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谷 _中越战争回望之：越军伤俘

东方

　 今夕何夕兮，骞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儿顽而不绝兮，得遇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首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越人歌》，说的是古越国一位女子在河畔初遇王子鄂君，暗生倾慕，心中泛起爱的涟漪，于是就向着青山绿水高歌一曲。

而古越国，地域涵盖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包括越南北部地区。这里与中国的云南，广西山水相连，密不可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边疆郡县的一部份。就算是宋朝初年脱离中国独立建国，在近一千年的王朝更迭中，她的中国藩属国性质始终不变直至19世纪中叶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所以说，几千年来越南这个国家一直就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无须剪也不乱的关系。

一

1979年二月十七日凌晨，中外皆知的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战区分为东西两线。西线的总指挥部设在云南省会昆明，东线总指挥部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
距南宁只有五六十公里处有一个小小的扶绥县。虽说小，交通却很便利，既通公路也通铁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0二野战医院（为战争而临时组建）就设在这里。
这里离南宁近，离前线也不算远，是比较适合做二线野战医院的。医院分成两个野战所，任务是接收战时我方的传染病伤病员。一所将收治呼吸道病人，二所收治消化道病人。医院从医生护士到各类勤杂人员都是从广州军区后勤各驻军医院抽调的。
二月二十日。二所女兵李晓春在战地日记上写道：战斗已经打响三天了还没有来一个伤员。我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就在这一天，所长耿广友，教导员王先贵突然召集全所人员开紧急会议。会上，两位领导脸色异常严峻地宣读＂前指＂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xx军区x号战斗令:命令五0二医院二所原地展开，执行收治越军伤残战俘的特殊任务。痊愈后送xx战俘所！

命令一宣读完，下面炸锅了:
什么，什么，教导员你再念一遍。
我们是救治战友的，不是来救敌人的。
这算怎么回事啊？

……

安静，同志们！教导员用力地挥着手来驱赶着嘈杂纷乱。
上级把这次作战中最艰巨最特殊的一项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相信我们不负重托，一定能完成好。这项工作的好坏，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虽然令所有的人都错愕不已，却也没有时间错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

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救治战伤，需要添加大量的医疗设备器材：爱斯光机，无影灯，手术缝合针线，消毒敷料，抗生素……

药房主任徐建勋，这个有着三十年药品应用管理经验的老行尊，在熬了一个通宵之后，交出了一份完备的物资清单。在此之前，他已和副所长高崇林一道去了湖南郴州领回了一个野战所标准配置的医疗战备物品。

报告上午交，下午批并派了两辆解放牌卡车去南宁“前指”拉货。头尾两天，所需装备基本配齐。所长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外科医生只有三个，明显不够。上级的回答是：这个我们会想办法解决。
不久，从广西梧州市桂东人民医院调来了一支专业技术精湛的外科手术小分队。

二

又过了两三天。这一天是1979年二月二十七号，自卫反击战打响的第十天。第一批越军伤俘到了。

头戴绿军帽身著白大褂，胸前缀着鲜红的红十字标识的五0二医院二所的全体医护人员以五味杂陈的复杂的心情打量着这批特殊的伤员——

在我方持枪战士的押送下，十名伤兵有的用担架抬着，有的柱着拐杖互相搀扶着走来了。他们的脸上罩着一层层厚厚的灰土，身上的衣服除了弹痕，血迹加泥土基本上看不出原有的颜色。他们有的人光着脚，有的穿着草鞋，大部分人则是穿的七色胎的胶鞋_就是废胶，杂碎胶皮拼凑而成的那种。

本来越南是著名的盛产橡胶的国家，其橡胶产量排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之后位居全球第四。眼下这会儿也许都拿它去换外汇了。他们的军人就只好穿这样的劣质鞋去打仗。这个国家的贫困可想而知。

伤俘们眼中射出的光是散乱的：有忐忑，有焦虑，有恐惧，有抑郁……当然，也有仇视。

而我们的红十字战士更多的是紧张。由内而外戒备得如临大敌。用今天的话说，叫“高纬度战栗”——

医院是临时借用县供电局一座刚完工还没来的及住人的三层新楼。这座孤零零的大楼周围除了树就是草，平时根本没人到这儿来，很是僻静。单廊式结构的大楼楼梯设在中部，上了楼梯分成左右两边各有四五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二三十平米大小。可以放置十几张病床。算下来容纳二百名左右的伤员是没有问题的。

一楼是治疗区域，手术室，药房，医护办公室。二楼三楼是病房。长长的楼道两头都有荷枪实弹的固定岗哨，中间外加一个流动哨。

楼房四周隐蔽地架上了四挺机枪。两盏巨型超强探照灯，天一黑就发出雪亮刺眼的光来回睃巡着。

上级调派了一个加强排（四十多人）担负警卫任务。

炊事班的男兵也武装起来了，每个人配了支冲锋枪。炒菜的时候背着上了膛的枪，手握着菜铲一上一下地翻动着，那情景煞是别致。掌勺的炊事班长名叫武官印，一个来自河北农村的壮实小伙儿。他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儿子捧的不是官印，而是冲锋枪。

做治疗是最紧张的。医生查房，护士打针换药都必须两人一组：一人操作，另一人负责观察，一有异常，门口的流动哨兵可以立即冲进来。

越语翻译配备了三个：一个是军人，来自广州军区外语训练大队；另外两个是临时聘请的越南归侨。

当年的战俘医院及全体工作人员

　　 三

伤员一到，首先要验伤。可验伤前必须先把身体处理干净。洗澡暂时还没有条件。于是给每个人发了脸盆，毛巾，牙膏牙刷牙缸，肥皂等基本清洁用具。

脸盆里盛上水供他们擦洗。一盆盆的清水瞬间就变成了土黄色，再换一盆，又成了土黄色。
接着是让他们把衣服脱光，浑身上下一点一点地搜查。皮带，刀片，钉子…凡是对生命有任何一丁点威胁的东西都不能留。而那些诸如手表，钱包，相片等私人物件也都交给我方的专人保管，以免丢失。
然后每个人都换上了干净的条纹病号服。
刚刚结束了生死惨烈厮杀的军人一旦受了伤又成了战俘，最压迫他们心理的还不是伤患的疼痛，而是巨大的耻辱感。为了抵消这种耻辱，他们最本能的表现就是抗拒——

一个中尉军官腹部受伤肠子被打了出来。手术时将他的肠子坏死部分切了一尺多。术后他只要一清醒就拔针管，铁了心要以死明志。
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也是一次又一次地拔针管，嘴里还哇啦哇啦不停的叫着。为了防止不测，护士只好给她注射了镇静剂。

开饭哨响了，这是伤俘们入院后的第一顿饭。

大部分人都闭起眼睛，把头扭向朝墙的一侧。像是打算绝食殉节了。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_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气节观此时倒成了他们人格价值取向的精神座标。

护理员不由分说地拿起他们床头上的饭盒一个个地把饭菜装了进去。菜式有三样：黑木耳酸笋烧肉片，西红柿炒鸡蛋，素烧豆腐外加一碗汤，末了还带一个黄澄澄的大香蕉。这是按照上级规定的伤俘每人每天一块二毛钱的伙食标准配备的。也是经过国际红十字会认可的。

当时中国军队的伙食标准是每个战士每天伙食费四角五分钱。战争期间提高至每人每天八角五分钱。所以伤俘的伙食标准要高出我们三、四角钱。

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每天一块二已经是土豪级别了。（当时国内大学生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六角钱）

饭菜的香味儿一阵一阵地飘到伤俘们的床头。这是他们逢年过节也未必能吃上的美食。再加上很多人都是连续几天没有吃饭，已经到了饥饿的临界点。忍了没有多久，多日来的疲惫加上饥饿终于摧垮了他们的心理警戒线，一个个拿起饭碗狼吞虎咽。

饭后，伤俘们大部分都安静下来准备休息了。一个男伤俘突然大喊大叫起来。他那苍白的脸上显得十分焦急，抓着军医全国耿的手用力摇着，嘴里乌哩哇啦地讲着越南话。

翻译过来一问，才知道他要找回自己的皮带_那里面藏了十二片阿斯匹林药片。 原来在越南军队里，负伤是没有做手术这一说的。每个人发数量有限的阿斯匹林。伤轻伤重，感染与否全靠阿斯匹林自生自灭。所以在越南军人的眼里，阿斯匹林就是命！

这个伤俘是个尉官，战前他悄悄地攒下了这十二片救命丹藏在皮带里，没想到被中国军人搜走了。他急得眼泪吧哒巴哒地往下掉。

其实阿斯匹林只是一种最普通的解热镇痛药。七十年代以后随着青霉素，庆大霉素等抗生素在临床的大量使用，这小小的白色药片早已不入中国人的法眼了。

全国耿军医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了安抚他，便嘱人把他皮带里藏的这十二片阿斯匹林找了出来。药片已经有点溶化了。全军医一次拿五片给他吃，第二次又把剩下的药片（已经不成型了）溶入开水中让他喝了下去。尉官高兴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哭。他认为自己的命终于可以保住了。

手术进行中

四

其实真正保住他们生命的还是中国医生夜以继日的精心救治。

验伤之后，一台一台的手术开始了。

整个二所三名正牌外科医生分别是：副所长高崇林，五十开外的年紀。解放战争时入伍的老军医,有着极其丰富的战伤救治经验；军医全国耿四十多岁，是医院的技术尖子，人称“一把刀”；青年医生陈习鹏时年不到三十，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三个人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当时所里的“掌刀人”。然而第一台手术，就让他们碰上了一个见所未见的棘手难题：

伤者是越军某王牌部队的参谋长（团级）和几名士兵。他们的身体被一种叫＂子母弹＂的炮弹打中（当时我军还没有这种炮弹，只有越军使用）每粒直径约7毫米的钢弹珠遍布伤者全身，最多的一位竟有300多粒！如果延误了抢救时间会造成死亡。

负责主刀的全国耿等几位外科医生决定，先由他们负责取下主要器官如心脏，肝脏，肺脏等或大动脉血管附近的弹珠，挽救生命是当务之急。其它的弹珠，由几位内科医生一粒一粒地搜寻摘取。

一台手术下来，医生们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2018年春日的一个上午，当我坐在八十五岁的全国耿军医对面，看着他如雪的白发，听着他用平静的语调述说着当年手术摘取子母弹的往事时，心中塞满的全是感动。

据他的回忆，当时有三十几位伤俘做了这种＂子母弹＂摘除手术。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

五

很快地，第二批，第三批伤俘陆续送到，共计有120多人。二楼三楼两层病房顿时塞得满满登登。

手术台由最初的两床逐渐增加，三床，四床，五床……最多的时候是七台手术同时展开。

全国耿军医这次给一个小伤俘做手术。这个男孩，病历上写他今年十一岁。贫困中的孩子也许是营养不良的缘故，瘦小的他看上去只有八、九岁。

战争一开始，越南政府号召全民皆兵。于是就有了老头当狙击手，老太太扔手雷，爷孙守山谷，三五个女兵守在阵地上和我军一个营缠斗……

越南人个个能打仗一点都不奇怪。从二十世紀中叶开始，他们先是和法国殖民者打，后来又和日本入侵者，美国入侵者打。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拿起锄头种地，扛起枪来射击。亦兵亦民，亦民亦兵。

这个小男孩就是在山洞里冲出来向我军扔手榴弹时被飞来的炮弹片打中腹部昏了过去。我们的战士搜山时发现他还有气便把他背了出来。

小男孩的腹部被炸裂，肝脏有小部分破损，不停地出血。手术医生将他受损的左肝小叶切除，然后将炸裂的腹部缝合。警卫排两名战士为他献了血。

术后防感染给他用了些庆大霉素。能不能活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第二天查房，所长和教导员也跟了过来，他们不放心这个孩子。

一踏入病房，眼前的情景让他们一愣：小男孩站在床头柜前正在用脸盆里的水洗脸呐。他居然可以下床走动了！

小男孩见了中国军医，余恨未消地将手中的毛巾往脸盆中一甩，随即把脸盆掀翻，水洒了一地。

教导员王先贵笑了起来：人小脾性还蛮大嘞。

他嘱咐人从库房里拿些糖块过来。并强调一定是拿十块。这是前些时来自祖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慰问品。

十块糖里有北京的龙虾酥糖，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还有来自广州的热带水果糖_橙色的橘子味，黄色的香蕉味，白色的荔枝味，红色的杨梅味……

花花绿绿的糖块晃着绚丽迷幻的色彩在小男孩的眼中筑起了一座童话宫殿。这宫殿是他生平第一次闯入。

他毫不客气地冲上前一把将糖块抢过，剥开糖纸贪婪地嚼了起来。据说当年的越南生产的糖果品种少的可怜且大部分是用木薯做的，质量非常低劣。

奇怪的是这个遍地种的都是甘蔗的国家，蔗糖都跑到哪里去了？

第三天，小男孩一见到医生就伸出手要糖吃。医生又照例给了他十块。

有奶就是娘，有糖就是爹。孩子的世界永远都是简单而通透的。小男孩认为，中国军医给他治好了伤又给糖吃，他也得为人家做点什么。知恩不报非君子嘛。

这一天他瞅准机会拉住了教导员的衣襟。他记得自己生平吃的第一块高级糖就是他给的，他还知道他是这里最大的官。

小男孩眨了眨眼，那眼神有点狡诘，有点神秘外加几分得意:你们知道黎笋吗？

六
黎笋？不要说这些参战军人 ，就是当年中越两国的普通百姓，也很少有不知道黎笋这个名字的。

黎笋，当时的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和胡志明一样也是越南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所不同的是，胡志明亲中，而黎笋则率领着党內的亲苏派和胡志明暗中抗衡。

1969年胡志明去世，黎笋便毫无顾忌地抱紧苏联大腿，挥舞起反华排华的大棒向中国示威。

1977年开始，黎笋政府下令每位越南华侨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12两黄金，交不出就要面临冰冷的枪口。就这样，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150多万华人受到迫害，更多的华人被驱赶回中国。

他相信苏联老大哥无所不能，一定能帮助他们称霸东南亚甚至整个亚州。这其中要踢除的最大绊脚石就是中国。
黎笋集团与中国政府的彻底交恶是这场中越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而黎笋就是那点火之人。......

小男孩指着走廊尽头那间收治了六七名女伤俘的病房——
最靠窗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几天前和小男孩同时进来的青年女子。她看上去不到三十岁，清癯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是黎笋的亲侄女，黎笋是她的大伯！
接着小男孩说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大秘密_她是我们特工大队的副大队长！
所有人都愣住了。
在这场战争中让我军吃亏最大的就是越军的特工。在几十年战争生涯中摔打出来的特工绝不是和平环境下的同类所能比拟的。他们经过长达一年至一年半的特种训练_捕俘，爆破，驾驶，排雷，化装，识图，不少人还可以讲流利的中国话。

战斗打响后第二天，就有混入我民工队伍中的特工与事先埋伏的越军里应外合，乘乱开枪伏击我某某师野战医院造成其巨大伤亡；

还有几个女特工化装成老妇在田边劳动,我军一个排经过她们时还友好地挥了挥手。她们突然抄起藏在劳动用具中的手雷，冲锋枪向我军袭击致当场牺牲六人，两人重伤；

还有一位特工穿着我军军装，操着流利的汉语直闯军营声称要找一号首长，三号首长出来接洽时被他一枪击倒……

谈虎色变。一说到“越南特工”四个字，人人不寒而栗。这下可好，又是黎笋侄女，又是高级特工，所里可紧张了，立刻给她调入单间病房并加固了岗哨。
所幸的是女特工伤在右大腿根部，连坐起来都困难。眼下的她就算有三头六臂恐怕也是牯牛坠井，虎落平阳了。
她的伤很棘手。开放性的枪伤伤口上一个大大的洞，因为感染已经化脓。第一天换药时满满一碗的脓，第二天又有脓出。消毒用的生理盐水刚好用完，新领的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而且生理盐水消毒抑菌的效果也不明显。

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截肢了。
全国耿军医还想再试试。他记得中国民间有用白糖治伤的例子。
他用调好的白糖水轻轻地倒入伤口再盖上纱布。用温和的语气告诉女特工：尽量少动弹，否则伤口再感染就要截肢了。

女特工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内心深处所思所想嘴巴可以不说，眼睛却藏不住。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不一样，他们眼睛的这扇窗闭得紧紧的，一丝不透。
用白糖水治疗的第二天一看，奇迹发生了：伤口已经无脓，只有少量的水渗出。
隔着一层大口罩，女特工也能从全军医的眼睛里看到欣慰。她知道自己的腿可以保住了。于是她的眼睛里也射出一丝显而易见的笑意。

一周后伤口基本愈合。女特工不但可以坐起来，还可以下地挪动几步。
她轻轻地挪到窗边，看着外面：春日的阳光显得格外清亮耀眼，大红的，玫红的，淡黄的朱槿花（扶桑花）在温煦的春风吹拂下正在静静地绽放。

瘴烟长暖无霜雪，
槿艳繁花满树红，

每叹芳菲四时厌，
不知开落有春风。
是啊，活着多好，和平多好！
她用小刀吭哧吭哧地在窗台的木框下刻了一行字（越文）：我，爱中国医生！
所长打趣地问她：你爱哪一位呀？
通过手势比划和翻译的帮忙，所长知道她指的是军医全国耿。
我要嫁给他。
那不行啊，全军医已经结婚啦。

没关系，我可以做小。（年轻女人报恩的极致方式就是以身相许）
哈哈…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两千多年前那个多情似水的越女又投胎转世啦！
可问题是那把小刀哪里来的？收治的时候可是浑身上下都搜过的啊。
女特工说，小刀是伯伯黎笋送她的心爱之物，从不离身。
那把刀的确精致，上面清晰地刻着一个字母D(黎笋的越文名为le-Duan)搜身的时候她藏在月经带里。
这一点谁都没有想到，特工就是特工。

小刀当然是要没收的。

带刀的高级特工，想想都瘮的慌！

七

女伤俘里有一人格外引人注目。

她二十三四岁的年紀。丰腴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越南人中少有这样白的皮肤）两只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透着一股灵秀。尤其身上那分独特的艺术气质更是令人过目难忘。猛一看，还挺像台湾歌星邓丽君。
她叫阮氏红，是越南人民军总政文化局的独唱演员。她的父亲据说是越南的将军。
阮氏红是在前线慰问演出时受的伤_右大腿被子弹击穿，粉碎性骨折。
她的情绪极其低落。头搭拉着不看任何人，不说一句话。最要命的是她不肯吃饭。她认为中国人的饭不安全，那意思就是饭菜里有毒。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战争创伤后遗症，心理学上称做：幸存者综合症。经历了严重灾难性事件（包括战争）遭受了巨大精神创伤的幸存者往往会表现出形态各异的应激障碍，例如：抑郁，梦魇，恐惧，情感脆弱，多疑等等。
阮氏红出身高贵，从小到大生活环境优越，一旦遇挫便极易心理崩溃。
阮氏红绝食，很快在伤俘中传开了。美女对男人的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阮氏红不吃饭，很多男伤俘也开始闹绝食。

这可急坏了所长和教导员。（那时的中国人对心理学的认知程度几乎是零）
这天进去给阮氏红打针换药的是护士黄伶俐。黄伶俐是一个有着近十年军龄的老护士，年紀和阮氏红相仿。
换药的时候黄伶俐就发现阮氏红始终用一种很奇特的眼光打量她。换完药黄伶俐转身欲走，阮氏红突然用越语大喊了一声。
黄伶俐本能地转过身来，一脸错愕。
阮氏红叽里瓜拉又说了一大通话。翻译赶了过来。阮氏红急切地抓着翻译的手，指着黄伶俐问：她是不是越南人。
这怎么可能！黄伶俐是军人之后，父亲是一个老八路，山东人。
原来阮氏红有一个姑姑前些年嫁到中国来了。阮氏红觉的黄伶俐长的和这个姑姑很像，所以才大着胆子试探一下。
在一个孤立无依的陌生世界里，年轻脆弱的阮氏红多么希望得到亲人的慰藉。
这件事倒是启发了教导员王先贵。他不失时机地做出决定—由黄伶俐专人负责阮氏红的所有治疗并抓住一切机会做她的思想疏通工作。
阮氏红已经三天不肯吃饭了。为了防止出现脱水等并发症，黄伶俐走进病房给她注射葡萄糖液。

阮氏红看见黄伶俐，脸上闪出一丝笑容。黄伶俐友好地拍拍她的肩膀，又摸摸她的头。
著名作家张恨水说过：这个世界真是奇怪，有些人永远也成不了朋友，有些人却成了永远的朋友。阮氏红和黄伶俐一见面就互生亲切。尽管语言不通，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全靠眼神和手势却畅通无阻。
阮氏红：我叫你大姑好吗？
黄伶俐：哎呀，叫老了吧。我的年紀应该和你差不多的。

两人一报生辰年月，黄伶俐比阮氏红大一岁半。
阮氏红：那我叫你姐姐吧。
可一不留神，阮氏红又叫了一声大姑。黄伶俐佯装嗔怒，轻轻地拧拧她的耳朵。
如果不是因为这特殊的环境和各自特殊的身份，她们俩一定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好闺密。

又开饭了。这一次黄伶俐亲手端上饭菜，友好地拍拍她的肩膀，随即拿起勺子想亲自喂她。阮氏红不好意思地笑笑，赶紧接过饭碗大口大口地自己吃了起来。

八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三章）

是啊，疾风暴雨终归是短暂的。风和日丽是常态。人的激烈情绪也不可能长久持续。

日落星移，月满楼西。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重复着。不知不觉八十多天过去了。
当战场的硝烟散去，敌对的双方放下了武器之后，彼此之间的关系便进入了正常的交往轨道。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号，朝鲜战场宣布停战那一刻，志愿军战士和对面阵地上的美国大兵同时冲了出来，彼此握手言欢。你递我一支香烟，我送你一瓶酒，大家载歌载舞，庆祝和平。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扶绥这个僻静山谷中。
几百号人在一栋楼的空间里共同生活了八十多天，彼此都熟悉了。你看见我点点头，我看见你微微一笑…

特殊的医患之间有了逐步深入的交流。人性中的善之火，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着各自心中最初由陌生、隔阂以及敌视所结成的僵硬块垒。不少伤俘还学会了几句中国话诸如：你好，谢谢，中国等等。当然，说的最熟练的还是那句——*****！伤口已接近痊愈的小男孩闲不住，成天蹦蹦跳跳地跟在护理兵姐姐的身后帮忙干活。

战争让人心灵受创，和平使人本性回归。
经国际红十字会的斡旋，中越两国红十字会的多次会谈协商，双方交换第一批战俘的日子定为1979年5月21号.当然，首先交换的是伤俘。
要回国了！伤俘们的心思可谓五味杂陈：有高兴——就要回家和亲人团聚了；有忐忑——不知道做了俘虏的人回去后会受到上司怎样的追究整肃；有不安——回到那个缺医少药的国度，自己的伤能否彻底痊愈；有彷徨——回去后有可能面临失业饿肚子，要不要想办法留在中国不回去了……
于是他们哭了又笑了，笑了又哭了。
病房的三楼上去是一个大大的露天平台。平时只有供应室的护士上去晾晒些床单被套，纱布之类。现在这里成了欢送宴和联欢晚会的会场。几个手巧的护士和越南姑娘一起动手用花花绿绿的彩纸把它装扮成一个五彩缤纷的和谐天地。
炊事班里杀鸡宰鱼，忙得不可开交。
阮氏红在病房里认真地指挥伤俘们排练节目。
下午六点钟，会餐开始。全部在治的二十几名伤俘（伤轻者与痊愈者都已先后送入战俘营）搀着，架着登上了三楼平台。黄伶俐背着阮氏红也上来了。

这是八十多天里伤俘们涉足最远的地方。
他们的伤口正在一天天地愈合。刚来时的面黄肌瘦如今变得皮肤红润，头发亮黑。好多人都说，活了几十年，只有当俘虏后才吃上了饱饭。
晚宴是丰盛的。八菜一汤，还开了几瓶酒，有红有白。刷牙缸成了临时酒杯。中越双方，医生患者共同举杯：愿中越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愿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晚会节目也是精彩的。中方有男生小组唱，女生小组唱，快板书，还有杨琴独奏；越方那边，阮氏红是当仁不让的大腕，她先是唱了一首越南民歌，一个女伤俘为她伴舞。
越南中国，水连水山连山，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
这首由越南青年词曲家杜阮创作于六十年代的歌曲《越南中国》被当时中越两国很多人熟知并传唱。那时候越南南方被美国人强占，北方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全力抗击着美国入侵者。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勒紧裤腰带的中国人民把援助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进越南。无数的中华儿郎穿上越南人民军军装和他们并肩战斗，把热血和生命留给了邻国的土地（根据官方统计，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八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工兵、医务等部队共计32万人次赴越参战）
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阮氏红那优美，醇厚圆润的嗓音唤起了在场所有人心中的追忆与共鸣，夹杂着中越两种语言的同一首歌越唱和者越多：
共理想心相连，胜利的路上红旗飘扬；

啊……啊……我们高呼万岁——

胡志明，毛泽东！

为了和平_干杯！

发还伤俘的私人物品

九

五月21日一大早，在五0二野战医院领导的直接组织安排下，二所的所有相关人员，警卫部队和几十名伤俘一起乘坐专列抵达凭祥隘口火车站。

接着十一辆救护车和十辆大轿车把他们拉到友谊关口。
交换地点安排在友谊关通往同登公路的零公里处。距零公里处还有1500米的地方拉起了警戒线。所有车辆只能停在此。也就是说，还有1500米大家是要步行过去的。
行走困难的伤俘，由中方派出的担架抬着或由医务人员搀扶着。他们的行李还不算少——每人一身新军装，新胶鞋，新挎包，新水壶，新棉被，加上入院时暂收的私人物品，满满登登一大堆。许多白衣战士主动上前帮着他们拎行李。
这天的友谊关挤满了人，有国际红十字会观察代表，党政军各方领导，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持枪巡逻的军人，中外记者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知名国际媒体，新闻制片厂的摄影师……大大小小的长枪短炮架着，举着，扛着，更有甚者爬到树上，都在等着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九点钟，交换并没有按预定的时间开始。十点钟，还没有动静。人群有些骚动。
原来是小状况不断出现：先是零公里这边中国国旗一角被风吹向了越南一方，那边不干了，说是中国侵略越南。还是国际红十字代表机智，一句话：如果越方的白云飘到中国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认作越南侵犯中国领空呢？

越方哑口无言，此事作罢。

　　紧接着就伤员担架摆放的尺寸距离，越方又纠缠许久。拿着皮尺量了又量，多一寸都不行（又是中国侵略越南了）
　　当然真正纠结的问题是战俘互换的人数。按理说应该是一对一交换。可越方待交换战俘120人，中方只有43人。怎么对等？

坐下来谈吧。两边各搬来一张长条桌，以零公里划线处为中轴，各相距一米。谈不拢时，各自把长条桌后撤一米。

　　两米，三米，四米，五米，桌子一直在向后撤。
　　……
　　四米，三米，两米，一米，桌子又回到原始点。

最终谈妥的条件是:2比1.即两名越俘换一名中俘。
交换终于开始了。此刻的时针已指向11点20分，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近两个半小时！
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腿伤尚未痊愈的阮氏红坐在担架上。当念到她名字的时候，她突然抓住一直陪伴她的护士黄伶俐的手不放，继之扑到她怀里大哭起来，一句话反复说：不回去，要留在中国。（其实从得知将要被遣返回国的那一刻起，阮氏红就不停地哭，表示不想回去）
　　中越双方一时都不知所措。越方是尴尬加恼怒。中方是哄劝加抚慰。
　　黄伶俐对她说，名单都事先拟定好的，而且也上交红十字会了，要改变是不可能了。
　　姐姐，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么？阮氏红抬起泪脸深情地问了一句。
　　能，一定能的。不打仗了，两国关系正常了，你一定要来中国玩，我等着你。

黄伶俐的语气十分肯定。她相信会有这一天的，
　　阮氏红擦擦眼泪，向旁人要来红绿色皱纹彩纸，叠了一朵大大的荷花递到黄伶俐手中，俩人再次紧紧相拥。
　　脉脉荷花，泪脸红相向。

五0二野战医院领导及二所全体人员

当最后一位遣返伤俘的身影消失在国境线那端的时候，五0二野战医院二所全体红十字人终于从心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望着那午后阳光下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每个人都感慨万千。

八十三天，整整八十三天。在生命的长河中它只是瞬间激起的浪花，可却久久地驻扎在心里难以忘却。

难忘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检查工作时那赞许的表情和竖起的大拇指；难忘伤俘们临别时那依依不舍的眼神（一位伤俘临别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边防医院度过的日日夜夜，从中国军人身上看到了宽容、友善、人道，你们是真正的和平使者）

短短八十三天，他们先后收治了300人次的越军伤俘，除4人死亡外，其余全部救治成功，治愈率高达98·7%。他们泯寇仇恨，施仁心术，用自己高尚的行为很好地履行了国际红十字章程中所赋予的“站在中立的立场对战争双方的伤员施以人道主义救治”的责任与义务，让全世界看到了以仁义为文化本源的中华民族诚信与善良之再现以及泱泱大国之胸怀，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尊重，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高度评价。

穿军装的红十字战士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并取得了完胜！战争并不仅仅是杀戮，也有人性的救赎回归和温情。
友谊关前留个影吧！记住这难忘的日日夜夜。虽然短暂，却是每个人生命年轮中曾经的一抹最最绚丽的亮色。
战后，五0二野战医院二所荣立集体三等功，十五人荣立个人三等功。

后记

2018年深秋的一天，一群头发花白，身着迷彩装的人来到了广西扶绥这个小小的县城。他们是当年的五0二野战医院二所的老兵。
旧地重游，寻梦当年，一晃四十年了。
华发生，志不衰，情依旧，意难平！
当年那个破旧的小火车站还在。只是重修再建后变得犹如欧式城堡，俨然一件艺术品。当年他们坐着运兵专列来到这里，又从这里登上遣返伤俘的专列前往友谊关零公里 去亲证那历史的一刻。
当年的医院旧址如今已被一栋栋高档住宅楼所替代。问问附近正在小区庭园里休憩的老人，知不知道40年前这里有一个临时的部队医院，他们都摇头；再问他们还记得中越自卫反击战吗？他们还是摇头。
紧接着老兵们又来到了友谊关，零公里，当年中越双方交换战俘的地方。
两国间满载着各种物资的货车来来往往，边境大楼 穿流不息的人潮 一波又一波。无数的越南边民从老兵们身边掠过 ，每一个都陌生， 又都似曾相识。
当年那些伤俘的面孔一个一个地浮现在老兵们眼前——
护士长陈育红和护士李长林，魏青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当年那位年仅十一岁的小男孩。掐指一算，如今也是五十挂零的大叔了。护理兵李晓春忆起一件往事：79年3月26号是我军凯旋归来的日子。大街上到处是锣鼓鞭炮声。这一天她提着一大捆待洗的病号服，照惯例招呼小男孩过来帮忙抬去外面的洗衣房。奇怪的是小男孩这次怎么也不肯过来，一个劲儿地拍自己的头。翻译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不敢出去，更不敢过马路，怕中国人打他。李晓春笑着說：不会的，你放心！小男孩这才高兴地跑过来帮忙抬衣服。
麻醉师谈文斌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交换伤俘时自己亲见的一幕：伤俘们一进入越境一方，那边的军警便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地将背包挎包水壶，衣帽通通抢来扔掉。
最过分的是抢伤员的拐杖，因为那也是“中国人的东西”必须扔。
女特工也是拄着拐杖过去的。当越方军警照例去抢拐时，被她扬起手来狠狠地揍了一巴掌（非常专业的手法）
黄伶俐最牵掛的还是她的异国姐妹阮氏红。她的伤痊愈了吗？有没有留下残疾？她还能上舞台吗？当年她送给自己那朵大荷花连同两人相拥的照片被中外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刊登，她回国后能避免清查整肃吗？ 四十年了，多希望还能再见到她。 她从心里轻轻地喊了一声：阮氏红，你还好吗？
……
又一批越南边民从边境大楼中涌了出来。其中有一位年紀六十开外的妇女，头戴越南人特有的凉帽，身后还背着一顶，她急急地向前赶着。从后面看去，两顶帽子，像两座山……
（全文完）

　　本文依当年502野战医院二所部份医护人员追述回忆整理而创作 。在此特别感谢李志红，徐建勋，全国耿，谈文斌，陈育红，魏青，李长林，黄伶俐，张奋良，张亚莉，李晓春，巫锦庆，王小东等老兵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向他们，向所有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兵:敬礼！

文中部分照片来自网络，谢谢摄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