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年代

江有来

　　仅将此文献给热爱祖国、热爱集体，顾大局识大体和刻苦耐劳、忘我劳动的高尚品质的可亲可敬的一代中国农民。

    上世纪的1958年至1983年, 我国农村农民劳动普遍实行集体出工记工分的形式,那时的土地没分到每家每户种植，而是以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下属的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里的若干户农户的家庭成员统称为公社社员，他们一起下地参加劳动。 



    生产队中有一个队长，是由社员大会选举当选，他是我国农村最基层且职位最低的行政“官员”，是负责全队社员进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每年年初，队长要召集队里的全体社员进行每人工分的底分评定。因这关系到每人每天的工分高低，更关系到每人全年的收入，所以大家都格外重视全部到场。底分按劳力的强弱、老小甚至男女有别分级划分。男的壮劳力十足分是十分即为一工，其他是按你劳力强弱的程度而递减，女的壮劳力最高的也只有七八分，刚初中毕业的小孩的底分那就更低了约四分左右。评定底分时，有魄力的队长就将自己的意见向大家说，由大家讨论一下就敲定;没有魄力的队长就由社员“自由讨论”，你一言我一语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队长的工作比较辛苦，每天要分派工作并要挨家挨户地去通知社员出工，有的生产队也有用敲钟的形式通知上工，对于有些劳动纪律懒散的社员，队长还要得罪人需监督批评他。临出工的时候，大家集中在一起，队长会根据社员中的男劳力、女劳力、壮劳力、弱劳力等不同情况安排活儿，然后大家分头去干各自的活，何时收工，因为那时没有手表,大多时候都是看太阳为计时，这就叫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生产队社员开会的地方叫“小队屋”，生产队的许多“重大决策”比如选队长、给社员定工分等都是在“小队屋”里进行，这里实际上是生产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小队屋”也是分粮食、柴草及其它农作物的地方，是全队社员们的“希望”所在。每当傍晚分物时刻，“小队屋”前充满呼老唤小的喊声，各家人怀着收获的喜悦或抬或担着谷物回家，悄然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记得林家台门是我队社员上工前聚集的地方，台门里有四五条长石凳，上工前人们都带着锄头、竹箩等一些劳动工具陆续来到,在石凳上排排坐，男的开始谈农作，女的则家长里短。人们在这里等待队长分派劳作，劳作分派后，大家就扛着农具晃晃悠悠地鱼贯而出往田间进发。

    那时没有电视，对于生产队里的社员来讲，有线广播是他们喜爱的文化娱乐工具。有线广播就是广播站通一根铁丝接到木箱中的喇叭上，再在地上接一根铁丝作地线，到时喇叭就会响了。队里的“小队屋”、晒谷场及社员家里都安装了“有线广播”，它每天按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播放本县的新闻及一些喜闻乐见的歌曲，有线广播给社员们带来党中央的声音和科技信息，也给社员们带来无比乐趣。喇叭有时也播送大队里的通知，那时和社员们劳作休戚相关的气象消息也是这个喇叭播送的。

    农忙季节，男的壮劳力干一些打稻、挑担、插秧等重活，女劳力和老人、小孩则干割稻、拔秧和晒谷等一些稍轻的活儿。由于天热体力消耗大，每天上下午队长都会分别就地安排10至15分钟的休息。农忙时由于早晨出工早，上午休息时家里人都会送来稀饭和山粉糊等点心充饥，我们这些孩子都会吃得津津有味。记得在那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年代，夏天农忙“双抢”季节，城里的机关学校、商店厂矿都会组织干部、职工和学生下乡来生产队无偿地支援“双夏”帮助农民割稻。

      当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好多干部存在种粮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作风，原本农民种植的粮食产量就很低，加上干部浮夸虚报“高产”及受高征购政策的影响，造成粮食异常紧张。农民分配前得先把最好的稻谷（还有棉花和油料）交足国家的征购任务，再集体留一点储备粮，最后剩下的分给社员个人。剩下的农作物一般是按“人六劳四”（或“人五劳五”）分配给社员，所谓“人六劳四”就是把剩下的农作物中拿出60﹪来按人口分，其中40％按劳力即所获工分分配。

    农民除了交“公粮”外，还有养猪的派购任务。国家规定农户每年须至少上交一头肉猪，当时国家给的价格是每斤猪五角到七角多钱，而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是1元2到1元5之间。因为上级作了规定，不交要扣除该户的口粮，当时交一头猪表面上加给农民几百斤粮食，但这粮食却不是上级补贴的，而是到秋天分粮时仍要从队里大伙的口粮中扣除，这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生产队既是个基本生产单位，也是个基本核算单位，各队的生产和收获状况直接决定着社员们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社员每天劳动以记工分的形式确认劳动成果，而向队里交上家畜、家禽的粪便及人工积肥化灰的肥料也可以计入工分。那时社员的收支是全年到年底结算一次，是根据生产队里的收获和各户的实际工分挂钩进行“年终分配”。年终决算时，根据家庭成员挣的工分总量，除以家庭全部人口数所得出的平均值，如果高于生产队全体人口的平均值，则可以参加“分红”，也就是分得一点现金。如果低于这个平均值，则要将钱找出给生产队。记得六十年代农民每个劳动工的收入,稍好的生产队可以分到一元多，差的生产队只能分上几角钱。

    工分是用作抵换粮食和余钱的，若每工的分红值0.6元钱，这口粮要用工分折价去买,每户买够口粮后,剩余的工分折合成钱分给本人。由于收成不好，当时那些多劳力少吃口的家庭也只有一点小小的进账，而大多家庭只能分到一些粮食却分不到现金，还有些少劳力多吃口的社员家庭，不但分不到多少粮食，反而倒欠生产队钱款。他们的家庭经济年年赤字犹如 “烂田里翻捣臼，越陷越深”，生活困难没有翻身的机会。那时，每户人家粮食都异常紧张，他们都种些杂粮和蕉藕根等充饥。

    那年月有些队里还出现了“负日值”的怪现象，记得那时有个生产队的“日值”是负六分。就是出一天工，不仅不挣钱，还要返回生产队六分钱，出工越多欠生产队的钱就越多。“负日值”产生的原因是那些生产队土地贫瘠，农业收入太低，在分了社员一点粮食、支付大队干部、民办教师的报酬，支付公社敬老院和队里的五保户、烈军属的生活费及生产队道路的维护等费用后收不抵支，那只好把赤字和工分挂钩。由于集体大锅饭队里分红低收入少，农民负担重吃不饱穿不好，造成社员劳动积极性低落，也有一些偷懒者在劳动时出工不出力，拄着锄头当拐杖，眼巴巴地盼着太阳早点下山，早些收工。

    当时，因国家经济困难及农业人口太多，政府每年只对城镇吃商品粮户口的人口供应极少量的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腐票、鸡蛋票、鱼票、肥皂票、烟票、火柴票和自行车票等，但这些物资的供应对农民来说是根本没有份的，政府要求农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那时，农民在土地上种粮食都解决不了温饱，他们那能生产出肉、油、糖、蛋、肥皂、烟、火柴和自行车等日用品呢?因此，农民的生活比城镇居民更加困难。当时的票证制作简单粗糙很容易仿制，但那时的人们老实守规，尽管生活非常困难但也没人像现在有些 人那样仿冒和造假。

    那时的人们生活虽异常困难，但为社会建设和国家分忧的觉悟却很高，他们关心公益事业建设,经常参加义务劳动。如始建于1958年，竣工于1964年的黄岩长潭水库，人们在三年困难时期等期间利用义务劳动建造起以城市供水为主，集防洪、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为一体的大型水库，当时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劳动工具极其简陋没有机械化。农民们自带被褥铺盖、干粮，忍饥挨冻，风餐露宿，任劳任怨地依靠自己的双手、肩膀、锄头和手拉车，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用鲜血和汗水甚至生命修筑起了这座大型水库，保证了农业的收成和群众的饮用水，造福了子孙后代。这和那一代的人们热爱祖国、热爱集体，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国家和集体遇到困难时会毫不犹豫地挑起担子,为国家分忧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在现今社会物欲横流，充满“铜臭”年代的人们所不及的。

    那年月上级领导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社员们始终期盼着,可那个公社大河集体的水满不了,社员家庭小河的水干涸着。但社员们仍然对集体有幻想，对生活有追求，对未来有憧憬充满美好的希望。他们自发开展“挑担竞走”、“拉车快跑”和“插秧争先”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那时在农业战线上也涌现出了许多热爱劳动和热爱集体的先进人物，当他们捧着印有 “双夏先进”、“生产尖兵”的汗背心、毛巾、脸盆和茶杯等小小的奖品时都会乐不可支，舍不得用而珍藏，小小的荣誉对他们来说，都感到非常光荣与自豪。那年代经济条件虽然差，但物质的匮乏并没有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贫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风尚在他们心中燃烧，人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精神文明良好，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条条公路笔直平坦，一排排住宅鳞次栉比，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现今粮食丰收，各业兴旺，农民们在小康的大道上疾奔。

    农村大集体年代已过去40年了，生产队社员集体劳动早已成为了历史，但那大集体年代农村生产队社员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却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它体现了一个年代中国农民热爱祖国、热爱集体，顾大局识大体和刻苦耐劳、忘我劳动的高尚品质。（部分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