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亳县的故事（4）

当当

——回忆插队50周年

作者 潘华同

⼀、插队知⻘的社会地位
插队落户知⻘的真实身份就是农⺠，是全年没有⼀⽄粮票的，农⺠外出吃饭，就象语⽂课本中的《梁⽣宝换稻种》那⼀课所描述的那样，得带着⼲粮。知⻘插队落户当农⺠，国家不承认你参加了⼯作，不计算⼯龄。
若⼲年后⼤批知⻘回城后到上海参加⼯作时，以前的插队年龄都为零，重新开始计算⼯龄，⼀律作为刚参加⼯作的新⼯⼈对待。插队回沪知⻘与农场回沪知⻘的⼯龄相差整整 10 年！1980 年上海企业普加⼯资分为三元、六元和九元三种等级的时候，俗称加“三六九”，⼤部分插队回沪知⻘的⼯龄仅为⼀年，连最低档次的每⽉增加三元也轮不到。以后每次加“三六九”，都会遇到⼯龄⽐别⼈少 10 年的问题，在同等条件下，要⽐别⼈少加不少⼯资。这就说明，插队落户的时候是属于待业，严格来说是“⽆业⼈员”。直到许多年后国家出台了劳⼈培［1985］23 号⽂件《劳动⼈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年插队期间⼯龄计算问题的通知》，1988 年 6 ⽉，中央 365 号⽂件明确规定：知⻘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律算作⼯龄。1988 年 9⽉，插队知⻘农龄普查⼯作在全国展开。这才在⽂件中“追认”知⻘插队的年数可以算⼯龄，⽽且⽂件中明确写道：“此事内部掌握执⾏，不公开宣传。
”这些都是事后才知道的。但是这⼀切象“事后诸葛亮”和“⻢后炮”⼀样，为时已晚。即便“追认”了⼯龄在当时已经意义不⼤了，与⼯龄有关的加⼯资⼯作已经进⾏了好⼏年，插队回沪知⻘的⼯资⽐未插队的⼈（包括 72 届、73 届毕业⽣）低⼀⼤截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况且不久以后就开始改⾰开放，所有⼈都成为了合同⼯，⼯龄的⻓短与⼯资的⾼低已经没有必然的联系了。只是这些插队回沪知⻘到了退休的时候，上海市有关⽂件规定 1992年前的⼯龄折算为“视为已缴纳的社保费年数”，才算真正起到了“追认”⼯龄的作⽤。插队知⻘在农村也没有⼯作证（因为不算参加⼯作），如果外出需要过夜住店，就必须提前到⼤队部开介绍信，否则就只能在⻓途汽⻋站的⻓条椅上坐⼀夜，因为没有任何证件能够证明你是谁，遇到治安检查，就可能被认为是“不明身份⼈员”或者“盲流”。

⼆、插队知⻘的收⼊状况

国家对农⺠的要求是，除了让农⺠⾃⼒更⽣之外，还要他们为国家上缴公粮和余粮，农村如果遇到⾃然灾害⽽减产的，国家仍然按减产后预估亩产量的⽐例征收公余粮。亩产量减少了，总产量也减少了，公余粮也可以按⽐例少缴，但留⾜明年的种⼦（⽆论丰年还是灾年，留⾜明年的种⼦均为固定的数量）之后，可分配的⼝粮就少了，农⺠就只能少分⼝粮，勒紧裤腰带了。所以插队知⻘毎⽉没有⼯资，他们的收⼊和农⺠⼀样，是由当年的收成所决定的。农村的⾃然灾害⼏乎每年都要发⽣，只是受灾的程度不同⽽已，⻛调⾬顺的年景较少遇到。旱灾、涝灾、雹灾和⾍灾，防不胜防，所谓“⼈定胜天”那只是⼈们的⼀种奢望和努⼒的⽬标。譬如旱灾，很久未⻅下⾬了，县、公社和⼤队召开三级⼲部紧急会议，号召⼴⼤社员进⾏抗旱保苗，⽽⼀个⽣产队有好⼏百亩地，全⽣产队的社员抗旱⼀个星期，只能浇⼏⼗亩地，等到抗旱半个⽉了，⼤部分地都还没⻅⼀滴⽔，还是只能⼲涸着，最后还是要等到⽼天爷下了⼀场透⾬才缓解了旱情。
每个知⻘都靠上海的⽗⺟寄钱，⼏乎⽆⼀例外。乡村邮递员会将汇款单送到⽣产队，由知⻘签收，然后凭汇款单到邮局取款。上海寄来的汇款多则每⽉⼆⼗元、⼗五元，少则每⽉⼗元、⼋元。我是⽆须汇款单，由我的⼤姐每⽉在信封⾥夹寄⼀张⼆元钞票（仅管这样做不符合邮局寄信的规定）。为什么插队落户的知⻘们靠⾃⼰的⾟勤劳动还养不活⾃⼰呢？⽽且这个“⾟勤劳动”⽐⼯⼚的⼯⼈和农场的职要“⾟勤”得多。这个问题⼀直困扰着知⻘们。是因为知⻘的⽣活要求太⾼？还是因为农村太穷，每天的⼯分价值太低？或者是天⽓⽓候没有⻛调⾬顺，庄稼收成不好？这些可能都是原因的⼀⼩部分，但都不是主要原因。
他们对这⼀问题思索了好⼏年。
当时农村的⽣产队实⾏农产品总额按⼈⼝平均分配制度，刚出⽣的婴⼉也算⼀个⼈，其分到粮⻝、棉花、芝麻、蔬菜、柴⽲等各种农产品同⼀个成年⼈⼀样多。到年底分红的时候，尽管知⻘们每年每⼈能分到⼗⼏元或⼏⼗元（每天的⼯分才值⼏分钱），⽽⼩孩多的家庭要出钱购买所分到的粮⻝和农产品，但是出的这点钱，只需将家⾥⼀⼩部分粮⻝（⼩孩多的农⺠家⾥的粮⻝根本吃不完）拿到集市上去卖掉就⾜⾜够够了。⽣产队分配的粮⻝和农产品等的单价是国家分配价，⽽集市上买卖是市场价，市场价也就是⿊市价，⿊市价是分配价的好⼏倍。以⼩⻨为例：分配价是⼀⻆钱⼀⽄，⽽⿊市价则是四⻆钱⼀⽄，⿊市价是分配价的 4 倍。如果有户农⺠家有六⼝⼈，⼆个⼤⼈和四个孩⼦，到年底分红的时候，他家⼈多⼯分少，分不到红，可能还得出 100 元钱来购买所分到的粮⻝和农产品，不过这根本⽆关紧要，他可以⽴即到集市上将分到的价值 100 元的粮⻝卖掉，得到 400 元，交出⽋帐 100 元之后，不费吹灰之⼒就净收⼊ 300 元，⾜够全家全年的开销。所以谁家年底分红时出的钱越多，谁家就可以赚得更多（三倍于所出的钱），谁家也就越富有。怪不得队⻓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这些⼩孩多的⼈真应该好好⼲活，你们要知道，你们家的孩⼦都是由⼩孩少的劳⼒和下放学⽣（插队知⻘）⼀起养活的，再不好好⼲活就太对不起⼈家了”。所以当时村⾥凡是⼩孩多的家庭都⽐较富裕，⽽劳动⼒多的家庭却吃光⽤光，所剩⽆⼏。由此⼀来，农村就出现了拼命⽣孩⼦的现象。

若⼲年后，随着计划⽣育的政策出台，国家对农村分配制度进⾏了适当的调整，实⾏“三级⼝粮制”，即第⼀级 0～6 岁的⼈分 60%、第⼆级 7～12 岁的⼈分80%、第三级 13 岁以上的⼈分 100%。这样尽管也未必完全合理，但相⽐之前的分配政策来说，还是向合理⽅⾯靠近了⼀些。
知⻘们后来才明⽩，之所以在农村壮劳⼒的⽣活反⽽不及拖家带⼝的，是因为农村的分配制度造成的。再拼命೾⼯分也是徒劳的。这才是插队知⻘需要上海家⾥寄钱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个原因是⼯分值确实太低，有诸多因素导致：
⼀是农⺠集体⼲活⼤忽隆，⼲多⼲少⼀样记⼯分，⽣产效率低下，每年除了下⾬天，⽣产队⾥没事找事的也得找点活⼲，⾄于这个活与农作物的产量是否有关，是否产⽣经济效益，根本不予考虑。从⽽导致每年的⼯分总数虚⾼，每个⼯分只能值⼏分钱，甚⾄于⼏厘钱。
⼆是安徽省⾩阳地区从 1971 年年底开始，为治理淮河流域的⽔患⽽开挖茨淮新河，于 1985 年竣⼯，挖了整整 14 年。茨淮新河全⻓ 134 公⾥，河道有 150 多⽶宽，可以通航。据说是解放后全国最⼤的⼈⼯运河，耗资 5.44 亿元（当时上海普通⼯⼈⽉⼯资为 36 元的年代）。毎年要从各个公社抽调⺠⼯到挖河⼯地⼲活，称为上“河⼯”。每个⽣产队摊派到 2～4 ⼈，这些上河⼯的农⺠都由⽣产队每天记强劳⼒⼯分，出⻔在外的粮⻝和柴⽲等均由⽣产队负担。⽽⼯程投⼊的这么多资⾦，⾼达五个多亿元，我们最基层的⽣产队这么多年来竟然⼀分钱也没有拿到。这些钱究竟流到哪⾥去了？没⼈知道！反正⽣产队是拿不到钱，⽽⼯分却会因此⽽多出很多，每个⼯分值⾃然是低下的。对于这种肆意盘剝农⺠利益的问题，各级领导单位不会不知道吧。说不定这个钱象雁过拔⽑⼀样，⼀层⼀层地拔，到了⽣产队就⼀⽑也不剩了。这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提出过，或许有⼈提出过⽽上⾯根本不予理睬。
三是每年的开会次数很多，⽣产队在农闲的时候或者⾬后不能下地⼲活的时候，就组织全⽣产队农⺠进⾏读报学习，⽣产队的队⻓、会计、⺠兵排⻓等到⼤队和公社开会，这些都由⽣产队记⼯分。⼤队还有⾚脚医⽣、耕读教师、抽到公社搞社教⼯作、我们知⻘到公社和县⾥参加篮球⽐赛、我们知⻘到县⾥开“积极分⼦代表⼤会”、为濉⾩铁路路基到濉溪县⽯⼸⼭拉⽯⽅等等，这些最终都由⽣产队⽤记⼯分的⽅式买单。

三、春节回沪探亲
1、回沪前的准备⼯作
每年的年底，农村除了⼤兴农⽥⽔利，开沟挖河之外，地⾥的农活已经⼏乎没有了。天⽓也逐渐冷了，趁着⾬雪天还没来临，路⾯还没冰封的的时机，上海插队知⻘就象候⻦⼀样，⼤家都准备回上海了。这⼀点⽐农场的知⻘要⾃由，在农村反正不⼲活不记⼯分上海插队知⻘在冬天回上海过年，早⾛晚归都没⼈管，⼤部分知⻘回上海待⼆三个⽉，等明年开春就回来了，有的待三四个⽉，也有个别的待半年以上，甚⾄也有多年不归的。上海插队知⻘回上海如果待的时间很⻓，在⽣产队的时间就少了，那劳动表现肯定好不了，如果遇到招⼯招⽣等上调机会，就可能轮不到了。另外，能在上海待很⻓时间的话，还要上海家⾥的经济条件⽐较好才⾏。
知⻘每次回上海要做很多准备⼯作。先备好各种准备带回上海的⼟特产，如⻩⾖、花⽣、芝麻、绿⾖、麻油（得到处寻找盐⽔瓶，因为盐⽔瓶瓶⼝的橡⽪塞⼦能够密封，所以特别受到⻘睐，也⽐较难找）、猪板油、猪脚⽖（⽐上海便宜，⼀⻆四分⼀⽄）、鸡（⾃⼰喂养的正在⽣蛋的⺟鸡，杀掉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杀掉，明年开春再重新从⼩鸡开始养起）等等，鸡要杀好弄⼲净，晾⼲⽔分后⽤多层报纸包裹。如果明天早上决定出发回上海，那么今天晚上就差不多要忙个通宵。
2、在农村过春节
1970 年的年底，我决定今年不回上海留在农村过年。因为去年 1969 年的年底我已经回去过了。不回上海过年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问题，回⼀次上海，算上来回路费、带回上海的农副产品费⽤、从上海购买的物品费⽤，⾄少要化费五六⼗元，还未包括在上海的吃饭费⽤，回⼀次上海的费⽤太⼤了。
申楼⼤队申楼和李寨⽣产队的知⻘们得知今年春节我不回上海，便把他们⾃⼰喂养的正在⽣蛋的⺟鸡全部拿来寄养在我这⾥。他们两个队⼀下⼦拿来了⼆⼗只，连同我们后瓦原来喂养的，总共有三⼗只⺟鸡和⼆只公鸡。当时⼤家说好了，等他们从上海回来，我归还各⾃寄养的⺟鸡（没有发⽣什么意外的情况下），但寄养期间所有⺟鸡⽣的蛋归我。这个寄养⽅案，在有知⻘过年不回上海的前提下，肯定是好的，因为知⻘们明年开春从上海回来，就可以继续有鸡蛋吃了。
农村喂养的鸡到了晚上归窝的时候，如果是夏天，就会嫌鸡窝⾥太热，都会⻜到⻔前的⼤树上，象⼀只只⼤⻦⼀样，煞是好看。⽽在春秋冬三个季节，鸡到了晚上仍然是要归窝的。为了迎接这些新来到的⺟鸡，我重新⽤⼟坯垒了个⼤鸡窝，鸡窝边还⽤秫秸秆拦了个⼩院。⼀开始的三天要把新来的⺟鸡圈养在⼩院⾥，要让它们认识新家。每天我⽤杂⾯贴⼀⼤锅锅巴⼦，或者蒸⼀⼤锅杂⾯馍，再把锅巴⼦或者杂⾯馍切成⼿指甲⼤⼩的⼩块，来喂养这些鸡。功夫不负有⼼⼈，尽管每天要多⾟苦⼀点，为这些鸡们准备膳⻝，但是这些⺟鸡们给的回报也是很可观的。三⼗只⺟鸡，我每天能收集到⼗多⼆⼗个鸡蛋，可以装满满⼀瓢，看着煞是喜⼈。我将这些鸡蛋放在粮⻝囤⾥的粮⻝上⾯，过了没多久，粮⻝囤⾥的鸡蛋便铺了满满⼀层。我每天都可以吃上美味的鸡蛋，⽽且变着花样吃，炒鸡蛋、煎荷包蛋、⽩煮蛋、⽔浦蛋、蒸蛋等等，就这样也还是积余了不少鸡蛋。冬季有孵⼩鸡的炕房要到各个村⼦去收购鸡蛋，收购价是⼋分钱⼀个，我便将多余的鸡蛋卖给了炕房，卖得的钱⽤于⽇常开销。

3、送同学招⼯报到
1970 年的年底，亳县有⼀批招⼯名额，我们⼤队的上海知⻘有两个⼈被推荐上去并填好了招⼯登记表。⼀个是申楼⽣产队的董麟⼭，另⼀个是李寨⽣产队的陆建伟。他们在等待招⼯通知书的时候，正是知⻘们回上海过年的时候，他们也随着⼤家⼀起回了上海。由于我这年不回上海过年，他们临⾛时委托我：如果招⼯通知书下来了，⽴即给董麟⼭发电报，由他再通知离他家不远的陆建伟，两⼈再即刻从上海赶回亳县来。果然过了没多久，即将过年的时候，他们两⼈的招⼯通知书下来了，董麟⼭招⼯到亳县染料⼚，陆建伟招⼯到亳县轮窑⼚。我看到通知书之后，⽴即借了辆⾃⾏⻋，骑⻋到⼆⼗⾥地的⽴德集上的邮电局给董麟⼭拍了份电报。第⼆天的下午，他们两⼈便赶到了我的⽣产队（他们回⾃⼰的⽣产队都要经过我这⼉），然后我们约定好，明天早上他们把各⾃的⾏李拉到我这⼉，由我拉着我⽣产队的架⻋送他们到亳县去。
第三天⼀早，他们⽣产队的农⺠帮他们把⾏李送到了我这⼉。我们把⾏李卸下来装上我的架⻋，我们三个⼈拉着架⻋⼦，从后瓦⽣产队朝着县城出发了。
这是他们两个讫今为⽌插队农村的最后的离开时刻，⽽且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插队历时两年。到县城有⼋⼗多⾥路，我们三个拉着架⻋⼦，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县城。我们先到了亳县染料⼚，因为染料⼚在城⾥，把董麟⼭的⾏李卸下。然后我和陆建伟两⼈再拉着架⻋，到地处县城东北⽅向涡河北的轮窑⼚，把陆建伟的⾏李送到轮窑⼚之后，我⼀个⼈再拉着空架⻋回到染料⼚董麟⼭的住处，这时候天已经⿊了。第四天的上午，陆建伟来到了染料⼚，由于⻓时间的在农村，到了城⾥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我们三个⼀起到县城游玩闲逛，经过⼀个照相馆的时候，我们⼀起拍了张三个⼈的合影照，留下了珍贵的记忆。现在看到这张照⽚，就会想起当年的情景。
第五天⼀早是个晴天，我要回⽣产队了。队⾥的架⻋ 1 空拉的平衡不太好，前重后轻的。我在染料⼚⻔⼝的地上，找到了⼀块⽔泥板（不是⽯头的⽽是⽔泥的！这个⽔泥板被拉到后瓦⽣产队就成了稀罕物，因为农村没有半星点⼉⽔泥。我把这块⽔泥板铺在⻔⼝，下⾬天可以少沾些泥），⽤绳⼦拴住压在架⻋后⾯作平衡配重。从我们后瓦⽣产队到亳县县城，有⼆条路可⾛，分东路和⻄路，⼆条路远近差不多，⻄路略远个⼏⾥地。我们来的时候⾛的是东路，经过闸⼝、⼤杨、⼗九⾥、再到亳县县城。我回去的时候决定试着⾛⻄路，因为没有⾛过（以后很多年多次到县城去，再也没有⾛过第⼆次），我⼀个⼈拉着空架⻋，经过赵桥、核桃林场、油河集，傍晚回到后瓦⽣产队。

四、插队知⻘的出路
1、短暂的平静
1968 年 12 ⽉ 22 ⽇发表的《最⾼指示》⽈：（全⽂）“知识⻘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部和其他⼈，把⾃⼰初中、⾼中、⼤学毕业的⼦⼥送到乡下去，来⼀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年“上⼭下乡”运动，⼤批城市知识⻘年下放到了农村。这是以国家名义有组织的知识⻘年上⼭下乡运动。
当初我们上海知⻘插队到农村是没有期限的，甚⾄⼀直在说“插队落户”。《最⾼指示》⾥没有提及到何种程度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接受好了，也没有提及什么时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以结束了。
从 1969 年 1 ⽉插队到农村后，我们知⻘都默默⽆闻地在⽣产队⽣活和劳动着，我们尽量适应当地农村的⽣活习惯，努⼒学习农村的各项劳动技能，并努⼒做到与当地贫下中农打成⼀⽚。
2、招⼯激起的涟漪
1969 年 12 ⽉左右，也就是我们在农村才 11 个⽉的时候，⾩阳地区从上海插队知⻘中抽调少量⼥知⻘到⾩阳纺织⼚当挡⻋⼯。尽管纺织⼚⾥⼥同志的⼯作在⼯矿企业中属于⽐较⾟苦的，⽽挡⻋⼯⼜是纺织⼚⾥最⾟苦的⼯作。但是与在农村当农⺠相⽐，挡⻋⼯仍然⽐当农⺠要好得多，被招⼯进⼚的⼥知⻘感到⽆⽐的幸运。
⾃从有⼀⼩部分知⻘被招⼯到⼯⼚⾥当⼯⼈后，我们的⼼情不再平静，犹如在平静的湖⾯上丢了⼀块⼩⽯⼦，激起了⽆数的涟漪（确切地说，是在平静的湖⾯上扔下了⼀块⼤⽯头，激起了⽆数圈的涌浪）。有些知⻘就在思索，难道那些招⼯被上调⾛了的插队知⻘，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接受好了？难道响应《最⾼指示》可以只响应⼀个开头，以后可以不⽤再响应了？那么当时认为的《最⾼指示》是“⼀句顶⼀万句”⼜怎么解释？我们感到很疑惑。
但是疑惑归疑惑，现实还是要⾯对的。当前还在农村的知⻘们应该思考的，就是总结和归纳那些已经上调了的知⻘情况，他们上调的条件是什么，他们怎么会被抽调上去的。⾃⼰今后应该怎么做才能争取上调。
3、上调条件的思索
⾃从 1969 年秋季开始招⼯以来，以后毎年秋季都有招⼯名额，1970 年以后每年秋季还有⼤学来招⽣，由⼤队和公社推荐知⻘上⼤学（这些⼤学⽣被称为“⼯农兵⼤学⽣”，若⼲年后经过再学习，被称为“回炉”后，即成为了正式的⼤学毕业⽣），然后还有符合条件的知⻘⼊伍参军。实际上在农村插队的知⻘都想被招⼯、招⽣或者参军，都想尽快脱离农村⽣活和农村劳动。但是不知道⾃⼰是否符合被上调的条件。⼀开始这个上调条件很纯正，照顾到年龄、具体表现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政审要求。⼀年⼜⼀年，上调机会⼀茬⼜⼀茬，上调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迅速地发⽣着变化。这个条件变得模糊起来，到底是年龄因素？劳动表现？群众关系？还是家庭出身？或者是四者都有？再或者是四者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上调条件，什么符合不符合的都⽆所谓，只要领导想让谁⾛就让谁⾛，与领导的关系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条件？知⻘们对这⼀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探索着、思考着。
后来知⻘们都明⽩了，与能够帮得上忙的领导关系好才是最关键的关键！毎年招⼯招⽣的上调名额屈指可数，这些名额都掌握在公社⼲部⼿⾥，⽽全公社的插队知⻘却成百上千，真正是“僧多粥少”，千军万⻢೿垮独⽊桥。于是知⻘们“⼋仙过海，各显神通”，各⼈使出各⼈的招数。⽬的只有⼀个，尽快使⾃⼰上调。被招⼯、招⽣、参军，当时是上海插队知⻘脱离农村的唯⼀的正规渠道。谁能上调谁就意味着不再需要抱棍推磨、不再去粪窑⼦⾥出粪、不再吃杂粮、不再⋯⋯、不再⋯⋯等等等等。
最后知⻘们都明⽩了，要想从正规渠道上调，就得先找到能够帮上忙的领导，最好是公社的领导，⼤队的领导也可以。找到了领导之后，就要想办法给领导送礼套近乎，那位领导也知道来送礼的⽤意，⼤家⼼照不宣，⼼知肚明。有的领导甚⾄说：“你好他好所有下放学⽣⼤家都好，你没有⼀些经济往来怎么加深印象呢？”只要领导能收下礼物，那明年上调就有希望了。那送的礼物从⼀开始的⼏条好烟，⼏瓶好酒，逐步发展到送⼿表、缝纫机、⾃⾏⻋等，送礼的⾏情逐年上涨。能够找到⻔路送出了东⻄那算是成功了⼀半，就怕是有东⻄找不到地⽅送。因为送礼拉关系都是暗箱操作，知道的⼈越少越好，唯恐别⼈知道了，在关键时刻坏⾃⼰的事。所以当时的插队知⻘的⼼情很复杂，神⾊也很诡异，看上去显得神神秘秘的。很多同⼀个⼤队或者同⼀个⽣产队的知⻘，相互之间⼼存芥蒂，因为上调名额不可能集中放在⼀个⼤队或者⼀个⽣产队，他们在上调这个关键问题上是竞争对⼿，虽说算不上“你死我活”，但也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毕竟独⽊桥太窄，名额有限，⼀下⼦⾛不了这么多⼈。
4、曲线⾃救
有的知⻘估计⾃⼰从正规渠道能够上调的可能性不⼤，⾃⼰的亲属在其他地⽅还有⼀定的关系，便通过合法渠道（农村调往农村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调往那个地⽅，先到那边的农村落个脚，然后通过那边的关系设法上调到⼯⼚。如李寨⽣产队的秦启明就调到了河南洛阳农村，然后再招⼯到洛阳铜⼚。同样还是李寨⽣产队的陆宏弟就调到了新疆⽶泉县农村，然后在那⾥的中学当了⽼师，最后当上了校⻓。他们这样的做法，迫于对当时形势的⽆奈，不占⽤当地的招⼯和招⽣名额（也没有这么容易占⽤到），⾃⼰利⽤⾃⼰的关系解决⾃⼰的问题，当时被称为“曲线⾃救”。
5、濉⾩铁路招⼯的“虚晃⼀枪”
1971 年秋季，刚建成的濉（濉溪）⾩（⾩阳）铁路要在知⻘中招收铁路员⼯。我们后瓦⽣产队的知⻘⼩邱，通过在各个领域的努⼒，终于拿到了⼀张濉⾩铁路的招⼯报名表。⾄于⼩邱是怎么会拿到招⼯报名表的，我们⼤家都在猜测。因为他是 67 届初中⽣，在我们知⻘点⾥他是年龄最⼩的，农⺠甚⾄称他为“半撅”（指未成年⼈），他在农村中的劳动表现仅为⼀般，远不如我们。他与农⺠的关系搞得很僵，农⺠都说他“嘴上没⽑，为事不牢”。但是据他⾃⼰介绍，他的哥哥是上海到乌鲁⽊⻬邮政⻋上的邮局⼯作⼈员，每次从上海跑乌鲁⽊⻬来回⼀趟要七天，回来后就休息七天（可以休息七天⽽⼯资照发，使我们羡慕不已）。虽然属于上海邮电局编制，但是上班却是在上海铁路局，这次招⼯也是铁路局的，这是否和他哥哥有关？还有⼀件事，就是公社“五七”⼲部李⻓安⼏个⽉前刚到过上海，对上海知⻘进⾏内查外调。据说有的知⻘当时将这⼀信息拍电报通知上海的家⼈，並把打听到的李⻓安在上海住的哪家旅馆同时也告之，希望家⾥⼈能有所⾏动。甚⾄有的知⻘闻讯尾随⽽⾄追到上海。在上海的知⻘⽗⺟们为了⼦⼥的前途和命运，纷纷前往旅馆拜访这位⾃⼰⼦⼥的“直接领导”，⾄于有什么⼈拜访过，拜访时是否送礼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事就没⼈知道了，那么小邱家⾥的⼈在上海是否也拜访过李⻓安，那就不得⽽知了。
报名表交到公社以后，为了打探招⼯消息，⼩邱每两天逢集的时候，就到公社驻地⽴德去⼀次。⽴德离我们村庄有⼆⼗⾥地，每次他到公社去都要向农⺠借⾃⾏⻋，⽽且⼀去就是⼀整天，有时候还要到天⿊才回来。有⾃⾏⻋的农⺠也就这么⼏家，借的次数多了，农⺠们颇有微词，都找借⼝回绝他。尽管到后来他借⾃⾏⻋⽐较困难，但是到⽴德去打探招⼯消息还是雷打不动的两天⼀次，毕竟那是关乎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事，借不到⾃⾏⻋他就步⾏去。

⼩邱在拿到招⼯报名表之前半个⽉左右的时候，就察觉出了招⼯的⻛声，基本上⽴德逢集必去，⽣产队的农活很少参加了。拿到招⼯报名表之后，就完全不出⼯⼲活了。他⾮但不出⼯⼲活，连我们知⻘点⾥的家务活也都不⼲了。他不挑⽔、不推磨、不收柴⽲、不和⾯做馍、不擀⾯条、不洗碗筷等等，什么都不想做。他对这⼀切⼀点兴趣都没有。他毎天早上睡到⼋九点钟，等我出早⼯回来做好早饭才起来，吃完早饭他便张罗着上⽴德，即使⽴德不逢集，那天他也会到那些⼀起交了招⼯报名表的知⻘那⾥，串⻔交流招⼯信息。他这⼀出去就是⼀天，直到晩上我烧好晚饭，他正好赶回来吃晚饭。
有⼀天晚上睡觉前我正在洗脚，可能是这⼀段时间⽼是吃我做的饭，没有⼲什么活，出于感激和愧疚的⼼情，⼩邱⼗分神秘地向我透露⼀个信息。他说：“潘华同，有⼀桩事体你听了嫑⽣⽓，我得到⼀个确切消息，有⼈在公社⾥看到过侬的档案，根据档案材料上的内容，侬招⼯是要轮到最阿末了，调⼀句闲话讲，全公社的上海⼈全部跑光了侬也跑勿脱，真的。”我问：“啥⼈看过我的档案？”“公社最近组织了⼀些⼈在整理上海知⻘的档案，整理档案的交关⼈都看过了。”他⼀脸诚恳地回答我。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象被当头泼了⼀盆冷⽔，全身冰冷冰冷的。我知道公社最近是在整理知⻘档案，整理档案的有与公社⼲部⽐较接近的知⻘，也有⽴德⼩学的部分教师。尽管我知道他刚才说的是实话，我的家庭出身是个问题，遇到招⼯招⽣更是个⼤问题。但是从⼩邱⼝中直⽩地说出这个由判断得出的结论，我仍然感到⼗分震惊。从这⼀晚到往后，这个问题始终占据在我脑海中。
⼩邱在等待招⼯通知的时候，已经在村⾥和农⺠们进⾏了预先的告别，有些农⺠也请他吃了临⾏前的“刷脚”宴。他许诺将⾃⼰的铁锹送给这家，将⾃⼰的锄头送给那家等等。他在这⼀段⽇⼦⾥，似乎觉得⾃⼰已经是⼀名铁路⼯⼈了，可以安排他上调后的“后事”了。“天有不测⻛云”，有时候会突然之间“⽼⺟鸡变鸭”。⼩邱的濉⾩铁路招⼯“泡汤”了，据他说是被⼀个更有“⼒升”的⼈顶掉了。⼩邱的这次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招⼯机会，就这样以“虚晃⼀枪”的结局结束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拿到过招⼯报名表。但是正是由于⼀直没有招⼯上调，1978 年⼤返城时他回到了上海。

6、体育专业招⽣的两次碰壁
( 1 ) 第⼀次碰壁
1974 年秋季招⽣⼯作开始了，各⼤队及公社推荐插队知⻘上⼤学，受名额的限制，整个公社摊不上⼏个⼈。但是这⼀年⼤学不但招收经过推荐的普通专业的⼤学⽣，还招收不需要推荐的，在⾳乐、体育和美术⽅⾯有特⻓的知⻘上⼤学，但是要经过专业考试，最后择优录取，简称“⾳体美”招⽣。报名参加“⾳体美”
考试不受名额的限制，只要有这⽅⾯的特⻓都可以报名，多多益善。
我没有被推荐上⼤学，便报名参加了体育专业的招⽣考试。专业招⽣是按照地区对⼝招⽣的，上海体育学院只招上海的插队知⻘，安徽师范⼤学体育系只招蚌埠和亳县的插队知⻘。
体育考试分为“4+1”项⽬进⾏：
A、100 ⽶速跑，
B、单杠引体向上，
C、弹跳摸⾼，
D、⽴卧撑。
还有⼀项是特⻓展示。
A、100 ⽶速跑：主要是测试奔跑速度。每个⼈ 100⽶速跑都由⽼师按秒表记录时间。然后按照时间的多少来排列名次，时间最少的也就是跑得最快的是第⼀名，其他名次依次类推。
B、单杠引体向上：主要是测试⼿臂⼒量。每个⼈拉的引体向上的个数都由⽼师做记录。拉的个数最多的是第⼀名，其他名次依次类推。
C、弹跳摸⾼：主要是测试弹跳能⼒。⼈侧⽴靠近墙跟，⼿指沾上少许⽯灰粉，⼿臂靠墙伸直并在墙上划⼀道⽩线。⼿指再次沾上少许⽯灰粉，然后⼈贴墙深蹲⽤⼒⼀跳，在跳到最⾼点的时候⽤⼿指在墙上划⼀道⽩线。⽼师会测量墙上⼆根⽩线之间的距离，这距离就是重⼼升⾼的⾼度。这个⾼度与跳⾼的姿势⽆关。⼆根⽩线之间的距离最⼤的是第⼀名，其他名次
依次类推。
D、⽴卧撑：主要是测试动作的灵活性和协调性。开始的时候是⽴正的姿势，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卧倒做⼀个俯卧撑， 再⽴即起身恢复⽴正的姿势，这个全过程是⼀个⽴卧撑。然后连续⼀个接着⼀个地做，看⼀分钟能够做⼏个。⽼师会记录你完成⽴卧撑的个数。
完成最多的是第⼀名，其他名次依次类推。
最后就是你的体育特⻓展示，可以是各种球类运动，也可以是击剑、武术等。这些展示仅作为参考。
我是以篮球作为⾃⼰的特⻓展示，做了⼆个三步上篮和⼀个跳跃投篮的动作。
考试的计分规则是：每⼀项的第⼀名得 分，第⼆名得 2 分，第三名得 3 分，⋯⋯以此类推。总分是四项得分相加的和。总分最少的是第⼀名。如果有⼈三项都是第⼀名，另⼀项是第⼆⼗名，那么他的总分是 23 分。
报名参加体育考试的⼈很多，亳县就有五⼗多⼈，⽽整个⾩阳地区只招 11 个⼈。⾩阳地区当时辖有 11个县，平均每个县的名额只能摊到⼀个名额。由于体育专业招⽣是以地区为单位统筹录取的，所以考试分为⼆个阶段。先参加各县组织的县考，然后在县考的成绩中筛选出优秀的⼈选参加地区考试。县考和地区考的科⽬完全⼀样。
我经过县考之后，被选拔到⾩阳地区参加了地区考试，最后地区考试总分在全⾩阳地区的上海插队知⻘中，我是第⼀名。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总分来录取的话，我是 11 个⼈中的第⼀个该被录取的⼈。但是能否被上海体育学院录取，最最关键的仍然是政审这⼀关。
在⾩阳地区的考场办公室⾥，上海体育学院负责招⽣的⽼师（姓陆，是个⼤⾼个）把我叫到办公室，⽤当地很少听到的上海话语重⼼⻓地对我说，“⼩潘啊，侬的考试成绩是交关好，照理讲我应该带侬⾛的。但是侬的屋⾥厢情况侬也应该清爽的，侬的情况搭⼈家不⼀样，是“双料”的，我实在没有肩胛带侬⾛，希望侬能理解。侬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希望侬能往远看”。听了陆⽼师的这⼀番话，我也⽤上海话说：“我晓得的，迭是嘸没办法的，但是嘸没关系，⋯⋯格么就再会了。”我知道负责招⼯招⽣的⼯作⼈员，第⼀件事就是了解被招知⻘的家庭出身情况。陆⽼师说我的家⾥是“双料”的，意思是指不仅我的⽗亲有问题，我的⺟亲也有问题。说明他对我的家庭出身已经⼗分清楚了。

我⽗亲解放前曾在国⺠党中央统计局（中统）的⼀个外围部⻔（中央信托局）上过班，但他不是国⺠党党员。解放后也⽴即向组织讲清楚了。组织上的结论是作为⼈⺠内部⽭盾处理，这个结论我曾经看到过，他也从没有被关押过。我⺟亲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但在 1958 年就进⾏了甑别摘帽。
这些问题组织上早就有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在⽂化⼤⾰命中，被红卫兵⼩将们翻出⽼账重新进⾏清算，把⼀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的⽗⺟头上，还把这些所谓的罪名经过内查外调后塞⼊我的档案⾥，档案⾥这些内容始终跟随着我，使我成了政治上的双“残疾⼈”。直到改⾰开放后的 1981 年，我⺟亲单位对我⺟亲的“问题”进⾏了平反。在 1982 年，我⽗亲单位对我⽗亲的“问题”进⾏了平反。返还了部分抄家物资（有些贵重及稀罕的物资已经找不到⽽⽆法返还了），补发了克扣的⼯资。我想这些⽗⺟平反的相关材料也应该及时塞进我的档案中吧，我从此以后在政治上再也不是“双残疾”了，成为了⼀个正常⼈。但是这“迟到的公正”确实是迟到了太久，以前曾经对我造成的歧视和伤害已经成为了历史，根本⽆法弥补。这是后话。我与陆⽼师告别之后，随即离开了考场办公室，⽴即赶往⾩阳汽⻋站，乘坐最后⼀班⻓途汽⻋回到了亳县。在亳县汽⻋站的⻓条椅上坐了⼀夜（没有住旅馆，我也没打算住旅馆，因为⼀夜的时间我根本೾不到住旅馆的钱，我坐⼀夜倒是实实在在地省下了住旅馆的钱），我思索着这⼏天所经历的⼀切，同时想到了以后，也想得很多，⼼中总有⼀种⼤好不妙的预感。次⽇⼀早坐循环⻓途汽⻋到了闸⼝，再步⾏⼋⾥地回到了村⾥。那⼀年亳县“⾳体美”体育专业被上海体育学院录取了的，据说是总分排名为第三⼗⼏名的⼀个上海插队⼥知⻘，⼜听说她⼏年后毕业分配到上海郊区南汇县的⼀所中学当体育⽼师。
( 2 ) 第⼆次碰壁
1975 年（过了⼀年）秋季⼜开始招⽣了，我被推荐上普通⼤学的可能性为零。但是“⾳体美”专业报名的⼤⻔仍然是对随便什么⼈都敞开的。我在去年已经经历过⼀次“⾳体美”考试了，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今年原本就不打算报名参加了。但是在其他知⻘的极⼒劝说下，“譬如不如嘛”，“说不定情况有变化呢”。我⼜报名参加了体育专业考试。和去年相同的情景重复了⼀遍，从亳县选拔到了⾩阳地区，在地区的考试总分在全⾩阳地区的上海插队知⻘中仍然是第⼀名（因为没有新增加竞争对⼿），⽽且戏剧性地⼜遇到了去年负责招⽣的陆⽼师。这时候我们互相之间都显得很平静，略微⼀笑，但笑得很苦涩。我只是仍然⽤上海话问了⼀句：“搭去年⼀样咯？”陆⽼师⽆奈地点了点头，双⽅⽆语。我再⼀次的向陆⽼师道了别，然后和去年⼀样，默默地离开了⾩阳，于第⼆天回到了⽣产队。对于我来说，凭⾃⼰的特⻓回上海读⼤学的机会第⼆次从身边滑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第⼀次第⼆次的，我再考 N 次也是⽩搭，本来就不应该报名参加这个考试）。

两次的体育考试就像⽥径运动会中的跳⾼⽐赛⼀样，均以失败⽽告终。使我意识到被上调的可能性已经⼏乎没有了，是该做好在农村⻓期（不仅是⻓期，应该是⽆期限）待下去的思想准备了。

7、“半招⼯”差事
有些知⻘在还不能⻢上脱离⽣产队的情况下，就动脑筋想办法，先混个什么差事，可以暂时改善⾃⼰的⽣活环境。譬如到公社去整理知⻘档案、到公社去画宣传画、到公社去当个⽔利员、帮公社⼲部写发⾔稿、参加公社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如果被选上参加了这些活动，那对⾃⼰是有好处的。⼀来可以经常与公社⼲部接触，增加⼀些“感情交流”的渠道，
为⽇后的上调打好基础。⼆来可以“暂时”脱离农村艰苦的⽣活和劳动，让⾃⼰的⽣活稍微改善⼀些。说不定这个“暂时”的时间还不短，有时候还能延续个⼀年半载呢。
也有的知⻘被抽调到农村⼩学做耕读教师，也有的知⻘被抽调到公社的县属⾼级中学做代课⽼师，教⾼中学⽣们语⽂和体育。这些“半招⼯”状态的知⻘在整个知⻘⼤部队中只占极少数，他们是极其幸运的。尽管仍然是农村户⼝，不吃商品粮，每年秋季仍然要参加⽣产队的粮⻝和农产品分配，但是这些属于“半招
⼯”状态的知⻘们在外参加各种活动或者教学⼯作都是有报酬的，这些报酬远⽐⽣产队⼲活的⼯分要⾼得多。这些知⻘就不需要家⾥毎个⽉再往农村寄钱了，是⾃⼰能够养活⾃⼰的。只是这些“半上调”状态的差事，都是在插队农村四五年之后才有的，⽽且只有极少数⼈能够谋到，绝⼤部分知⻘仍然是⽉复⼀⽉、年复⼀年的在⽣产队⾟勤地劳动着、艰苦地⽣活着。
8、被安排到林场
1974 年的秋末，整个公社的上海插队知⻘已经陆陆续续地上调⾛掉了不少⼈，很多知⻘点只剩下⼀个或者⼆个知⻘了，各知⻘点都很分散，⽽且离公社驻地⽴德集较远。公社为了对剩下的知⻘便于管理，便进⾏了知⻘点的撤并⼯作。撤销了离公社较远的知⻘点，将知⻘都集中到离公社稍近的⼀些⽣产队。
我被安排在公社的林场，林场在后瓦⻄南⼗七⾥地的地⽅。我临离开后瓦的时候，村⾥的男⼥⽼少都拥到村⼝，我⾛在路中间，他们在路边站成两排夹道欢送。毕竟我在这⼉摸爬滚打⼲了近六年，队⻓、会计、⺠兵排⻓和村⺠们都对我很好，他们对我没有⼀丁点⼉歧视，他们执⾏的是真正的“重在表现”，我在他们那⾥才有被“认可”的感觉。我乘坐在王显之专程开来接我去林场的轮式拖拉机上，与⼤家告别，眼中含着泪⽔。
林场在公社⻄北三⾥地的地⽅，林场东⾯就是公社拖拉机站。当时⼀起被安排到林场的有六个知⻘，三男三⼥，五个上海⼈⼀个亳县⼈，男的是上海继光中学 67 届⾼中⽣时永昌、亳县知⻘李学和我。⼥的是上海北郊中学 67 届初中⽣施本志和郑淑英、还有 69届初中⽣张玲珍。
林场和其他⽣产队相⽐较，地多⼈少，基本上没有⼩孩，还有县配种站安置在⽴德公社的配种点就设在林场，⼏个配种员也就是林场的成员。相对来说，林场的经济效益⽐其他⽣产队要好。
9、张寨⾼级中学当代课⽼师
1973 年夏末，我正在地⾥⼲活，村⾥有个“半撅”（学⽣）急匆匆地跑到地⾥，吆唤着我的名字：“华同！华同！⼴播⾥⼤队赵书记通知，叫你明天上午到公社报到，到张寨中学当⽼师。”

第⼆天⼀早，我赶到⼆⼗⾥外的公社驻地⽴德集，到了公社才知道，原来⽴德公社有⼀所⾼中学校，直属亳县教育局管辖，设在离⽴德集⻄南三⾥地的张寨，所以也叫张寨⾼中。张寨⾼中师资⼒量缺乏，昨天下午公社正好召开⼤队书记⼯作会议，张寨⾼中学校的校⻓就在会上要求⼤家寻找当年公社篮球队的⼀个叫潘华同的上海知⻘，要他到张寨⾼中担任代课体育⽼师。申楼⼤队的赵书记说这个上海知⻘就在他的⼤队⾥的后瓦⽣产队。所以出现了上⽂提到的⼴播找⼈的事。另外还通知了我们知⻘点的杨孔辉到张寨⾼中担任代课语⽂教师。
张寨⾼中的校⻓叫随景堂，五⼗多岁，中等个，解放前曾任解放区的乡⻓，是个⽼⾰命，说话慢条斯理的，给⼈的感觉有点“蔫”。

张寨⾼中的书记叫王清武，五⼗多岁，细⾼个，说话快⼈快语，精明强⼲，是全公社有名的“名嘴”。张寨⾼中的教师全部都是⼤学⽣，都是吃商品粮的⾮农业户⼝，⼤部分毕业于安徽师范⼤学，⽽且⼤部分是当地⼈，只是另外两个教师除外。
还有另外两个教师，⼀个是南京⼈，叫刘菲，⼆⼗多岁，是南京⼤学逻辑数学系的 79 届⼤学⽣，他的⽗亲是江苏省副省⻓，⽂化⼤⾰命中被打倒后，他因此受到牵连⽽被分配到了张寨⾼中当数学教师。另外⼀个是常州武进县⼈，叫万可⻛，四⼗多岁，精通俄语，曾经是华东局翻译组的成员。因在 1957 年反右⽃争中被划为“右派”，尽管第⼆年得到了甑别，摘掉了“右派”的帽⼦。但是组织上将他分配在安徽省亳县的⼀个离县城最远的县辖⾼中任教，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

如果在公社级的初级中学或者⼩学当临时⽼师那叫“耕读教师”，每个⽉发教学津贴 8 元，⽣产队⾥照样记⼯分，学校放寒假和暑假期间就没有教学津贴了，得回到⽣产队⼲活೾⼯分。
在县级⾼级中学当临时⽼师那叫“代课⽼师”
，是属于“半招⼯”差事，和“耕读⽼师”不同。每个⽉⼯资30 元，⽣产队不再记⼯分，但⽣产队分配的粮油柴棉等农产品都有⼀份，只是要出钱以分配价购买。代课⽼师在学校放寒假和放暑假期间每⽉ 30 元⼯资照发。
我和杨孔辉两⼈到学校上课前，就从⽣产队⾥拉上粮⻝到粮站换成粮票，再将粮票交给学校，然后在学校的教师⻝堂⾥吃饭。
张寨⾼中有学⽣ 300 多⼈，⾼⼀、⾼⼆、⾼三每个年级各⼆个班，共有六个班级，每班 50 多⼈。学校是住宿制的，⽣源绝⼤部分是农村户⼝，要从家⾥拿粮⻝到粮站换成粮票交到学校⼤伙房，也有为数不多的学⽣是⾮农业户⼝，是吃商品粮的，他们就简单多了，只要将粮⻝供应卡往⼤伙房⾥⼀交就可以了。学⽣从周⼀到周五在⼤伙房搭伙每⽇三⺞，星期六只吃⼆顿，下午就放学回家了，但是星期天晚上他们都要回到学校，还是要在学校吃晚饭的。这样算下来，每周还是在学校搭伙六天整。

张寨⾼中学⽣的家庭都是有背景的，他们的⽗⺟有公社⼲部、⼤队⼲部、⽣产队⻓、汽⻋驾驶员。也有的是供销社、卫⽣院、粮站、饭店、邮局、学校、汽⻋站、农机站、⻝品站（供应猪⾁的部⻔）的职⼯。所以当了张寨⾼中的⽼师，利⽤学⽣家⻓的关系，在公社⾥办事会⽅便很多。我当了体育⽼师之后，每天除了上⼆节体育课之外，还组建了学校篮球队，⽽篮球队的队⻓李亚洲和⼀帮队员们特别崇拜我这个新来的体育⽼师，说我篮球打得好，说看我打球简直就是看艺术表演，百看不厌。篮球队⻓的⽗亲就是⽴德公社卫⽣院的李院⻓，他家就住在卫⽣院的后院⾥。有⼀次，我托李亚洲设法从卫⽣院搞⼏个盐⽔瓶，因为知⻘回上海要带麻油回去，装麻油⽤盐⽔瓶是最好的了。没想到⼏天后，他就骑着⾃⾏⻋带来满满⼀⼤纸箱⼦盐⽔瓶，⾜⾜有⼆⼗多个。我⾃⼰也就只要⽤⼆三个，其余的盐⽔瓶都给了其他的知⻘。
农村的学⽣可能上学⽐较晚，年龄⼀般都偏⼤，当时我这个体育⽼师是⼆⼗四岁，⽽很多学⽣都有⼆⼗五六岁了，学⽣的年龄⽐⽼师的还要⼤！有⼀次，学校组织校篮球队到涡阳县的标⾥公社⾼中进⾏篮球⽐赛，到了标⾥⾼中，他们的⽼师就问，你们怎么⾃⼰来了？你们的带队⽼师呢？这时候⼤家都笑了，指着混在⼈群中的我说，这就是我们的上海⽼师。他们都感到⼗分惊讶，连忙说：“年纪轻好，年纪轻好。”

我和杨孔辉担任张寨⾼中的代课教师⼀个学期后，也就是 1973 年的年底，县⾥突然下达了⽂件，全县⼀律不准有代课教师。学校没有办法，只能遵照⽂件执⾏，我们两个离开学校回到了⽣产队。隔了⼀个学期，在 1974 年的暑假，县⾥的⽂件执⾏有了松动，张寨⾼中赶紧把我叫来，继续教学⽣上体育课（我离开学校的这⼀学期，学校没有体育⽼师，学⽣就不上体育课）。⽽杨孔辉则刚被招⼯到蚌埠建
筑公司。
我⼜在张寨⾼中连续⼯作了四个学期。直到 1976年暑假，我深知⾃⼰招⼯⽆望，⼀直当代课⽼师终究不是办法，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的可能性⼏乎为零。这才⾃寻出路到淮北煤矿当⼀个农⺠合同⼯。当时曾设想，到了煤矿或许会有转正的机会，后来才知道，煤矿的农⺠合同⼯转为正式⼯的可能性同样为零。
学校的随景堂校⻓曾对我说过，他在解放前⼀直有头痛的⽑病，去医院看了好多次都没有效果，找了⼏个郎中也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有⼀个郎中告诉他⼀个“偏⽅”，⽤⼈脑蒸熟后⻝⽤有特效，不过这个“偏⽅”确实够“偏”的。当时他任乡政府的乡⻓，⽽乡⾥经常枪毙地主恶霸⼟匪等，⼈脑还是有办法搞到的。
有⼀天，乡⾥抓到⼀个⼟匪，判处死刑⽴即执⾏。他们在乡政府的院⼦⾥单独执⾏枪决，⼀枪打在后脑勺上，有⼈赶紧帮他⽤碗和勺⼦，舀了⼩半碗⽩⾊略带粉红⾊的脑浆，他蒸熟后吃了。他说很奇怪，⾃从吃了⼈脑之后，头痛病好了很多。尽管现在有时也会头痛，但是程度上已经减轻很多，基本上已⽆⼤碍。随校⻓将他亲身经历讲给我听，因为这是极其罕⻅的事，也是绝⼤部分⼈不可能做到的事。
10、争取到煤矿当农⺠合同⼯
1976 年的夏末，有⼀批“半招⼯”名额下到公社，数量还不少。这个真正的半招⼯是招收农⺠合同⼯（插队知⻘也可以去，插队知⻘就是农⺠），到淮北煤矿当井下采煤⼯。这个名额不需要送礼拉关系去争取，农村⻘年、复员军⼈、⾼中学⽣、插队知⻘都可以去，只要报个名就⾏了，连体检都不需要。我在判断了⾃⼰以后不可能被正式招⼯招⽣的情况下，便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我当时在张寨⾼中当代课体育⽼师。学校领导和⽼师们得知我要到煤矿去，都极⼒挽留，希望我能继续教体育课（后来因为我到煤矿去了，学校的体育课就停掉了，放任学⽣⾃由活动或者在教室⾥⾃习，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四个学期）。当我从公社得到消息，可能煤矿不批准我去，原因同样是家庭出身的问题。我便找到学校的随景堂校⻓和王清武书记（他们⼆⼈对我很好，对我的⼯作极其满意。他们曾经说过，全亳县只要有⼀个代课教师转正名额，那就是你的。但是这“⼀个”名额等了三年迟迟等不到），向他们说明了情况，求他们能帮帮我去成煤矿。他们本来是要做我的思想⼯作，希望我能留下的。但是我向他们讲明了我到煤矿去，是因为在煤矿由合同⼯转为正式⼯的可能性⽐较⼤，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经过再三挽留之后，看到我到煤矿去的决⼼很⼤，便决定帮助我。他们想了个办法，由语⽂教研组组⻓王德朝⽼师执笔，出具了⼀份我在校五个学期的教学⼯作鉴定证书，由张寨⾼中盖好公章交给了我。鉴定证书中写了⼗条优点（写的优点象开追悼会的悼词，不知道这张鉴定证书是否会塞进我的档案中），证明了我⼯作表现极佳。他们希望这张鉴定证书能起作⽤。
我拿到了鉴定证书之后，⽴即去公社找煤矿负责带⼯的⼯作⼈员（他们临时安排住在公社的⼤院⾥）。那天晩上正下着⾬，我⼀个⼈踩着泥泞的道路，撑着伞打着⼿电，冒⾬赶到公社⼤院。我敲了他们住的房⻔，开⻔的是个中年⼈，四⼗多岁，房间⾥⼀共有⼆个⼈，另⼀个⼈稍年轻⼀些。我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们，通过交谈知道，中年⼈姓何，是上海⼈，是 1958年到煤矿⼯作的。交谈中他偶尔冒出⼏句上海话，基本上说的都是普通话。我把鉴定证书交给了他。他看了之后，思索了⼀会说：“⼩潘啊，我们煤矿是井下作业，对政审要求是⽐较严格的，如果有⼈搞破坏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你的家庭出身问题，我们是不准备带你⾛的。刚才我了解了你的具体情况后，⼜看到了这份鉴定证书，说明你在农村这么多年的表现不错，况且这次招的是合同⼯，不属于正式招⼯。所以我准备破例把你带⾛，但是你到了矿上要好好⼲，要为我争⽓，可不能给我丢脸呵！”就这样我被批准到煤矿去了。
学校第⼆天晚上为我举⾏了欢送宴会，是在学校会议室（也是乒乓球室）的两张乒乓桌上举⾏的，晚上点了⼆个汽灯，全校⼆⼗多个教职员⼯欢聚⼀堂，⼤家回忆并评论着我在学校任教五个学期的点点滴滴，那天我陶醉在⼤家对我的褒扬中，我受到了⼤家的尊重，我为此感到从未有过的满⾜。当时也就暂时忘记了我曾经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遇到的遭遇。那天我喝酒喝得很多，喝得酩酊⼤醉。
我到了煤矿下井⼀个⽉左右，由于我⼲活很出⾊，矿区的⼴播⾥点名表扬了我。那天我在矿区⼤⻝堂⾥碰到了带⼯的上海⼈何师傅，他很远就招呼我：“⼩潘，⼴播我听到了，⼲得不错，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好！继续保持下去！”这是后话。
所谓农⺠合同⼯（就是以后到城⾥务⼯的农⺠⼯，改⾰开放后就很普遍了），就是该农⺠的农业户⼝和粮油关系不变，仍然在农村，⼯作在⼚矿企业，但不进⼚矿企业的编制，与⼚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合同的时候，你只需在合同落款处签上⾃⼰的名字，并且按上⾃⼰的⼿印就可以了。（我确实在合同上签字并按了⼿印，如果这份合同在我的档案⾥的话，可以看到）。煤矿的劳动合同与⼯⼚的劳动合同有所不同，除了要求劳动者要遵守劳动纪律等合同的常规条款外，另有⼀部分较⼤篇幅的内容是伤亡赔偿条款。
赔偿⾦额的最⾼项为因公死亡，若因公死亡，甲⽅（矿⽅）赔偿⼄⽅（劳动者）⼀次性⾦额为⼈⺠币 500 元（当时⼀头⽜的价格是 500 元）。紧接着下⾯的条款就是因公致残、因私死亡、因私致残等逐级降低赔偿⾦额的条款。不过尽管劳动合同中约定因公死亡赔偿500 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般是可以赔偿到 3000 元左右（毕竟是⼀个年轻的⽣命消逝了，但是也仅仅相当于当时⼀头骡⼦的价格）。煤矿中的⼯会有⼀个事故处理⼩组，专⻔负责处理矿上的各种⼤⼩事故。事故处理⼩组配备有⼆辆吉普⻋，主要⽤于到出了事故的矿⼯⽼家把其家属接到煤矿招待所，然后再慢慢商谈事故善后处理事宜。⼀个编制为 3000 ⼈（包括农⺠合同⼯）的煤矿，⼀年允许因公死亡 12 个⼈。如果今年因公死亡只死了 12 个⼈，不到 13 个⼈，那么今年矿上的每⼀个⼈每⽉都能拿到 5 元的安全⽣产奖。

我在煤矿⼲了⼀个⽉的时候，就有⼀部分和我⼀起来的⼈不⼲了，到三个⽉的时候，我们这批合同⼯有三分之⼆的⼈不⼲了。因为我们不是正式⼯，如果谁不想⼲了，抬腿就可以⾛⼈。不想⼲的⼈⼀般都是农村的⼲部⼦弟，他们在农村有⽗⺟的各种关系罩着，回家后也能混个好差事，犯不着在煤矿⼲这⼜脏⼜累的活，况且还有⽣命危险。倒是亳县各个公社到煤矿来的上海插队知⻘，很少有回去的。细想⼀下，情况确实应该是这样。我们这些上海插队知⻘，从 1969 年1 ⽉下乡直到 1976 年 9 ⽉到煤矿当合同⼯，有七、⼋年了，在农村始终没有被招⼯招⽣，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在煤矿不⼲了回到农村，仍然是轮不到招⼯招⽣的，如果现在打退堂⿎回去，还不如当初不报名来煤矿了呢。所以我们在煤矿⼀直⼲下去的决⼼是很⼤的，都梦想着有朝⼀⽇能由合同⼯转为正式⼯。

11、扎根农村⼀辈⼦
在农村有⼀批思想先进、品⾏皆优的上海插队知⻘，他们怀着满腔热忱，彻底响应《最⾼指示》，并且创造性发ഀ了《最⾼指示》的精神，他们不仅要与贫下中农打成⼀⽚，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扎根农村⼀辈⼦，在农村“安家落户”。他们对每年的招⼯、招⽣等上调机会⼀律不考虑，全
部放弃（尽管他们中的绝⼤多数⼈都完全符合上调的条件，⽆论是劳动表现、群众关系、⼲部关系和政审要求等）。但是他们也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既不谈恋爱也不结婚，⼀年⼜⼀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由于他们的各种表现都很好，所以很受⼴⼤农村⼲部的赏识。⼀般来说，如果公社或者⼤队⾥有“半招⼯”的差事，会优先考虑让他们去。
对于他们来说，准备把⾃⼰的⼀辈⼦贡献给农村，实在是太伟⼤了。但是反过来设想⼀下，如果没有 1978年知⻘⼤返城的政策，他们怎么办？是继续不谈恋爱不结婚，保持着单身状态？还是结婚后成⽴了家庭，以农⺠的身份⽣育新⼀代的⼩农⺠呢？从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既不愿意前者也不⽢⼼后者。曾经号称“农⺠
世世代代在这⾥⽣活，我们也能够在这⾥⽣活！”这是勉强在坚持的虚弱的⼝号。尽管他们插队 10 年，但是如果⼤返城政策再晚⼏年出台或者根本不出台呢，那就糟了！那就完全可能真的变成插队落户⼀辈⼦了。现实⽣活象是给他们开了⼀个代价极⼤的⾼级玩笑，好险啊！差⼀点就要真的“插队落户”了。幸亏⿊暗突然过去，黎明的曙光及时地来临。拯救了这⼀群处境尴尬的骑⻁难下的知⻘！
12、上海知⻘的返城政策

到了 1975 年，上海出台了⼀系列知⻘回沪政策，内容⼤致如下：
（1）特困家庭的知⻘（家中⽆⼦⼥在身边的）可以回沪。
（2）病退知⻘可以回沪（有医院出具的不适合在农村⽣活的证明）。
（3）⽗⺟退休知⻘顶替可以回沪（⽗或⺟考虑抓住机会提前退休，其知⻘⼦⼥可以⽴即回沪顶替）。
有了上述回沪政策，上海插队知⻘回上海⾛掉了⼀部分。但是⼤部分上海插队知⻘并不符合上述三项条件，仍然要留在农村战天⽃地。
直到 1978 年秋天，（影视剧中描写的邓⼩平说：“让孩⼦们都回来吧！”以后）中央和上海市政府分别做出了决定，凡是没有上调（没有吃商品粮）的插队知⻘（没有与当地⼈结婚的）全部回上海，如果婚姻双⽅都是知⻘并且有了孩⼦的，夫妻双⽅带着孩⼦（⽆论是⼏个孩⼦）可以⼀起回来。全国其他省市⾃治区
的政府也做出了插队知⻘返城的决定。⾄此，全国范围的下乡插队落户运动宣告结束。
1978 年以前已经被上调了的曾经的插队知⻘，因为已经有了⼯作，已经不是农业户⼝，就不能回上海了。事后想想，好像⽼天爷刻意安排的，“前勿响后响”。那些已经招⼯上调了的知⻘，早早地脱离了农村这个苦海，稳妥地每个⽉拿着⼯资很多年，想想也可以了，⾃我安慰的想法，就权当那时候直接分配到外地⼯矿。⽽⼀直在农村战天⽃地的未曾上调的知⻘，坚持到1978 年的时候，⼗年的苦⽇⼦终于熬到头了，⼀声令下，原来准备扎根⼀辈⼦的以及像我这样千⽅百计想⾛⽽⾛不掉的，全部迅速地回了上海。我们原来在后瓦⼀起的邱季⻰⼆年前调到了林场，这次返城回上海不再是“虚晃⼀枪”，⽽是真的。想起他曾经的濉⾩铁路招⼯经历，他⼜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回上海了。

最遗憾的倒是那些在 1976 年、1977 年被招⼯上调的知⻘，特别是 1977 年被招⼯上调的知⻘，农村的艰苦⽣活已经熬了这么多年，在即将⼤赦的前夕上调了，使得最后的知⻘⼤返城的政策却享受不到。
我们后来都在想，早知今⽇国家改⾰开放有这么好的知⻘回沪政策，何必当初在农村为了೿进招⼯招⽣的独⽊桥⽽你争我抢呢。这个政策对于⼴⼤插队知⻘来说，是⼀道特赦令，当时的处境相当于从地狱⼀步跨⼊了天堂，彻底改变了所有尚在农村的插队知⻘的命运。说起来也是，谁能预测未来呢！谁⼜⻓了后眼呢！
只是还有少数的知⻘与当地的农⺠结婚组成了家庭，有男知⻘也有⼥知⻘，他们⽆法回到上海（除⾮与当地农⺠离婚），不过当地各级领导对他们很关⼼，可能国家也有相关的⽂件精神，他们基本上都被安排在各个基层部⻔⼯作，如学校、供销合作社等。他们⼀直到现在仍然在亳县⽣活着，到退休年龄后也不回上海。随着改⾰开放政策的不断深⼊，我想他们的⽣活肯定会过得更好⼃。
13、上海知⻘返城的后续补偿政策
到了 1985 年，上海⼜出台了对插队知⻘⼤返城的后续补偿政策：
（1）夫妻分居两地 6 年以上，⼀⽅户⼝在上海，另⼀⽅原来是上海知⻘的，则另⼀⽅可以回沪（另⼀⽅是已经招⼯招⽣在外地⼯作的）。
（2）原来是上海知⻘，在外地⼯作，⾄今未婚（属于⼤龄单身⻘年），可以回沪。
以上这些政策⼀直延续到这些在外地⼯作的原上海知⻘退休之前。退休后他们的户⼝投靠在上海的⼦⼥，可以迁到上海。但是他们的退休⾦仍然由原来单位所在地发放，外地的退休⾦普遍⽐上海的要低，上海市政府也了解这些情况，只能每⽉对他们进⾏适当的经济补助。
当然，有极少数知⻘已经在外地⼯作，凭⾃⼰的努⼒和机遇，1977 年国家恢复⾼考后考上了⼤学，毕业后作为上海需要的⼈才引进⽽调回上海的，则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