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县城、都城、东方巴比伦,三个看似不相关的词语同时指向一个地方。</h3><h3> ——题记</h3><h3><br></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上</h3><h3>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秋天,朝廷下诏:“以临濠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临濠,即今安徽凤阳县,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春秋时为钟离子国,几经延革,明朝初年称临濠,后朱元璋赐名凤阳。</h3><h3> 当时朱元璋已在南京称帝一年多,南方基本统一,北方部分地区如西安、北京等地尚未平定。早在登基之前,朱元璋就与群臣商议定都之事,多数主张建都中原,所谓“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崇中”思想是中国传统观念和历史选择,“王者京师必择中土,所以均教道,平往来,统制万方”。为此,朱元璋两次亲临开封考察,先后逗留数月之久,初定金陵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后又以开封无险可恃,乃“四面受敌之地”,决定营建中都。就这样,短短一年多,朱元璋几经踌躇,确定了明初的两京一都制。</h3><h3> 说是两京一都,但在朱元璋心里的地位应该很不一样。开封自定为北京起,未动过一砖一瓦,只停在纸上。南京,朱元璋登基使用的皇宫是称吴王时修建的新宫,未再另建宫室,吴王新宫前后只修建一年多即告完工,动用人力最多时才几万人。而中都凤阳,自下诏之日起,便集中各类一流人才,征调百万人役大兴土木,举全国之力营建六年之久,至停建时尚未全部完工。</h3><h3> 由此推测,朱元璋定中原的开封为北京,可能受到文化传统和历史惯性的影响,后来未动工建设,说是“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甚”,亦或与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有关。而南京,几大标志性皇家建筑是在罢建中都后修建的,再结合有关记载来看,南京登基初期的状况大约有些临时办公的意味。猜想之下,当时朱元璋的心里应该是想以中都为京师,以南京、开封为陪都的。</h3><h3><br></h3> <h3> 大明朝第一位榜眼、吏部主事郭翀过中都时,见城池宫阙鳞次栉比,兴奋地挥笔写道:<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凤凰城阙紫霄间,历数丕承王气还。</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旧说图书符洛邑,新瞻玉帛会涂山。</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太平有象耕桑盛,边奏无闻甲胄闲。</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自古英才跻盛美,愿歌天保答龙颜。</h3><h3> 诗中约略可见中都的宏阔,关于营建中都的详细史料不多,从零散的记载和现今的留存中或可一窥。</h3><h3> 负责营建中都的总指挥是中书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朱元璋把他比作萧何,位列开国文臣第一,其他参与者有:中山侯汤和、江阴侯吴良、荥阳侯郑遇春、江夏侯周德兴、南安侯俞通源、永嘉侯朱祖亮……等。需要说的是,这个豪华的领导小组,没有一个是挂名的,比如李善长,洪武四年以疾致仕后便常住凤阳,以退休首辅的身份专职督建中都长达六年。此外,还有工部、礼部、兵部、户部等有关部门均选派得力官员襄理。</h3><h3> 营建的人力由工匠、军士、民夫、移民、罪犯组成。这方面的记载,有些数据相对准确,有些记载模糊但可以推算,大致是:工匠近九万人,军士约二十万人,移民约二十万人,民夫至少五十万,罪犯数万人。也就是说,保守估计当时在凤阳的建设大军超过一百万人,而据《明史》记载,当时全国人口不到六千万人。</h3><h3> 建筑物料主要有木、石、砖、瓦、土等。《龙兴寺碑》有记:“洪武初,以山前为京师,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这里的名材即指楠木,宫殿所用木料几乎全是楠木,约略知道这些珍贵巨木多来自四川、贵州等地深山之中,且生长百年以上,至于数量及如何采伐和运输,尚无确切史料可寻。宫殿建筑所需的大量琉璃构件,如瓦、勾头、滴水及各种脊饰件,大多是从外地将原料运来就地烧制,凤阳靠近淮河岸边有一处名为“琉璃岗”的地方即是当年琉璃厂遗址。中都城目前发现的琉璃构件中,颜色有红、黄、浅黄、绿、粉绿、粉红、天青等,多彩琉璃工艺极其繁难,后来的北京故宫仅有黄、绿两色。</h3><h3> 现存最常见的是城砖,营建中都所需的城砖大多向外地征集,考虑地理及交通等因素,主要涉及直隶南京、江西、湖广两省计22府68县。为便于查验各地提供城砖的质量和数目,要求烧制时在砖上预留标记,如刻上府县名称、提调官员姓名、烧制时间等,这样就在许多城砖上留下了各种文字或代号,后人称之为“字砖”。据说这也是朱元璋发明的建筑质量责任追查制度。</h3><h3><br></h3></h3> <h3> 建设用土一般就地取材,但建大社稷坛时,《明太祖实录》有段记载:“诏立社坛于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筑之:直隶应天并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东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郡县计千三百余城,每以土百斤为率,取之于名山高爽之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取全国五色之土集于社稷坛上,象征皇权和国家。<h3> 中都城的施工进度和顺序,据相关文献记录,排列起来大体如下:</h3><h3> 洪武三年,建宫殿、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h3><h3> 洪武四年,建圜丘(天坛)、方丘(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山川坛、太庙;</h3><h3> 洪武五年,建百万仓、钦天监、观象台、公侯第宅;</h3><h3> 洪武六年,甓皇城、建中都城隍庙、开国功臣庙、历代帝王庙、会同馆;</h3><h3> 洪武七年,筑中都土城;</h3><h3> 洪武八年,建中都国子监、鼓楼、钟楼。</h3><h3> ……</h3><h3><br></h3></h3> <h3> 从建筑形制、规模、体量,以及投入的人财物力,应该可以看出中都的地位。据专家学者们研究考证,中都是我国大一统王朝中唯一建在县城的都城,以《周礼•考工记》为规制,集两千多年都城建筑之大成,融儒释道文化为一体,统筹风水学和建筑美学,上承唐宋,下启明清,营造了我国都城建筑史上“三环相套、中轴对称”的完美范型。<h3> 朱元璋罢建中都后定南京为京师,对吴王新宫进行了部分增建,但制度如中都,并定了标准“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还要求“后世子孙,守以为法”,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亦是“宜尊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由此可见,中都是南京和北京都城建筑的蓝本,而清朝则完全承袭了明朝。</h3><h3> 中都城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其间兵灾人祸频仍,于今宫阙殿宇尽失,仅存皇城午门、西华门及之间一千多米长的高大城墙,还有一座华夏最大的鼓楼。都城遗址留下了数量繁多、蕴意丰富的建筑遗存和雕饰精美的建筑构件,往日巍峨壮丽的恢弘气势依稀可见,“规制之盛、实冠天下”之说由来不虚。留存至今的午门台基须弥座上,长达566米连续不断的白玉石浮雕,龙凤、瑞兽、祥云、花卉、方胜……刀工精细线条流畅疏密得体栩栩如生,实属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的艺术珍品。南京明故宫、北京故宫午门的须弥座上只有少量石雕图案,且均为花饰,其余都是光板石块。</h3><h3><br></h3></h3> <h3> 已故安徽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卢村禾先生,曾盛赞明中都故城为“东方巴比伦”,可知这座几近废墟的皇城依旧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行走在斑驳的古城墙下,有时会想,这样一座恢弘壮丽的中都城,朱元璋为何就匆匆罢建了呢?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正史聊聊几笔语焉不详,其他记述各有道理,又难免偏颇,有恤民说,有厌胜说,有地理说……观点不一,还有待专家继续探讨。<h3><br><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下</h3><h3> 一座城市的生命形态是多维的,空间上时间上,有形的无形的,空间上有形的易逝,时间上无形的强韧。同样,中都凤阳,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也似乎更具探寻意义。</h3><h3><br></h3></h3></h3> <h3> 自诏建中都起,朱元璋便不断推高凤阳的地位,都城建于凤凰山之南,取丹凤朝阳之意,赐名凤阳。凤阳府一度统辖9州18县,最多时曾领12州24县,包括皖南以外的近安徽一半,及相邻的江苏、河南部分市县,用朱元璋的话说:“凤阳为朕兴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县通水路漕运者隶之”。这是朱元璋规划的都市圈,即使罢建中都以后,这里的府治也与他处不同,除各类行政机构一应俱全外,多个中央部门在此设有分支机构,还有中都留守司、皇陵祠祭署等皇家军事、祭祀机构。有明一代,这里始终牵延着皇室,达官贵人,车马仪仗,一草一木,动达天听。<h3> 中都的设立,对凤阳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应是人口的重组,几乎可说从整体上重塑了这个地方的性格和气质。</h3><h3> 元末凤阳地广人稀,很多人又跟随朱元璋打仗去了,朱元璋最初的人马全部是淮西(今凤阳一带)子弟,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公侯将帅绝大多数是凤阳人,跟随的部属也各有安顿,一时间南京城里曾出现“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的情景,后来很多人又外放各地为官。因此,诏建中都时,凤阳本地居民很少,作为未来的京师,自然不能一片萧条,为恢复农业生产和发展经济,朱元璋想到了移民。</h3><h3> 移民总体原则是“以窄乡移宽乡”,同时兼有政治和军事的目的。有史可查的上规模的移民不下六次,主要来自江浙和山西与北元接壤之地,尤以江浙居多,最大规模的一次是洪武七年十月,“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收服方国珍后,为消解其社会基础,将其大本营苏州、台州一带曾追随他们的官贵和大族徙迁凤阳,其中包括了许多一流的文人。大规模的江浙移民,是因为那里富庶,又人多地少,迁往中都屯田。山西边塞的移民,则出于与北元残军作战的需要,有坚壁清野的军事目的,同时也充实了中都。另外,方志还记载了后来几次较大规模的流民自由迁徙,大多来自北方的河南、山东等地。</h3><h3> 中国历史上移民现象不少,多是因为战乱或自然灾害引起的自发性迁徙,像明初这种多批次大规模有目的并由国家力量组织干预的移民绝无仅有。因资料的缺乏和记载的模糊,准确的移民人数已不可知,但有个数据或可观大略,《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十六年,凤阳府人口43万(包括军籍人口则约70万),当地土著约17万。而中都是移民重点安置区,以此推算,凤阳移民人口至少六成以上。</h3><h3><br></h3></h3> <h3> 江浙移民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凤阳东、南片。这些来自苏南、浙西及钱塘一带富庶地区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理念,促进了本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然而,背井离乡的隔阂,生存状态的落差,风俗习惯的冲突,移民心态始终难以安定,仿佛随时准备着回去。因移民政策规定不准擅自返乡,于是催生了一种奇特的方式——乞讨,以讨饭的方式偷偷回老家看看,这可能也是历史上凤阳曾以讨饭闻名的原因。据清代史学家赵翼《陔余丛考》记载:“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年春始回……以为被荒而逐食,然年不荒,亦来行乞如故”,可知,凤阳式讨饭,或有荒年的因素,更多是思乡的情怀,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行为习惯。伴随着讨饭还传响了一种民间艺术——凤阳花鼓,一直唱到今天,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曲式,据考证来源于江苏传统民间小调,仔细听去,确有几分《茉莉花》的神韵。<h3> 移民中有许多世家文人,明史中单独立传的不下十位,其中以高启为代表的著名“北郭十友”中就有三人徙迁凤阳,明朝第一位状元吴伯宗也曾谪迁此处。这样一大批文人迁居凤阳,也把江南的的诗书风雅带到凤阳,他们结草为庐,耕读传家,诗酒唱和,来往雅集,开办村学,默默滋养着凤阳。朱元璋又在中都设立了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配备了全国一流的师资,大兴教育,助力凤阳的文化发展。据统计,凤阳明清两代出进士28人,虽还不能与江南一些州县相比,但较之朱元璋之前的凤阳,已属根本性的改变。这种高浓度的文化注入,一直润泽着凤阳的文脉,传接着远年的基因。</h3><h3> 历史上江南移民的不安定心理,曾深刻影响过他们的思维走向和行为方式,勤于耕作又小富即安,勇于变革又不思进取,诗书传家又不立祠堂不修家谱,长期呈现一种过客生态。</h3><h3><br></h3></h3> <h3> 巧合的是,闻名全国的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也恰好在这里。今天的小岗,早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如同一架强力的“引擎”引领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岗村虽然敢试敢闯敢为人先,却也曾“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跨过富裕坎”,似乎还有着某种心理的远年遗存。</h3> <h3> 北方边塞移民以山西居多,当时山西的范围比现在大,“山西弘州、安定、武朔……丰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命徙其民居于凤阳府”,这些地区与北元接壤,经常遭受侵夺,为断绝元军的财赋来源和兵力补充,将边民迁往凤阳屯田。这些移民来到凤阳,因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都比北方优越,又处于帝都荫庇之下,更愿意留下来,逐渐融入本地安家立业。北方移民多分布于凤阳西南片,其朴实、粗犷、尚武之风至今犹存,典型特征是不示弱,当地有句民谚“穷死不要饭,屈死不告官”,隐忍而坚毅,不求诉他人。<h3> 凤阳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从杏雨江南到铁马北疆,三晋、齐鲁、吴越、岭南、荆楚……各自带来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与凤阳的本土文化碰撞、交融、重构、演进,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移民重建式的文化,别有韵味,灵巧婉约变通,又豪放刚毅拙朴,敏感时尚标新,又安逸自足传统,多元共存和谐统一,颇具都市气象。</h3><h3> 朱元璋走了,凤阳还在,这座悠久的小城已深深打上朱元璋的烙印。“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中都,穿过历史的烟云远远望去,依旧气度隐隐,余韵悠悠。</h3><h3>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一曲凤阳花鼓传唱至今,鼓声有过高低,歌声有过悲喜。朱元璋留下的都市,平添了福祉,也衍生过劫难,引领过骄傲,也滋长过虚荣。如今,踽踽前行的凤阳,历经岁月洪炉的淬炼,已如涅槃的凤凰,正昂首振翅,向着太阳而歌。</h3><h3><br></h3></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