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错杀冤案的前前后后

春牛

　　前一段观看36集电视连续剧《井冈山》，感受颇多，我想起了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想起了“朱毛”井冈会师，想起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想起了袁文才、王佐这两位农民武装的领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总共坚持了两年零四个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也只待了一年三月零8天。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出发，走过瑞金、走过遵义、走过雪山、走过草地、走过延安、走过西柏坡、最后走到北京，走向全国的伟大胜利。

        下面我从袁文才、王佐这两位农民武装领袖被错杀的前前后后，引导大家重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那段历史，感受当时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残苦性，以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一）婉转拒绝毛泽东

　　袁文才，1898年4月生，小名选三，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人，属客籍人，1921年考入邻县永新的禾川中学。早年曾经历了家被抄、妻被占、哥被抓、母被杀的痛苦遭遇。为报仇雪恨，1923年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因有文化，点子多，不久便担任了参谋长。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他率部举行了宁冈暴动，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经龙超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1898年5月生，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   。出生于遂川县下庄村水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属客籍人。他16岁开始学裁缝，期间又投靠当地有名拳师王冬文，练就一身武艺。他1923年参加绿林武装，1927年在遂川农民协会的帮助下，将所部改为农民自卫军，支持遂川农民运动。

        1927年7月26日袁文才、王佐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率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从监狱中解求出永新县委王怀、刘真、贺敏学等党员干部和群众80多人。

王佐.袁文才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留存下来的余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天毛泽东就派何长工给井冈山茅坪的袁文才送去一封信，表示愿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建红色根据地。

        袁文才收到信后，心中大为惶恐，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下联系十分困难，他不知道毛泽东来井冈山的真实意图，对毛泽东率领的这支部队心中没底，心存戒备。他一方面将部队分散在茨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另一方面招集他的军师和部下商议研究对策，经过慎重思考，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聘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注： 这封信2001年11 月在吉林省吉林市被发现。是吉林市一位叫皮福生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发现的。他一次出差去湖南株洲，在一个旧书市场买了一部清光绪年间的线装本《四书》竟意外地发现书里夹着两张写有毛笔字的宣纸，就是袁文才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原件。2001年11月12日新华社长春分社发了电文，11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也登转了此消息。）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诚肯反复地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同袁合作，共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为表诚意，毛泽东还分别赠送他们短🔫各一支，并约定择日和袁会面。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退出宁冈，在茅坪一带坚持斗争。为站稳脚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结为“老庚”（同年出生），彼此约为兄弟，相互支持。　

        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把师缩编为团，下辖两个营，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当天部队抵达宁冈古城（古城是永新——宁冈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在古城的联奎书院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10月6日，毛泽东按约定的时间到茅坪大仓村林凤和家会见了袁文才。

        他们的会面非常成功，谈话十分融洽，从上午一直谈到太阳快落山时方才结束。双方答成合作协议，谋划在井冈山共创大业。

        毛泽东大为高兴，日暮天残，两人作别时，毛泽东又送100支枪给袁部。为表诚心，袁文才也捧出1000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做给养。

        第二天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茅坪，并在此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由于毛泽东脚疾复发，袁文才特派自己的贴身警卫给毛泽东当勤务兵，并亲自送毛泽东到坝上村李筱甫家养病。

   

（二）井冈山的斗争岁月

　　对于毛泽东的住处，袁文才也十分慎重，开始他将毛泽东安排在攀龙书院，考虑到那里房子宽敞，后来感到不合适，因为工农革命军后方医院在那里，比较吵杂，他又将毛泽东安排在八角楼居住。为了照顾师长余洒度的情绪，毛泽东建议袁文才将余洒度安排在攀龙书院居住。

修整几天后，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到湖南茶陵、酃县一带去打土豪，为部队筹粮筹款。

1927年10月15日晚上，在酃县水口镇叶家祠堂的阁楼上，毛泽东为6名新党员（陈士榘、赖毅、刘炎、欧阳键、李恒、鄢辉）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带领6名新党员举起右手，面向“c.c.p”党旗宣读了入党誓词，通过了6名新党员的入党手续。这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水口建党”。

水口建党是我党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党建活动。

　　也就是这一天，师长余洒度脱离部队，毛泽东百般挽留，他依然我行我素。他于1927年10日19   日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工作汇报告后就脱离了党的组织，后投靠国民党，1933年被委任为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因贪图享乐、纸醉金迷，利用职权贩卖毒品，1934年事情败露，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枪决。

        1927年10月24日（也是这天朱德派特使毛泽覃来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取得了联，本月5日毛泽东也派何长工去寻找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历时两个多月，从井冈山出发，途经长沙、武汉、上海、广州，于12月底在广东韶关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和他们领导的南昌起义的余部。实现了朱毛两支部队的联系，为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和朱德两人虽没谋面，但神交已久。）毛泽东从湖南水口经江西大汾来到茨坪王佐的防地荆竹山，王佐率领他的农民武装到荆竹山迎接毛泽东，毛泽东站在雷打石上向众人宣布了“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打土豪要归公，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个月后的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泉江镇李家坪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3月，部队南下湘南到根据地外活动，严明纪律显得更加重要，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沙田圩旁的三十六担丘将他在荆竹山提出的“三大纪律”和李家坪提出的“六项注意”综合在一起，并作了简要修改补充，正式定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经过革命战争实践的修改和充实，毛泽东1947年10月10日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后颁发全军执行。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组织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任命，由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等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卢德铭当年9月22日在芦溪战斗中牺牲、余洒度当年10月15日出走，苏先俊在他前一天出走，。后又增选了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等为前委委员）明确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武装政权。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陷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至此，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从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土豪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田。

为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毛泽东注重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前委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进行了改造，并积极帮助湘赣边界各县建立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这些地方武装不仅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而且还是正规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1928年2月上旬，袁、王的部队完成了由农民武装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朱家祠堂前宽敞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宣布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4月，王佐在何长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进剿”，赣军27师杨国轩部一个团加一个营的兵力进攻宁刚新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制订了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案，即“围三阙一、开门打狗”的战术，率领我根据地军民于2月18日向敌人发起进攻，全歼敌正规军一个营和一个靖卫团，击毙敌营长王国珍，活捉敌县长张开阳，取得了新城战斗的胜利。2月21日，在砻市沙洲召开工农商学兵2万人大会，庆祝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推举活捉敌县长张开阳的大江边暴动队队长文根宗任第一届主席；会上宣布成立中共宁冈县委，龙超清任县委书记，公开挂牌，在“刘德盛”药店办公；同时成立了县赤卫队，石敬庭任队长。龙超清和文根宗分别代表县委县政府讲了话，人民群众群情激昂，大会最后公审处决了敌县长张开阳。

余贲民

　　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1928年3月，湖南省委派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对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利的处分决定（撤消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后补委员），周鲁在传达时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并且将前委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任师长，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又将毛部调往湘南支持暴动，造成“三月失败”，结果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1928年4月28日（三月初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农军10000余人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5月4日，会师后的毛泽东部和朱德部合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下辖第10、第11、第12三个师9个团。袁文才、王佐的二团被编为第32团，袁、王分别任正、副团长。5月底湘南农军8000余人在邓宗海、黄克诚带领下又撒回湘南，部队随即取消师的编制，军部下面编4个团。即28团（南昌起义的部队）、29团（湘南宜章农军）、31团（秋收起义的部队）和32团（袁文才、王佐的部队）。6月4日，奉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在第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红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井冈山会师意义重大：从此武装起义的两大主流合在了一起；两双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巨手握在了一起；井冈山之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连在了一起；两位伟人的姓氏也合在了一起。“朱毛”这一时代凝成的词汇，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革命军队乃至整个革命力量的象征。

井冈山会师

5月20日至23，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 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党的最高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5月下旬，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茅坪苍边村成立，袁文才任主席，张子清任军事部长、余贲民任财政部长、谭震林任土地部长。王佐则担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11月2日，特委和军委收到中央6月4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11月6日，依据中央指示，重新组建了前敌委员会，统辖特委、军委和地方党的领导。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支部书记）、 宋桥生（工人代表）、 毛科文（农民代表）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11月14日至15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军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担任书记。

1928年7月以后，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党、政、军各机关逐渐迁到茨坪。

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从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地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

这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袁文才做媒，在朱德和陈毅的撮合下，毛泽东与贺子珍于1928年5月在永新县澧田乡塘边村正式结为革命伴侣，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也没有摆酒祝贺！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完事了。

贺子珍

　　红四军成立后，由于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剿”。为了打退敌人的进剿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如深入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的党、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的武装、对敌人力量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敌人力量较弱的江西取攻势、反对分兵、反对冒进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作战方针。对红军的游击战争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击破了敌军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割据地区日益扩大。1928年6月23日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范围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

      

龙源口大捷

         龙源口战斗之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酝酿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联合“会剿”。6月30日，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为特派员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晚毛泽东在永新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认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分兵去湘南必将不利于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会议决定报告湖南省委，不能执行向湘南发展的意见。

        7月中旬，红四军分兵两路迎击湘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会剿”。当28团、29团占领酃县的时候，杜修经不顾永新会议的决定，附和红军中部分宜章籍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引导28团、29团向湘南冒进，军委也未加有力的阻止，结果造成红军主力损失很大的“八月失败”。29团全军覆没，28团团长、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也英勇牺牲。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31团和地方武装同敌人作战，在永新附近15公里范围之内将湘赣敌军11个团围困达25天之久，这就是“永新困敌”。虽然困敌很久，但由于寡不敌众，结果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均被敌人占领。不久，江西国民党军队发生内讧，围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军相继退去。湘赣边界特委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泽东率红军31团3营去桂东迎还主力，以另一大部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8月30日，湘赣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又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二次“会剿”。井冈山留守红军在朱云卿、何挺颖、袁文才等率领下，广泛发动群众，凭险抵抗，打破敌人的“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9月，毛泽东率部回到井冈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

杜修经

（三）困局中的柏路会议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实施第三次“会剿”，由于这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之经济上的封锁，筹粮筹款十分困难，以前井冈山只有袁、王的队伍600人（32团），现在4000多人（毛泽东秋收起义队伍1000多人（31团），朱德陈毅南昌起义队伍1000多人（28团），彭德怀平江起义部队1000人），红四军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为打破困局，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宁冈县柏路乡柏路村的横店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由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的32团留守井冈山，朱毛率红四军主力28团、31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目的。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毛泽东又将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留了下来。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拿出中共六大（党的六大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召开，5个月后文件才送达井冈山，正是这份晚到的文件给袁文才、王佐后来被错杀提前定好了调子。）《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念道：“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怎不晓得中央怎么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不知道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义：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还去。

        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当前的困境下，更应该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可出不得乱子。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尉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验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淸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这就是当年“柏路会议”对袁王二人的结论。）

        王怀、龙超清只得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上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当时边界特委书记是杨开明，他因生病请假，谭震林代理书记，陈正人是副书记）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结在一起。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有文化，能打仗，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行动。

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

毛泽东知道，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大多与袁文才、王佐的32团关系紧张，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住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他将自己一贯器重赏识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下来任湘赣边界特委组织部长，并反复作了特别交待。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特务营和独立营3600余人南下赣南，经过艰苦的恶战，最终在赣南站稳脚跟，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并发展为中央苏区。

1日26日，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总指挥的“会剿”大军将总部从萍乡移至遂川，1日27日，五路“会剿”敌军叫喊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口号向井冈山发起猛攻，敌人疯狂的烧杀抢掠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守山红军危在旦夕。

为避免更大损失，彭德怀紧急收扰部队，在荆竹山集结，经遂川方向向南突破敌军封锁线，前往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留守的第32团在王佐的带领下转入深山密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直到2月底，蒋、桂战争爆发，“会剿”敌军大部撒走，约一个月的第三次“会剿”基本结束；我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乘机反攻，很快恢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地区。

（四）袁文才私自离队

　　毛泽东、朱德率领南下红军在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反动民团偷袭阻挠的艰难条件下历经坎坷、颠沛流离、千辛万苦终于于2月17日到达江西东固的螺坑坝与李文林、段月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师，部队得到了一个礼拜的休整，安置了伤员、补充了给养、添加了装备。此时获悉井冈山已被敌攻占，于是决定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4月下旬的某一天，部队正在休整，袁文才来到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准备和他叙叙旧。这天阳光融融，刘辉霄正在住所整理文件，为防文件受潮，他将文件摆放在院内两条长凳上亮晒，袁文才悄悄地走到门口，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返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动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读了下去。这一读不要紧，一读完，袁文才倒吸一口凉气，顿觉寒彻肌骨，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惊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一切。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又不知说什么好，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

从此，袁文才好象掉进了冰窟，陷入了恐惧，终于有一天，部队到达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无妄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宵、谢桂标、刘天林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放在军部，珍着黑夜悄悄地离开部队。当时，袁文才、刘辉霄、谢桂标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成做小买卖生意的商人，肩挑一个烂箩筐，箩筐里放些辣椒和大算，箩筐是双层底，枪就放在箩筐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一杆小称，手枪夹在手腋下；刘辉霄和刘天林装成买牛皮的商人，刘辉霄拿一把雨伞，手枪夹在伞里面，名为买牛皮的商人，刘天林扛一个挂着绳子的扁担，名为担牛皮的商人。一路上，他们昼伏夜行，绕山路走了20多天到达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军32团特务连连长）接上了头，当即反回宁冈，住在柏路犁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农历5月）。

5月中旬，袁文才回到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此时边界已组建红军独立一团，王佐任团长，王佐见袁文才回来，很高兴，就想把团长之位让给袁文才，袁文才自知私自离队的错误，执意不肯。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向特委书记邓乾元报告了袁文才不辞而别，悄悄从赣南逃回了井冈山，现藏在王佐那里的情况。

邓乾元大为吃惊！始觉不信，后确证了消息。三天之后，他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来工作。”

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对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作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 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的常委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委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身为特委组织部长的宛希先，不得不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在下一级党委会上加以仲裁。

宛希先经过反复劝解调停，引导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32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装的领导。

这件事虽然对袁文才影响不大，但却惹怒了龙超清和特委一班人，他们认为宛希先偏向袁文才、王佐，在特委班子里宛希先就是袁、王二人的保护伞。

（五）两任特委书记的意见

　　1928年8月，邓乾元被调往湘鄂赣苏区，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上任前夕途经武汉时，他在一家客店里向中央写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报告《关于湘赣边界五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专门报告边界特委工作，重点突出了他对袁、王二人的认识和看法。

报告称：“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是土匪，称边界政权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兆。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危矣。”

最后，邓乾元以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对袁、王的处理提出了调开、敷衍、杀之上、中、下三策。

           他的前任杨开明（杨开慧堂弟）也与袁、王二人格格不入，他离开边界后曾专门向中央汇报过用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问题。1929年2月25日，他补写给中央的《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第十部分关于土匪问题中写到：“边界的土匪有两部分，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佐部……袁王二人非常狡猾，有能力，对党的认识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他们是‘边界特殊党员’……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两任特委书记杨开明和邓乾元的意见都是受中共六大“左倾”思想的影响，混肴了“土匪”与“绿林”的概念，忽略了袁、王已参加革命、已参加红军、已加入党组织、已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客观事实，否定“柏路会议”的决定，是纯粹的“左”倾教条主义。正是这种“左”倾教条为袁、王二人后来被错杀提前定了调子。

（六）根据地土、客籍矛盾

　　土籍是指 世代久居的籍贯；客籍是指居住本地的外地籍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土客不通婚、学子不同校。 袁文才、王佐是客籍人，边界特委一班人龙超清、王怀、谢希安、朱昌偕等都是土籍人。革命初期他们之间关系都很好，龙超清既是袁文才的革命引路人，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还是他派去给毛泽东的送信人和接头人；袁文才、王佐还是王怀、刘真的救命恩人，当年是袁、王二人率农民武装攻打永新，把他们从监狱里解救并保护起来的。同时袁文才的两个好友刘辉霄和刘克犹分别是龙超清的两个姐夫哥。

正是因为土、客籍互不相容的矛盾，导致了特委与袁、王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了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句话形象地道明了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之间的现状。

清朝咸丰同志年间土客械斗图

工农革政权建立后，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由于土籍土豪的数量远远多于客籍，由此客籍人高兴了，土籍人却认为吃了大亏，加上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挑拨，一时间根据地内因打土豪、分田地而引发的土、客籍纠纷层出不穷。

1928年2月18日成立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推荐选举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土籍与客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结果达成妥协：由两籍人士轮流担任，任期三个月。待到土籍人士文根宗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的主席甘金皇上任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士籍人把持的宁冈县委以“没文化、水平低”为由撤换下来。这一下差点激起客籍人的民变。袁文才以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的名义否决了宁冈县委的决议。

官司打到毛泽东处，他对龙超清、袁文才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随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宁冈县委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继续围绕着土、客籍争端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也抽时间到训练班讲课。

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客籍间的争端。

1928年3 月，县委书记龙超清组织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开会，当时他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新手枪比较显眼，袁文才见了很不舒服，便当众下了他的枪说：“县委书记管党务，又不上战场，带枪干什么？”弄得龙超清十分尴尬。

巽峰书院是土籍子弟读书的最大书院，袁文才竟以该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为由放火将其烧毁，引起土籍人的不满，为此龙超清与袁文才大吵一架。

“八月失败”以后，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32团，9月24日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第一届主席文根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临县达6000人之多。后经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不善谋身也是袁、王二人与特委一班人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懂军事、能打仗、拥有一支部队，这是袁、王二人的资本，他俩在内心深处瞧不起龙超清、王怀、朱昌偕等一班党务干部，认为他们年轻、实际经验少、只会耍嘴皮子、施手段。相反，特委这些人认为袁、王二人觉悟低、党性差、恃武而骄、不易约束与相处。袁、王与特委工作分岐争辩时，时常出言不逊：“除了毛委员，天王老子也莫把我怎么样？”

此外，袁文才与一个叫陈白英的女人相好，宁冈县委委员、赤卫队队长谢希安慕陈姿色，也想插手，二人明争暗斗，时常彼此制肘。

（七）宛希先替罪被杀

　　毛泽东将宛希先留在井冈山，是希望他能平衡、协调、缓解袁、王二人和特委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保护袁、王的目的。　在特委班子里，他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是湖北黄梅人）。这位时年24岁的党务工作者是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同时也由于他和袁、王二人关系比较密切的原因也使他成了边界特委一班人的眼中刺和肉中钉。

        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的关系形同冰炭之际，他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32团，则必须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邓乾元调走后，接替特委书记的朱昌偕和龙超清、王怀、刘真等人便对宛希先动了杀机。他们便密谋借机除掉宛希先。碰巧宛希先也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

        一是1928年8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攻打郴州，宛希先率31团两个连留守边界期间，永新县大地主县联防团团总龙庆楼率民团200多人偷袭了永新县赤卫队，赤卫队遭受了巨大损失，牺牲队员18人。因龙庆楼是永新县委书记刘真新婚妻子时任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的胞兄，有人怀疑是龙家衡向龙庆楼通风报信，赤卫队一排长汪某带着8名队员找到赤卫队队长贺敏学，坚决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敏学极力劝慰，以龙家衡矢志革命，早与家庭及兄长决裂，且又无强有力的证据，故不能随便抓人。郁愤难平的汪排长竞越级上告，径直找到了宛希先，而宛希先未加审慎考虑，同意暂行关押龙家衡。这些已被失去战友的义愤燃烧的失去理智的赤卫队队员，在路上居然失手杀害了龙家衡。

        刘真痛失新婚爱妻，他将失妻的仇恨完全记在宛希先的头上。同样，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也认为宛希先擅自加害地方妇女干部，是对永新县委的蔑视。宛希先也为自己的处置失当与草率懊恼不已。不久，朱毛重回井冈山，这件事暂时平息下去。但却为他们日后加害宛希先埋下了祸根。

　　二是1929年10月底，远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了特委的紧急通知，令他火速赶回，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往回赶，因国民党正规军的阻袭，宛希先耽误了行程。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方才赶到永新大湾村。这就成了他们加害宛希先的又一把柄。

刚到大湾村的宛希先还未跨入房门，特委副书记王怀就板着脸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待出自己的问题。”

宛希先正欲分辩，却被几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绑入一间土屋内，关押了起来。

宛希先明白，特委一帮人对他早就恨之入骨，杀身之祸就在眼前，既使有百口争辩，也已无济于事，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脱身赶到袁文才、王佐之处。这天夜里，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开了土屋的木窗，跨出窗口逃上了山。可是由于天黑夜暗、心急火燎，转来转去始终辨不明方向，情急之下，他决定先躲起来，等天亮再走。

王 怀 等人很快发现宛希先逃走，便立即组织千余农民搜山寻找，天亮时，宛希先被发现 ，没等他开口就被几个赤卫队队员推到一口用于保鲜的主姜窖中，被乱枪射死。（宛希先牺牲前，曾用炭代笔在关押他的土屋的墙壁上留下了他的绝笔诗：“断头今日已成局，煮豆燃箕我未泣，希先之志报国死，悲者成仁一墙戏”）。

袁文才、王佐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两人带着人马次日便赶往大湾村，一面安葬宛希先，一面痛斥王怀等人。此次变故后，袁、王与特委完全走向了对立。

宛希先是毛泽东的爱才， 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宛希先坚定地追随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27年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的前委扩大会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英明决策，反对余洒度“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

1927年9月30日，在三湾村前的枫树坪，面对情绪低落的部队，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大声喊出了“跟着毛委员打天下、坚决革命到底”的豪言壮语；

1927年12月27日，在茶陵湖口，他协助毛泽东及时平息了要带部队投靠国民党方鼎英部的“陈浩叛变”事件，保留了秋收起义的骨干和精华，挽救了年幼的工农革命军；

1927年12月28日，在井冈山，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政府，成为全国红色政权的典范；

1928年7月，在永新，他担任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带领九陇山军事基地的地方武装和31团一部将敌人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30里之内达25天之久，史称“永新困敌”。创造了红军史上的奇迹；

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在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谈话时曾专门提到宛希先，并满怀深情地说：“实践证明，宛希先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八）罗克韶事件

日月如梭，光明似箭 。在尖锐的对立中袁、王二人与边界特委共同迎来了1930年的新春。一天，袁文才与他的供给处长李筱甫坐在屋里围炉烤火，默默无语。 他们正为 井冈山地区日益恶化的军事环境感到不安。由于外围的封锁，32团的后勤补给捉襟见肘，枪支弹药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袁文才的大脑中冒了出来，何不借鸡生蛋，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抓上山来？这样来个变害为利，将他那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留弹的兵工厂为红军所用。如此一来，既拔掉了一个威胁自己的钉子，又可以解决武器的供应，为坚持长期斗争作好准备，岂不是一箭双雕？

袁文才的设想很快得到了王佐和32团骨干李筱甫、谢角铭的赞同。这年元霄节（1930年2月2日），袁文才派32团周桂春率特务连趁着雪夜，潜行90多里，在茶陵一个名为猎狗垅的地方，将在姘妇家过夜的罗克韶抓了起来，然后威逼他交出了14名造枪工人和所有的机械设备，神不知鬼不觉地连人带厂搬回了宁冈。

按照组织程序，袁、王二人在行动前，应将“抓罗夺厂”的行动预案报上去，至少应与特委通个气。可是，较着劲的袁、王二人自认为出于公心，又为部队建设着想，加上心中多少瞧不起那些人，心中顺不了这口气，居然自始至终没有对特委言语一声。

对此，颇有远见的32团一营副营长、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不无忧虑地劝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干脆将罗克韶杀了，以免授人以柄。”

袁文才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一是考虑到杀了罗克韶，兵工厂生产所需的钢铁、硫磺、洋硝等原材料就无法从长沙购得进来，兵工厂就无法生产；二是考虑到罗克韶的妹妹罗夏英又是王佐的小老婆这一层私人关系。

　　时任宁冈县赤卫队队长的谢希安向县委书记龙超清报告说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土豪罗克韶。

本就对袁、王怀有偏见的特委一班人得到信息后，既不调查核实，又不按原则办事，用“左”的调子，以形同帮派方式的处理方法，认定袁王已反水，不借机除掉，后患无穷。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潘心源）悄然来到边界。

彭清泉在中央收到了两任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对事关袁、王的报告后，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先入为主，定下基调，确定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土籍的党”发难“客籍的枪”终于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依据（有资料显示，彭清泉来边界视察工作，1930年1月18日至21日，他组织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会上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但也有人说是彭清泉私下里和湘赣边界特委几个人作出的决定）。

然而令 他们担心的是袁、王的32团拥有1000余人，700余枪，还有一座兵工厂，靠“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几经商量，他们决定采用智取的办法，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着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红五军解决他们。

首先 他们盗用毛泽东的名义，模仿毛泽东的笔迹给袁、王修书一封。信的大致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

其次朱昌偕、王怀等人连夜赶到安福游说红五军。彭德怀在睡梦中被惊醒，急忙出室迎见，朱昌偕上前拉住他的手，焦急地说：“彭军长，出大事了，袁文才、王佐要叛变。”

彭德怀蓦地一惊，忙扶来人坐定，安慰到：“不要急，慢慢讲。”

朱昌偕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韶叛变了革命。他们在特委联席会上，强迫特委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时手拿驳壳枪，嚣张得很。看样子如果不通过他们提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彭德怀

　　说到此，朱昌偕请求道：“情况已到万分危险的地步，我们特委务求红五军即刻出动，挽救这场危机。”

“情况有这么严重？”彭德怀将信将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红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的这么快呢？”

朱昌偕忙解释道：“这都是袁文才挑拨的。他在红四军前委看到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话，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如此严重紧急，彭德怀未作慎重思考，就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

第二天凌晨，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人枪，悄悄地开往了永新。与此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永新、莲花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然后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彭清泉（潘心源）

（九）永新城的“鸿门宴”

　　1930年2月23日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红四军32团700人枪，进驻永新县城禾川镇。特委组织了上千民众，在城东浮桥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大家一阵寒喧，便在城内的肖家祠堂摆酒设宴。席间，彼此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纷纷祝贺“袁、王二人荣升新职。”

一时间，袁、王二人与特委之间出現了罕有的融洽和谐。

当睌，酒足饭饱之后，袁文才被安排到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那是一所干净宽敞的宅院，王佐住进了尹家祠堂，其余官兵则散居于附近早被腾空出来的店铺与百姓家里。

随后，特委会议在永新县城一座民房里召开。一开场，彭清泉就公开批评袁、王道：“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韶，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

袁、王二人一听，顿觉头皮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所做所为一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韶的动机和经过一一详陈。说得彭清泉、朱昌偕等人哑口无言。

会场出现了短时的沉寂。

按奈不住的王佐也站起来帮腔：“你们这邦人，整天无中生有，你说我老庚破坏苏维埃，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有自己反对自己的么？宁冈在边界各县中分田最早，袁团长要是反对，这田能分成么？”

“王佐！你别太放肆了，当心我处分你”。彭清泉“叭”地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

“处分算个屁，老子照样吃饭、睡觉”。性格豪爽、粗狅不羁的王佐也火了，将身上的驳壳枪取下来，使劲摔在桌子上，震得灰尘飞扬。

“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如同睛天霹雳，喧闹的会场霎时死一般寂静。

“土匪”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共六大文件内容的袁、王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这两个字？

然而，这两个字竞然从中央巡视员的嘴里喊出来。

仅仅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几乎是在怒吼：“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会场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朱昌偕急忙出来圆场：“大家息怒！息怒！暂时休会”。大家不欢而散。

23日午夜，特委向红五军第四纵队和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属：“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叛变革命，明天借成立大会之机，务必除掉两位叛徒，各部要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近在咫尺的袁文才、王佐 哪里知道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他们高高兴兴带着32团从宁冈赶往永新已经迈上了一条永远不归的黄泉路；

身在安福的彭德怀，哪里知道其中的奥秘，他这次轻率地派兵带来了平生最大的遗憾，以致于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时常内疚于心；

远在闽西的毛泽东哪里知晓，特委一帮人竟敢在他离开井冈山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先杀了他一惯器重、赏识的爱才宛希先，进尔又将杀害与他同甘共苦的战友袁文才和王佐呢？！

　　王佐回到住地，立刻拉上袁文才就要回去，并不停地说：“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当”。

袁文才制止了他。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继续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睌上又请来一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刘海砍樵》，一派太平无事的景象。

看完戏后， 夜已很晚，王佐说夜里睡不着，要求给袁文才换换地方住，就这样王佐住到尹家巷22号，与刁辉林同住一宝，袁文才住到了尹家祠堂，与李筱甫同住一宝。

悲剧终于定格在1930年2月24日的凌晨。5时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10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尹家祠堂，袁文才的几名毫无防范的卫兵则被逼到了墙角。

朱昌偕径直赶往袁文才住室门口，敲门喊道：“袁司令，我是朱昌偕，有事找你。”

与袁文才同居一室的李筱甫迟疑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扯开了门。袁文才刚睁开睡意朦胧的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子弹正中袁文才眉心。随着另几声枪响，李筱甫与与袁文才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彭文祥还没有赶到王佐的住地，听到枪声的王佐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声叫道：“不好，出事了。”带上刁辉林冲出宅院，来到莱地边，跨上几匹未曾卸鞍的战马，飞驰而去。

然而，当他们冲到城东浮桥边时，却发现浮桥已被撤掉，宽阔而幽深的东关潭令人望而生畏，无奈他们只能牵马跳进潭中，抱着马脖子，拉住🐴尾巴拼命地向对岸游，快到岸边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他们哪里答得上来，只是回答说是32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子弹一起射向潭中。伴随着战马凄厉的声声嘶鸣和几人声嘶力竭的争辩，东关潭回旋着一汪血污，继而渐渐趋于平静。

王佐就此命丧东关潭。

住在城中的32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特委清点现场，找到了袁文才、王佐、李筱甫以及32团6个连长在内的17具尸体。

紧接着，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林、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在这次事件中，袁王所部被枪杀淹死40余人。

　　袁文才王佐被杀一年后，特委书记朱昌偕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成员招至错杀，而龙超清、王怀等人连同二十军上至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副排以上的干部700多人一同被冤杀。

（十）历史最后的评判

　 袁、王被杀不久，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谢益谋、陈次谋、曾李生等牵头，联系客籍党员干部刘克犹、朱开卷等16人，写信给彭德怀并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及各路行委，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为袁、王等人的枉杀作出正确处理。信中写道：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加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

但信送出后如石沉大海，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上级党组织并没有派人向他们解释或安抚。

3月中旬，袁文才旧部以谢角铭为首，将一直关押的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他们等了几天，见西路行委仍然无人来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谢角铭联络王佐部下王云隆（王佐的哥哥）“通电反赤”。他们在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的支持下，于4月上旬在茅坪成立宁（冈）遂（川）边防保卫团，谢角铭任团总，王云隆任团副，队伍很快扩充到700人枪，实力与以前的32团相差无几，他们分别盘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据点，掌控了红军苦心经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沦陷成为白区达20年之久，后来红军部队数次上山，力图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均未奏效，直到1949年8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八军部队全部收复。革命的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甘苏区为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占领的地盘则为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提供了栖身地。他们两人与毛泽东以诚相见、同仇敌忾，生死相依，昔日井冈山绿林双雄正式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 实践也证明：袁、王参加革命，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袁、王被错杀 ，井冈山根据地最后彻底失守。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个冤案。当年，袁、王被杀的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扼腕叹道：“这两个人杀错了。”从此，这句话毛泽东念道了几十年。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说：“王佐、袁文才虽然过去当过绿林头目，可是率队伍投身革命，准备与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执行党的命令的。”1950年，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请示毛泽东同意为袁文才、王佐平反，党和政府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回阔别38年的井冈山。24日在八角楼，毛泽东想到袁、王二位老战友，深情地说：“他们两位是好同志，他们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28日，毛泽东分咐汪东兴按排接见井冈山老红军、老党员和烈士遗孀时特别嘱咐：“临走前要见见，得请两位嫂子。”；29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并同她们合影留念。毛泽东对她们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是毛泽东时隔38年后又一次对袁、王二人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65年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井冈山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很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

今天，历史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一定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学习、践行、弘扬“井冈山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行。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务实的工作作风、果敢的担当勇气迈向2020，迈向2035，迈向2050，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