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新沪和她的校长们

五味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大批日侨被遣返，原来日本人集中的沪北地区如北四川路、吴淞路一带回迁了大量中国民众，由此产生了孩子读书上学的大问题。在国民政府开办公立学校的同时，社会有识之士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创立了大批私立学校。新沪中学的前身京沪中学就是这样一所私立中学，1946年8月创办，校址溧阳路1177号。 京沪校址原为“月廼家花园”，人称东洋花园，胜利后理所当然被国民政府接收，由信托局托管。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6月初，军管会下属文管会即派员接管改组了京沪中学，更名新沪中学，仍然是“私立”。 1956年2月，全市所有私立学校转公立，新沪中学也同时转为公办。　　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新沪中学出让了地处溧阳路四平路口的黄金地段，整体搬迁，高中部迁至原延风中学旧址，改名新沪高级中学，初中部并至他校。由于各种原因，历经十年，新沪中学旧址才终于建成喜临门大酒店，今永融企业中心。 　　1988年，新沪中学高中部又第二次搬迁到密云路481号，占地十八亩。新校舍原来规划是一所初级中学，教室少操场小、也没有大礼堂，高考升学率也始终在低谷徘徊。　　2002年，在最后一任外地引进的校长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高考升学率明显上升，但是最终不能挽回新沪中学的撤并命运。　　2008年新沪中学解散，并入钟山中学。

∇ 溧阳路与四平路口（其美路）的新沪（京沪）中学。（摘自《老上海百业指南》）

∇ 京沪中学实寄封

∇ 新沪中学中大楼

∇ 新沪中学南大楼

∇ 1948年7月市教育局编制《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 据当时统计，上海市公立中学20所（含市立、国立、省立），私立中学及初级中学215所（含已立案、待复核、核准开办、董事会核准立案和在申请立案这五种不同立案阶段的私立学校）。那时的中学，公立仅占8.5%，私立占91.5%。 民国教育部规定，私立学校必需先成立董事会，董事长一般都是有名望有号召力的人，比如解放后并入新沪中学的中正中学，董事长是胡宗南，沪上闻人杜月笙更是兼任多所学校的董事长或董事，京沪的董事长是汤恩伯。学校董事会负责推举校长，筹措资金，审核用度。

《中等教育概况》第44 京沪中学摘录如下：
校长黄树滋
董事长汤恩伯，董事：富文、陈鼎彝、徐刚、杨继章、赵鼎新（复兴校长）、黄树滋。一、简史：民35年8月成立校董会，呈奉教育局指令准立案，旋经推选黄树滋为校长。二、行政组织：校董会为最高组织，校长以下设教务、训导、事务三处，并设秘书一人，另有全体教职员会议、校务会议、经济稽核会议、教导会议、事务会议、各科教学研究会议、免费生审核委员会。三、学级编制：高初中各设一二级，除高二编为甲乙二组（班）外，其余各级均编为甲乙丙三组（班）。四、教学概况：（1）根据部颁课程标准实施，高中部酌量加重理化及数学，教学总时数与部令符合。（2）高中实行自学辅导制，初中实行直接教学法。
（3）厘定”各学科成绩考查办法及标准“、”能力分组考查标准“，并组织考试委员会，严格取缔作弊。五、训导设施：实行”导师制“，实施”童军训“，管理辅导学生自治，养成奉公、守法、乐群、爱美之精神与习惯。其实施办法：学生自治会及各级级会设风纪股，以学生自己力量维持良善风纪。提倡劳役，每周举行清洁比赛。提倡各级级际比赛（如讲演、文艺、球类等）。办理消费合作社、学生膳食委员会。随时协助地方机关服务社会（如防疫宣传、劝导不识字民众入民众学校等）。至奖惩办法並按照一般规定办理。六、事务处理：校舍之修理及校具之购置管理、校工之训练……。（略）七、经济概况：经费来源：（1）资产基金（2）款产生息（3）学生纳费出入相抵，如有不敷，由校董会筹措之。至经费之出纳则由会计室办理，经费之稽核，设有经济稽核委员会，每届学期结束，由校董会并案审核之。八、校舍与设备：（1）校舍系向中央信托局租赁，其面积约合6784平方公尺，除从屋外计为十座，分作教室12间、图书室2间、试验室4间、学生宿舍12间，余作办公室、教职员寝室、膳食厅等用。（当时京沪中学仅使用中大楼到红楼、北大楼之间一块区域。南大楼地块尚为亚东协会所占用，解放后才归新沪中学使用。）（2）运动场在宝安路上约15亩。（3）图书共计19种1756册。（4）仪器标本，物理75种、化学97种、生物标本161种。（5）医药卫生，学校特约光沪医院优待诊疗，校内设病室两间。环境卫生，厕所系新式设备，厨房随时检查，膳具定期消毒，全校每周举行大扫除一次。九、教职员与学生：现有教职员48人，其中专任33人，兼任15人。
学生总数825人，高中部365人，其中男生306人，女生59人；初中部460人，其中男生328人，女生132人。十、发展计划：为普通中学，本学年高初中各设一、二年级，准备于下年度增设三年级，成为完全中学，并新设职业训练班。唯设备方面，因创办伊始，容有未周，诀就本校力所能及之范围，尽量逐步扩展。

∇ 京沪中学首任校长黄树滋

　　黄树滋（1897——1970） 浙江上虞人，1921年以公费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期间结识了在日学习军事的大同乡汤恩伯。1925年毕业回国后先后在省教育厅、严州（今建德）中学、湖州中学工作。 应经亨颐之邀，1930年秋至1935年夏担任著名的春晖中学校长。黄树滋主持春晖校政，继承和发扬了春晖的优良传统，教育认真，师生融洽，学风民主，言论自由。面对 “九 • 一八” 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支持春晖师生积极投人抗日救亡斗争，触犯了国民党政府。1935年，浙江省教育厅指派省督学来校导演了一场 “驱黄夺权 ” 的闹剧，从而引发了由春晖师生和新老校友联手的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连何香凝也来函声援，终于迫使当局取消了接管方案。事后为平息这场风波，黄树滋主动提出了辞呈。 辞职以后，生活艰难，不得已托请汤恩伯谋职。此时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两党商定在南岳衡山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任主任，汤恩伯和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汤恩伯委派黄树滋以机要室主任的职务先去筹备。期间，黄树滋与叶剑英共事，朝夕相处，密切交往，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在叶剑英的关照下，为黄树滋提供机会去延安参观访问，并受到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高岗的接见。但黄树滋与共产党人的频频交往，让汤恩伯感到不悦，便将他调往当时属西康省管辖的离西昌市数十里以外的偏僻山区，任第31集团军眷属住宅筹备处主任，隐含发配惩处之意。 抗战胜利后，黄树滋回上海，创办了私立京沪中学并担任校长。黄树滋坚持开明办学的方针，多方延聘教师，培育良好校风，同时利用汤恩伯这块招牌，掩护和支持校内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上海解放后，京沪改组成了新沪，共产党员接任校长，黄树滋黯然离开一手创办的学校返乡。途经杭州时，浙江省的共产党领导沙文汉、江闻道等人却看重他是个办学人才，省教育厅挽留他出任省立杭州初级中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和杭州市第四中学校长（1949年8月入册初级中学履职，该校前身是著名的养正书塾，与浙大、浙理工同期同源。1946年春抗战胜利复员后恢复初级中学，1954年改称第一初级中学，1955年改称第四中学，同年7月恢复高中招生，是为杭州早期三大重点中学之一。）从此他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和道德年风范深受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今第四中学立有黄校长的半身铜像。 1952年他参加了民主促进会，1956年以浙江省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出席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与汤恩伯的这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遭受残酷迫害，七十多岁的人被一次次批斗、游街，从精神到肉体遭受非人的折磨，迫使他在1970年饮恨而终。1979年杭州市教育局出面为他平反昭雪。

∇ 京沪中学校长黄树滋签署的“毕业证明书”，时间在1949年5月24日。这天解放军已进入苏州河以南市区，正和苏州河北的国军隔河酣战、弹流横飞。

　　黄校长端坐在校长室里，镇静地为一位苦读了三年，却因某种原因等不及领取毕业证书的浙江慈溪女学子陈蕙兰，开出了一份特殊证明书，一是证明该生在高中部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准予毕业；二是以备今后换发经教育局核盖印信的正式毕业证书。
　　黄校长心里清楚，旧政府教育局“远”在苏州河南岸，明天的教育局换了新主人，不知谁来掌印，核盖毕业证书印信。新旧交替之际，作为学校，也是费了一番苦心应对非常时期，早早结束教学期考，早早用油印预备了这份“代毕业证书”。作为创业校长，甘苦三年，眼看首届高中生毕业在即，能够签上一张毕业证书，合上一张影，是校长一生的莫大期望，但是他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 黄校长没能预见到的，是他自己的命运。挨到下个月——六月初，他就被解职了，董事会没开会也可以卸了他的校长职位。他为之辛苦创办的京沪中学，仅仅存在三年，就被改组为新沪中学，办好移交，没有他的事了。

∇ 张贴在街头的解放军《约法八章》，愿与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 京沪中学篮球校队优胜奖杯合影，中立者为杜冶秋先生，当年仅14岁。1980年代著名的话剧导演，也参演过多部影视剧，在《济公》中饰演钱老板，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注意了没有：照片上中大楼拱劵形门头外墙上尚有漂亮的壁灯）

　　杜冶秋于1932年出生在湖北大冶矿区一户医生之家，他的童年和少年在贵州遵义度过，抗战胜利后其父杜宗光到上海第四医院任职，他随之来到上海，入学京沪中学初中。从此在上海生活了近70年。80岁时，杜老执笔回忆往事，1940年代中期的上海滩在其笔下就如一副生动的风俗画，尤其是发生在京沪中学的一些往事，读来尤为亲切。
　　以下是杜老回忆录涉及京沪中学部分： 战事结束得十分辉煌，人们在脑细胞里都平添了不少崇武意识。 从重庆“复员”到上海，我便断然选择了京沪中学（现新沪中学）念书。只因为该校是由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办的。尤其是那座作为敌产没收的校址更引起我的兴趣，那是日本原先的一个谍报机关，直到学校开课了，后楼的一只铁扶梯，只消双手一碰便会麻电，显然是某种预警设施尚未拆除，身临其境有三分恐惧。 传说担任校长的黄树滋先生曾是汤恩伯十分敬重的幕僚，不但学识渊博，为人也十分亲和敦厚，此时是借助于汤的势力弃政育人的。 某日，像是校庆一周年，黄校长宣布汤恩伯将亲临学校视察，一时间真像开了锅，人人都为有缘目睹“三星上将”的风采翘首以待。这一天来到了，汤恩伯下得车来，全校师生一字长蛇阵，从校门口一直排到了通往校长室的二楼扶梯上，每人都手持一本拍纸簿渴望签名。那知被便衣们一推六二五，风卷似的一阵挡驾，护着他径直而上，谁也没如愿，只好纷纷散去。 我们便按原计划去宝安路的操场上进行一场足球赛，这也是校庆的一项活动。谁知球赛正要开始，汤恩伯竟然光临了，还要兴致勃勃的为我们“开球”。还与健儿们合影一张，我是校队门将，分享了这份“荣幸”。呵！这一天可算是大大的饱赏了一番崇拜英雄的滋味。

∇ 新沪中学长跑队合影 照片上是十位大小伙子和一位教练，背面用钢笔写着：火炬接力长跑全体队员合影留念，摄于新沪中学 1949年10月18日。（照片背景上看不出是在新沪中学哪块地方） 运动员们看上去应是高中生了，他们入学在民国，刻苦锻炼也在民国，出成绩已是在新中国了。

∇ 京沪中学第一届运动会优胜纪念章

∇ 新沪中学首任校长覃英

　　覃英（1905.11.25——1993.10.11）
　　湖南宁乡人，中共党员。早年毕业于长沙女子第一师范，后肄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毕生教书为业，从事教育工作。1929年与左翼革命作家王鲁彦结婚。 在漂泊不定的艰难生活中，为辅佐鲁彦写作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一直都在各地的中小学中任语文教师。抗日战争开始后，鲁彦不幸患结核病，1944年流亡到广西桂林时，终因肺病去世，遗下四子一女。在贫病交加逃难的日子中，她一直都在坚持编辑当时抗日的“文艺杂志”的出版，并以教书支撑着“家”。
　　抗战胜利前，她在四川江津女子师范和白沙大学选修班任教，参加反蒋民主斗争活动。胜利后直到解放，她先后在湖州师范、杭州师范、上海储能中学、上海南屏女中任教，成为受学生爱戴的进步教师，民主运动中坚分子，并积极参加了护校迎解放的工作。
　　老干部潘佐棣（女）曾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杭州师范时和覃英老师的交往，她说：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从浙南山区回到了美丽的杭州。1946年秋，我考入杭州师范，那是一所依傍西湖、接邻柳浪闻莺的美景如画的学校。
　　不久杭师有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着杭州的学生运动。平时受学生爱戴的覃英老师、袁微子老师都是地下党员……。
　　覃英老师是位语文老师，她有许多藏书，并十分欢迎学生去借书。我常常向她借阅苏俄小说，慢慢地就和她十分熟悉了……。
　　1948年上半年，覃老师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捕，最后她决定离开杭州，当时许多同学还不知情。有一天早晨，升旗仪式刚结束，覃老师突然脸色凝重地走到操场讲台上，她向全校师生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学生运动的罪行和自己被迫离开杭师的原因，但是她决不会屈服……。她的一番慷慨激昂、正气凛然的讲话，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精神，获得了全校同学的掌声。当时我深受感动，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不忘。 原载《上海老干部工作》2018年第12期
　　上海解放后，覃英作为军管会下属文管会代表被派到私立京沪中学, 参加接收工作并随后担任新生的私立新沪中学校长。三年后又调到市三女中任校长（1952--1955，1952年7月市府教育局合并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中，改称市三女中，覃英又为首任校长）。1955年被调到市教育局工作，后又被调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系主任。离休后八十年代初还参与组织成立了古籍研究室，进行相关的研究。
　　覃英一生，实为教育后人的园丁，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1993年10月11日病逝于广州，享年八十八岁。

∇ 1949年7月，覃英作为新上任的新沪中学第一任校长签署的毕业证书。上盖鲜红关防大印“上海市私立新沪中学钤记” 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之印”。 学生照片右侧是校长覃英的签名章，照片上方兰色矩形印鉴是：“前京沪中学经上海军管会文管会派员改组更名新沪中学”。 在发证日期左下侧，还有一条兰色长条印章，说明此毕业证书是1949年11月补印的，所以毛笔黑墨书写的“四九年七月”是倒填的日期。

∇ 解放初期新沪中学校徽

∇ 文革前末任新沪校长施纫秋

∇ 施校长签名书——《卡尔 • 马克思》，1948年2月1日于上海。那时竟能出版售卖这类书籍。

∇ 新沪中学1965届高三（2）班毕业师生合影，前排右起第六人为施纫秋校长。她没有料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作为一校之长和毕业生们合影留念。 照片背后钢笔书写：敬爱的林老师留念（注：林德连），高三（2）班全体同学敬赠。

　　施校长出身富裕家庭，自小聪慧，学有所长，有父亲施昌炎的财力支持，考入私立沪江大学教育系。此时的上海除了租界外，已全部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军工路沪江本部亦为日军占领，全校师生匆匆转移到租界内圆明园路真光大楼继续上课，学校经过美国驻沪总领事与日本多次交涉，才从校园运出了少量教学物资，包括2万册书籍。1938年4月7日，校长刘湛恩惨遭日伪特务暗杀。目睹日本军队的侵略暴行，激起了她内心的强烈反抗意识，正是此时，她接触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一名寻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担任了学生社团“教育学会”的会长，并且积极地按照党的指示开展工作。就在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入侵租界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和提供她读书经费的父亲划清了政治界线。那年她正好二十周岁。
　　参加革命后，她利用职业掩护忘我工作。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她常常东调西换，直到上海解放。很幸运，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有近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理应受到重用，她进入了军委上海联络部、市委调查部工作。这个联络部、调查部的工作性质可是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的。那时她大约三十岁，在这段时间成家结婚生女，是工作家庭都很顺利的年代。好景不长，她是地下党出身，就象覃英一样。覃英最终去当了个中文系主任，得以安然终老。施纫秋被调离了这很厉害的“部”，当个校长直到文革被批斗，以至早早离开了人世和她牵挂的女儿。如果她活到现在，会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干部，享有离休干部的一切医疗保障，但文革时却是“囚徒”。

∇ 文革期间新沪中学“红上司校友合影留念”，照片摄于1968年8月。他（她）们自诩为“峥嵘岁月，一代天骄”。那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有三大组织，即“红上司”、“红三司”、“红革会”，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小组织、小团体。这些小将不知道五个月后都将上山下乡“一片红”。

∇ 新沪中学红卫兵“打到走资派陆鼎丰胜利纪念，打陆三阶段（66.8 -- 68.8不清），红新沪《无产者》、《指点江山》”。 陆鼎丰新沪中学党支部书记。

∇ 所谓“新反扑”第1、4页

∇ 所谓“新反扑”第1页局部（上半部分）摘录： 《关于我校施纫秋最近思想情况（改写为“新反扑”）》 …… 我校施纫秋专案组在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光辉引导下，抓紧时间，把施的问题弄清楚，通过本市外埠大量调查，反复核实、再三查证，在大量的材料面前，证明施纫秋有重大政历问题。但尽管施有严重政历，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政策办事，视其交代程度给予出路，但在审查过程中，气焰甚嚣张，顽固透顶。在历次思想汇报中，借检查为名，行反扑之实，含沙射影攻击革命造反派，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将其部分思想摘录如下，供革命师生批判。

∇ 所谓“新反扑”第1页局部（下半部分）一，顽抗 1—4条，（内容略）

∇ 所谓“新反扑”第2、3页

∇ 所谓“新反扑”第2页局部（上半部分）一，顽抗（续），5—8条，（内容略）

∇ 所谓“新反扑”第2页局部（下半部分）一，顽抗（续） 8—12条。（内容略）二，摸底 1条，（内容略）

∇ 所谓“新反扑”第3页局部（上半部分）二，摸底 （续） 2—7条，（内容略）

∇ 所谓“新反扑”第3页局部（下半部分）二，摸底 （续） 7—9条。（内容略）三，想“解放” 1—3条，（内容略）

∇ 所谓“新反扑”第4页三，想“解放” （续）4—6条。（内容略）

　　她的档案红卫兵不可能看到，连审讯她的公宣队、军宣队也不一定有资格看她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她档案的人是不露面的，只要向学校抖落点档案内容就成了，谁知道自己的档案里写了些什么东西，更何况那是在地下工作年代。施校长在审讯中一再说明当时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局限性，很可能有些事情搞错了，实在不明白要交代什么。她无奈地说： 因为这样反来复去想不出结果……，曾想起小时候做算术做不出来，一直想到后来竟在梦中想出来了。我就希望能做这个好梦，帮我把这个忘掉的事在脑中重演出来。

∇ 文革期间新沪中学红卫兵文艺小分队在排练。 照片背后用铅笔写着“一九七〇年在新沪中学读书，参加了活跃的小分队”。 照片背景看不出在新沪校区的哪块地方。

　　施校长沪江求学时，受党组织委派秘密联系历史学家、教授蔡尚思，在学生社团刊物《沪大教育》上刊载蔡的论文《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阐述发扬了蔡尚思的进步历史观点。 蔡尚思（1905~2008），1905年11月10日生于福建泉州市德化县浔中镇诗敦村。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历任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副校长、顾问。2008年5月20日在华东医院去世，享年104岁。

　　蔡教授在《蔡尚思自传》里历数了他不同时期师友后，又特别郑重地强调了对他终生或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受益最多的一些师长和友好，致使他终心永铭。他提到了施景兰（纫秋），《自传》里是这样说的：　　
　　……从少至今，其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师长方面…… 友好方面…… 还有何伟同我秘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同我做些地下工作。邱汉生有一个暑假代我去南京国家图书馆主持请人摘抄史料工作。施景兰（1921-1970）乳名纫秋的最志同道合，热诚相助与秘密联系工作。…… 到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蔡教授在《中国礼教思想史》自序里又一次谈到了亡友施景兰，他是这样说的： …… 四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大学讲授 “中国传统思想新批判” 问题，有一位很好学好问的同学施景兰女士，为我作了课堂笔记。在交谈间，她以女青年身份，站在古来被压迫者的立场，渴望我能写出一本批评旧礼教的专著，同前人他人的论点进行争鸣。我当时迫于生计同时兼任几个大学的课程，虽心同此感，一口应允，但却一直未暇动笔。 转瞬间，四十二个年头过去了。…… 又过了六个年头。…… 本书得以完成，除了十分感谢刘广京教授和鍾洁雄女士对我的鼓励支持外，还要感谢施悟、李妙根副教授协助我整理部分书稿，陈琳英、吴芸女士帮助我抄写稿子。我也不曾忘记亡友施景兰女士对我的期望。 ……

　　差不多半世纪过去了，蔡教授一直没有忘记当年那位好学好问的大眼睛姑娘的嘱托，《中国礼教思想史》的问世也是对亡友的永恒纪念，蔡教授知道小他十六岁的亡友早已去世近二十年了。

《—— 完 ——》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