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杏林春色好——记三线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

黔伯【原创】

那年杏林春色好

——记三线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

作为从遵义医学院毕业的我，曾经想过：假如当年大连医学院不南迁遵义，那么从小在贵州长大的我就很可能不会与这所学校结缘，我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

一所学校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一个时代能改变许多人的人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缺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为了理想信念而前行的人，永远值得人们敬重、缅怀。

母校，学子的故乡，一生的牵挂。近年来，搜集了一些遵义医学院的校史资料，为母校光辉的历史而自豪。前些时，应约撰写一篇关于遵义医学院与三线建设的文章，欣然从命，而得此篇。

一、南迁及缘起

1969年5月5日，一辆专列从辽宁大连站出发，经过辽宁、河北、北京、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奔向相距约三千公里之远的大西南腹地——遵义。

这是一次应当载入史册的南迁行动，这是一次浩大的历史性的搬迁——大连医学院举校南迁贵州遵义，更名为遵义医学院。

呼啸前行的专列挂有餐车、行李车和数节硬卧车厢，南迁队伍中每个家庭都分配有一个卧铺位，以照顾年老体弱者及小孩。南迁行动纪律性甚强，为防意外情况发生，途经北京时不停车、不开窗，一晃而过。家在北京有亲戚的教职工原以为在北京站要停车的，临行前也告诉北京的亲戚了，亲戚们也在车站站台上等候着准备见个面、告个别，还买了礼物让带到贵州去，但最后却很是失望，也有点难过。火车开过北京站后，直到丰台站才停车加水。随行的有驻学院及驻附属第一医院的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按照南迁工作的要求，他们将一同前往贵州遵义，继续领导学院和附院的“斗、批、改”，在做好交接后再返回大连。

这次南迁行动中，有一部分人是经由上海前往遵义的。因为学院里有不少教职工是上海人，这部分人希望去贵州遵义之前先到上海呆上几天，探望一下上海的亲人，经过同意后统一乘船先到上海，在上海停留数天再统一乘火车前往遵义。

不管是从大连乘专列直接抵达遵义的队伍，还是转道上海再乘坐火车前往遵义的队伍，在南迁途中，都坚持当时所特有的仪式，即“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等，还组织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文艺演出。

经过四天的行程，第一辆专列于5月9日下午抵达遵义。当日，学院领导首先组织随迁的64、65级学生和教职工将档案文献资料搬进了档案室，第二天才分别查找个人行李，这确保了大连医学院自1947年建院以来的所有历史资料全部安全转移到革命历史名城遵义后得以完整、妥善保存。

第一批人员到遵后，经过短暂的安家休整，广大师生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和激情全力投入到学院的建设中，参加了对附院医疗大楼清扫、粉刷、医疗仪器安装搬运、校区未完工道路建设等工作。5月12日，机关正式上班。不久，第二辆专列抵遵，经由上海乘车前往遵义的部分人员也于5月15日抵达。

此次搬迁，迁移人员共计2636人，包括下列人员：学院本部职工432人，附属第一医院职工268人，附属第二医院职工55人，附属妇婴医院职工36人，医疗专业64、65年级本科在校学生429人，职工家属1141人，在外单位工作的职工家属181人，职工子弟中的下乡知识青年94人。除少数单独前往及部分经由上海前往的人员外，南迁队伍分乘两个客车专列，由大连站出发，直驶遵义。随迁物资包括学院本部和420张病床规模的附属医院设备、仪器、器械、药品、材料、家具、图书、资料以及南迁人员的私人物品等，共使用了100多个火车皮。

6月，学院开始派出由临床老师带领64、65级学生组成的多个“毛泽东思想医疗小分队”深入农村巡回医疗。

7月上旬，辽宁、贵州两省关于医学院南迁交接工作结束，于7月7日由省、地、市联合在遵义市举行了“热烈欢迎大连医学院内迁大会”。至此，遵义医学院诞生，改写了黔北地区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

那么，大连医学院缘何南迁并更名为遵义医学院呢？

196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平战结合、加强战备和三线建设的部署，经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确定迁建部份高等院校到三线地区，大连医学院列于名单之中。原先卫生部曾考虑从大连医学院和青岛医学院两所学校各抽调部份人员内迁建校，但后来经过反复考量，到1965年决定将大连医学院全部南迁。

明确了大连医学院南迁后，具体迁往哪个地方，也历经了一些变数。先是准备把新校建在四川省的自贡市，在自贡市选址后，学院与附院计划共征土地302.34亩，在拟征的土地中，原有苗圃22亩、花园25亩，其余为荒坡。选址及拟征范围确定后，形成了迁建计划上报。随后，南迁自贡的计划得到卫生部的认可，1965年8月24日卫生部正式回复，责成大连医学院负责筹建“自贡医学院”，限9月底之前提出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9月27日，《自贡医学院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编成上报。

就在这个时候，贵州省委负责人提出，四川已经有两所医学院校，贵州遵义地处山区且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将有大批沿海企业内迁到这里，而老区人民目前却缺医少药，希望大连医学院到革命历史名城遵义选点建校。经权衡利弊，从基建施工考虑，因地质条件的原因，在自贡建校的造价比遵义高38.3%，所处区域位于地震带，又是盐井区内，建筑物需要另外设法防腐。因为在自贡建校存在着这些不利因素，使得重新选点遵义便很顺利地得到确定。在征求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周洪生（老红军，1935年长征经过遵义时任中央红军军委卫生队指导员）的意见后，196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大连医学院改迁贵州省。11月，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周洪生和副院长王宪文到遵义选点，经与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陈璞如、省建委副主任肖茹、遵义行署副专员李习之、遵义市副市长苏将玉等人一起实地察看，最后决定将校址选定在遵义火车站附近的长征公社尖山大队和大山大队区域内。是月26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正式行文同意大连医学院迁到遵义市，校址确定在外环路西侧大坡和长丘坡脚下的丘陵地带（长征公社尖山大队和大山大队部分土地）。

1965年12月24日，《大连医学院内迁遵义市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编成并上报卫生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计划在1年内建完学院部分。

1966年1月1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关于大连医学院内迁设计任务书的复函》，同意“将大连医学院迁至贵州省遵义市建校，校名为贵州省遵义医学院；在校学生规模定为1300名，教职工编制根据精简原则由贵州省确定；迁建总投资（包括搬迁费在内），控制在340万元以内。校舍建筑面积在总投资范围内，由卫生部在审批工程设计时核定”。

这年的2月19日，春节刚过，春寒料峭，大连医学院派出了30余人的南迁先遣队，在遵义火车站附近租了一间小旅社，挂出了“遵义医学院筹备处”的牌子开始办公。同行的还有20余人的医疗队，内有陈荣殿、李辰、陈文、庞世增、叶文丘、洪圣福、魏厚义、夏径等著名专家教授，他们将赴遵义农村开展为时数月的巡回医疗。医疗队于同年12月13日结束巡回医疗任务返回大连。

4月10日，新校破土动工，基建由建工部四局三公司承担，400余名专业土建工人加上200多人的民工，按部队建制编为三个连队，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艰苦施工。大连医学院本部还调拨了学生铁床600张及一批桌椅，托运到遵义，供工地施工工人使用。

6月8日，在遵义火车站的一间会议室内，召开了遵义医学院初步设计会议，对基建工程议定了若干原则。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卫生部、贵州省建委、省文教办、省卫生局、遵义专员公署、遵义市委等单位和部门有关负责人，还有北京建筑设计院及建工部四局三公司的工程技术负责人，遵医筹备处的孙文彬、王宪文主持会议。经研究确定了基建工程的原则，即工程设计应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力求节约，反对“大、洋、全”。工程设计标准为：教学、办公及实验室每平米造价80元，生活福利用房每平方米控制在40元以内，宿舍单元房屋内不配厕所、不修烟囱，尽量降低造价，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不大于18平方米，集体宿舍每人平均3至3.5平方米。总的规划：学院部份建房面积39000平方米，附院为39975平方米。殊不知，这貌似节俭的、革命化的设计方案或许就留下了祸根，应与其后医学院区域内多种流行性疾病的暴发有撇不开的牵连。

6月10日，遵义医学院筹备处工地党委成立，由大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孙文彬任党委书记，田超群（建工部四局三公司）和刘进学（遵义市副市长）任副书记，王友纪、王宪文（大连医学院副院长）为常委。15日，基本建设工地指挥部成立，张喜群（四局三公司总工程师）任指挥，王宪文、林乐义（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任副指挥，下设办公室由葛梦若（大连医学院二附院副院长）任主任。

其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大连医学院也陷入混乱状态。9月20日，为避免一些重要资料、物资的损失，大连医学院党委向中央卫生部报告，先将部份暂不使用的贵重设备、仪器、图书提前运往遵义。共清理设备540大箱，图书500大包，及大量的桌、椅、床等家具，装了14节火车货厢，运费35000元，安全运抵遵义。10月17日，学院报请辽宁省卫生厅拨200m³木材，制作南迁物资设备包装箱4700个（规格0.6×0.7×0.8M），同时向辽宁省卫生厅提出南迁物资处理原则方案为：全部南迁，但医学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相同者，2份中运走1份好的，3份中运走2份。12月8日，学院向辽宁省卫生厅报告，要求省厅于1967年3月公开登报，通知社会各界逐步减少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人次。医院内部开始清点物资装箱，准备从4月份起将附属医院分批迁往遵义。但是，由于受文革运动混乱局面的影响，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基建工地从外地调运材料出现困难，工期就不可能按照预期的时间完成，并且文革运动也导致了学院领导机构全面陷入瘫痪状态，于1967年4月举校南迁的计划便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下来。

1969年初，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以遵义医学院校舍已经基本建成为由，向卫生部军管会提出搬迁大连医学院的要求。1月29日，根据中央卫生部军管会指示，由辽宁、贵州两省革命委员会各派出三名代表组成“大连医学院南迁交接小组”。 3月7日，辽宁、贵州两省交接小组共同商定出一份正式协议书《关于大连医学院内迁交接问题的意见》，确定了南迁人员和物资设备的范围，确定了参加学院革委会的工宣队、军宣队代表随行到遵义，继续领导学院和附院的“斗、批、改”，在做好交接工作后再返回大连，确定了搬迁后遗留下的人员、房产、设备和未完成的“斗、批、改”工作，由附属第二医院革命委员会接管等事项。

就在南迁遵义的动员及组织实施工作将要进行之时，中国北部边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加速了南迁进程。3月2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我边防军自卫还击，备战空气在全国顿时浓烈起来。通过深刻领会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学习毛泽东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和“六·二六”指示精神，广大师生积极申请到革命老区遵义支援三线建设。

3月28日，学院和附属第一医院革命委员会及驻院工宣队、军宣队正式在全院教职工中进行南迁的动员工作，组织实施具体搬迁的各项工作也同时开展。

4月11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正式下文：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市，改名为“遵义医学院”，接受省革委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卫生办事组领导。

5月9日，大连医学院南迁第一辆专列抵达遵义。

7月14日，辽宁、贵州两省革命委员会大连医学院南迁交接小组正式向卫生部军管会、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旅大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大连医学院交接工作全部完成，大连医学院名义取消。

1966年，大连医学院派出首批入黔医疗队

入黔医疗队合影

二、红色基因

在革命圣地遵义，流传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关于红军卫生员的故事。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打土豪，分田地，在黔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红军得知城南七里远的桑木桠流行鸡窝寒（伤寒）时，便派出卫生员去给乡亲们治病。红军卫生员送药上门，使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当这位卫生员完成任务返回驻地时，发现部队已经开拔，于是手提马灯追赶部队，不料在路上遭遇地主武装而被枪杀。桑木桠的众乡亲知道后立即赶到事发地，将红军卫生员安葬。从这以后，每当乡亲生病无钱医治时，就会想起牺牲的红军卫生员，就不断有人到坟前焚烧香烛纸钱祭拜，回家后每有病情减轻者，就认为是红军卫生员显灵，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传遍四面八方，前来红军卫生员坟前祭拜的群众越来越多。全国解放后，红军卫生员的坟迁到了小龙山，从此人们就将小龙山称为红军山，将红军卫生员的坟称为红军坟。红军山上红军坟的香火至今不断，前往祭拜的群众络绎不绝。

或许是老区人民的虔诚感动了上苍，时隔三十四年之后，一所医学院校从渤海之滨举校迁来，扎根黔北遵义，为革命老区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而时任这所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周洪生同志，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任中央红军军委卫生队指导员。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宿命，但更是使命。因为这所医学院校本身就有着光荣的红色基因，它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医学院校，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及医学教育事业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大连医学院创建于1947年。学院创始人、第一任院长王布君，原名王雷，于193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并考取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他在“七·七”事变后，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投笔从戎，行走千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改名黄农。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三、五支队军医处长，新四军七师卫生部部长，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1945年，随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到达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卫生部部长、南满军区卫生部部长、辽东军区卫生部第二部长，驻防于安东（今丹东）凤凰山一带。1946年2月，黄农被派往大连，组织接收敌伪医药物资，筹集医药器械，解决部队卫生后勤问题。到大连不久，便主持大连地区卫生工作，担任旅、大、金行政联合办事处卫生委员会主任，因当时大连地区党的组织没有公开，故到大连后改名为王布君。1946年9月，王布君任大连卫生局局长。1946年12月，鉴于前线卫生人员十分缺乏的状况，他建议并组建了大连临时医学专门学校，兼任校长。创校初期，亲自编译部分教材，亲自授课，组织人员开办“人和行”贸易机构，以解决学校经费的不足。1947年2月1日，大连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通过创办大连医学院的决议，原大连临时医学专门学校取消，改为大连医学院特设班。大连医学院归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任命王布君兼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校址设在柳林街98号。1947年4月初，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改为关东公署，4月19日大连医学院奉关东公署训令改名为关东医学院。王布君任关东公署卫生厅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当时大连党组织未公开，厅长由党外人士担任）、兼任关东医学院院长。5月4日，关东医学院于柳林街98号举行创校暨首届开学典礼，关东公署领导及驻旅大苏军代表莅临祝贺。1947年冬，14名特设班学员作为实习参加了解放鞍山、辽阳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1948年5月，特设班学员通过毕业考试并分往前线。1948年11月，关东医学院首届学生提前毕业，除留校12名和分配在大连地区50多名外，其余的学生都分往前线，参加了解放东北和华北的战斗。

1949年4月，大连大学成立，关东医学院改为大连大学医学院，中央委派原新四军卫生部长、著名医学专家沈其震同志任院长。沈其震到任后为加强学院师资力量作了积极的努力。他曾先后到香港、上海等地利用各方资源招聘教师。他在香港雪厂街建立联络站，秘密通过南京的沈其益（沈其震之弟，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和上海的严希纯（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在国统区的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聘请了一批专家教授，在香港又通过民主人士争取了几位台湾专家教授，并通过各种关系延聘了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教授从不同渠道，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在香港集中，再设法分乘外国船只经朝鲜（天津解放后经天津）来到已是解放区的大连，投身革命，壮大了大连医学院的师资队伍。如首批到学院执教的就有杨济时、张毅、魏曦、何琦、熊荣超、叶兴杰、崔永锡、李昌甫、吴汝康、李辰、周辉、陈文、方侃、唐月萱、葛树培等，以后又有吴襄，乔树民、伍律、刘谷荪、陈荣殿等加入学院。使教师由创校初期的10余人，急增到110余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14人，讲师23人，助教61人），对大连大学医学院的正规化建设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950年7月，大连大学取消，大连医学院独立，其后大连医学院的名称一直使用到1969年南迁遵义之前。

当初经沈其震院长延聘前来学院执教的专家教授多有着传奇的经历，具有精深的专业造诣。比如药理学家张毅教授，湖南省宁乡县人，1924年考入湘雅医学院，1926年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同学介绍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学校积极参加反对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1927年初被学校开除。1927年2月进武昌大学医学专修科学习时，因没有带党的组织关系，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同年4月投笔从戎，加入北伐军11师叶挺部队卫生队，任上尉军医。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张毅随叶挺部队到南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旋即转战会昌、瑞金、长汀、上杭、潮州、陆海丰等地，因所在部队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于1928年回到老家宁乡县教书。1929年7月进入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学习，1932年7月毕业留校任药理科助教、讲师，1935年考取庚款留英为伦敦大学生理学系研究生，1936年7月为英国爱丁堡大学药理学系研究生，在著名生理学家伊文思和著名药理学家克拉克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在英国《实验生理学季刊》上发表了《关于哺乳动物心脏新陈代谢的研究》等5篇论文，获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谢绝导师克拉克的挽留，回到中国。1938年至1949年春任上海医学院药理科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上海天丰药厂厂长。国共决战时，国民党动员他去台湾，他予以回绝，受到跟踪监视。中共通过沈其益邀请他到解放区的大连工作，他欣然同意。1949年2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离沪，经香港由海路抵达大连，投身于大连医学院的创建与教学工作。南迁遵义前，历任药理教研室主任、教务长、副院长、旅大市副市长。

又如妇产科专家陈文教授与眼科专家李辰教授，原先都在台湾大学医学院工作，李辰任眼科副教授、科主任（当时姓名邱林渊），陈文任妇产科副教授（当时姓名王经授），与皮肤泌尿科讲师吴万耀（后改名为周辉）一起，在中共地下党员、台湾大学医学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等人的影响下，三人改换姓名于1948年12月离开台湾，经香港抵达大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许强以及还没有离开台湾的皮肤泌尿科胡宝珍、耳鼻咽喉科苏友鹏等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师于1950年被台湾当局抓捕，许强和郭琇琮等医师被处决，胡鑫麟、胡宝珍、苏友鹏等医师被关在绿岛10多年。）

再如胸外科专家叶兴杰教授，193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其后历任上海医学院外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讲师。1946年春赴美国乔治亚大学医学院胸外科进修。1947年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外科教官兼胸外科主任。1948年冬由地下党介绍，经香港到解放区大连，任大连医学院外科教授、教研室主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任学生会主席，曾因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在上海医学院学习和工作时积极投身于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掩护革命同志，为新四军浙东支队采购及运输药品器材。

大连医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学校，具有光荣的红色基因，曾经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输送了数百名优秀的战地医务人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学院师生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多次组织手术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并成立检验组随同卫生部组建的细菌战调查团，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开展调查，在枪林弹雨中收集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魏曦、何琦两位教授因此荣获朝鲜人民政府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以及志愿军司令部颁发的功勋纪念章。毫无疑问，这所学校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凝聚了一批愿为国赴难、为民请命、为苍生除病患的仁人志士，因此，就有了在三线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部署下举校南迁的壮举。

南迁时的遵义医学院

随迁到遵义的64、65级学生参与校区创建场景

三、扎根遵义

大连医学院搬迁到遵义并更名为遵义医学院后，上级明文指示，遵义医学院不参加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内部的“斗、批、改”。这一规定，使遵义医学院避免了介入地方上的派性斗争，免遭武斗之祸。

1969年7月16日，贵州省革委批复同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规模为病床500张，门诊为每日1500人次，并担负全省部分地区疑难病的诊疗和对农村卫生人员培训指导，同意附属医院在当地农村招收护士、卫生员80人，自行培训。

7月20日，附属医院门诊正式开诊。除本省各地的百姓闻讯赶来外，四川、云南、湖南的病患者也纷纷前来就诊，不少人半夜就到医院排队挂号，医院的日门诊量曾一度近2000人次。病房由于条件所限，暂时开放病床314张。

此时，虽然学院及附属医院南迁到遵义后已经更名为遵义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但遵义的许多百姓却愿意称呼为“大连医学院”和“大连医院”。一直到现在，许多上了年纪的老遵义人依然是这样称呼，把到医学院附属医院去看病说成是到“大连医院”看病。“大连医学院”、“大连医院”——这一遵义老百姓长期以来的习惯称谓，既明晰了遵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渊源，更是纯朴的老区人民感恩的体现。（1986年9月，遵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遵义医学院门前大道——原遵义市外环路西路段正式更名为大连路。）

8月，64级、65级学生继续开展复课闹革命。学生按三分之一的人数参加医疗队，和部分教师一起到遵义、铜仁、毕节、安顺、黔南等地、州农村开展医疗教学活动，足迹遍及5专州、12县，计划为三个月一轮换。留在学院里的学生开始复课。此时，旧的教材因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著作，不敢使用，便决定都学新医疗法，通过一两个月的学习，使多数学生能独立施行针刺疗法。

10月，随学院南迁而来的工宣队撤离并返回大连，来自建工部四局三公司的工宣队入驻学院（1977年11月12日撤离）。

学院在遵义安家后，地方上努力为学院教职工解决后顾之忧，如对随迁来遵的外单位职工安排对口工作，给随迁的职工子弟中的上山下乡知青安置了新的“再教育”社队。为了解决遵义医学院职工子女入学问题，遵义市教育局在医学院对面、东方红砖瓦厂旁边修建了一所“北京路学校”，该校包括小学和初中两部分，拥有简陋平房1000平方米左右，学生以遵义医学院职工子弟为主，兼收附近机关和居民子女入学。（1972年9月，经与遵义市教育局协商，原“北京路学校”移交遵义医学院接管，改名为“遵义医学院子弟学校”）。

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南迁来遵义的广大教职工家庭在生活上还存在很大的困难。一是这个时期遵义的三线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前后几年大量沿海企业内迁到遵义，以及参与三线建设的勘测、设计、施工队伍成建制开赴遵义，使城市人口猛涨，蔬菜副食供应便成了问题。虽然地方上已经安排近郊农村种植蔬菜、发展养殖业和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并组织物资、粮食、商业等部门增设服务网点，但是却仍然满足不了极速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求。二是当初住房设计的面积过于狭小，加上没有修建配套的厕所、下水道，炉灶无管道排烟，居住十分不便。其时的生活环境条件与南迁之前在富庶的海滨城市大连相比，相差太大。加之南北两地的生活习惯存在较大差异，一时半会也难以适应。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广大教职工在新的环境中努力工作，搞校园荒地绿化，平整校内道路，与随迁学生一道进行劳动建校。附属医院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保持优良的医德医风，以优质的医疗服务质量，赢得了遵义人民的赞许。

时间进入到70年代。对于教育革命怎么搞，学院领导层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于是在1970年派出两个参观学习小组外出学习教育革命经验，一组赴广州中山医学院、广州军区卫生部和衡阳第二医院参观学习，另一小组赴吉林医科大学参观学习。看到其他学校都在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于是学院在湄潭县黄家坝区物色到一处场所，原是湄潭县革委会办的“花江五七战校”，学院要了过来，于当年8月份建起了“花江五七农场”，作为教育革命、防病治病、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四结合基地。

5月31日，随学院南迁而来的空3军军宣队返回，陆军41师军宣队进驻学院（当年11月撤离，改为军代表驻校。其后，军代表于1974年1月撤离）。

7月，为解决南迁后附属医院护理人员的严重不足，从学院基建占地的公社生产队招收贫下中农子女40名、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40名进行培训。

8月份，开始派人到“花江五七农场”耕种和开垦荒地，除种粮食外，兼种中药材和蔬菜。到年底，播种耕地40亩，新垦荒地5亩。在农场的人员有57名，除了少数工宣队员和管理人员外，多数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划出来的所谓“阶级敌人”，他们被送到农场来接受批判，监督劳动，“彻底改造思想”，其中教授5人，助教6人，其他25人。

8月底，64级、65级学生毕业，实际分配人数430名，大多分配到贵州省内。这时，学院已经没有在校学生。64、65级的学子，在锦瑟年华，跟随学校南迁遵义，在南迁行动中出了大力，南迁遵义后在校区创建中流了大汗，毕业后大多分配在贵州山区基层医院，许多人在贫困地区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为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令人钦佩，历史应该铭记。

10月，为解决附属医院护士缺编问题，根据省革委下达的招工招标，在乌江水电八局招收40名应届初中毕业生，通过半年的半工半读“护士培训班”培训，分配到各科做护理工作。

到1970年的12月，附属医院发展到500张病床，门诊每日2000人次。因医疗作风严谨，服务质量好，深受遵义地区及省内外广大患者称赞。

这一年，学院组成40人的教育革命实践队，分成三个小队，一个深入工厂，两个深入农村，帮助基层培训了398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然而，正当广大教职工在努力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时候，在1970年的第四季度，却暴发了一场流行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早在南迁之前，学院师生中已有肝炎散发出现，有些患者带病坚持，随院南迁。到遵义后由于工作、劳动任务繁重，加之住房条件和卫生设施很差，饮用水源不洁，下水道排水不畅，以及生活物资供应困难等，发病人数逐渐增加，以至到1970年的第四季度演变成肝炎大流行。而在其后的几年里，又有多种流行病的发生，曾一度引起了广大教职工的恐慌。

时间来到1971年。这一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据统计，全年共开全院性大批判会6次，连队以上批判会311次（文革开始后，职工和学生都按军事建制编为连队活动，统一管理），出大批判专栏174期。为落实备战，在市人防办指挥下，学院利用自然条件挖掘山洞，经过两月挖成进深50多米的坑道式防空洞，挖土方653立方米，可隐蔽500人。虽然政治运动不断折腾广大教职工，但业务工作却也在照常进行。

4月，开始为湄潭县举办一个新医培训班，培训期三月。同月，为空军某部培训卫生员40名。

5月8日，受中央卫生部军管会委托，主持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经验交流学习班，有西南、中南、华南各省市选派的专业人员参加，人数54名，至6月19日结束。

8月，从64级、65级已经毕业的两届学生中，抽调40人回校作为师资。

9月，抽调50余人组成三个队去遵义、凤岗、绥阳三县进行巡回医疗。此外，还组建了援外医疗队和赴湘黔铁路医疗队。

10月，附属医院的耳根麻醉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在全国新医班交流，产生较大影响。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卫生部也派人到附属医院急腹症病房拍摄纪录片。

而就在这一年的11、12月，在头一年暴发流行的肝炎尚未控制的情况下，学院内又发现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流行，患者表现为肢体疼痛、麻木、抽搐、头疼、头晕等神经系统症状。少数病例严重恶化，累及心脏，使心律失常、肢体瘫痪，心脑电图改变。这种病被定名为流行性多发性脑脊髓神经炎。

从1970年暴发流行肝炎开始，到1971年11、12月份出现的流行性多发性脑脊髓神经炎，再加上痢疾，多种传染病流行到1973年达高峰，患病的职工越来越多，有的一人身患多种传染病。72级学生詹世忠、职工家属夏元浩因病死亡，更引起学院上下的恐惧。学院内部动员了一切力量，成立了专职的疾病防治小组，一边治疗，一边开展流行病学普查。由于病人实在太多，病轻的职工患者也必须带病坚持工作，为重病职工医治，全院工作与生活几乎陷入瘫痪。

1973年2月，院党委书记周洪生、副书记丛亚凡、吕鉴朋等人，乘坐学院伏尔加轿车赶赴贵阳向省委汇报病情，车行至修文县境内，被一辆违章行驶的北京牌吉普车所撞，发生了严重车祸。轿车驾驶员王秉笈不幸殉职。周洪生重伤，左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肋骨多发性骨折，严重脑震荡。其他人均不同程度负伤。

3月21日，学院派出吕鉴朋、穆道生、马俊良三人赴京向中央卫生部钱信忠部长作了有关疫情的汇报。

学院的疫情引起了中央和省革委严重关切，省革委特派了由省科教办公室主任秦天真带队的工作组到学院来协助解决问题。经过调查统计，全院神经炎患者有694人，肝炎患者594人。教职工中病员占70%，学生中占50%。调查结果上报之后，立即得到了省内外的大力援助。重庆医学院、贵阳医学院、906厂、209地质队、301厂和56医院等单位派来30余位专家和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派来了一级教授黄桢祥，遵义地委副书记王道金亲自参加学院治病领导小组，省商业部门批准供应食糖等营养品。7月20日，在大连市卫生局和第二职工医院的支持下，有部分患病职工受批准返回大连治疗，计划疗养3-6个月。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找出病因，改善饮水卫生条件，补修宿舍内的厕所，修建污水净化池和地下排水道。实施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疾病流行状态逐步得到控制。

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教职工们坚持工作，默默无闻地为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尽力奉献。在搞政治运动的间隙，从恢复招生开始，只要允许工作，教职工们便拼命地工作。患病的职工只要还能起床，便挣扎着带病上班。教职工们在教学、医疗、科研中，保持了医学院几十年来形成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热忱服务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大批有资历、有经验的医学专家，随着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给农村群众解除病痛疾苦，受到各地欢迎。许多知名度甚高的教授，在政治上还蒙受着不白之冤，被惩罚下放农村改造，但他们却能抛开个人的得失，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治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解除患者的病痛顽强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数年时间里，遵义医学院下乡巡回医疗队的师生所诊治的病例不低于100万人次。

在这期间，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疗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急腹症成效显著，深得患者信任，邻近省份的患者也不远千里前来求治。截至1977年的统计，共收治3722例急腹症病人住院，总治愈率达到92.7％，死亡率由4％下降到1.1％。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及肝胆管结石的成果在国内许多医疗单位也得到推广，给广大病患者解除了痛苦。1975年12月，小儿外科对一例8个月女婴臀部联体双胎畸形进行联体分离手术成功，两女婴均成活，为全国联体分离成功首例，居世界联体分离成功第九例。

学院南迁并扎根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的历程，无疑是经受了几多磨难，但是，精神不死，必将薪火相传。

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及教学活动

医疗队员采集中草药为群众治病

四、薪火相传

南迁遵义后的头两年，因为学院基本没有教学任务，许多教职工被派做其他工作，有的被派到临床做护理和勤杂工作，有的被叫到幼儿园做保育员，有的做清洁工、食堂炊事员，有的下放农场做农活、喂猪，等等。加之各种名目的批斗会，已经使人感到十分的疲惫、厌倦和反感。恢复招生，回归本职，是广大教职工盼望已久的事。因而当1972年决定招收第一批学员后，学院上下便立即行动起来。旧的教材不能使用，就编新教材，制定新的教学方案。因为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普遍偏低，文化层次参差不齐，于是又组织老师专门编写了中学程度的文化补习教材（生理教研室的梅懋华、公共卫生教研室的吴长林、病理教研室的钱振超、物理教研室的陈秀文、生物教研室的董谦、生化教研室的崔肇春、杨康成等老师都参与编写教材并先后给学员补习过语文、数学课）。后勤部门也积极整修教室、学生宿舍，组织物资供应，准备食堂后勤保障。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把封禁数年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刊物，整理入库上架，并开辟阅览室，为师生服务。

1972年5月30日，首批408名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报到。学员入学后，先接受半个月的入学教育，明白所谓“上、管、改”的意义（即：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主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简称“上、管、改”），接着是补习3个月的初中文化课，之后，才正式进入教学任务。

从1972年到1977年，遵义医学院共招收了五期工农兵学员，入学人数分别为：72级408人，73级298人，74级296人，75级330人，76级313人，五期共毕业1613名学员（因各种原因，有32人未获毕业）。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即76级，于1977年3月入学，1980年1月毕业。

虽然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在校学习期间教材也删减简化了，学制也缩短了，政治运动也占去了不少时间，但广大教师并没有轻怠，而是悉心讲解，诲人不倦。大多数学员也还是愿意读书学习的，他们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学习机会。有的学员在课外偷偷向老师请教，老师也暗中给学生讲授教材以外的知识。热爱读书学习的同学也充分利用图书馆阅览室的作用，查阅资料，补充课堂上所学知识的不足。故而在工农兵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成绩优秀者，有的在文革结束后考取了研究生，得到了深造。这些成绩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在其后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成了骨干力量，起了承先启后作用。

1973年，辽宁省出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树立为“反潮流”的英雄，接着全国推行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的经验，这对于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对师生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学计划也被打乱了。随后，学院先后在湄潭、凤岗、德江、思南、桐梓、习水、正安、金沙、仁怀等县建立农村基地，设立教学点，在各县医院设置50~80张床位供教学实习用。在附院、市医院、中医院和地区医院也设立城市教育基地。开门办学教学方式在某些方面于今天看来或许令人匪夷所思，比如当时在教学点上，安排有农村赤脚医师承担部分常见病的讲课任务，安排有赤脚医生和基层医疗人员参加医疗实践指导工作，还有学生互教等内容，而原有的教师除上部分课程外，主要是接受再教育。但不管怎样，因为有老师们坚持不懈地传道授业，还有绝大多数学员对知识的渴求，在教学实践中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比如在73级的开门办学中，将病房当作课堂，上课时由管该病房的学员报告病史、体征，其他学员作补充。然后组织讨论，鉴别诊断和治疗措施，老师总结性讲课。通过这样的学习，多数学员掌握了常见病的诊治技能，在老师指导下，可以进行鞘膜积液、阑尾切除、疝修补等手术，并能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某些急腹症，还学会了多种基本操作和护理技术。

随着形势发展，由开门办学进而成立分院。在1975年7、8月间，成立了遵义医学院“印江分院”和“凤岗分院”。印江分院于当年招生136名学员，凤岗分院招生120名学员。两个分院的学制为一年，学员都是社来社去，不包分配。到1976年，因各地办分院风行，于是学院也继续筹建沿河县、湄潭县、思南县三所分院，原则上招收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进行培训，学制一年，社来社去，三县也投入了相应的人力物力，但后来接上级指示，新筹建的三所分院停办。1978年1月14日经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同意，“印江分院”和“凤岗分院”自1978年起停办。

总之，学院南迁遵义后，在文革后期这几年的教学工作中，培养毕业了三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1613人，大多分配到县区一级的医疗部门，并且为基层培训了大量的赤脚医生、卫生员，对当时仍然缺医少药的贵州山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学院广大教职工功不可没。

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高等院校均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招生。随着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吸收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入党，评定和晋升了一批教学人员、医务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图书资料人员的技术职称，广大教职工焕发了朝气，遵义医学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医疗、科研秩序。

1978年4月初，77级356名新生进校。11月中旬，78级364名新生进校。同一年内有两个年级的学生入学，这是文革后刚恢复高考时出现的特例，绝无仅有。77级只设立医疗系，从78级开始，增设了口腔系。77、78级，也许是大学教育史上最为独特的两个年级，不仅仅在于两个年级在同一年入学，更在于两个年级学生的来源都同样是那么广泛：有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也有回乡务农的农村知识青年，有工人、战士，也有干部、职员，有往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也有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不过，不管来源如何，进入了大学校园，他们都是时代的骄子，因为这两个年级的学生是以极低的录取率从全国两千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77、78级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有的相互间甚至悬殊到十五六岁，因为77、78级聚集了从1966年到1978年高中毕业生的代表（77级高考时高中在校生也就是应该于1978年毕业的学生可以报考），还有的虽然没有读过高中，甚至也没有读过初中，但是通过发愤图强地自学，参加高考而被录取，成为了时代骄子。有时我在想，77、78级同一年进校，同一年毕业，假如遵义医学院的77、78两个年级统一举行一次毕业××周年的庆典，或许会更有意思。

师生共同迈进“科学的春天”，其产生的效应就是校园内随处可见手不释卷的学子，树林中随处可闻朗朗的外文诵读声。老师们悉心教授，学生们刻苦努力。许多老师参加了文革后全国医学院校新教材的编写，如生理教研室梅懋华教授、病理教研室邓侠进教授、解剖教研室靳仕信教授……此乃谓：若得杏林春色好，薪火相传护朝朝。

这一年，药理教研室的張毅教授，生理教研室的梅懋华、孙云寿教授，病生教研室的魏文汉、钱振超教授，生化教研室的林均材教授，公卫教研室的夏元洵教授，内科教研室的叶文丘教授，为遵医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这一年，張毅教授已是76岁高龄，却一次招收5名研究生、4名进修生，他愿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为遵医培养更多的人才，他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一再告诫科学就是实事求是，鼓励青年教师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这一年，喜事连连。老师们长期坚持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78年，遵义医学院有四项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奖项目为：1、中西医治疗急腹症及肝胆管结石。2、动物实验多种生理机能传感器。3、炔雌醇对急性放射损伤的防治。4、肿节风注射液、片剂。

同时，有五项成果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获奖项目为：1、莪术抗癌作用及其原理的实验研究。2、615小鼠可移植性实体瘤模型。3、周期型马来丝虫—长爪砂鼠模型。4、泌尿系统结石的总攻疗法。5、《工业毒理学》（上、下册）。

在这同一年里，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首次应用自制的人工心脏瓣膜替换手术成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地位。

在教学安排方面，为了使学院的教学正常进行，学院党委专门召开会议作出了抓纲治校、全面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整顿学校一年计划等安排。学院还根据中央和贵州省委的指示精神，参照教育部关于编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意见，结合学院情况，制定了1978〜1985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奋斗目标，即：从现在起，用两年左右或稍多一点时间，从思想整顿、规章制度、人员编制、师资培养、仪器设备、基本建设等方面做好整顿和初步配套工作，争取在1980年前后初步建立起一个大体上能够适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教学、医疗、科研体系。从1980年开始，每年招生360名，到1985年在校生要达到2000名。五年内要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学、医疗、科研体系，使学院的一些学科跨入全国先进医学院校行列，某些学科或某些领域争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学院作出了详尽的安排。由于实施了这一系列措施，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各年级的学习成绩总评逐年有所提升。78级在1983年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全国44所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统一考试中，以平均总分83.04的较好成绩，排列第18名，名列西南地区第1名。

1982年开始，为支援大连医学院复办，大批教师北调，遵义医学院出现师资危机，原订规划基本废除。1982年底到1983年初，学院从校外调进一批业务骨干充实教学、医疗第一线。并于1983年制定了建设教师队伍的总体规划，总的方针是：以派出去、请进来为主，院内培养为辅。

在77、78级分别招入新生356名和364名之后，79级入学297名，80级入学243名。因为在1981年已经决定了将有大批教师北调，面临师资锐减，故从81级开始，入学人数也就相应减少了：81级入学158名、82级入学129名、83级入学160名、84级入学159名、85级入学181名……

1985年，遵义医学院又制定了各级人才的培养规划，总的原则是：保证重点、兼顾全面，坚持在职培训为主（中青年教师直接到教学、科研、医疗第一线锻炼和培养）、院内培养为主，刻苦自学为主，进一步贯彻请进来、派出去的指导思想，采用综合培养方式：1、对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是选拔考核，二是提出培养计划，通过教学、科研、进修和科技交流，使学科带头人得到提高，三是绝对保证培养费。2、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一是工作上压担子，在实际工作中提髙，二是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通过外出进修，院内举办各种迸修班提高业务理论水平，三是采取委托培养，参加全国性的进修学习班来提髙。3、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总原则是普及培养与定向培养相结合，办法是：一是立足实际工作锻炼，加强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的训练；二是选拨代培研究生，为稳定师资队伍，对报考研究生，原则上一律委托代培，分配回校；三是为教师开设外语提高班，使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达到要求。对教学辅助人员和其他科技人员的培养，学院也制定了计划。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学院教师队伍质量逐年提高，教学和医疗质量也逐年好转。

1972年欢迎首批工农兵大学生进校

78级上大课

78级上实验课

校园晨读

五、北调

要叙述遵义医学院的历史，“北调”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北调，是指1982年前后，为支援大连医学院复办，南迁到遵义来的原大连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教职工回调大连。

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多倾向于否定，由于有着这样的舆论氛围，对于当初因为响应党中央号召，为了支援三线建设而南迁到遵义来的原大连医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包括学院管理层的领导干部）来说，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从而思乡之情愈发浓郁，迫切期望学院能回迁大连。

1977年2月28日，学院党委向上级呈交了《关于遵义医学院南迁所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学院南迁10年来教学质量下降，科学研究上不去，医疗水平受很大影响，技术力量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技术干部的培养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把学院办成为出人才、出成果的两个中心，迅速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有很大困难，甚至无法实现。学院领导曾多次到卫生部反映情况，要求归属卫生部领导或搬迁到办学条件较好的省市。

1978年，大连医学院经国务院批准得以恢复，并于1979年1月17日正式开院。这使得南迁到遵义来的原大连医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包括学院管理层的领导干部）回迁愿望更加强烈。1979年2月和3月，遵义医学院党委分别向国务院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递交请示报告，以“贵州并不缺医少药”、“遵义市太小，病人病种不多，不能办医学院”为理由，提出鉴于大连医学院复办，建议将老校重新合并以图较快恢复其原有的规模和质量，为赶上国内先进兄弟院校、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经反复函商辽宁、贵州两省人民政府，1980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签发了（80）卫教字第63号文件《关于将遵义医学院部分人员调回大连医学院意见的复函》，提出：1、遵义医学院不宜搬迁。2、为了充实恢复的大连医学院，原随大连医学院搬迁至遵义的人员，可以部分调回大连医学院。3、设备不搬迁。4、今后，大连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仍应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互帮互助，共同提高。

在卫生部签发了（80）卫教字第63号文件后，1981年7月中旬，辽宁、贵州两省代表团在贵阳谈判，达成原大连医学院教职工百分之五十调回大连，百分之五十留遵义医学院的协议。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未纳入回调名单的部分教职工强烈不满，纷纷在学院行政教学大楼前贴出大字报以表达诉求，而在这之后，当时的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也表态说“留者欢迎，走者欢送”，于是形成最后的结果是原大连医学院教职工的94%，计718人分期分批调回大连，其中，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126人（占总数的99%），讲师、主治医生213人（占总数的89%）。

占学院绝大部分的教学、医疗高级职称人员的调离，对于当时的遵义医学院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创伤，元气大失。但学院毕竟在遵义耕耘了十余年，学院的精神还在。老教授们还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培养了一批高师班学员，以及前几届留校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佼佼者，培养的77、78、79级以及其后的80、81级五年制的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一部分经进一步培养可补充师资力量的不足。虽然留下来的专家教授不多了，却依然在引领和参与着学校的发展历程。随着引进来、走出去、委托培养、在职培训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遵义医学院逐渐恢复元气，走出低谷，并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

对于原大连医学院的教职工，无论最后是北调离开遵义的，还是留下来继续投身于贵州的医药卫生教育事业的，贵州人民尤其是遵义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学院南迁到遵义时，有教授、副教授102人，比贵州省当时所有高校高级职称人数的总和101人还多1人，这雄厚的师资力量、超强的医疗水准，给了遵义人民以及贵州人民以极大的福惠。是他们给老区人民带来了优质的医疗服务，是他们改写了黔北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原大连医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响应党的号召，从生活丰沃的海滨城市大连举校南迁、举家南迁，来到当时尚属闭塞、落后的西南腹地的小山城遵义，不啻是一场壮举，是一腔情怀，是一种奉献。当年，他们南迁到遵义时，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的基建尚未完工，分配给教职工的住房狭窄拥挤且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道路泥泞难行且有的宿舍楼前还未筑有像样的道路，自来水也不能正常供应。他们克服困难，筚路蓝缕，参与修筑道路、构筑建筑辅助设施，参与校园植树，从数里远的村寨肩担手提井水、山泉水以供生活及医疗所用，追忆其时情景，令人不尽感念。他们响应毛泽东主席“将医药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偏僻的山村巡回医疗、救死扶伤，不辞辛劳，足迹遍及黔北山水，也走进了贵州省其他地区的许多贫困山乡，追忆其时情景，令人不尽感念。有一些老教授，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忍受着屈辱，却满腔热忱地投入教学、医疗、科研，有的将生命的历程定格在了遵义，追思他们的功绩，令人不尽感念。

张毅，药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一级教授，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遵义医学院副院长。曾任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并贵州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并贵州分会名誉理事长。张毅教授是曾经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上尉军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61年7月在大连医学院第二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却因早年脱党的问题，而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文革初期，他被抄家、蹲牛棚、挨批斗。1969年5月，随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张毅作为 “牛鬼蛇神”被押送，来到遵义后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在校内公共浴室当清扫工人并负责浇灌校园中新栽种的树苗。即便是承担这种惩罚性的工作，张毅教授都是以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完成，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1971年上半年, 张毅教授奉命参加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此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却与一批中青年奔赴农村巡回医疗，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其顽强意志，令人感动。1980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批准恢复张毅同志的党籍，当组织上向他宣布这一决定时，张毅同志痛哭失声，满面泪水。此时，张毅教授已经身患癌症卧于病床，在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为之奋斗过的大连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关心两院的办学，关心人员的去留。弥留之际，他要求组织上将其遗体进行解剖，并将肿瘤做成标本，献给教学、医疗和科研。并嘱咐家人，遗体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连海域。1980年11月30日, 张毅教授逝世，他将生命定格在了遵义。追思张毅教授对科学事业、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追思其高风亮节的品格，令人不尽感念。

伍律，生物学家，二级教授。193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先后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正大学和长春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47年任上海东南医学院解剖系教授，兼任兰州大学动物系副教授。1949年起历任大连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副教授、大连医学院生物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遵义医学院生物学教授、教研室主任，曾兼任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生物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其研究成果曾获1963年农业部科研成果奖、1980年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1981年全国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他从1957年起组织我国科技人员对著名的蛇岛进行了多次科学考查，对我国毒蛇的种类、分布及生态进行了研究。他所著的少儿科普读物《蛇岛的秘密》于1961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再版，1980年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在文革运动中，伍律教授受到冲击，被打成“特务”，还将他写的科普读物《蛇岛的秘密》拿来批判，因为书中写有“如果不事先知道，谁也想不到在这百花怒放、群鸟争鸣的树丛中，却处处暗藏着危机”这样一句话，被说成是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即使遭遇厄运，他却依然保持着对科学事业的执着。1982年,在大批原大连医学院教职工北调之际,伍律教授依然牵挂着遵义医学院的生存与发展，虽然他的工作关系已调回大连,但于1983年却毅然决然地返回遵义，他以教研室、实验室为家,专注学术研究, 继续为遵义医学院的科研、教学操劳着。1983年12月2日,我国当代卓有成就的生物学家伍律教授由于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他将生命定格在了遵义。追思伍律教授对科学事业之执着追求、对学院之深情呵护，令人不尽感念。

陈荣殿，著名外科学家，二级教授。194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1945年在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进修麻醉学。解放前，历任湘雅医院医师、中央医院外科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院长。解放后历任大连医学院外科副教授、教授，遵义医学院副院长、院长。陈荣殿教授是国内最早进行脾、肾静脉吻合手术治疗脉高压的专家之一，以“一把刀”闻名全国。他发明的分流术用侧壁血管吻合含钳，受到国内同行赞许。他的“毕氏Ⅱ式空肠近端对大弯的胃空肠吻合术”这一成果是他对外科学的重要贡献，相关论文被高等学校教科书引用。陈荣殿教授在文革中曾蒙受不白之冤，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被诬陷为“杀人犯”,南迁遵义之前本来他是参加医疗队先行来到遵义进行巡回医疗的，却被强行揪回大连，关进“牛棚”，不仅被全院大会批斗，还被送交旅大市卫生系统当成典型，大会斗争，遭受毒打，受尽屈辱。陈荣殿教授坦然以对，始终保持正直不阿，胸怀坦荡，忘情于教学和医疗事业之中，并取得成就。1980年陈荣殿教授应中美医学会邀请，赴美参加第66届全美外科医师年会，在会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胃部分切除后输入袢空肠梗阻》。他先后参与《外科学》、《新急腹症学》等专著和教科书的编纂。陈荣殿教授常说“人民给我的本事，要舍得花在人民身上”，这是一位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富有强烈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当北调之时，他完全可以回调大连的，但是他却为了遵义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留了下来，矢志扎根于贵州遵义，为老区人民服务。陈荣殿教授不幸于1983年6月19日病逝，遵义医学院遵照他的遗愿，将其遗体在病理解剖过程拍制为电视录像教学片，部分遗体制作为示教标本，其余遗体火化后分别撒于贵州高原和东海之滨。陈荣殿教授生前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83年向党组织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不幸突然病逝，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陈荣殿教授将生命定格在了遵义。追思他严谨治学之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品，令人不尽感念。

南北情之系，血脉相依，割裂不断。山与海之恋，一曲缠绵，悠扬雄浑。有的老教授已经回调到大连了，但因为割舍不了对遵义医学院牵肠挂肚的那份深情，又选择了返回遵义。如余志豪教授、李名扬教授、华有德教授、崔瑞平教授、朱青教授。他们的回归，给遵义医学院走出困境增添了力量。

让历史记住这些姓名：

张毅、李昌甫、 叶兴杰、靳仕信、伍律、叶淑敏、吴襄、陈荣殿、梅懋华、邓侠进、余志豪、李名扬 、杜建业、周淑芳、徐五凤、朱逢春、敖定春、董阳达、黄汉兴、程广泽、王桂苓、毛裕芳、杨春明、朱延庆、王琍文、李万瑞、吴长林、赵彬彬、黄辰格、吴伯涛、钱振超、杨康成、崔丕业、王锡安、孙显明、王沛洪、钟豪礼、魏澄云、聂文清、方维刚、李绍裘、凌茂英、林茂樟、林均材、朱青、褚先秋、叶绪英、叶文丘、曹士宁 陈秀文、董谦、崔肇春、马怀珍、付国华、闻立荣 李长育、 宋光华、夏元勋、袁保和、郭珊珊、杨雅珍、董方立、高敬涛、裴德凯、梁国贞、崔兆春、王贞善、朱正美、孙云寿、白春育、王汝霁、裴德凯、高静涛、俞安清、叶绪英、吴汝舟、余定勋、陈维钧、徐振宽、高景恒、贺瑞林、周景元、马怀珍、孙云寿、林坤伟、庞懿、黄惠芬、左治、陈子为、张万胜、林肯，丁时培、柳侃、姚凤美、王世仁、洪圣芙、夏元洵、白易杰、林熙然、庞世真、王勋、程一翟、周彦文、祁志良、严德祥、顾俊明、付国华、于春先、林惠娴、闻立荣、高庆荫、刘玉慧、赵香连、朱衍庆、庞宁、吴青刚、郭可懿、张善甲、张培泽、田丽娟、周体骏、刘国雄、屈璧珍、贺瑞麟、周群、冯震远、李治臣、赵淑华……

致敬，曾经为遵义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出过力的人们！

致敬，曾经为遵义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拼搏过的人们！

六、新的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沿海地区大发展，客观上忽视了内地建设，同时也出现了全盘否认三线建设的论调，原先因三线建设而内迁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回迁。据说，遵义医学院是唯一一所没有回迁的院校。但是，从1982年开始，占原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教职工人数94%计718人分期分批调回大连，无疑极大地削弱了遵义医学院的办学力量，甚至有人提出了“遵义医学院到底还能不能办下去”的问题，有人说以遵义目前的经济水平，大学是办不起来的，即使坚持办下去，也只能办出个医学专科学校。坚决留下来的以陈荣殿教授为首的二、三十名老教授却决心将遵义医学院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办好。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巡回医疗到过遵义地区的许多贫困山村，他们知道这些地方仍然缺医少药，他们知道需要有这样一所医学院校培养更多的医务人员为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从1982年到九十年代中期，是遵义医学院最为艰难的时期。为了把遵义医学院继续办下去，并且办好，学院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措施，先后与国内外的一些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聘请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到学院讲学，同时派出大批青年人才留学、进修和进行学术交流，并从省内外引进一批高级职称人员，又在学院内部在职培养了一些师资力量。一个由博士、硕士等中青年专家教授为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的师资队伍逐渐形成并成长壮大，学院的办学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1995年12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式挂牌成为贵州省首家三甲医院。

1998年6月，建立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2010年9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成为贵州省首家“三级口腔专科医院”。

2001年12月，遵义医学院与珠海市人民政府、金湾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珠海校区的协议书，2002年6月，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正式宣告成立，9月迎来第一批来自全国28个省、市、区的1000多名学生。

2008年10月，遵义医学院麻醉学专业被批准为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喻田教授的《麻醉药理学》课程荣获国家精品课程称号，实现了贵州省高等医学院校国家级精品课程零的突破，使遵义医学院精品课程建设形成了从校级到省级、国家级的完整体系。

2009年8月，遵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陈玲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在结核病耐药机制领域的研究中识别出4种以前从未发现的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突变位点和类型，均与耐多药或多耐药结核分枝杆菌有关，系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经美国基因库（GenBank）委员会确认后，正式为该4种新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突变注册了基因库号并同时向日本和欧洲基因库开放和共享。

2013年10月，遵义医学院在新蒲校区举行入住暨升旗仪式，新生报到并入住新蒲新校区。

2016年，遵义医学院成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并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成为国家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

时间到达2018年12月27日，遵义医学院正式更名为遵义医科大学。当我们键击遵义医科大学的官网，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

“学校占地面积2500多亩，现有新蒲校区、大连路校区、珠海校区三个校区，有全日制在校生16000多人。学校藏书131.84万册，电子图书105.33万种。下设28个教学院系，30个本科专业，涵盖医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学等6个学科门类。现有专任教师1090人，二级教授12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人数为855人，硕士生导师807人，兼职博士生导师11人。

“教师队伍中，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1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共6人，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核心专家共16人；省级教学团队、省部级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共22个，其中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1个。

“学校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学科10个，药学获得贵州省国内一流建设学科,临床医学获得贵州省区域内一流建设学科。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9个。学校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4 个，省级特色专业 3 个，国家级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3项，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4项，贵州省一流大学（一期）重点建设项目（含培育）项目19项，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共3门，省级精品课程12门，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共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

“学校以各科研平台为依托，近五年，承担各级科研项目252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72项。近3年连续获得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近两届省级教学成果奖及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8项。

“学校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与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高水平大学及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开展深层次科研合作。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师生员工秉承“明德笃学、求是致用”的校训，弘扬“信念坚定、顾全大局、顽强拼搏、严谨治学、开拓创新”的遵医精神，坚持内涵发展，为建成西部一流的教学研究型医科大学而努力奋斗。”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河水有自净的功能，光阴有流转的节奏。回望历史，万千故事，几声唏嘘。唯一精神得万世之传承，得万流以景仰，乃为国为民。探究遵医之来路，当知立身之根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遵医，遵承医德以教化，无往而不利。

衷心祝愿遵义医科大学进一步发展壮大，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撰稿人：黔伯 于2019年元月

注：

1.参考文献：贵州省高等学校校史汇编、大连医学院院志1947-1985、遵义市三线建设志、大连市卫生志、遵义地区卫生志、大连党史第一至第十五期（电子版）。

2.部分参考资料来自网络。部分内容来自亲历者口述。部分内容来自遵义医科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

3.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遵义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田宗远、遵义医科大学档案馆馆长王沁的大力帮助并提供相关资料，特此致谢。同时感谢原学院子弟、遵医78级吴毅、杨凌、梅洁、王惠玲等人的帮助。

遵义医科大学大连路校区（老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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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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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医科大学新蒲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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