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乐悠悠

<h3>  2019年1月15日下午,我们参观完雷锋纪念馆,便驱车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h3><h3>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坐落于抚顺市顺城区宁远街西侧,北依挺拔秀美的高尔山,南临穿城而过的浑河,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先后关押975名日本侵华战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71名伪满洲国战犯,354名国民党战犯,把他们改造教育成为新人。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标志和历史文化遗迹。</h3><h3> 2010年6月重新对外开放。目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分为“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改造末代皇帝专题展”和旧址重要历史遗迹三大部分,有反映当年战犯学习和生活的监舍、俱乐部、医务室、大伙房、花窖、菜园、露天舞台、理发室、浴室、面包房、运动场、谢罪碑、管教人员办公室等30余处景点,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h3><h3> 本次参观我用相机📷拍照了一些实景、实物,并听讲解员讲述了一些真实的故事,特作此篇与大家分享。</h3> <h3>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坐西朝东。大门上方的方柱顶上挂着一个铜钟,意在警示世人“远离战争,珍爱和平”。大门右侧黑色板墙上镶嵌着“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九个白色大字。北面临街,围墙中段有座高耸的岗亭,墙顶上设有铁丝网,深严壁垒,让人一看就知里面是座监狱。</h3> <h3>  走进大门,里面是个大院。大院正面是二层楼,为战犯管理所主楼。主楼中间加高的建筑为瞭望楼,瞭望楼四面有窗,站在楼上周围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h3><h3> 主楼门前挂着两块竖匾,右面一块是“抚顺战犯监狱”;左面一块是“抚顺战犯管理所”。进入大楼西端有一条南北向的长廊,这条长廊连接着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管理分所,通过长廊的支廊还可连接到医务室、理发室、大伙房、洗衣台、俱乐部、大礼堂等战犯生活和活动的场所。</h3> <h3>  参观者走在廊道上,两边一个个房间是监房,每个监房大约十几平方米,设有一樘玻璃木门,一个玻璃窗,门窗上均装有铁窗栅。室内整洁干净,光线充足。每个管理分所设有一个看守室。</h3> <h3>  看守的任务是维护管区正常的生活秩序,防止各类事故发生,保证监所安全。整个管理所设有7个看守室,共配备看守人员36名。</h3> <h3>  伪满战犯溥仪临时居住室——1956年12月,李玉琴(溥仪的第四任妻子,1943年与溥仪在长春结婚,被封为“福贵人”)第四次到管理所探望溥仪并提出离婚要求。所方为缓和两人的关系,经请示上级同意,破例为他们安排了临时居住室。</h3> <h3>  六所——监室9间,关押日本将级和相当于将级战犯。</h3> <h3>  跟着导游参观“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h3><h3> “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通过大量图文和实物展览,让参观者重温那段屈辱的历史,更了解了我党接收、关押、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过程。</h3> <h3>  “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序厅正面墙上是一排巨大的“1950—1964”数字,漏空的数字面上隐藏着一幅战犯开大会时的大幅照片。两侧在白色灯光映衬下显出两行庄严的黑体字“接收、关押、改造、侦讯、审判、释放”,“人道、正义、真理、和平”。概括了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所做的全部工作与目标。正中是一本书的模型,书写前言。</h3> <h3> 前 言</h3><h3>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是日本侵略者为关押中国爱国军民于1936年建造的抚顺监狱。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至1964年3月,这里曾关押改造了近千名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战犯。</h3><h3> 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后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参与战犯改造的全体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改造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逐步使日本战犯脱离了罪恶深渊,将“魔鬼”改造成为反对侵华战争、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的新人,创造出世界战犯管理历史上的“抚顺奇迹”。</h3><h3> 为展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博大胸怀,传承成功改造日本战犯的历史经验,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我们推出《改造日本战犯历史陈列》。</h3> <h3> 《序》</h3><h3>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来已久。</h3><h3> 19世纪末,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使中国沦为列强争夺的焦点。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后来居上,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侵占了辽东半岛,虽然遭到沙俄等国的干涉而暂时退出。但十年后又通过发动“日俄战争”重新夺回了辽东半岛的“权益”,占领关东州、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并派驻军队。在此之前,日本通过参加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已经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天津及京城近郊安插了一支常驻军队,为后来扩大侵略战争埋下了伏笔。</h3><h3>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经过周密策划,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h3> <h3> 第一部分 接受关押</h3><h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决定将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日本战犯引渡到中国。为此,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有关部门迅速筹备接收事宜。1950年7月,经中苏双方交接,日本战犯收押于东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他们在中国接受教育改造的再生之路。</h3><h3> 图为1950.7.18,一辆载着战犯的列车从绥芬河送往抚顺。1950年7月21日凌晨,押运969名日本战犯的专列抵达抚顺车站。</h3> <h3>  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演变情况</h3> <h3>  1975年9月至1985年8月改为辽宁省人民边防武装警察761外籍人员管理所。</h3><h3>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劫机事件)我从福空调到沈阳边防检查站(沈阳安全检查站)工作,报到后我们第一次安全检查培训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br></h3> <h3>  收压的部分日本战犯——有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制造多次血惺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参与杀害赵一曼烈士的伪满警务指挥官大野泰治;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的佐佐木到一……</h3> <h3>铃木启久的大衣</h3> <h3>  在这982 名战犯中,日本军队系统的有司令官2名,师团长5名,旅团长14名,联队长8名,还有参谋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以下所谓“武士”600余名;有行政系统的总务长官、次长、参议、宪兵、特务等。</h3> <h3> 第二部分 教育改造</h3><h3> 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是一项全面细致地系统工程。战犯管理所遵照党和国家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依据中国法律和国际公法,对战犯的反动气焰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斗争。通过组织战犯进行理论学习、形式教育、适当劳动、社会参观等方式,使战犯逐步认罪悔罪,反思战争罪行。</h3> <h3>  这面展墙做了一个个监室样式,展示他们每天作息时间和学习内容。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战犯们在较好的环境中安心学习、自我反思,彻底认罪,重新做人。 管理所突出“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实行彰显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一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物资供给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三是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h3> <h3>  这是一个战犯回国后,画了一组油画,描述他们在狱中的生活。</h3> <h3>  周恩来总理还亲笔点定战犯吃细粮,每日三餐,区别将官、校官(佐)、尉官以下三个部分,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战犯们每日三餐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还执行社会粮食供给标准,端起饭碗能见到的总是黑窝头。</h3> <h3>  “当我们受到疾病与死亡威胁时,管教们待之如亲人”,这是战犯嘴边常说的一句话。</h3> <h3>  管理所医务室,医疗器械设备、医生队伍、病床、药品等均超过那个年代的中等级医院。每年春季,都要请大医院的专科医生给战犯体检,按季节进行流脑、伤寒、痢疾、霍乱等疾病的预防注射。据资料记载:战犯患肺结核的123名,至1953年全部治愈。</h3> <h3>文艺汇演</h3> <h3>体育活动</h3> <h3>  参观游览——1956年2月到8月,管理所组织战犯分三批,到全国参观了十几座城市。当他们到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武汉惨案现场参观时,战犯们纷纷跪下向我死难者谢罪,哭声不绝。通过参观,战犯们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短短几年就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高,社会安定,各业欣欣向荣,在心灵深处产生巨大的震撼。</h3> <h3> 第三部分——正义审判</h3><h3> 早在1952年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就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公安部研究战犯问题,限期提出处理战犯方案。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对战犯开始侦讯,管理所同时展开认罪检举运动。1956年6月至7月,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45名战犯。6月至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宣布对1017名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回国。服刑战犯经过改造,于1964年3月先后全部获释。</h3> <h3>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随即,中央人民政府派出700名干部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对战犯侦讯的同时,组织大批外调人员,在凡被日寇侵占过的地方,向被害幸存者取证,搜集到26700余件控诉书、鉴定书,8000余份日本人残留在各地的档案资料。</h3> <h3>开展侦察、取证工作</h3> <h3>依法审判战争罪犯</h3> <h3>  1956年6月9日至1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藤田茂、铃木启久等8名将校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7月1日至20日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担任伪满高级职务的战犯进行了公开审讯。一些外国记者参加了审判的旁听。法庭上出现的是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景: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要求赦免;相反的却是痛哭流涕,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并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谴责和揭露。 按照二战后国际上惩治战犯规定的量刑标准,抚顺战犯管理所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判极刑。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实行宽大政策,最终只决定对45名战犯予以判刑。</h3><h3> </h3> <h3>  藤田茂在《回忆军事审判》一书中写道:“我感到非常意外,只判我十八年徒刑,而且关押的岁月也算到服刑。已经过去十一年,再过七年,就要放我回日本,这是多么奇幻的梦语啊……”</h3> <h3>  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释者335名,7月18日第二批被释者328名,8月21日第三批被释者354名,均由天津乘日本“兴安丸”号轮船接运回国。离港时,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等歌曲,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感谢在中国懂得了人生!”等道别语。</h3> <h3>判刑的45名战犯</h3> <h3>继续学习与改造</h3> <h3>日本家人来探监</h3> <h3>  1950年到1964年,在长达14年的改造工作中,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人员坚持把党和政府改造战犯的方针、政策融会贯通在每个改造环节中,创造性地总结出我国改造战犯的成功经验。管教们的敬业精神被誉为“改造战犯工作精神”这里被释放的战犯亲切的称呼为“再生之地”,称这里的管教为“恩师”。</h3> <h3>  这些工作人员大都过世,只有最下面温九达医生在世,今年94岁。向他们致敬!</h3> <h3> 第四部分——为了和平</h3><h3> 1956年9月,从中国陆续回国的原日本战犯在东京组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中归联”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日中友好”为宗旨,积极开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进行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活动,成为日本国内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社会团体。新世纪以来,因“”中归联”会员年事已高,于2002年4月20日解散,该组织的赞助会员和日本进步青年同时宣布成立“抚顺奇迹继承会”,传承和发扬“中归联”的精神。</h3> <h3>  1956年9月22日至24日日本“归还者”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立,该会的总部设在东京。全国各地分设50多个支部和小组,陆续释放的战犯,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这个组织。</h3> <h3>  “中归联”成立40余年来,其成员始终不断地以侵华战争的亲身经历,用回忆录、日记、演讲、集会、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形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的血腥罪行,热情介绍新中国的各项成就就与教育挽救战争罪犯的宽大政策等。</h3> <h3>  据统计,自“中归联”首任会长藤田茂于1965年7月首次率友好访华团来华访问,至今已组团来华访问20余次。在他们访华期间,我国领导人周恩来、王震、邓颖超、吕正操等先后会见过他们。</h3> <h3>  这是1965年9月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送的铜匾。</h3> <h3>  1972年11月,藤田茂率“中归联”第二次访华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会长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总理与藤田茂亲切握手。1980年4月11日,90岁高龄的藤田茂在弥留之际,让家属一定要把在中国访问时周总理送给他的一套中山装穿在他的遗体上,以示在九泉之下不忘中国的再生之恩。</h3> <h3>  从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共接待36个国家和地区观众400余万人,其中日本游客3万左右。近300名日本战犯曾重访过被他们称为“再生之地”的这间管理所,众多日本战犯归国后成了中日友好人士,这一点尤其被世人认为是奇迹。</h3> <h3>  1988年10月22日“中归联”集资修建的“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建立。“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率团参加揭幕仪式,并为“谢罪碑”揭幕。</h3> <h3>  “中归联”解散后,“抚顺奇迹继承会”继承和发扬“中归联”的精神,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开展访问活动。</h3> <h3>  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副岛进一把牵牛花籽,嘱咐他“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这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50多年来,副岛进牢记嘱托,在自家院里种下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花籽分给了左邻右舍。</h3> <h3>  跟随导游去参观旧址重要历史遗迹,反映当年战犯学习和生活的监舍等。</h3> <h3>菜窖</h3> <h3>面包房</h3> <h3>理发室</h3> <h3>浴池</h3> <h3>后花园</h3> <h3>谢罪碑</h3> <h3> 溥仪监室(1)——伪满战犯溥仪以及他的皇亲国贼刚入管理所时被关押在这个监室,在这里,溥仪仍被称为“皇上”或“上边的”,过着衣食靠人照顾的生活。战犯们叫它“狱中小朝廷”。为了瓦解“狱中小朝廷”,也为了使溥仪尽快接受改造,所方将他调到第68号监室。</h3> <h3>  溥仪监室(2)——伪满战犯溥仪以及伪满大成监室。在这里由于无人服侍,一切都要靠自己,溥仪慢慢的学会了系鞋带、补袜子、洗衣服等生活技能。</h3> <h3>溥仪自己缝补袜子</h3> <h3>  俱乐部——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这里举行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战放大会”,溥仪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特赦释放的。这是按照大会原样复原的。</h3> <h3>  放映室——管理所定期为战犯放映电影,这样既丰富了战犯的业余生活,又达到了教育的目的。放映室内是当年使用的放映设备。</h3> <h3>  溥仪诊室——根据战犯的特长和兴趣,所方组织了许多学习活动小组。溥仪参加了中医学习小组,他在医生的指导下为患病战犯做了一些捣药、量血压等简单的处置工作。</h3> <h3>  溥仪在给患者看病</h3> <h3>配药室</h3> <h3>禁闭室</h3> <h3>  参观【改造末代皇帝溥专题展】,1950年8月1日,溥仪结束了在苏联的囚居生活,被引渡回国。开始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10年时光。这10年是他人生的转折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起死回生的十年”、“重生再造的十年”。<br></h3><h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改造战犯必须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在这里得到了全面贯彻和落实,使溥仪由初期改造的恐惧疑虑到主动学习、认罪悔过,并最终获得新生。正是这座监狱,创造了把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国人痛恨的卖国贼转变成为举世皆知的爱国者的人间奇迹,此后,溥仪在自己的后半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h3><h3> 背景为阿拉伯数字“10”,表示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关押时间已满10年。</h3><h3><br></h3> <h3>  三起三落飘摇人生——爱新觉罗溥仪的前半生曾做过三次皇帝梦:末代皇帝、复辟皇帝、傀儡皇帝,三次做皇帝又三次被迫退位,经历近现代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不同时期。尤其在他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期间,曾协助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血腥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了长达14年的深重灾难,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h3> <h3>  末帝逊位&nbsp; 溥仪父母和幼年的溥仪</h3> <h3>伪满傀儡皇帝溥仪</h3> <h3>  1945.8.17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抓获,送苏联囚禁。</h3> <h3>  引渡回国,抚顺改造——1950年8月1日,溥仪被引渡回国,他怀着极度恐慌的心情被带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他十年的改造生涯。一方面,他自知罪孽深重,害怕随时被处死而整日慌恐不安;另一方面,他暗中仍摆“皇帝”的架子发号施令,还和小家族订立攻守同盟隐瞒罪行。随着管理所“认罪、悔罪”教育的深入开展,溥仪身边的人相继站出来揭发他的罪行,使溥仪深感自己已众叛亲离,困惑不已。</h3> <h3>狱中“皇帝”</h3> <h3>隐瞒罪行,众叛亲离</h3> <h3>第981号囚服——溥仪</h3> <h3>  心灵震撼,认真悔改——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我终于明白了,在我屈从、谄媚日本关东军的同时,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号"的同时,又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同时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故的时候,正有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向敌人进行着抗争”。</h3> <h3>亲切会见,认真悔改</h3> <h3>  从头学起,蒙受特赦——在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改造战争罪犯的伟大方针、政策引导下,在中国政府对战争罪犯的人道主义待遇和管理所工作人员细致入微,润物无声的工作感召下,使溥仪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认识,有了感情,他重新看到了光明,从头学起,逐渐融入集体,进而被特赦,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及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人。</h3> <h3>学习自强</h3> <h3>融入集体</h3> <h3>获得特赦</h3> <h3>  溥仪被特赦后回到北京,成为一名普通公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溥仪重新建立了家庭。他热爱祖国,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人民政协活动,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h3> <h3>  1961年6月10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午餐会,招待爱新觉罗家族部分成员。 </h3><h3> 主席会见溥仪 溥仪读《毛选》&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h3><h3> 溥仪与李淑贤结婚照</h3><h3> 结婚证</h3><h3> 爱新觉罗·溥仪(男)56岁</h3><h3> 李淑贤(女)37岁</h3> <h3>  1965年9月28日,李宗仁回国,溥仪到机场迎接并亲切握手。</h3><h3> 溥仪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访。 &nbsp; 溥仪会见萧三夫人。</h3> <h3>  1967.10.17溥仪病逝北京</h3><h3> 1980年5月29日,全国政协为爱新觉罗·溥仪和王耀武、廖耀湘委员举行追悼会。</h3><h3> 溥仪逝世讣告(1967年)和骨灰盒(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骨灰堂西副一室东侧26号格)。<br></h3><h3>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向李淑贤致以亲切慰问。<br></h3><h3> 2006年10月23日,溥仪骨灰迁至于重建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婉容的衣冠冢和谭玉玲的骨灰也同时迁到此地。实现了溥仪“与婉容合葬”的遗愿。<br></h3><h3> 左:谭玉玲墓碑&nbsp; <br></h3><h3> 中:爱新觉罗·溥仪墓碑&nbsp;&nbsp; </h3><h3> 右:郭布罗·婉容衣冠冢</h3> <h3>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h3><h3>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br></h3><h3>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br></h3><h3><br></h3> <h3>  纪敏先生主编的《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一书,书中公开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战犯改造档案,揭示了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含伪满国战犯、国民党战犯)取得的巨大成就,过去关押战犯的场所,被释放者称为“再生之地”,中国改造战犯的成功事例,被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誉为“人间奇迹”。</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