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摄影，有人说，就是照相。照相在过去作为一种技能，只有少部分人懂得。而如今由于科技的发展，小至三岁孩童，大到八十老人家，谁都会拿起手机相机拍照。</h1><h1> 摄影，有人认为，就是把眼前出现的事物，通过光和影在相机上留下画面。过去是用胶片，现在是用数码。我觉得这仅仅是照相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应该是摄影者运用对事物发展的观察认知能力，使用相机各项功能技巧，及时将事物发展变化中最美的画面瞬间凝固在胶片或存储卡上。</h1> <h1>我喜欢摄影。</h1><h1>刚开始，我也只是照照相而已。</h1><h1>我的第一台相机成了我的启蒙老师。</h1><h3><i><b><font color="#010101"><br></font></b></i></h3><h1><i><b><font color="#010101">我的第一台相机</font></b></i></h1><h1> 那年我读初二的时候，忽然学校不上课了，开始干一些与读书无关的事情。后来，父亲也不用上班了，因为是这个单位的头头，还成了走资派，不久便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去放牛了。在这期间，父亲把一台老式柯达照相机给了我。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h1><h1> 这是一款全手动机械式折叠照相机，大概是上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产于美国。几十年过去，手中这台相机已面目全非了，但是外壳依然可见KODAK字迹。</h1> <h1>相机内铭牌上清晰可见Made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制造)、KODAK等英文。</h1> <h1>相机镜头光圈f6.3--32，快门速度1/100、1/50、1/25，B门，T门，焦距3.5--50。全部根据需要按照镜头上的刻度手动调整。每次需要别人帮忙拍照时，都要目测好光线，所需景深，拨好光圈和快门速度，调好焦距。且快门速度最高只有1/100秒，通过金属按扭拉动连接杆带动镜头里的金属片完成胶片曝光。某个环节稍有不慎，都可导致胶片作废，或发虚，或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h1> <h1>本机无进口胶卷可用，只能用国产120胶卷代替，但不能直接使用，因胶卷转轴规格有差别，使用前要在暗袋里转换胶卷。</h1> <h1>每筒胶卷可拍8张6x9cm，或12张6x6cm，或16张6x4.5cm尺寸的底片，拍前须根据需要调整好相机内的暗格。下图相机背后3个红圈视窗可观察胶片张数。</h1> <h1>图为这部相机的原样。</h1> <h1> 就是它，伴我度过了多少艰难岁月，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h1><h1> 这张照片是当年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到广州农讲所参观时用这台相机拍的(6x4.5)。仔细一看，真可怜，当时我和我的同学还光着脚丫子，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h1> <h1>这张也是那时在广州黄花岗的留影。这是那个年代仅存的两张照片了。</h1> <h1>我的同学(6x6)</h1> <h1>1968年，我下乡了。16岁的我自己到所属街道居委会报了名。当时我想，走资派的儿子哪能不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否则，为父的又会多一条罪状。于是，我卷起了背包，随着出发的人流，爬上了开往广阔天地的解放牌大货车。可惜的是没有用相机把当时的情景拍下来。但是，那时侯哪有钱买胶卷啊？何况，谁还有心思去拍照呢？下面这幅用解放牌大货车运送知青上山下乡的场景照片，是借用别人的。我们当时哪有大红花戴，哪有那么高兴哟！没有欢送的队伍，没有送别的亲人。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我是家里老大，我先下农村去了，两个妹妹后来也先后去了农场和上了矿山。</h1> <h1>当年10月25日到了公社，知青们集中办了三天学习班，然后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当时我们这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安排2人)。28日那天，生产队长挑着一担萝筐装上我们的行李，领着我俩，步行八里路，到了队里晒谷场，指着旁边的一间农舍说，这就是你们的新家(见下图)。</h1> <h1>是啊，下乡插队就是在农村安家落户。在这里，我们被乡亲们称之为"新社员"，每天和队里社员们一起劳动，收工回来自己煮饭。记得还有一件每天必做的事情，那就是开工之前，生产队长的哨子一响，所有社员必须集中到晒谷场上跳忠字舞。我们新社员劳动一天只挣几个工分，抵不上几毛钱，年底生产队结算，扣除分的口粮、番薯、生油等费用，所剩无几。那时候，照相机算得上是奢侈品了，玩照相机可是烧钱的东西，胶卷要钱，冲洗胶卷要钱，洗晒照片要线，没线没得玩。只得将它打入冷宫，专心接受贫下中农教育。</h1><h3> </h3><h1> 节假日，知青们回到城里，也会一起聚聚。偶尔也会拍拍照片(6x6)。</h1> <h1>这几张就是我们下乡知青聚在一起时的照片。50年过去，底片没了，照片也所剩无几了。</h1> <h1>每当看见这一张张既熟悉又生疏的面孔，一种思念之情油然而生。</h1> <h1>每当看见这残缺不全的画面，想起了那时艰难困苦的日子，虽有时苦不堪言，但也有苦中作乐之时。</h1> <h1>每当看见这发黄脱色的照片(6x9)，想起了患难与共的知青挚友，互相扶持、共同前行的友谊，和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h1> <h1> 六年了，就是在下图这间农舍里，我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我的青春年华。最适宜读书的年龄，却在田水里泡过(南方种水稻，喻干农活)。但是不能自暴自弃！我还年轻，我要学习，我要读书，我要……</h1> <h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盼来了希望。1973年，父亲恢复工作了。经推荐，我填写了《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生产队长还亲自为我写了评语(见下图)。我参加了久违的考试，就等通知了。</h1><h1> 谁知那年出了个"白卷英雄"。据载，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T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h1> <h1> 就这样，不明不白，没了下文。又过了一年，1974年命运之神又降临。接到公社党委发的通知，我被推荐参加"高等院校、中专学生对象学习班"。</h1> <h1>在学习班结束时，我被推选为知青先进典型，安排到该公社中学高中生毕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坚决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报告。真是时势造英雄啊！我就这样被推上了众目睽睽的舞台。当时，自我感觉怪怪的，竟然要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向家在农村的知青，向这些大学无望，即将回乡务农的学子们，介绍什么体会。不过，不管怎祥，这可是我翻身的好机会。果然，顺理成章，不久我就迈进了大学校园，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h1> <h1> 这一年，我和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一起，成了广东师范学院(后复名为华南师范大学)第四届工农兵学员。</h1> <h1>下课了</h1> <h1>宿舍里的小组话动</h1> <h1>运动场上</h1> <h1> 随着"教育要革命"的深入，二年级时系里从4个教学班抽调人员组成了"教育革命试点班“，我也成为其中一员。"实践出真知"，老师带着我们不停地外出开门办学，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到中学去……</h1><h1> 这下 尘封已久的柯达相机又可派上用场了。</h1> <h1>到工厂去学工。图为部分同学在石湾与陶瓷厂工人的留影。</h1> <h1>到农村去学农。图为试点班一组同学和老师在花县炭步的合影。</h1> <h1>到部队去学军。图为同学们在潼湖军垦农场进行军事训练。</h1> <h1>外出办学时同学们上山砍柴。</h1> <h1>砍柴后的野炊。</h1> <h1>几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又结束了。那么，我的梦呢?在哪呢？下乡六年，学习三年，"梦“还无暇顾及，新的决择又摆在了眼前。</h1> <h1>人生的梦，有时往往在没发生的时候，不得不醒来，走完这一段又一段要走的路……</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