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号满天飞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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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发小”很神奇，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居然把四十年前在中学一起读书的五十名同学找齐了，并建立了微信群。

分别40余年，有些同学的名字还真有些模糊了。这天，群里有位同学向大家致意，我竟一时想不起是谁，看着他的名字呆呆地发愣。就在不知所措时，群里有人叫了一声：“金秧子！”，我顿时豁然开朗，立刻对号入座，脑中精准定位出他当年上学时的模样。

晚上，我问女儿：“你们班上同学有起外号的吗？”她说：“没有，我们都称呼名字”。我笑着说：“当年你老爸读书时，同学中盛行起外号。那时无论男女，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外号。”女儿感兴趣的问：“怎么起，有什么好玩的外号吗？”好玩？岂止！当年我们的外号就像古人除了名字还有‘字’一样，如影相随，想甩都甩不掉。

我们上学时可以说是“外号满天飞”。人的外貌、名字谐音、家庭昵称、行为做派甚至偶然事件都能被我们指鹿为马，“化腐朽为神奇”。

起外号最常见的手法是“以貌取人”。比如脑袋大的叫大头；额头长的叫奔儿头；个高的叫大洋马；个矮的叫地了排子。最可笑的是这类外号一般还配有顺口溜，比如：“大头大头捡砖头，捡了砖头盖大楼”；“奔儿头奔儿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打雨伞，他打大奔儿头”……

起外号最取巧的是根据文艺作品中的台词或人物“灵光一闪”。七、八十年代，文艺作品很少，就那几部电影、样板戏来回放，几乎所有的台词我们都能倒背如流。记得当年有部朝鲜电影叫《鲜花盛开的村庄》，其中有个情节是给一个小伙子介绍了一个长得比较胖的女朋友，男孩不愿意，于是他父亲说了一段著名台词：“好看的脸蛋能长出大米吗？人家姑娘一年能挣六百工分呢”。 “六百工分”就成了班上一位胖姑娘的外号，后来嫌罗唆，干脆简化成“老六”。当年还有部样板戏《白毛女》，主人公是大春和喜儿。班上有位同学的名子中恰好带个“春“字，于是被叫成大春，为了配对，一个长得清秀的女生成了倒霉蛋，被叫成喜儿，其实他俩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要说神来之笔的还是根据一些偶然因素起的外号了。当年一位同学在上课时趴桌睡觉，被老师发现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站起后看着老师呆呆地发愣。老师生气地说：“你怎么和‘木鸡子’似的！”，从此这位同学和“木鸡子”的外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有一次，全班同学去陶然亭公园春游，一位女同学从小土坡上摔了下来，于是一个“幸灾乐祸”又稍嫌罗唆的外号诞生了：“轱辘、轱辘妮儿”。

外号虽是强加于人，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继承“家庭昵称”。比如“小丑”，听着不雅，其实人家是子丑年生的，家里大人就这么叫。再比如“胖子”，和我是街坊，人不胖，但由于出生时重八斤，父母就给取了这个小名。这样的外号家里外头公认，最容易获得本人认可。

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当年同学们对“强加于人”外号的高度认同感。那时外号一被确认，就取代了名字。大家互称外号，称者“理所当然”，被称者答应得痛快（当然刚开始叫的时候，大多也挣吧儿几下，但螳臂当车，无奈也只能应承下来）。

有些外号今天听起来仍忍俊不禁，但当年我们答应的那是一点也不打磕倍儿。有位男同学名字的发音与“丈母娘”相近，于是被大家戏称为“丈母娘”，他经过了暂短徒劳的“挣扎”后，很快就变成“有叫必应”。

可惜“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前几天，班上的同学在分别四十年后，终于搞了首次聚会。老同学相见，大家热情相拥，不少人还激动地流下眼泪，只是遗憾的是同学们开始客气起来，相互间称名道姓了。看来，那充满童趣的外号以后只能留在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