妈：“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妈妈没吱声，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原来，父亲今天把庄上一个邻居给打了，人家现在不吃不喝，扬言要去寻死。被打的人有四十多岁，是个光棍汉，腿上有点残疾，和他母亲一起生活，我平时喊他仲三爷。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他母亲身体有病，打针吃药的钱，基本上都是父亲给的，从来没要还过。原来，父亲当队长后，每天晚上收工前，都要开会，简要总结当天的情况，布置来天的活计。那是个冬天，父亲要求次日早上，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后立即带上工具，到北大沟里挖淤泥。那是一条位于庄子北面，多年没有清理的老沟，沟里的淤泥又黑又臭，肥效很高。数九寒冬，北风呼啸。大家站在岸上，还冻得瑟瑟发抖，心想，这怎么下去啊，父亲一句话不说，把鞋一脱，挥起锹砸开冰块，纵身跳进刺骨的水里，亮开嗓门，招呼大家：“下来吧，干起活就不冷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爷说：“老孙是国家的功臣，看我们吃不饱肚子，才这样拼命的呀，人家一分钱不要，图个啥？我们要是不下去，良心往哪儿搁呀？”大家伙在父亲的感召下，一个一个争先恐后的下到沟里，喊着号子，干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仲三爷才扛着锹，慢慢的渡了过来。父亲一见，气不打一处来，噌的从水里窜出来，拿过扁担，朝着仲三爷就打了过去。虽说未用全力，打得不是很重，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挨打，面子实在下不来，仲三爷哭着跑回家，说不想活了，谁劝都不听。妈妈把面条做好，我陪着她送到仲三爷床前，给他赔礼道歉。我说：“仲三爷，我大的坏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打人是不对，这时候你怨他甚至恨他，我都理解。但你也要念着他对你的好啊。家里有一点好吃的，哪次没给您送过来？”我指着他身上穿的衣服说：“这不，这件衣服，我向他要了几次，他都不给，你嫌冷，他眼皮都没眨就给了你。”“你那么疼我，你要是不活了，我大再打我，谁去拉呀？”说着、说着，我情不自禁的哭了。也许是被我和妈妈的真情感动，也许是感到自己也有不是，确实不该迟到，仲三爷终于擦干眼泪坐了起来，我和妈妈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也很深。父亲当生产队长那年，县里召开复员军人座谈会，宋政委点名要父亲参加。那次会上，给每人发了一辆“永久”自行车票，那时候“永久”自行车可是一件稀罕物，比现在开着奥迪都风光。我多次央求父亲：“庄上好几家都有自行车了，你就不能买一辆啊？” 我说的自行车，是指那些杂牌车，或者二手车，永久车十分紧俏，有钱也没处买，连想都没敢想。父亲当然知道要是把永久车骑回去，全家人会高兴成啥样。可当他想到生产队多次想买台手扶拖拉机，一直没有买到时，咬咬牙，悄悄找到领导，好说歹说，终于退掉自行车票，换回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票。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苦干，生产队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乡亲们再也不为缺粮发愁，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可父亲也累到了。也就是那一年，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父亲在是个硬汉子，平时破点皮掉点肉，连眉头都不皱。一次干活，不小心碰到了马蜂窝，被一群峰子蛰了，脸肿的像面包一样，我哭了，父亲骂我：“没出息，马蜂蛰一下算什么，要是上战场你还不当逃兵？”可是当父亲因劳累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后，一次坐在床边，疼得浑身抽搐，眼泪直流。我吓坏了。我被马蜂蛰过，那种钻心的疼，至今想起来还害怕。可父亲被一群马蜂蛰了，却谈笑自如，没事人一样。这次居然疼的流下了眼泪，可想而知疼到了什么程度。妈妈闻声而来，边哭边说：“你今天就去把队长给辞了，不然我就去找宋政委！”

就这样，在自己身体实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父亲辞去了职务。

             四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责任制。父亲像是焕发了青春，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从早到晚侍弄着那几亩责任田，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那时除草醚等农药还没有推广使用，全靠人工锄草。按说，早上干活，乘太阳还不是太毒，人要少受点罪，可父亲专挑中午天最热的时候，带我们锄地。那可真叫遭罪，汗水一个劲的往外冒，擦也擦不过来，从额头流进眼里，把眼腌得生疼，睁都睁不开。脸更是被晒得火辣辣的，嗓子里像是冒了烟。“干吗非要这个时候干活呢，把人热死了”我抱怨道。“这都不懂，早上锄，地是潮的，草不死，现在锄，太阳一晒，草就彻底活不过来了”。父亲幽幽的说。这时，我才深深知道，没有亲身经历，李绅是断然写不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的。

   父亲对粮食看得特别重，做起事来残酷得不近人情。一次，他带领全家收割玉米，天特别热，带来的水很快喝完了。干活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二姐正准备骑着自行车回家弄点水，突然，路边传来卖冰棒的吆喝声，二姐问，能不能用玉米换，对方回答可以。于是，她放下自行车，朝卖冰棒的跑了过去。父亲一直弯着腰砍玉米，一抬眼，发现二姐拿着玉米棒子正在换冰棒，于是，大喝一声：“给我回来！”二姐又羞又气，还不敢违抗，耷拉着脑袋，拎着三个玉米棒，灰溜溜的走了回来。一边走，一边不停的抹眼泪。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拿这件事打趣二姐。

  还有一次，我自己则差一点挨揍。农历五月，黄金铺地，老少弯腰，是一年一度农村最忙最累的时候，我当时在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每到这个季节，按照惯例，学校都要放假一个星期，让学生回家帮着干农活，老师自然也不例外。那一年，旱情特别严重，连续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地干得象石头一样硬，不浇水，种子根本不可能发芽，很多人家都在等着雨后再种。父亲说，玉米的生长期很短，早种一天，产量就不一样。于是，他早早把我们喊起来，一家人吃过饭，天都没亮。大家摸着黑往田边走。路上，父亲开始分工，四人一组，谁负责刨“眼子”，谁负责丢种子，谁负责施肥，谁负责浇水，安排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父亲要求丢种子的时候，每次掌握在四到五颗之间，小妹一不小心，多丢了两颗。父亲看见了，伸手就要打人，我把小妹往外一推，气愤的说：“大家都要累死了，多丢几颗怎么啦？”父亲见我竟敢顶嘴，抡起巴掌向我煽来，我撒腿就跑，父亲跟在后面就追。可能是自己也累了，也可能是看我毕竟已经做了中学老师，被人看见不好，追着追着，父亲停了下来。我看父亲气消了，才又回过来，继续干活。一天下来，累得浑身象散了架，满手都是水泡。

  那年头，要知道我们家的地在那里，根本不用打听，只要奔长得最好的庄稼去，保准不会错。

  父亲尽管精明而又严厉，可也被我“蒙”过一回。

  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地面热得烫人，西山太阳把树叶都晒卷了，我躺在床上，摇着芭蕉扇，手捧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看得如痴如醉。突然传来父亲的吆喝声“都下地栽葱去”看到妈妈、姐姐都走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带上草帽，磨磨蹭蹭的跟在后面。“他也不嫌累，刚打完农药回来，就不知道歇会儿。”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这么说。到了地头，父亲把背着的葱秧放下，用锄头把土搞成一垅一垅的，这是个技术活，其他人干不来。我们则顶着烈日，蹲着把葱秧理好，两三棵并在一起，靠在垅上，然后往根部培土。另外有一个人，拎着桶，从几十米外的沟里打来水，往栽好的葱秧上面浇。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大家又热又累，个个汗流浃背，我提议休息一会儿。父亲眼睛一瞪：“再坚持一下，干完回家做饭吃。”我心里暗暗叫苦。这要干到什么时候呀，我向妈妈看了一眼，妈妈低头不语，只顾干活。我知道，妈妈其实也累坏了，不过不敢吱声罢了。我又朝葱秧望了望，好家伙，还有那么多，没有一个小时，绝对干不完。我急中生智，乘着父亲不在意，挖了个坑，把一捆葱秧悄悄埋到了地里。两个姐姐看见了，都向我投来赞许和感激的目光。妈妈也看见了，悄悄跟我说：“要是被你大看见，看不揍扁了你”我吓得一句话不敢说，一个劲干活。余下的葱秧很快栽完了，父亲说：“奇怪，怎么栽得这样快呀”“你没看见，大家拼命干呀，再不栽完，恐怕就热死了”妈妈这时候说话了。“那就回去吧”父亲终于发话了。

   多少年后，妈妈把这事讲给父亲听，父亲哈哈大笑：“我当时就估计是孙维这小子搞的鬼”

父亲不但勤劳，而且聪明。耕地、扬场、撒种、种菜，凡农村的活计，父亲样样皆会，样样皆精。包产到户那会儿，我家分得生产队的一个牛槽，牛槽是一个长方体向里凹的石头，用来放牛草的，有大几百斤重。当时我们兄弟姊妹都在上学，他一个人居然轻轻巧巧把牛槽弄回了家。原来，父亲用一个木棍，把两根能够承重的圆木，通过一个支点，撬到牛槽的两头，然后，平衡用力，推着牛槽向前走。别看父亲只在部队上过一年速成学校，识字不多，在日常生活中，却熟练运用用了滚动摩擦、杠杆原理等物理学知识，比我们这些书生强多了。我们家东面有一条河，河面有四五丈宽，水深两米左右，河里鱼很多，庄

五

  1994年，父亲所在的老部队，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馆准备开馆，馆内有专门介绍父亲事迹的版块。老部队请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帮助寻找父亲，看看是否健在。当时的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站站长陈歆耕经过辗转追寻，找到了父亲。陈记者所见所闻，深为感动。回去后写了一篇内参，发表在1995年1月23日解放军报内参上。内容如下：

  特等功臣孙明芝隐功埋名30多年的故事，近日在苏北传为佳话。

  这位1947年参军，现已70高龄的老英雄，曾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上参加大小战役、战斗20余次，荣立11次战功。在朝鲜战场上，他是用苏制12.7口径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第一人，并创造了一个月内先后击落敌机三架、重创一架的奇迹。他因此被朝鲜人民军授予国旗勋章。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特等功臣、二级人民战斗英雄称号。

  1959年11月，担任27军80师240团三营机枪连副连长的孙明芝，因身上有多处战争年代落下的伤病，不宜在部队继续工作，便转业到南通糖业烟酒公司担任储运科副科长。1965年，他感到身体无法坚持工作，就自愿回到沭阳县扎下乡周沟村当农民。数十年来，他从未向周围人讲述自己过去立下的战功，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半点要求。他经常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接济那些贫困户，做了很多克己利人的好事。为此，他自己的日子反而过得比较艰难，女儿高中没毕业就中途辍学。他常说：“战争年代，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就不错了。”

  文章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等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在内参刊出的第二天，即1月24日作出批示：

  一、请二十七军派员前往慰问；

  二、请总政考虑在生活上予以照顾；

  三、对孙明芝同志的光荣事迹应宣传学习。

 接到张副主席的重要批示，总政治部于永波主任、王瑞林副主任分别批示，要求北京军区、二十七集团军立即派人到沭阳核实有关情况，向中央军委、向张副主席书面报告。按照总政首长的指示，北京军区政治部迅速派出慰问小组赶赴沭阳，在将近一个星期时间里，慰问小组除了看望父亲并与我们子女们交谈外，几乎把全村的每个家庭访了个遍。他们把受到父亲接济的家庭、接济的次数、接济的方式、接济的数额一一记录下来，晚上和父亲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核对。“耿立胜一共借你多少钱啊？”“老耿向我借过钱？”父亲疑惑的问。调查的同志懵了：“你借钱给人家，怎么不记得了呢？”“我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还呀，还记它干什么？”父亲憨厚的笑了。“条件好的，还给我，我就收着，还不起的，我也不要”。

  北京军区根据慰问小组调查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呈送了报告。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副主席、张震副主席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在全国宣传父亲的事迹。此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原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都分别作出批示。

  1995年5月的一天，春风荡漾，流水潺潺。一向平静安谧的周圩村，顿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个由总政治部领衔的报道团队浩浩荡荡的开了进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新华日报、江苏电视台、江苏广播电台等十六家新闻媒体，集中在村里进行密集采访。一传十，十传百，我家门前那条土路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整整三天，庄上比逢集还要热闹。采访结束后，总政专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商定集中宣传报道时间。

  1995年7月27日，全国所有重要媒体全部头版头条报道父亲的事迹。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人民功臣的人生坐标”该文写到：

  1953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全国战斗英雄谱中有他的名字；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陈列的抗美援朝英模照片中有他的身影；1992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名录》中有他的事迹；1993年发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大辞典》有他的条目……

  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老英雄，33年前带着伤病，自愿到苏北农村务农，默默奉献，续写了新的人生篇章。他的事迹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赞扬……全文3800多字。

该报同时编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功高不居品更高。”内容不长，发人深省。

“通讯《人民功臣的人生坐标》报道的全国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孙明芝的事迹，读来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人民功臣，在功成名就之后，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居功自傲，享受安逸，而是自愿选择在贫困的乡村“乐业”安居，默默奉献。这是常人难以达到的思想境界，但当年老将军甘祖昌达到了，老红军方和民达到了，孙明芝也达到了。

“看到群众受苦，我心中就难受”孙明芝的感触，生动体现出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血肉之情。孙明芝几十年来英雄本色不变，与民同苦，为民解忧，得到了群众朴实的评价和信赖：“有了困难，去找老孙，他是党员，心眼好”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党人的教诲，在孙明芝身上得到 生动的体现。在战场上，孙明芝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在贫穷的乡村，孙明芝是一颗闪光的“种子”。他种下

  父亲是1950年11月9日，从辽宁丹东入朝参战的，属于第二批入朝的志愿军战士，第一批入朝时间是10月25日。志愿军在朝鲜共发起五次战役，父亲除第一次外，全部参加过。其中第五次战役有些冒进，我军长驱直入，越过了“三八线”，但由于后勤给养跟不上，不得不往后撤退。北撤过程中，为了加快速度，突破敌人的合围，不少人将辎重武器都扔掉了。父亲舍不得将重机枪撂下，不知从那里找来一头小毛驴，将枪一头绑在毛驴身上，一头扛在自己肩上。当时的朝鲜，零下四十多度，白雪皑皑，寒风刺骨，山路崎岖，路上结着厚厚的冰。行进途中，父亲一脚滑到，连人带枪重重摔在在地上。他忍着腰部钻心的疼痛，艰难地爬起来，咬着牙，继续扛着枪往前走，硬是将100多斤的重机枪带了回来。

  父亲退休后，退休金每月74元，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高的工资了，整个一个乡镇，他的工资最高。按说，在农村，我们家的生活应该过得很宽裕，起码，应该比大多数人家好一些。事实上，我们穿的、吃的甚至比不上邻居家的孩子。我上初中前，一年四季只有一双黄颜色的解放鞋，夏天放学回家，舍不得穿，赶紧脱下，光着脚丫在地上走。那时的冬天特别冷，雨雪天似乎也比现在多。鞋子被淋湿后，只好在里面填上一层一层的芦苇花。靠着芦苇花的柔软和自己的体温，将鞋子慢慢漆干。每到冬季，芦苇收获的季节，我都要剪下许多芦苇花，收好备用。直到现在，一看到芦苇花，我就暖暖的，心里荡起阵阵涟漪，感觉它挠到了我心底最柔软处。至于吃的就更不用说了，平时都是山芋干、玉米饼之类的粗粮，有时还吃不饱。除了逢年过节，很难吃到一顿大米饭或白面馒头。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前，妈妈说，今年过节，一定做干饭给你们吃。妈妈说的干饭，就是大米饭。按照惯例，中秋节那天，生产队要分稻子。那是大集体时代，除了少得可怜的自留地外，绝大多数土地属于大田地，集体统一种植，庄稼收获后，归集体所有，由生产队集中保管。家家户户吃的粮食，要靠生产队分。那时不讲计划生育，父母亲已经有了七个孩子，我又添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们天天掰着指头盼，盼着吃干饭的那一天。往年的中秋节，天不晌，就分粮了，那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太阳偏西，还一点动静没有。我和二姐早早的拿了口袋在那等，又蹦又跳，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禁忐忑起来，不会不分了吧？越是忐忑，时间过得越慢。担心、失望象潮水一样涌上来。不知又过了多久，终于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开秤分粮了。那天傍晚，吃着香喷喷的米饭，就着鲜美的冬瓜，那份高兴，那份享受，那份满足，是今天任何丰盛的酒席都无法比拟的。

  我家的日子为什么会过得如此艰难呢，原来，父亲把他工资的大部分救助了比我家更困难的乡亲。庄上刘以亮家的孩子和我同学，有一天病了，要我代他请个假。父亲听我说起这事，赶忙拿了点钱，快步来到刘家，一摸孩子的头，热得烫人，冲着刘以亮就喊：“赶快送医院！”刘以亮急得直搓手，孩子的妈妈不停的流眼泪，一问才知道，他家连一块钱都拿不出。父亲二话没说，背起孩子就往外走，只到进了医院，垫付了医药费，给孩子打上了针，父亲才感到肚子饿了，原来饭还没有吃。村民王开武家断了顿，四处打听谁家买磨，他家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了，想把磨卖掉，换几斤粮食糊口。父亲听说后，一把把他拉到我家，指着刚买的一头小猪说：“我手头也没钱，你把这头猪牵走，明天赶个集卖掉，换点粮食吧。”王开武喜出望外，感动得嘴唇直抖，一句话说不出。一天，父亲的腰伤又犯了，疼得厉害。妈妈上街买了几十个鸡蛋，想给他增加点营养。说来也巧，妈妈刚进屋，邻居宋西贤就来到我家：“明芝哥，能不能借我几块钱啊，家里没吃的了。”父亲一听，就问妈妈：“还有钱没？”妈妈说：“就剩几块钱，被我买了鸡蛋，想给你弄碗蛋汤喝。”“那就把鸡蛋给西贤拿去换点粮食吧，我没事，挺一挺就好了。”妈妈知道拗不过父亲，只好把鸡蛋全都给了宋西贤，一转身，眼泪簌簌往下掉。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以至于后来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好几个邻居讲着讲着，竟泣不成声，连采访的记者都不禁哽咽。

       六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鸡不养了，却又把河对岸一块废地一锹一锹整平，打上水泥地坪，盖上猪圈，养起猪来了。十几头猪的喂食、猪圈的清理、防疫等等，都是父亲一个人干，从早到晚，忙的团团转。一天下午，一个猪贩子托人带话过来，说第二天一大早就过来买猪。当天晚上，下起了雨，淅淅沥沥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逐渐停了下来。父亲天不亮就起来到东面的路头等人家，怕来人找不着。妈妈说太早了，要他迟点去，父亲不听。过了一会儿，妈妈突然听到父亲她，喊叫声从黑暗中传来，一声紧过一声。“喊什么呀”妈妈嘟噜着出了门。没走两步，发现不对，父亲到家东面的路头等人，声音怎么会从南面过来呢？妈妈心猛的一紧，拿着手电就向着父亲喊的方向跑，一边跑一边答应着。等跑到面前时，发现父亲在一块农田边的小沟旁站着，面色狐疑，十分疲倦的样子。妈妈问他怎么到这来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走着走着觉得不对劲，就停下来一个劲地喊。

  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渐渐不行了，脑萎缩导致小腿越来越细，得拄着拐杖，才能慢慢往前挪。其他各种毛病也随之而生。高血压、房颤、糖尿病、肾结石等等一齐折磨着年迈的老人。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父亲终于同意住到城里去。父亲住的房子是1995年省民政厅为照顾他安度晚年，买了送给父亲的。也就是在那一年，南京军区著名词作家葛逊根据父亲的事迹，为父亲量身定做，写了一首《老兵》，由前线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朱虹演唱。首唱是在南京军区 和江苏省政府联合举办的庆“八一”联欢会上。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好看，令人目不暇接。而朱虹演唱的《老兵》，则将整个晚会推向了高潮。主持人简要介绍了父亲的事迹，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父亲站在了舞台中央。一身戎装的朱虹，将一束鲜花双手送给父亲，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深情地唱起了这首《老兵》……

  父亲在自己的房子里住了没几天，为了照顾方便，也为了减轻我的负担，让我安心工作，二姐主动把年迈多病的父亲接到家里，把家里最大最敞亮的房间给父母住，她自己和姐夫则住在另外一间小房子里。

  我的二姐年轻时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眼睛水汪汪的，长得很漂亮，人也很聪敏，字写得特别好，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家庭负担过重，在高一时辍学了。凭着自己能吃苦，起早贪黑的做点小买卖，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够了钱，在县城买房安了个家。

  后来父亲的病逐渐加重，二姐就放下了手里的小生意，无怨无悔的挑起了和妈妈一起照顾父亲的重担。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二姐一刻也没离开过父亲。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父亲的晚年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除了我在外地工作以外，其他兄弟姊妹不管多么忙，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望父亲。大家争着参加晚上的陪护，都想让其他人歇一歇，缓缓劲。为此，有时竞争得面红耳赤。父亲住院那么长时间，没有吃过一顿病号饭，不管刮风下雨，严寒冰雪，全是他们轮流将可口的饭菜送到父亲的床头。父亲卧床五年多，身上竟没有半点褥疮，医生、护士无不称奇。每天早上，二姐都要给父亲刷牙洗脸，洗脸时给父亲用的是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洁面奶，还要给他剃胡须，一天几次用热水给父亲洗澡擦身，晚上给父亲洗脚。每隔几天，就给父亲剪一次指甲。父亲后期大小便失禁，二姐就在父亲身底铺上尿不湿，每隔几分钟就用手摸一下。发现湿了，立即连床单一起换掉。为此，二姐天天要洗一大堆床单和衣服，到了冬天，舍不得用热水，二姐的手肿得象馒头一样。渐渐地，父亲大便变得不正常了，几天一次，还拉不下。每次脸都憋得发紫，痛苦万状。经常是二姐戴上塑料手套，用手一点一点的往外抠，有时要抠上半个小时。抠完再用热水把父亲擦拭得干干净净。

  父亲的血管很细，打针特别难。挂水时，护士总是把他排在最后一个，派技术最好的上，尽管这样，有时还是多少针都打不上，急得满头是汗。每次打针，二姐都帮着找血管，次数多了，她就知道了什么样的血管能打进，什么样的血管不好打。一次，一个护士在连打三针没有打进的情况下，再也不敢打了，就去找另外的护士来试试。等她们进来的时候，发现水已经开滴了。谁都没想到，一天医都没有学过的二姐，情急之下，居然一针命中。从此以后，只要父亲住院，护士省事了，父亲的打针由二姐包了。

  父亲起初还能两手撑床，慢慢地起来坐一会儿，如今已经完全失去自主能力，得有人坐在身后，将双手托在他腋下，奋力扶起来；起初虽然不能行走，但头脑还比较清楚，如今老年痴呆越发严重，很多时候连家里人都不认得，偶尔才能听懂一两句话。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回家和母亲、二姐一起陪他。母子仨唠着闲话儿，父亲微闭双目，一句话没有。聊着聊着，聊到二十年前的一件事情上来了。

  一次，父亲上乡里办事，顺便从街上买了几斤韭菜。到了家里，突然发现人家多找了他六毛钱。当时，正值盛夏，太阳毒辣辣的，父亲连水都没有顾上喝，推上自行车就走，说是卖点菜不容易，去迟了，人家下集就糟了。说来也巧，等他满头大汗找到那个摊位时，卖韭菜的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父亲说明来意，那人感动得不得了，连声说：“老大爷，我一点都不记得了，这点钱不算什么，

难得的是这么大热的天专门给我送过来，你真是个好人啊。”母亲说：“你大这人是个直筒子，无论公的私的，不能占一分钱便宜，那次的钱要是退不掉，他会多少天睡不好觉的。”

“不知我大现在认得钱不？”二姐突发奇想，从钱袋里抽出一张十元面额的人民币，让父亲辨认，父亲费力的睁开眼，看了又看，嘴唇抖了半天,好不容易吐出两个字：“十——块。”“完全正确！”二姐高兴地说。我拿出一张五元钱送到父亲眼前：“大，这是多少？”父亲紧锁双眉，盯着钱苦苦思索，看得出，他正调动着所有的思维细胞，试图解开这个难题。我不忍看下去，就催促父亲：“大，你说吧，错了没关系，”在我的鼓励下，父亲开口了：“十——块，”“怎么又是十块啊，”我不甘心，又拿出一张五十元的让他认，父亲似乎知道前面说错了，这次看得更加仔细，更加认真，也显得更加吃力。“大，到底是多少啊？”过了好长时间，二姐柔声问。我的心一直悬着，不知父亲这次能不能说对。“十——块，”父亲终于说话了。“就知道十块了！”母亲和二姐笑了，而我的眼泪唰的流了下来。眼前这个面容枯槁，目光呆滞，连钱都认不出的老人，是那个在维县战役中高喊“打下维县城，活捉陈金诚”，被敌人击伤右眼仍端着机枪往前冲的父亲吗？是那个在美国飞机俯冲扫射的火舌中，奋不顾身与敌机对射的特等功臣、战斗英雄吗？是那个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冬，跳上敌人的运兵车，凭着一把铁铲活捉6名美军士兵，威风凛凛的父亲吗？是那个隐功埋名38载，扎根农村，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健步如飞的父亲吗？是那个性格暴躁，因为我一件小事，就用柳条把我幼嫩的双腿打出一道道血痕的父亲吗？英雄迟暮，岁月无情啊，难怪连旷世伟人毛泽东晚年都经常吟诵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说到钱，二姐问：“某某某出事了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二姐说的这个人是我一个村上的同学，曾在县里一个重要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不久以前，因为经济问题身陷囹圄。二姐说：“弟弟，你还记得我大在你刚参加工作时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做好人。”“是啊，这话很有哲理呀，”二姐说：“不知我大是在哪儿看到的？”“无锡！” 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父亲忽然脱口而出。母亲和二姐吃惊的张大了嘴巴，而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一个几乎失去了所有记忆，失去了最起码的认知能力的耄耋老人，多少叱咤风云的往事已经随风而逝，多少喜怒哀乐已经烟消云散，多少岁月的痕迹已经模糊不清，然而一句普通的话居然能记得清清楚楚，连在哪里看到的都说的分毫不爽，可见，这句话在他心中分量有多重，影响有多大，希望有多深！

  学为好人，这是父亲自己一生的追求，也是他对后辈的唯一期望。我异常激动，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在心里默默的说：“放心吧，父亲！你的叮咛嘱托我一直铭记在心，你的儿孙不会让你失望，给你丢脸的！” 

   七

  岁月流逝。父亲和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是在哪一天讲的，我已不记得了，但是，父亲永远不能讲话的日子，却象刀子刻在我脑海里一样，一辈子忘不了。

  那是2010年2月6日，农历腊月23，也叫小年，我们当地称为祭灶，是个传统的节日。那天是双休日，本来我是打算回沭阳陪父母吃饭的。但由于时近春节，班上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我想，反正快要过年了，这天就不回去了，等春节多陪陪老人吧。此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子欲孝而亲不待，没想到，一语成谶，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和揪心的痛。

  下午三点多钟，我接到二姐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让我赶紧到医院。二姐讲话声音明显发抖，带着哭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十分害怕，难道父亲这次真的……我不敢想下去了。到了医院，只见父亲躺在床上，身上打着点滴，双目紧闭，任我一遍一遍的喊，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握了握父亲的手，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这些年，父亲尽管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他两只手，却像历经严寒烈日风吹雨打的树皮，粗糙坚硬，遒劲有力。而现在，父亲的左手虽然还和以前一样，但右手却软绵绵的，没有半点力气，我悔恨自己没有早点回家，没有把父亲早点送到医院。前几年，一到腊月，父亲总是要到医院住个十天半月，挂挂水，扩张一下血管，保养保养，再回家过年。这一年，因为妈妈身体也不好，到外地医院检查了几天，本来需要住院治疗的，考虑到父亲没人照顾，开了点药回家吃，准备过了年再说。说也奇怪，妈妈身体不好哪段时间，父亲倒是比以往好了许多。就这样，住院保养的事就给拖了下来。谁知这次侥幸和大意，竟铸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

  父亲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被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当晚转到重症监护室，我颤抖着手，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间已是农历25日凌晨。我问医生“您看我父亲还能有多少时间？”“很难说”“能过得了年吗？”“恐怕过不了”当时离过年只剩下4天时间，如果年都过不了，说明父亲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我和妈妈商量，既然这样，那就按照父亲的要求，让他回老家，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吧。

  随着弟兄姊妹陆续进城谋生，家里的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四面漏风。腊月时节，天寒地冻，没有空调肯定不行。于是，我连夜安排：一拨人赶紧回家打扫房子；一拨人回家把二姐家的柜式空调机拆下，买新的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一拨人天一亮就到市场敲门，买棉被、塑料纸等用来将门窗裹住，防止透风。就这样，大家饭都没顾上吃，一直忙到下午三点，才把老家的房子整理得可以住人。妈妈催着把父亲送回家，我不死心，找到院长，问到底能不能熬到过年。经过紧急会诊，院长以肯定的口吻和我说：“现在情况还可以，必要时，把呼吸机用上，确保老英雄过年”我如释重负，长长出了口气，全家人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

  那一年的年夜饭，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没有父亲参加的年夜饭，大家虽然围坐在一起，心却都飞到了病房。我们草草吃了点饭，留下几个人照顾妈妈，其他人都来到了医院。按照规定，重症监护室只有下午三点到五点可以探视，其他时间不让家人进去。我要其他兄弟姊妹以及孩子们在观察室里等侯，我自己则在观察室门前不停张望，来回徘徊，默默祈祷。直到午夜的钟声敲响，绚丽的烟花在空中绽放，密集的鞭炮声响成一片，我双手合十：“大，您迎来了新年！”一天、两天、三天……父亲奇迹般的过了正月初五，医生告诉我，需要把父亲的气管切开，不然吸痰器已经很难把胸部的痰吸出来。吸痰的过程相当痛苦，要把管子插到很深的地方，每次吸痰父亲都疼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脸上的肌肉不停的抖动。切开气管，吸痰就容易多了，但同时意味着父亲即使大脑意识恢复，也不可能再讲话了。不切气管，痰吸不出，意味着就要活活被堵死，切开气管，可能多活些时间，但从此剥夺了父亲讲话的可能。切，还是不切，真是万分纠结，万分痛苦。最终，还是让父亲多活一天是一天的念头占了上风，同意对父亲进行切管手术。父亲好强了一辈子，在家说一不二了一辈子，最终却在自己的生死问题上，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恐怕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由于这个决定，父亲创造了他生命的奇迹，同时也饱尝了无尽的痛苦。当初的决定，对还是错，我至今仍然无法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还有这样一次选择，我一定不会同意让父亲再受那么多苦的，因为，父亲这辈子受的苦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战争年代六次负伤，父亲前前后后做过五次大的手术，前面三刀后面两刀。每次都从鬼门关前闯了过来。医生说，要是再有需要，连下刀的地方都没有了。

  切开气管，理论上就要呆在重症监护室，因为那里空气是经过消毒的，实行的是无菌操作。而普通病房，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切开的气管直接和空气接触，极易引发感染。又过了大概有十天时间，妈妈和二姐坚决要求将父亲接到普通病房。她们的理由是，切开气管，是为了让父亲都活几天，让家里人多陪他几天。象这样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重症监护室，不让家里人陪伴，连什么时候走了都不知道，那切开气管还有什么意义？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在征得其他家庭成员同意后，把父亲接了出来。

医院对父亲很照顾，特意给安排了一个单独病房，便于家人陪护。此时，虽然父亲的头脑仍然没有恢复多少，但眼睛已经可以睁开，对声音也有反应，喊他时，有时眼睛会朝你看。神奇的是，尽管经常发烧，但只要用点退烧药，马上就好了。就这样，父亲在医院里过了三个多月。

  农历四月初，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刚从医院看完父亲，还没到家，就接到电话，叫我赶快回去。等我跑到医院，病房里已经挤满了人，只见父亲面色发紫，浑身发抖，大口大口的喘气。院长闻讯也赶了过来，经与在场的医生商量后，和我说：“赶紧回去吧，今夜可能危险！”我一听这话，让弟弟赶紧回二姐家拿父亲的衣服，父亲的送老衣早就准备好了，从里到外都是部队的老式军装，因为父亲身材比较高大，为了找齐这套衣服，费了不少功夫。自己则和二姐坐着医院的救护车把父亲往老家送。好在老家的房子此前已经收拾好了，否则还不知乱成什么样子。一路上，二姐抱着父亲，不停的呼喊：“大大，挺住，挺住啊，大大，坚持啊，坚持啊，大大，马上到家了，马上到家了。”二姐边喊边哭，嗓子都哑了，我们也都忍不住的流泪。十几里的路程，要在平时，开着车子，眨眼就到了。那天却觉得十分漫长，最大的担心是父亲在路上就走了，那他这些天的罪就白受了。一直到回到家里，七手八脚的把父亲的衣服穿好，瞧瞧父亲还在喘气，大家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医院对父亲十分尊重，特意派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到我家，并带来了氧气瓶，希望能让父亲尽可能多的在家过一点时间。

父亲回家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早到晚，前来探望的父老乡亲一波又一波。来看他的很多是老年人，不少人随意在房间里抽烟吐痰。按说，对于一个气管切开的病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说也奇怪，父亲象是百毒不侵，竟然没有丝毫影响。只要有人来看，父亲就静静的，眼睛望着人家，象是能听懂似的。到了晚上十点以后，就上气不接下气，张大着嘴喘，脸憋得通红。吸氧也没有用。为了能够让我陪伴父亲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单位主要领导对我很照顾，要我请假在家。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听说父亲快不行了，赶来看望后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和你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我们都希望老英雄长命百岁，但依目前的情况，与其让老人家这样受罪，不如停止一切治疗和进食，让老人家早点走。我想，老英雄如果自己能够决定，他一定会同意的。”我深知，象这样非同小可的话，不是铁杆兄弟，是不会说的。而且，他的说法是理智的，是为了父亲好。但对我来说，父亲多活一天，毕竟多了一天双亲同在的时光，而一旦父亲撒手尘寰，则永远也无法再见。我紧紧握住朋友的手，内心万分纠结，百转千回。第二天，我把朋友的建议和妈妈讲了，妈妈说：“他活着也真是太受罪了，我也有这个想法，你们兄弟姊妹们商量一下吧”

我兄弟姊妹共七个人，大家对此意见不一，最小的弟弟强烈反对，说父亲眼睁多大的，我们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二姐多年来一直服侍父亲，是尽孝最多的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二姐和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亲戚三班倒的看护父亲，妈妈年龄大了，二姐总让他多休息会儿，那位亲戚对生命监护仪、吸痰器、氧气瓶等一些设施不会使用，这样看护主要任务就落在二姐身上。二姐对父亲的了解最多，深知父亲的苦楚，同意放弃治疗。大家意见不一，最后小弟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就你说了算吧”“我要一个人静静的想一下”说着，我独自离开了家。

  家里现在的房子，并不是我小时候住的草房，而是父亲在八十年代初新建的六间瓦房。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件家什、每一件农具、都留下父亲的气息，承载着父亲太多的辛苦、太多的依恋。对那些街坊邻居，父亲更是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也许，这正是父亲坚持要从家里走的原因吧。

  四月的乡村，麦浪滚滚，满目苍翠，一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小花在河边竞相开放。方瓜秧吐着金黄的花蕊迎风摇曳。父亲五岁时，奶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不久，爷爷也离开了人间，留下一个姑姑和父亲相依为命。早些年，姑姑健在时，我曾问过她，父亲的生日是哪一天，姑姑告诉我，她也忘了准确的时间，只记得是方瓜开花的季节。方瓜开花的季节，那不正是当下吗？我想，父亲生在四月，走在四月，就让他的生命融入春天，融入自然，万古长青吧。主意既定，我在最后征得妈妈的同意后，决定请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回去，同时带走一切药品和医疗器械，只给父亲喝水，不再通过鼻饲进食。医生护士刚走，全家人已哭成一团。我爱人不停的劝我，她自己也不禁泣不成声。因为，我们知道，就在这一两天时间里，我们将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到了晚上，二姐照例给父亲擦洗身体，发现父亲又发烧了，身上热得烫人。要是在医院，或是医生走之前，给颗退烧药吃，或许很快又好了。可现在，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响，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似乎在说，实在受不了啦，让我早点走吧，似乎又在说，你们一个个不闻不问，怎么这样不孝。“去医院拿点药吧？”弟弟首先动摇了。父亲的呼吸声像是针一样戳在我的心上，我跪在床前，双手扶摸着父亲的面颊，眼泪不停的往下掉，父亲则紧紧攥住我的手。

二姐叹了口气，从兜里拿了颗药出来。原来，在医生走前，悄悄的把药藏了几颗。大家这才知道，二姐虽然同意放弃治疗，其实她比我们更舍不得父亲，只是更不忍心看着父亲受这么多罪！说也奇怪，父亲吃了药以后，不但烧退了，不喘了，眼睛好象也有神了。连续四天，父亲就靠喝点水维持，精神居然出奇的好，一点没有要走的样子。我把情况打电话告诉了院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估计是不行了。这样吧，我让医生过去采点血化验一下，看电解质乱了没有？如果电解质没有问题，干脆再回来住院！”

让我们大喜过望的是，父亲的血液化验结果竟和在医院时一样。看来父亲不愧是英雄，果真非同凡人！就这样，父亲再次回到了医院。

201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0年。为了纪念这场伟大战争，凤凰卫视在全国宣传十名战斗英雄，包括牺牲的黄继光、杨根思，还有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的原型杨育才等，杨育才早几年也已经去世了，活着的据说连我父亲在内，只有三个人。由于父亲已经不能讲话，摄制组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主要采访了父亲的老战友，原沭阳人武部宋吉月政委、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老营长，无锡市民政局原优抚科长栾波同志，以及父亲同连队战友，浙江金华离休干部王向阳同志。后面这两位同志，都是在媒体宣传父亲的事迹后联系上的。当摄制组最后来到病房拍摄时，我告诉父亲：“这个片子是为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拍的，将在凤凰卫视《大视野》节目播出，全世界都能看到。还有，宋伯伯、栾伯伯、王叔叔都很关心你。”父亲象是听懂了我的话，嘴动了动，一滴泪水悄悄的从眼角流下。这时，我才肯定，父亲是有意识的，至少这个时候是有意识的。由此我想到，当我们决定放弃治疗时，父亲其实是知道的。一方面他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也想早点解脱，另一方面，他又舍不得与他朝夕相伴近五十多年的妈妈，舍不得我们这一群孩子。也许，潜意识里，他更想等来他入朝60年的日子。最终，父亲体内旺盛的生命力在和病魔搏斗中占了上风，就像一个坚守阵地的战士，不到最后一刻，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正如一个诗人所说，父亲不愧是淬过火的钢刀！

  专题片拍好后，我们天天盼着早点播出，盼着能让父亲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谁知，由于复杂的原因，据说是出于对美关系的考量，要选择一个最佳时机，整个播出计划被一推再推。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近二百斤的体重，搜得一点肉都没有了，一根根骨头清晰可见，除了眼睛是睁开的，就像一具骷髅。我和二姐说：“看来我大是等不到这个片子播出了”妈妈则紧紧的攥住父亲的手：“老头子，你一定要坚持啊”妈妈的身体原来很不好，但自从父亲病重以后，妈妈成天和二姐服侍父亲，自己反而好了起来。父亲天天都要吊水，因为他自身大多数时间没有意识，手会不停的动，一动容易把打针的地方弄得鼓起来，水就不滴了，需要重打。这样，父亲又要多受一遍罪。为了避免，在父亲吊水时，妈妈就一直把父亲的手握着，除非上洗手间的短暂时间，绝不要我们替。我们感到，虽然父亲不能讲话，甚至没有意识，但只要攥着他的手，妈妈就觉得踏实。什么是伉俪情深，父亲之间这种无言的爱，才是真正的伉俪情深。就这样又过了半年多，大约在2010年11月，父亲又一次病危，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连夜把父亲送回家。到家以后，时间不大，父亲有如神助，又一次挺了过来。妈妈说：“你大看样子离不开家，离不开老邻居们，这次回来，再也不回医院了。”我们也都认同妈妈的说法，觉得老宅是快宝地，冥冥中有神明在保佑着父亲。星期天、节假日，只要不是工作实在脱不开身，我都尽量回老家陪伴父亲。父亲躺在家里，每天通过鼻饲打三遍营养液，什么水也不挂，什么药也不吃。除了不能说话和日渐消瘦外，情况比在医院还要好。在医院的时候，用于鼻饲的那根管子，至少一个月换一次，可到家后，一直到去世，几乎一年时间，一次都都没有换过，居然一点事没有，医生们听说，都感到不可思议，直呼父亲为老神仙。为了防止父亲躺得难受，家人每隔半小时为父亲翻一遍身，翻身时，一个人小心抱着父亲的头，另外两个人一左一右，双手使劲把父亲托起，调整方向后轻轻放下。过一会儿，再把父亲扶起来，让他整个靠在身上。那段时间，我夜里最怕的是听到电话铃声，害怕传来父亲的噩耗。由于我干的是公安工作，偏偏电话特别多。特别是刚刚睡着的时候，电话一响，就象被电触一样，蹦的一下坐起来，虽然看到显示的号码后，心放下了。但再想入睡，可就难了。我想，父亲看样子是一定要等到凤凰卫视节目播出了，如果真是这样，真希望节目能迟些播出，越迟越好，这样父亲就能多活一些时候了。同时，我又希望节目早点播出，父亲活的真是太苦了，太不容易了。为了父亲的存在，为了家的完整，让父亲受这么大的罪，是不是太残忍了。就这样，在纠结中过了一天又一天，终于， 年 月 日，节目播出，我请电视台的同志，把它和央视、省、市电视台以前播出的片子录在一起，制成光盘，回家以后，一遍一遍在父亲床头放。尽管父亲不能说话，也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始终是睁开的，似乎在静静的听，静静的想，似乎又回到了他金戈铁马的时代。

  转眼到了腊月，想到几年前，过春节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叫做《过年》的文章，回去读给父亲听。那时的父亲虽然不能下地行走，但思维仍然清楚，听了我的文章，夸我写得不错。才不过几年时间，就不知父亲今年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过了。我们商定，只要父亲在，今年的春节，兄弟姊妹七个，全家老小二十几口人都在老家过年，一个也不能少。为了确保父亲过得了春节，我们从医院开来脉络宁等扩张血管的药，连着给父亲挂了十几天水，好在二姐轻车熟路，不用请护士，独自包办。

那年年三十，家里从来没有那么热闹，我们早早的在院子里支了两口大锅，天不亮，就开始忙碌起来。洗菜的、劈柴的，烧火的，做饭的，炒菜的，满院子都是人。我则拿过久违的毛笔，写了一副对联：“:欢天喜地庆父寿，合家团圆过大年”虽然谈不上对仗工整，但确确实实表达了当时我们全家人的心情。吃饭前，我们象小时候一样，轮流着给父亲磕头，妈妈则代表父亲，一个一个给我们压岁钱。我们都知道，这是父亲在世时，一家人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所以第一杯酒端到父亲面前，不管能喝不能喝的，全部一饮而尽。父亲始终望着我们，眼睛再没有了从前的威严和犀利，而是流淌着无尽的疼爱、不舍和眷念，让看了人心碎。饭后，大家一齐出去放烟花。我小弟做点小生意，平时比较抠门，一个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这次过年却慷慨的买了上万块钱的烟花。 “嘭”的一声巨响，烟花腾空而起，在天空中绽开五颜六色，有的像流星徘徊在夜空，有的像万寿菊欣然怒放，还有的像仙女散花，一朵朵小花从天而降，姹紫嫣红，把夜空装点得美丽、婀娜，把大地照射得如同白昼。真是璀灿夺目，火树银花。我想，父亲的生命虽然徇烂多彩，可在茫茫宇宙中，不正像这美丽的烟花一样转瞬即逝吗？今天，大家在一起放烟花为父亲庆祝，明年的今天，父亲再也不可能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在那边会寂寞吗？

    回到房间，我们把电视打开，一边欣赏着年欢晚会，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唠着家常，唠着唠着，唠到了从前的时光。二姐说：“弟弟，你还记得小时候过年的情形吗？”这一问，重又勾起了我遥远的记忆。

那是物质、文化双重匮乏的年代，过年，是孩子们最大的向往。能放开肚皮吃几天的白面馒头，能穿上新衣服和大人一起走亲访友，能贴春联、放鞭炮、看大戏，还可以怀揣大人给的几毛钱压岁钱到城里逛一逛，有什么比这更解馋的呢？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巴巴的盼着到年，记得不大清了，大约总在过冬以后吧。冬大如年，过冬，就象是过年的预演或者彩排，只不过氛围没有那样浓，时间没有那样长，也少有过年那样热闹罢了。过了冬，就一天一天的数着到年的日子。时间老人似乎有意打磨孩子们的耐心，你急他不急，仍是慢腾腾的向前挪。好不容易到了腊月，时间好象突然加快了脚步，腊八一过，祭灶就不远了，祭灶一到，春节终于屈指可数了。那时学生放寒假是从祭灶前一天开始的，要准备期末考出好成绩，要争取把“三好生”的奖状捧回家，要打算寒假怎么痛痛快快的玩，心里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孩子们盼过年，最忙最累最操心的是父母，为了能让孩子们过年吃得好一点，玩的开心一点，还能穿上件新衣服，父母从年初就精打细算，盘算着年怎么过，年货怎么买。数九严冬，父亲摸黑起来，顶着刺骨的寒风，用独轮车推着几百斤的菜出去卖，为了能多换回几个钱，往往去很远的集市，来回要走近百里的路。过去不象现在，雨雪天很多，西北风呜呜的刮，天出奇的冷。父亲凌晨出去，到天黑还没有回来。外面的大雪纷纷扬扬的下，一家人急得不行。那时农村没有电，太阳一落山，村庄黑漆漆的，整个儿笼罩在无边的夜幕之中。母亲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一边念叨，一边张望，一边悄悄的抹眼泪。忽听外面一阵狗叫，妈妈说，可能回来了，我们姊妹几个赶紧迎上去，果然是父亲回来了，只见他，眉毛胡子都被雪冻住了，浑身上下就象一个雪人一样。多少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两句诗时，不禁唏嘘不已。

  “妈妈，你猜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父亲变老了的？”没等妈妈说话，我自问自答道：“是从我大不让二弟打自己的孩子开始的。”一次，孩子不听话，二弟举起巴掌准备教训他一顿，父亲发现了，一把将孙子拉到身边，大声呵斥起来我二弟来。象父亲这样经历过枪林弹雨，性如烈火的人，只有到了知道隔代疼时，才真的老了。“还有一个故事呢”。“什么故事，说来听听”妈妈饶有兴趣的问。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他的父亲对他要求很严，稍有错误，抬手就打。挨打，成了这个人的家常便饭。有一天，不知什么事把他父亲惹毛了，又被狠狠打了一拐棍。这人被打后嚎啕大哭。这时，他父亲骂道：“没出息的东西，我从前打你，从来不像这样，这次怎么哭鼻子了。”这人说：“从前挨打，感到很痛，说明父亲身体有力。这次挨打，一点不疼，看来父亲老了，没有力气了。儿子是心里疼，所以哭了。”

  忽然，我发现一滴眼泪不知不觉挂在了父亲的面颊，他的嘴唇不停的在动。我趴在父亲耳边：“大，您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吗？”

春节七天长假很快过去了，除了妈妈、二姐和一位亲戚留在父亲身边，我们都上班去了。到了双休日，大家又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来到老家，来到父亲身边，屋里屋外站满了人。妈妈告诉我们，家里人少的时候，父亲眼睛很少睁开，一点精神都没有，只要院子里人多起来，他的眼睛就睁得老大，还能顺着声音看，象是什么都知道。就这样，送走了春天，告别了夏天，父亲进入了生命的最后季节。国庆长假，家里所有的人都在陪伴父亲。2011年10月3日，父亲在耗尽最后一点力气后，终于油尽灯干，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

  父亲在战场上创造了奇迹，在和病魔搏斗中同样创造了奇迹。一位白发苍苍的专家告诉我，气管切开后，能在尘土飞扬的农村，活过近两年的时间，在他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经历中，从未听说过。父亲为什么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父亲？

  父亲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数不清的花篮、挽幛、唁电，寄托着人们对父亲的怀念和崇敬。

1995年采访团成员，新华社驻北京军区记者站站长陈辉同志赋诗一首：

鸟枪射雕一世功

伤痕累累百战雄

隐姓埋名居乡里

默默无闻甘为农

枪林弹雨不畏死

战天斗地敢脱穷

壮士不言留美名

一代英雄百代荣

我也含泪写下：

眼中含泪紧攥孩手依依不忍别离去

心底泣血亲抚父面悠悠悲恸恨糜涯

  “大”，您选择在节日的时候离开，是便于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聚在一起吧。您放心，我们已经和妈妈讲好了，明年把老家的房子翻盖一下，每年的10月3日，我们都会来到一起，来到您依依难舍的地方，为您磕头，给您上香。

  “大”，您听到了吗？

。 。。。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下进入朝鲜战场。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最终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