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散文｜南湖作家沙龙推荐

温青工作室

　　张弘，河南省信阳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小说学会理事，《年度信阳散文》编委，现供职于信阳市浉河区教体局，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多篇。

张弘散文选辑

往事随风

那一年，我还在大队办的小学上五年级。那时学校已经扩建，有四栋砖瓦平房教室，南北向排成两排，竹木大门朝北，南面是操场，有两个木头篮球架，一打球就尘土飞扬，站在下风的人不一会就落得灰头土脸的。学校的整体形状很像个用字，不知是寓意“潜龙勿用”，还是“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时间刚恢复高考不久，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一致认为读书无用。村里读书出去的几个有学问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从外地强制遣返回来劳动改造，他们不会干农活，往往被派上挑尿痛、送大粪之类的脏活，歪歪斜斜地走在土路上，显得孤独而又狼狈。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离街道十里，离大队六里，一下雨就满地泥浆，一二年级我是在生产队教学点上的，三年级才来到大队学校。在生产队我算是孩子王：庄子里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都听我的，我让他们往东，他们绝不向西；让他们打狗，他们绝不撵鸡；我说某条渠沟有鱼，一群孩子就一起撅着屁股用手刮水，逮了鱼也给我送来。让他们听我的，并不完全靠拳头，当然我也跟几个不服气的抡过拳头。让他们听我的，其实经历了一个我认为相当漫长的过程。作为下放户，我在庄子里举目无亲，不像其他孩子叔伯兄弟一大群，但我有一个他们都不具备的优势，我知道许多他们闻所未闻的掌故，我能随口说出隋唐十八条好汉的姓名、兵刃和马匹，还能在晒太阳时候给他们讲《三侠五义》的锦毛鼠、《封神榜》的雷震子等等，那些上天入地的传奇听得他们一楞一楞的。庄子里孩子喜欢玩打仗，我就仿照着电影里的故事，设计出攻防路线，分派侦查、突袭、进攻、掩护等等角色，利用村里的沟渠、稻草垛、大树、磨盘等自然条件，使游戏玩出了种种新花样。
到大队上学后，我跟他们一样逮鱼摸虾掏黄鳝，但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前几名，在他们回家被老子日妈捣祖宗乱骂的时候，我却能洋洋得意又故作淡定地拿回一张张奖状。四年级的时候，我身边已有了一群固定的粉丝，若有人冒犯了我，甚至不需要我开口，就会被人修理。有一回，我穿了件很稀罕的白的确良衬衣，被邻队外号叫“赫鲁晓夫”的家伙甩了几滴笔水，我骂了他一句，他不仅回骂还准备动手。可没等他窜过来，在过道就被人绊倒了，还没爬起来就被几个人噼里啪啦修理了一番。在随后的老师调查中，“赫鲁晓夫”被众人描述成寻衅滋事的罪魁祸首，他仰着一张涕泪横流的脏脸，又气又急又委屈却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
大队小学从七十年代开办了初中，被称为带帽中学。因为离公社所在地近，有不少公社干部的子女也到此就读，他们衣着光鲜，引领着当时的时尚潮流，他们喜欢唱歌跳舞演节目，因而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远近闻名。五年级的时候，我被选进学校的宣传队。宣传队有一套锣鼓二胡笛子喇叭等乐器，几个老师课余当教练，专业的音乐老师姓曾，个子不高，长得很饱满，歌声更饱满，近些年唱《山路十八弯》的李琼很像她。宣传队曾经在各个生产队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比今天的明星还受欢迎。能被选进宣传队，对我来说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我唱歌总好像离调子差一点距离。选乐器的时候，我先选的是鼓，因为曾老师说鼓是乐队的指挥，练了两周后，我又觉得打鼓单调，就选了笛子。说来也怪，我不大会唱歌，但只用了一会儿就学会了简谱，几天就可以吹出曲调了。每天一放学，我都要拿着那支竹笛，坐在自家菜园树下，面对池塘吹上一会儿，常常引得水面上的鸭子嘎嘎地叫。
如果在大队读完初中，我肯定有机会像师兄们一样登台演出，我常常憧憬自己挺立在舞台灯光下，一袭白衣，一管横笛，一身目光。可是这种幸福生活愿景却在五年级结束后戛然而止。
这一年公社换了书记，新书记不像上一任是造反派出身，喜欢到处开大会讲话；也不像上上一任当过兵，喜欢组织千军万马修河堤。据说他在北京喝过几年墨水，能用抹布蘸墨写出斗大的楷书。他到任后先在各个学校转了一圈，撵走了几个不会上课的代课老师。对于遍地开花的带帽中学，他很不满意，决定用闲置的五七干校办一所像样的中学，从全公社抽调教师，选拔学生。我父亲得知消息后，兴冲冲地赶回来告诉我已经替我报上了名，他以为我会跟他一样兴高采烈，谁知我的反应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我认为大队老师说的好：想学习在哪儿读书都一样。本大队有那么多我熟悉的学生、喜欢我的老师，何必舍近求远去啥新学校？可是父亲不这样想，他认为鱼得在大池子养，小水坑只能出小虾米，那么多人争着去的地方肯定比大队学校强。
入学考试的考场设在街道小学，那天一大早我就被父亲叫起来，跟他一起吃了炒米饭，坐他骑的永久车去考点。天气很热，一丝风也没有，树上知了扯着嗓子叫，快到地点时，父亲的后背都汗湿了，他叮嘱了两句就去公社上班了。小学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有考试的学生，也有老师和家长，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我大致可以看出谁是街道小学的学生，他们普遍穿着洋气，神情轻松，呼朋引伴地走来走去，一群人聚在门口买冰棍汽水，吵吵闹闹地，好像他们不是来考试，而是参加演出。我看着这些人，忽然有了跟他们比一下的想法。坐在靠近院墙的那间教室里，面对几张陌生的试卷，声声蝉鸣好像忽然消失了，我听得见自己砰砰的心跳，一边擦汗一边做题，磕磕碰碰地答完了试卷，走出了考场，一个人走在回家的土路上，我第一次觉得路是那么长，走得人好累。
那个年代全国有很多五七干校，都是响应最高指示开办的，俞平伯就曾在离我老家不远的息县五七干校待过数年。我老家的五七干校位于312国道东边1500米，这里原是一个裴姓地主的住宅，解放后做过大队部，60年代末改成干校，80年代改成中学，90年代改成养殖场。我们去上学时，还基本保持原貌：10亩左右的一片庄地，四周环绕一条当年人工挖出来的水沟，最窄处也有两丈多宽，只有朝南一条沙土路，安有两扇木大门，当年的吊桥、寨墙和岗楼早已荡然无存。
当年第一期只招了两个班100人，学校规定学生全部住校。我们住的大寝室是当年地主家的老房子，坯墙瓦顶，估计做过仓库，比较宽大，屋里南北两面各砌有两排砖头墩子，铺上我们自带的竹笆子就是床，中间留一条两米多宽过道，几十人挤在三间屋里，夏天没蚊帐，任由蚊子叮咬；冬天窗子钉上塑料薄膜防寒，气味很难闻。平时洗脸、洗衣都在门口池塘里，水深不到2米，塘边长有一米多高的水草，偶尔有几只鸭子在水塘里游弋，好多年水塘都没干过，据说曾淹死过两个人，一个是先前的地主，一个是后来干校的右派。
每天早上天不亮起床，先要跑操。在教室后面小操场跑，100人排两排，一跑就首尾相连，挤在一起。教体育的老陶咬着铁哨子“瞿—瞿—瞿”吹着，站在场地中心倒着小碎步。初二学校来了几个年轻教师，喜欢带着我们到校外跑步，踩着露水，闻着花香，绕着庄稼地跑一趟，神清气爽。跑完步进教室早读，一般是英语或语文，大家怕吵，纷纷捂着耳朵大声背诵，一时间声震屋宇。
晚自习开始没分具体科目，一般都是理科老师进来辅导，除了个别时候统一讲些难题，多让我们自己做题，有时几个人还借机说说笑笑。我们一班教室西边是杨校长办公室，他经常在晚自习时间从窗外巡视，正说笑的人猛然瞥见窗口杨校长冷笑的黑脸，顿时像被点了哑穴，瞬间石化。偶尔，杨校长也会兴之所至进来给我们某个人辅导代数、几何，他喜欢数学，也喜欢数学好的学生。
我初进五七，数学很一般，当然这是跟班里几个牛人比，要是在原来学校，我还是数得着的。初一教我们数学的徐老师，一头白发，眼镜时戴时摘，喜欢在讲课中引经据典，譬如“苟有恒，何须五更起三更眠？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有一回正式讲课前他点名叫我站起来，我红着脸站起来，疑惑地望着徐老师在讲台上又是取眼镜又是戴眼镜，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不知他会说什么。他却冲我点头微笑，说：“好，这一次就你没错。”
当然，与数学相比，我对语文的兴趣更浓，那是小时候听故事读闲书泡出来的。我特别喜欢作文课，在老师出示题目后，先蹙眉凝神装模作样构思一会儿，随后就在作文本上纵笔驰骋，一气呵成之后第一个交到老师手里，为之捏笔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当然，最得意是在老师评讲中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宣读，每到彼时，我都俯首低眉，故作谦逊之态，而实则心花怒放。
学校开始用的是附近莲花水电站发的电，因为水量时大时小，就会时不时地停电，电一停我们只好点蜡烛，有的两人合用一烛，教室依稀成了烛光餐厅。有时停电时间很长，教室里被蜡烛烧出一股烟火味，引起一阵阵咳嗽。也许是摇曳的烛光伤眼，我们中间很多人开始看不清黑板，我坐在教室后面，有时为了看清黑板试题，需要搬着凳子蹲到最前面来抄题，而在此之前，我可以坐在电影院最后一排看清影幕上的小字。
学校食堂在操场北边，离教室50米远，饭菜的香味总能在第一时间飘来，让我们饥肠更加辘辘，有时离下课还有数分钟，就有人拿好碗筷，摆好架势，等待下课铃一响好第一个冲到打饭窗口。做饭的老吴，为人厚道，米淘的干净，饭蒸的松软适度，还经常免费帮我们在锅洞里热热我们自带的咸菜。前年听说他患病，我们一群当年的学生一起为他筹了点医疗费。做菜的小祝，却有些奸猾，打菜时常常手一抖就把已经进勺子里的肉给抖掉了，炒的青菜总舍不得放油，让你嘴里总有吞咽稻草的感觉。食堂里没有桌椅，女生打了饭都端回寝室吃，男生大多蹲在地上，几个人凑在一起，边吃饭边说笑。
我们吃的米都是从各家带来的，由司务长老陶称重后换成饭票，至于带来的菜，真正是五花八门，有雪里蕻、萝卜干、腌蒜瓣，也有豆腐、豇豆、酱炒肉、腊肉等等，各家有各家的独特口味，要好的经常在一起换着吃。有一回，一个外号叫老黑的跟人打赌，就着新炒的酸菜，一口气吃了七碗饭，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后来，老黑成了包工头，夹着个牛皮包到处跑，偶尔跑到我居住的城市揽活，把我们一帮老乡都叫去，关上门每个人发一瓶白酒，喝不完不让出门。
每到星期六下午，因为想着马上要回家了，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每节课都似乎比平时长一倍。傍晚，踏着落日余晖往家里走，开始兴冲冲地，一群人说说笑笑，很快到了公路，再往前就要分道扬镳，人越走越少，到往我住的庄子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段时间，路两边种的是红麻，走到此处天色已晚，密匝匝一人多高的麻杆让那条小路变得阴森森的，里面似乎潜伏着无数妖魔鬼怪，心头不禁突突猛跳，急急往前赶，却总有麻杆拂面绊腿，让你难以走快，心里又气又急又怕，等钻出麻地往往已大汗淋淋。
初二时，我家从村里迁回街道，离学校近了一大半，中午就时常跑回家吃饭，有时母亲还把中午的好菜让我用搪瓷缸带着晚上吃。也许是能量供应充足，我那时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除了白天学习，晚上还偷偷跟着几个兄弟踢腿打拳，当然这在一贯以严厉著称的杨校长看来，是不务正业，有一回他竟在全校集会上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那时习武之风是由一部新电影掀起的。那场电影叫《少林寺》，人们传说里面的人个个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单掌开碑。有一回星期天，大姐跟我说，县城在放《少林寺》，她的同学帮弄到了票，可以一块去看。那时公路还是沙土路，公共汽车也很少，人们进城多半要坐一种带蓬的三轮车，当地人称“小蹦蹦”，意指其减震性能差，跑起来颠簸如蹦。我们就是坐着这种“小蹦蹦”一路颠到了县城，到了地点，感觉屁股颠木了，腿颠麻了，耳朵被它可怕的噪音震得瓮瓮叫，身上落满了灰尘。姐姐帮我拍掉衣服上的灰，我们就赶紧往电影院赶。
电影院前面排起了好长队，卖票窗口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好在大姐的同学已经提前弄到了票，我们随着人流涌进电影院，等了没多大一会儿，电影就开始了。我立即被其精彩故事情节和从未见过的打斗场面深深吸引住了，恨不能多长两双眼睛，好记住里面精彩的招式。

习武在很长一段时间曾被当做“四旧”禁止的，但是哪个男孩子小时候不幻想有一身功夫？想习武就得拜师傅，在生产队时，听说本庄子里的张油匠会武功，他个子不高，黑脸光头，据说是解放前从山东逃过来的，夏天能举着一笆斗稻踩水过河，但是从没见他在人前露过一招半式。我经常到他住的小黑屋去，跟他东拉西扯闲聊，希望他能一高兴收我为徒。但我发现他爱静不爱动，他喜欢眯着眼晒太阳，一有空就跟人玩成方：在地上画出三横三竖的图，用树棍石子跟所有愿意参与者比试。他还喜欢钓鱼，没事就举着根竹竿在庄子周围的池塘边一蹲大半天。一直到我离开村子，也没见他打过拳，当然更没教过我一招半式。
搬回街道后，我家住在高中学校门口，家里人多屋小，灯光昏暗，我就经常到高中学校一老师家中看书，跟他儿子一起做作业，有时也帮他讲点数学题。等大人们休息了，我们溜到小树林“嘿嘿哈哈”地练一阵拳脚。没有师傅，我们学的“少林拳”全是对着图谱比葫芦画瓢，但依然劲头十足。在学校里，我常常是等下自习后躲到食堂后面练一会，那里黑咕隆咚，还有一股炉灶味，不敢跺脚发声，怕弄出响动，自以为做得隐秘，谁知杨校长早明察秋毫。
初二时遇到一位也爱习武的同学，他让我利用午休的时间到学校附近的稻场打拳。那地方就在学校水塘后面，一圈都有稻草垛，我们在里面踢腿打拳不会有人窥见。后来认识了他的哥哥，他哥哥当时在高中任教，也喜欢读书和打拳，师傅是当地有名的武师，我既可以在他那里借到心仪的图书，又可以跟他请教拳脚。我算是他的编外学生，他对我影响很大，甚至在三十多年后，有些问题还要跟他请教。
五七学校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周围连个小卖部都没有，学生进了那个水围子，就进入一种极简生活状态。三年后这所农村中学因超高的升学率一跃成为全县知名的重点中学，很多外乡学生慕名而来，以至于人满为患，学校实在容纳不下，就从乡下搬到街道，可惜新教学楼建成不久杨校长就因病去世了，学校也日渐衰落下去。
作为五七中学第一届学生，那时的几位先生后来一直让我们念念不忘。初一语文老师傅先生，稀疏花白的头发，红脸膛，大嗓门，曾经当过二十多年右派，下放到这里的农村老家劳动，恢复工作后已经五十多岁，讲起课来恨不得把平生所学一下子全塞给我们。傅老师特别喜欢讲古文，每次诵读和讲解时都是一副陶醉的样子，很像三味书屋里的那位老先生，“把头拗过去，拗过去”。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字，对学生的书写要求很严，不光让我们课下练习毛笔字，作文也一律要工笔小楷。
这让从没拿过毛笔的我们苦不堪言，有人想出鬼点子，用麻秸削尖了蘸墨汁写，但傅老师一旦发现，立即将那假笔折断，严词训斥。他鼓励我们背唐诗宋词，说只要肚子里装了上百首诗词，就算半个文人了。全班开始比着背诵。我背的那本《唐宋词选讲》，是同桌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次读到那么美妙的词句，有一种熏熏然的快感，就边背边抄，很快把里面的几十首唐宋词抄在硬皮笔记本上，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本书的封面：一幅淡淡的江上泛舟图画。
初二时傅先生调到高中任教，语文老师换了位刚从师范毕业的舒老师，教我们第一节课《木兰诗》时，用普通话教学，这让听惯当地土话的我们忍俊不禁。后来他干脆用当地话讲课，大家便不笑了。舒老师个子高大，典型的丹凤眼，八字眉，不苟言笑，显得很威严。他很欣赏我，不光次次把我的作文当范文，竟破例让我在他和另一位老师共用的“客厅”设了张小床，这让饱受大寝室大通铺之苦的我十分感激，从那以后，我不再受别人干扰，不再受拉灯限制，不再为衣服鞋子被人混穿而烦恼，晚自习以后可以一卷在手，默读静思，拥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感觉特别惬意。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在那间“客厅”里，就着床头的那盏带灯罩的电灯，囫囵吞枣地把几位老师的藏书看了个遍，除了《唐诗三百首》、《水浒》、《三国演义》、《牛虻》、《悲惨世界》等，还有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小说，甚至连《中国文学史》、《世界通史》等大部头我也读得津津有味。
初二教数学的徐老师也走了。开始换的是金老师，他善于做难题，但语言表达能力不好，一个问题讲半天，我们还是听不明白，急得他头上直冒汗，干脆用手当起黑板擦，搞得满手满身都白噗噗的。不久，又换了位周老师，他个子不高，长得很敦实，第一次给我们上几何课，空着手大摇大摆走进来，一言不发，拿起粉笔在黑板“吱扭”一声画了个圆，啪的一下点出圆心，又唰唰连出一个三角形，动作潇洒之极，圆和线段精确到位，我们忍不住鼓起掌来。
周老师喜欢讲解题思路，从已知到未知，从问题到结果，那缜密严谨的推理过程让我觉得奥妙无穷。周老师从不发火，但威信极高，他告诉我们说苏步青教授传授过一个学好数学的秘诀，那就是中学阶段做完一万道题。我们真就开始比着做题，当时资料很少，谁能弄一本习题集，大家都抢着做。有时下了晚自习，我们还跑到周老师住室向他请教，常常要搞到很晚。
那时我们师生都住校，学校离集镇远，交通不方便，老师们的生活都很清苦，他们跟学生一样吃食堂、住宿舍，几乎没有休闲娱乐的机会，但他们工作都很踏实，早上比我们起得早，下了晚自习还给我们辅导。在那个封闭狭小的校园里，带着学生读书，运动，自得其乐，他们清贫却又慷慨，实际而不世故，他们身上更多读书人的风雅，很少教书匠的世俗，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吸引我们这些本可以上大学甚至进重点的人，初中毕业大都选择了中师，愿意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教师，影响和带动更多学子。

回不去的故乡

说是故乡，其实我并不在那儿出生，文革第二年，城镇居民一律下乡，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回到他的老家，在这个叫后圩子的小村庄，我们当了十年农民，又返回城镇做市民。
后圩子临近史河，河沟纵横，自然村落多半被水塘环绕，那环形的水塘当地人叫圩沟，里面的庄子就叫圩子。据说是当年地主为了防土匪，挖出环形水塘圈住自己的宅子，只留一条不宽的土路出入，设有吊桥和岗楼。我下乡的时候，吊桥岗楼早已消失，庄子里只有一个姓杨的地主还活着，慈眉善目，整天捧着个黄铜水烟袋，咕噜噜地吸，见谁都笑嘻嘻的，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地主那么凶。
我家在后圩子落户后，很快就盖了三间坯墙瓦顶的房子。打土坯是个技术活，先要用石磙把泼了水的土压实，再用专门的坯刀一块块铲起来。我父亲年轻时外出参军，后来一直在公社上班，既不会使唤牛，更不会用坯刀，但他这些年帮过很多村里人忙，大家都主动跑来帮我家干活，泼水，压场，裁坯，不到三天，一块块棱角分明、大小一致的土坯就整整齐齐摆在那里。
坯打好了晾在田里，父亲开始选地基。他相中了村子中间临河的一块地，就去找队长要。队长说，那地方过去烧过窑，风水可不好。父亲说，我不信那一套，那地方三面环水，多敞亮，我就在那儿盖！宅基地定下了，接下来就是备料，父亲东买一根，西借一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凑够了建房所需的房梁和檩条，还找到在砖瓦厂当厂长的战友借到了瓦。随后，我家房子正式开工，每天盖房的和看热闹的人一样多。干活最多的，是邻居李大娘的儿子，他那时二十来岁，黑红脸膛，膀大腰圆，十几斤重的土坯能一口气往墙上甩百十块，是我小时侯崇拜的大力士。
那时我们家跟所有人家一样，正中堂屋北墙边摆有条几，很多人还习惯地称之为供桌，曾经供“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地方，换成毛泽东像，人们把毛泽东当神仙一般供在家里。我家堂屋正中墙上，年年都换一张毛泽东画像，但两边的对联却一直没换，那是街上高中学校金老师写的，内容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银粉写在红洒金宣纸上的草书，铁画银钩，龙飞凤舞，让不懂书法为何物的人看了，也都觉得说不出来的好。左右墙上挂的年画多半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沙家浜》等战争题材的样板戏剧照。
房子前面的那片空地被母亲开辟成了菜地，她在里面一畦畦种了韭菜、辣椒、葱蒜、黄瓜、豆角、丝瓜、葫芦、茄子，因为周围是水塘，便于浇地，菜都长得特别水灵。母亲还在房子周围种了树、栽了竹。后来返城时，门前的桃树、梨树、椿树、楝树，最细的也有碗口粗，屋后的竹子也长成一片葱郁的竹林。记得有一天，我和二姐在屋后的竹林里挖宝——村子里有几个人在地下挖出了成坛的银元，据说是当年我爷爷的舅舅埋下的——我们起劲地挖了一下午，累得满头大汗，挖出的虚土在地上堆了老高，后来一锹下去，当的一声，“有宝贝！”我们以为挖到了装钱的坛子，赶紧清出下面的土，却发现那是一块硕大的青石条。石条太大，我们用尽吃奶力气，也不能让它有一丝松动。石条下肯定有宝贝，我们欣喜若狂却又强作平静，赶紧跑回来告诉父亲，想让他和我们一起去挖，父亲却哈哈大笑，说那是过去烧窑留下的窑口石条。
我随父母从公社所在地的街道下放到后圩子时只有一岁，对搬家、建房等等自然没有什么印象。开始懂事时，我对环绕村庄的水塘最感兴趣，水塘里鱼虾多，我家没有渔网，我和姐姐就用竹筐逮河虾，把河蚌剖开放在筐内，与砖头一起沉入水里，等一会用竹竿将筐挑出水面，就会逮到活蹦乱跳的河虾。
夏天来临，有人会一边踩水，一边用木盆猛击水面，通过发出的巨响引起水底鱼的骚动，根据冒出的气泡判断出鱼的位置，再拿竹条鸡罩盖过去，常常可以捉住大鱼。最绝的是打甲鱼的，静悄悄地在水塘边转悠，一旦发现甲鱼露出水面嗮盖，便嗖的一声将手上的绳镖飞出，甲鱼任何一个部位被镖上的倒刺挂住就无处可逃。不过，这需要鹰一样的眼光，神一样的手感，村子里没人有这样的本事，打甲鱼的都是外来的。
想逮鱼就要会凫水，庄子里六七岁以上的男孩差不多都会游泳，偶尔有人溺水，大人会把他放在行走的牛背上控水。父母亲怕我溺水，就千方百计不让我下水。除了紧盯严防以外，父亲还想了个绝招：在我的胳臂上盖印章，每天检查。这让我感到很别扭，也很没面子。炎炎夏日，我被圈在家里，没法出去玩，觉得实在无聊，只能眼睁睁看着伙伴们在不远处水塘里玩耍，扑通得水花四溅，更觉得身上刺痒难受。我有时会偷偷溜出去，在家人找我的时候，故意猫在稻草垛边，藏在晾晒的麻秸后面，或者躲进路边的水泥涵管里，听家里人叫过来喊过去，就是不答应。后来，我终于说服二姐做我的同谋，每次我偷偷下水跟人学游泳，回家后她偷偷帮我盖印章。靠着这法子，我背着家里其他人学会了游泳。有一次村西大湖翻塘，大小鱼儿都跑到水面上乱窜，庄子里人都来逮鱼。我趁母亲不注意，抓了个竹筐，跳到水里就舀鱼，等母亲大吃一惊追来时，我和二姐已经逮了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鱼。母亲开始还担心，不住地催我上来，后来见我游得比鱼还快，也就放心跟着拣鱼了。
春雨连绵或夏季暴雨之后，地势低洼的田地往往跟旁边的水塘连成白茫茫一片，在水塘呆得烦闷的鱼儿就会趁机跑出来，漫无目的地乱窜，等田里水一退，不少闲逛的鱼就滞留在田墒沟里，只要一截截围堵，它们就无处可逃。我每天都会飞奔在田埂之间，四处搜寻隐在水下的鱼。当时那儿有个规矩，一截田沟谁先占了，那鱼就是他的。有一回我看见南边渠沟里有鱼，费了老大的劲才垒起两个土坝子，正在为里面那么多水发愁，一群孩子跑过来，一起撅着屁股帮我刮水，逮了鱼都送给了我。
在后圩子经常找我玩的有常家兄弟、汪家叔侄、周家姐弟等。我们最爱玩的是泥巴炮，把塘里的泥巴捏成碗状，猛地往地上一扣，就发出砰的一声响，谁的声音响、泥巴炸开的洞大，谁就算赢。后来玩着玩着，就琢磨把泥巴捏成鸡鸭鱼猪飞机大炮坦克手枪等等，甚至后来还学着货郎挑子卖的泥咕咕，把捏好的泥巴挖出小洞，晒干后也能吹响。
那时电影一月也看不了两回，而且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片子。庄子里有了喜事，喜欢请唱书先生来助兴。书场一般设在牛屋里，一边灯火昏昏，牛儿静静嚼草，一边鼓声咚咚，唱书先生绘声绘色叙述几百年前故事。
我那时喜欢到牛屋玩，我喜欢那些高大健硕、性情温和的老牛，喜欢它们用粗糙的舌头舔我的手心，痒痒的、温温的，喜欢看它们清澈的大眼睛里倒映的小小的我，喜欢帮它们赶牛虻、打苍蝇，喜欢跟顽皮的小牛犊兜圈子玩。这些牛像我们一样，有自己的乳名，只要你轻轻一唤，就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转向你，甚至恩啊恩啊地和你打招呼。
临近年关的时候常常是冰天雪地，房顶、草垛、田野都是白茫茫的积雪，雪地上有各种动物的脚印，牛蹄印如碗、猪脚印如盅，鸡爪印如字，最让我们心动的是梅花形状的野兔脚印，我们就“踏雪寻梅”，沿着那一串串可爱的印记，一路追下去，找寻躲在雪洞里的野兔。偶尔惊起一只，大家一起狂喊、急追、猛赶，但野兔跑起一道雪烟，转眼就不见了踪迹。房檐下和树枝上垂挂的晶莹剔透的冰溜溜，是我们最喜欢吃的，咬起来嘎嘣脆，比吃现在的冰激凌还要过瘾。水塘结满厚冰，我们常常偷偷在上面走，刚开始都小心翼翼，渐渐胆子就大了，有的跑有的跳有的翻跟头，可是大人见了会呵斥，生怕我们掉进冰窟窿。
每年生产队要组织人打年鱼，那是村子里的狂欢节。水塘里结了冰，一早便得用棒槌或铁锹砸开，孩子们捞上冰块，踏在脚下滑着玩，常常一不留神就摔得嘴啃泥，我们相互追逐，满庄子乱跑，追着看打鱼。会撒网的人在塘边抛掷旋网，把打上来的大鱼扔在岸上，小鱼放回拉过网的水里。最神气的是两个坐在船上撒网的人，他们忽而东，忽而西，满塘游走，有时一网下去，鱼多得拉不动。收大网最壮观，大鱼窜、小鱼跳，烂银似的耀眼，全生产队的人都挤过来看热闹。
在后圩子逮鱼摸虾、放牛打架，穷且快乐地生活了十年，脚趾甲缝里都灌满了泥土，学会了割麦插秧，算得上半个准农民，上面来了新政策，我们又返回了城镇街道。
回城后上中学、读师范、分到外地工作，一路奔波，几乎没有再回后圩子去过。但是近日突然接到邻居李大娘病逝的消息，我决定回去吊唁。在乡下时，她家帮我家干了很多农活，我们一直叫她大娘。当年离开后圩子时，我家的房子以很低的价钱让给了她，她家在里面住了几十年，房子还没咋变样，那天，我进庄子离老远就看到房顶上当年用红瓦摆出的“Z”字。
进村时，天已经快黑了，村子外面的大路，路面破损严重，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有几个人正从一辆蓝色农用车上铲下石子煤渣铺垫——他们是西边史河沙场的工人，修路主要是为了方便拉沙。本来是油菜花烂漫时节，公路两边却未见到满眼金黄，路边随处可见割罢了水稻的白茬田，村里主要劳力都外出了，很多人只种一季水稻，成熟时花钱请外地来的收割机帮忙收割。
庄子外面的那条大河，已经干涸。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记忆里这条河从来都是波光粼粼的，河边有芦苇摇曳，菖蒲飘香，小时候常见渔人驾一扁舟，挥舞巨杆，口中呦呦吆喝，斥令几只黑色鱼鹰钻进水里为他捉鱼。如今河水干了，芦苇尽了，鱼鹰自然也不会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杂草，其中多半是一种叫水花生的外来物种，蛮横霸道，肆意疯长，填满原本清且涟漪的河床。
村子里很多房屋都是近年新建的砖混小楼，外面贴有瓷片或刷有涂料，但多半无人居住，有的院子里长出一人多高的蒿草。原来包围村庄的三处水塘，最窄的水面都在数丈以上，现在两个小水塘已干得发白，我家旧宅门前那个最大的水塘也接近干涸，中心还残存一处水洼，使它显出与路不同的颜色。几只灰毛鸭子在泥水里扑腾，呱呱的叫声透出失望。一条看不清颜色的狗哑着嗓子在叫，不愤怒也不悲哀，显得有些烦躁。有几个年老的妇女迎面走过来，满脸的皱纹模糊了过去的印象，迟疑间我叫不出她们的名字。
李大娘的棺材放在堂屋，东屋有床，西屋堆着十几口袋稻子，旁边用竹栅圈了十几只鸭子，她的大儿子解释说这几年不敢喂猪，养了些鸭子也不敢放外面。庄子里只有老人小孩，小偷晚上大摇大摆进来，有户人家夜晚被贼反锁房门，圈里的猪被连拉带拽赶走了。
几个老人叫着我的小名，问长问短，对于我提出的水塘干了的疑惑，付以苦笑。他们说，原来大集体时经常挑塘泥、修河堤、整水渠，水塘里从没缺过水，没少吃鱼虾；这些年村里年轻人都跑外面打工，留在家的哪有力气管水利，慢慢地水塘淤塞，河堤坍塌，水渠断流，种水稻都靠各家打的井，不知道这地下水能用多少年。
原来门口的菜园已成荒地，用竹竿搭了很大的塑料布，地上摆了几张桌子，铺了一次性桌布，摆有一次性碗筷，几个临时安装的灯泡发出刺眼的亮光。我被乡亲们拉上桌子，一边聊着村里各家的琐事，一边吃着老家待客的流水席，十大碗与时俱进变换了一些内容，桌上除了白酒，还增加了雪碧、橙汁。吃完饭，几个老人开始商量丧事的操办，主事的人事无巨细地把各个环节一一说到，还让人把分工情况写出来贴在墙上。在老家农村，红白喜事都要请主事的人，他们可能文化不高，但阅历深、嗓门大、有威望，能把人多事杂的场面操办得井井有条。
告辞出门，一轮圆月已升起老高，洒下冷冷的清辉，庄子里几乎见不到灯光，也没有电视播放的声音，没有孩子玩耍的叫声。一路上很多房子都是铁将军把门，有的连春联都没有贴，看来主人过年也没有回来。路边随处可见各色塑料包装袋装着的垃圾，还有一些人家丢弃的废旧衣物，以及部分建筑装修剩下的边角料，空中萦回的哀乐时不时会被鞭炮声打断。离开村子时，我想，失去了人气的村庄正在迅速衰败下去，也许不久的将来，后圩子会被岁月彻底抹去，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那么，我也就找不到曾经的故乡了。

画书

我们那里叫画书，好多地方称作小人书、连环画，画书不大，多为64开本，只有巴掌大小，适合孩子捧读，上学之前，我看的书大都是画书。那些书页上描绘了人物动物、山水器物等等，图下配有文字，有些还出自名画家之手，构图巧妙，据说如今某国画大师当年就是画连环画的。作为乡村孩子能够买到、读到的书，它是那时我们最重要的读物。
记不清啥时看的第一本画书，好像是大姐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名字忘了，我在油灯下借着图，连猜带蒙看懂了，并开始喜欢这种书。当时只有街上供销社图书门市部卖画书，但是一两毛钱一本对我们来说就很贵。街上也有摆地摊出租画书的，一二分钱看一本，只是我住在离街道十里左右的村里，平时并不大上街，不是嫌远，那十来里土路算不了啥，有时我们晚上看电影也能跑十几里。不爱上街是因为那时兜里常常一分钱也没有，看见玻璃柜台里琳琅满目的画书只能暗自叹气。
父亲那时在公社办的交易所上班，有时跟人上街去到他那里，他常会塞给我一两毛钱，让我买东西吃，我会一口气跑到图书门市部，挑上一本早已看中的画书，回头看见路边刚出锅的油条、麻花，再想买吃，钱往往不够了，只能怅然而归。后来，我觉得伸手向父亲要钱，有些丢人，不如自己想办法挣钱，跟着庄子里大孩子们逮鱼掏黄鳝，游走在风和日丽的池塘田埂边，徒手或用钩子摸鲫鱼掏黄鳝，不光好玩，有了收获还可以上街换钱，就那么一毛两毛地攒起来，再去门市部，腰里揣了好几张毛票，心里底气足多了，可以仔细挑选真正好看的。那里的营业员嘴都很厉害，最反感翻来翻去却买不起的人，如果觉得你口袋里没钱就不让你翻，对你的问话都懒得搭理。
街上整天出租小画书的有两家，一家在供销社大门口，看摊子的是个老头，整天两只手笼在袖管里，嘴里含着纸烟，眼睛半闭半睁，好像在打瞌睡，对于在他那里左翻右检的孩子也不烦，有时即使多看了一本，差他一二分钱，他也不恼，叹口气说，下一次别忘啦。另一家是个中年妇女，开茶馆顺带看画书摊子，精明如阿庆嫂，你在她那里休想多看半本，有时你多翻一会她就吵好啦好啦，每回都是先收钱再让你看书。我喜欢在老头那里租书，偶尔也到茶馆来，她那里的新书总要多一些。
开始买画书，没啥明确目标，一般很随意的看中了就买，有的仅仅因为封面好看或名字唬人就买了，回来一看觉得钱花得不值。那时候真正好看的、有趣的画书并不多，因为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画书内容比较单一，除了当时的电影、样板戏外，就是抓特务、斗坏蛋，情节大多雷同，有时仓促买下，回来一细看就后悔不迭。偶尔会出一些《武松打虎》、《桃园结义》、《三打白骨精》这些经典老故事，画得也特别漂亮，但是往往去迟一步就卖完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本名叫《小黑鳗游大海》的小人书，显得卓然不群，别出心裁。它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条在大湖里生活的小黑鳗一门心思要去大海看看，后来在鲑鱼群的帮助下，小黑鳗梦想成真。这个故事今天看起来似乎简单了些，但是在40年前的一个乡村孩子眼中，那是何等生动有趣呀！它描写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介绍了鲑鱼、海蜇、海带、海葵、电鳗鱼、招潮蟹、海星、鲸鱼、鲨鱼等生活习性，以及其他海洋生物知识，让从未见到过大海的我，对远方的大海充满无限向往。我甚至常常躺在老家的稻草垛上，望着蔚蓝的天空和流动的白云，想像那就是书中的大海，幻想自己也能有小黑鳗那样的奇遇。
慢慢地，我积攒的画书装满了供桌的一个抽屉，除了我自己看，我也借给庄子里同龄孩子看。他们常常为了能看到我的书，对我言听计从，还主动跑来帮我干活。那时我们村里自留地多半种火麻，麻皮可以到供销社卖钱，麻秸可以栅菜园、搭瓜庵子、烧锅，但是剥火麻很费事还累手，我最不爱干。好在我有画书，能吸引庄子里一大群孩子上门，我就让他们两个人剥一捆，谁先剥完谁先看，他们比着剥，半天就能剥好几捆。
从村里迁回街道后，我家临时住在高中学校门口，我认识了年龄相仿的胡校长小儿子，他也喜欢收集画书，数量比我的多而且比我的上档次。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套《三国演义》，据他说收齐这60本用了一年多时间，有时一两个月碰不到一本，有时一下又出好几本。平时他是不让外人碰的，我利用一次次给他辅导数学课的机会在他家看完了整套《三国演义》。
我母亲在解放初上过扫盲班，识字不多，但对于我的画书很珍惜，有时书皮开裂破角，她就专门打了浆糊粘好。从乡下搬回街道时，是一个深秋月夜，母亲拉着架子车，我怀里抱着一纸箱画书，坐在车上，身边是被褥之类的东西，我觉得那箱书是最珍贵的家当。后来，因为中学住校，不常回家，加之几次搬家，我收藏的那些画书渐渐散失了，甚至都不知道啥时候丢的。到我儿子长到能看画书的时候，翻遍家里书柜只找出了可怜的三本，儿子翻了翻并不喜欢，他觉得那散发着霉味的破书比起新买的漫画和电视动画片要差远了。
在如今书籍泛滥的年代，有些过去的连环画已成现在市场上重要收藏品，据说有的能卖到成千上万元，我遗憾当年我的那些画书不复存在，并不是想寻一两本珍品，而是想留下以往岁月的印痕，那些书算是我最初的启蒙教材。

河南信阳•南湖作家沙龙

责任编辑：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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