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大连医学院悲壮南迁内幕

貔貅

1969年5月5日，是大医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大医南迁贵州省遵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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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南迁遵义，深深地印刻在老一辈大医人心中，时至今日仍能让记者感受到老一辈那挥之不去的“搬迁情节”。“搬迁”，这两个字对老一辈大医人来说是如此的凝重，因为它留下了太多的感伤，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一提起“搬迁”，老一辈仍然是如此的激动。

1969年，当时的大连医学院是怎样南迁至贵州遵义市的？1978年，学院教职工又是如何北调回大连的？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曲折故事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曾经亲历搬迁工作的孟繁增老人（曾任遵义医学院附院党委副书记，后任大连医学院、大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如今他已年过古稀，慈祥和蔼、博闻强记，对于这段往事如在眼前。

合影照片

第二排 左二为我母亲

第三排 左六为我岳母

合影照片：1981年，孟繁增（第一排右一）等先进工作者在遵义医学院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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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一”选址遵义

坟场上建校

1965年，大连医学院接到国务院的通知，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预备搬迁一个医学院到四川或者贵州。孟繁增说：“当时加强三线建设是首要任务，接到通知后，学院领导格外重视。”随后，医学院立即派了四五个人组成的考察组去四川的南充、自贡和贵州的遵义、安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南充、自贡不合适，安顺、遵义比较合适，最终从人口数量和城市规模上衡量，决定在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建院。

建校地点确定后，在人员安排上也出现了多种选择性。起初是准备将大连医学院和青岛医学院各抽调一半人前往遵义，对于这个方案，当时大连医学院的周洪生院长并不赞成：“两个学院合在一起办校比较复杂，而且管理起来也很困难。”于是，经学院党委讨论，决定大连医学院整体迁往遵义。1965年底，经中央批准，确定大连医学院全部南迁贵州省遵义市。

同年，建校工程启动，开始在遵义火车站和茅草铺之间一块十几万平方米的地方建院。当时那个地方是坟址，当地领导就下达指示：一个月内将坟址迁走。

经过三年多的筹建，1969年，遵义医学院基本建成，包括宿舍楼、教学楼和一个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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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列火车

三次将“学院”直迁遵义

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要到遵义去的人员都得是“优秀”，即出身好、政治觉悟高、业务比较强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拔”后，1969年4月至6月，学院教职工700人左右，加上家属2000多人和在校的64、65两届学生（四五百人），以及学院的全部仪器设备、图书、档案，南迁到遵义市新校址。至此，大连医学院正式改名为遵义医学院，大连医学院撤销，原院址由军队使用，原大连医学院附属一院、二院也更名为大连市第一、第二人民医院。

回忆起当年“搬迁”时的情景，孟繁增仍历历在目：“专列火车分三次把‘我们’运过去。有两届学生是强令他们到遵义的，不去就会失学、挨批斗，而且家属不能同去，虽说好多学生都不愿意到遵义，但最终仍是全部前往。那时送我们过去的专列火车条件很好，设有卧铺，但从大连到遵义四五天时间里，我们要一直呆在车上，到北京丰台，在换火车头的时候，也不准我们下车，怕是有人‘溜了’，跑回大连。”

迁往遵义时，学院的革命委员会里的军宣队、工宣队随教职工一同前往。迁到遵义后，全体教职工被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粉刷整个新校区的墙面。在近半个月的劳作后，军宣队、工宣队“恢复工作”，继续在新学校里做起了“斗、批、改”的工作，“天天开会，学生和教职工晚上11点以前是根本睡不了觉的。”

迁往遵义后的近三年里，学院的教学活动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至1972年，遵义医学院才开始在贵州省招收工农兵学员（不用考试，由单位或贫下中农推荐）。从1972年～1976年间，遵义医学院招收了五个年级的工农兵学员，共一千余人。1977年，学院按照国家考试标准，开始招收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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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陆续得怪病

院长去省里汇报病情路上遇车祸

“当年在贵州，生活状况还可以，跟着支援三线建设来遵义的家属，院里面都给安排了工作，子女可以在学院的子弟学校上学。生活条件和当地的人比就属于‘富人’了。主要是气候、水土、生活习惯很难适应。1970年开始，院里三分之二的人又得了一种怪病。”说起那段往事，孟书记显得有些伤感。

1970年，在遵义医学院工作的大连人开始陆续得病，有的人眼睛看不见了，有的舌头大了，有的胳膊、腿动不了了，有的肝、脾大了，还有的人肌肉萎缩了……症状各不一样。这让院里的每个人都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找病因，却始终无果，于是院里的教职工就自己给这个怪病命了个名，叫做神经根炎。

面对着院里职工一个个莫名其妙就病倒的现象，院长周洪生急在心上，他多次去贵阳，向省里要求让大家回大连。一次，周洪生院长又去贵阳汇报病情，在路上出了车祸。当时开车的司机、50多岁的大连人王秉基遇难了，周院长也断了条腿，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拄拐走路。“当时王秉基同志的追悼会有上百人参加，花圈摆满了整间屋子。”此后，贵州省也几次派专家到遵义医学院进行调查，却始终没能查出病因。

孟繁增对记者说：“虽然当时病情严重，但是好在大家都在一个家属院里，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照料，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遵义的时候，大医的教职工都被安排住在一个家属院内，宿舍楼是典型的四层楼房，一层楼一排下来六户，共用一条长长的走廊，水池就在走廊上，每到快要吃饭的时候，各家各户就会在水池旁排队等着洗菜淘米。孟繁增笑着告诉记者，“排队的时候，大家就会家常理短地瞎聊，所以那时候院里谁家有什么事，院里人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在大连的时候，倒互相从来没有这么熟悉过。”

孟繁增说，在遵义人与人之间结下的这份情谊，最后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们这批教职工的孩子们互相结婚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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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恢复大连医学院

无奈将牌子挂在幼儿园

1978年，大连市已有了理工类、文科、财经类等高校，惟独没有医学院。先前医学院里留下来的人就向市政府提议建立大连医学院。经过各方讨论，决定恢复大连医学院。当时只是名义上恢复了大连医学院，由于没有房子，没有教学设备，大连医学院的牌子暂时就挂在了幼儿园（原大连医学院幼儿园），共有20来个教职工在那里办公。同年，省、市政府拨给了使用医学院原址的军队800万元，让其建自己的楼房。1982年，大连医学院终于在原址得以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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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北调回连

“穿着衣服去，光着屁股回来”

1978年，恢复后的大连医学院开始招收学员，由于教职人员急缺，向遵义医学院借人。从1970年开始就总是得病的教职工终于看到了回连的希望。考虑到遵义医学院的招生工作，师资力量也都逐渐成熟起来了，于是周洪生院长代表广大教职工再次向辽宁省和贵州省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迁回大连。当时的辽宁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仁到贵州和有关领导进行商谈：“能不能把学院迁回来。”最终商谈的结果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往回调，“这个‘调’和我们去遵义时的‘迁’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意味着我们带到遵义医学院里的所有仪器设备、图书、档案，在回连时一样也不能带回来”，孟繁增笑着说：“我们就是‘穿着衣服去，光着屁股回来的’。”令孟繁增最为遗憾的是，1947年至1978年期间，大连医学院的所有档案、校史材料都被留在了遵义。

在回调的消息下来后，是留下还是回来，完全是本着个人自愿的原则，在长达三年的报名、登记等手续的办理后，1982年，600多人陆续回连，40多人自愿留在了遵义。“这次‘北调’没有了‘南迁’时的专列火车，都是各顾各回来的，直到1983年五六月份，我们去遵义的人基本都回到了家乡大连。”

如今，这批为三线建设做出无私贡献、南迁遵义的教职工人员基本上都已经退休，有的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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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达的国防经济建设。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停止，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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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大事记

1947年5月4日，关东医学院创建。

1949年，关东医学院与大连工学院等一起并入新成立的大连大学，成为大连大学医学院。

1950年，大连大学撤销后独立成立大连医学院。

1969年，学校奉命南迁贵州省遵义市成立遵义医学院。

1978年，大连医学院得以恢复。

1994年1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学院正式更名为大连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