缕缕深情献我师

解中记忆——解中校友文坛

作者:曲周发

制作:景纪贤 李莹

　　从事新闻工作近四十年了，也同《山西日报》打了整整四十多年的交道。每个编辑、记者都有一段动人心魄的故事，每次与之交往都给自己留下了一段温馨的记忆。

　　我同《山西日报》的编辑、记者熟识者不下百余人。在我的这些朋友中，有的风度翩翩，有的不修边幅；有的不善言辞，有的谈锋雄健；有的风趣幽默，有的不苟言笑。尽管个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严谨的治学态度，忘我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党和人民都有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

　　大约是一九七四年秋，《山西日报》的王宪斌到运城采访，我和通讯组的老组长刘武祥用自行车把他从火车站接到市（即现在的盐湖区）二招。当时刚开过饭，他不让我们张罗，就和我们圪蹴在二招厨房的菜案边，随便弄了两个小菜，吃了些馒头了事。王宪斌直人快语，谈起话来慷慨激昂，工作起来雷厉风行，没几天采访就结束了。县里领导要陪他吃顿饭，他硬是不肯。临行时，他拒绝小车送站，又是通讯组的同志用自行车把他送上火车。目送他乘坐的列车与我们远离而去，他那过硬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这就是我们党报的记者，多么质朴，多么可敬，只求奉献，不愿索取。前些年，我们在报社又一次相见了，他脸色红润，神采奕奕，还是那么年轻，还象我们二十年前第一次见面那样，有着那么一股劲。我们聊叙了一会儿，辞别时，他送给我他自己刚出版的一本新闻集子，并在扉页上为我题了词：“三十余年磨‘一剑’，送给朋友做纪念。”我不禁感慨系之：这确实是一把利剑。他坚持原则，疾恶如仇，始终不懈地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他似乎就是传说中的钟馗，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打冷颤。我想，象这样的记者还是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社会风气和党风净化就会更快些。

　　杨崇仁和王灿然老师是自己的忘年交，更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杨崇仁是绛县人，我理所当然称之为“老乡”了。老杨个子墩墩，生就一副慈眉善眼，对人和气厚道。我相信任何人与之打交道，即使初交，也会丢弃常有的戒备心理。他的身上更多地淀积着中华民族的美德，脚踏实地地象一头默默无闻的老黄牛在辛勤劳作。在我的记忆中，他多年一直上的是夜班，那是个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苦差事，即无时间到下面采访，更是空闲与人交际，于名于利皆无。因为他从不摆架子，因而我没事总爱上他家玩。我和他的交往中，从未听过他有半句怨言。按他的话，功名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考虑那么多。和他接触中，使我懂得了淡泊名利和怎样做人。前多年，人们生活还很清苦，太原粗粮多更是人所共知的，我多次提出帮他从下面买些白面或食油，他都不肯，总是淡淡一笑：“不用麻烦了，我们家也没几个人，过得去就行。”杨崇仁老师对我很关心，帮过我许多忙，我却没未回报过，至今使我想起来都很内疚。而且自从他调到了《新闻研究》杂志后，彼此皆因工作繁忙的缘故，接触就更少了。与王灿然老师交往似乎比杨崇仁老师还要早，那大概还是他在政治部的时候。印象中，王灿然老师衣冠整洁，瘦高挑的个子，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他对人总是那么恭谦，无论对什么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是同事还是通讯员，都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在我的直觉中，觉得与他接触，心贴得很快，也少了许多隔膜。当时在政治部时，我虽没多找他处理过稿件，但我对他在心底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敬意。在王灿然老师负责通联工作兼《山西日报通讯》总编以后，我们接触过才多了起来。他依然那么平易近人，对我还是那么关心。当他筹备编辑反映通讯员模范事迹一书时，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这些年的工作做个小结。他说：“二十年了，也该总结一下子。”当书出版后，王灿然老师专门给我寄来了两本，并亲自为我签名留念。遗憾的是，王灿然老师到过运城几次，不巧都因我在外地出差而未能为他接风洗尘，未能招待他吃顿饭，未能陪他领略一下河东的名山胜水，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与王灿然老师的交往似乎平淡，实则深厚，无一丝功利色彩，真所谓平平淡淡方是真。

　　还需要一提的则是当时的文教部老编辑郭春塘老师。他长相特象电影中的李默然，个子颇高，气宇轩昂，很有点绅士风度。他生活坎坷，历尽磨难，曾被错划过右派。当他平反昭雪后，早已成为年过半百的老人了，当他回顾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我永远热爱党和相信党，因为母亲也许有错怪孩子的时候，但母亲毕竟是母亲”。郭春塘老师的话又一次使自己的心灵受到振颤。虽然他历尽沧桑，垂垂老矣，但对党和人民的一颗爱心没变。记得，我于他第一次交往，还是给文教部送一篇随笔稿子而相识的，当时文教部没有几个人，我推开门，首先见到一位老同志，他粗略留了一遍，然后说：“写得还颇有情趣，你放下，我抽空编一编，”。没几天，便在《山西日报》三版上发了出来，题目由原来的《姓氏谈》改为《姓氏姻缘》，题目改得确实好。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顺便送来一篇《河南老王》的散文。郭春塘老师看后也很满意，当即伏案编稿，并把题目改为《旧邻旧事》，当然比过去的题目有味多了，郭春塘老师虽然没多说什么，但对我的启迪很大：做学问要舍得下功夫，动脑筋，否则就难以进步。又过了一、二年，听说郭春塘老师退休了，我特意前去他家拜访。但他依然闲不住，兼给《山西工人报》组版编稿子。并欢迎我给他写稿，又是一番鼓励。

　　当然，关心和帮助我的编辑、记者很多，我曾在《山西日报》实习过两年，许多人都对我帮助很大，譬如，李东喜总编辑、郭寅祥副总编自不待言。还有理论部祝福训主任、杨玉印、赵文生等人。李建荣、孙满仓都是河东人，更与我是至交，我就不再这里一一赘述了。我由一名党报的业余通讯员成长为地方政府的一名新闻“官”且小有名气，是与《山西日报》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分不开的。现在我虽已退休，但仍继续给《山西日报》写稿子，宣传改革开放大政方针。

　　《山西日报》之所以办得有声有色，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不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支业务精、作风硬的强有力记者队伍吗？时值《山西日报》创刊七十周年之际，谨写下这篇短文，作为一个小学生的微薄献礼。

　　 1994.4

山西运城条山街区委家属院16排2号

作者：曲周发    15203483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