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盐湾中学

致远

一

学知识，学文化是一个多么良好而简单的愿望，然而在1968年以前，却是盐湾人难以实现的梦想。那时，小学能有五六所，而中学则一所也没有，上中学要去三十里外的鱼河堡、镇川堡或者榆林县城去上。学习好、出身好的青少年才有一定机会，但名额有限，能考上或选拔上的，凤毛麟角。每年，全乡能去上初中的不过七八个。我们村上过初中的也就两三个人，有一个上榆林中学，后来因受文革武斗牵连未完成学业。大姐小学很优秀，是尖子学生，但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所以没有机会被选拔上；母亲把大姐的“三好学生”奖状扎了一大卷，保存了好多年。

十年文革对教育系统冲击很大，但榆林地区中小学在数量上的增加主要还是在这段时间实现的。大约是1969年，上盐湾公社也想办一所中学，改变一直以来没有中学的历史。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领导们很积极，群众也支持，但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成熟的地方来办学。那时“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的办事精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以高正强为书记的公社领导们开动脑筋想办法，看中了离公社驻地三里路，在石马沟后沟的一个空着的旧村——秦塌村。村子在一块不宽的塌地上，原来住着六七户秦姓人家，有三处院落，近二十孔窑洞。我家老宅就在这个村。六十年代，随着农业社集体劳动的兴起，几户人家中有的移了民，有的搬到了石马沟村。1964年，我家最后一个搬出，村子就空了。公社买下了几家的窑洞院落，父母舍不得卖，答应无偿借用。公社组织人力又新挖了五六孔窑洞，塌上塌下平整出两块操场；县里派了不少老师，公社又雇用了一些民办教师。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学就这样办起来了。因为地方有限，方圆十里的学生都要走读，较远的同学可以住校。一时间，沟前沟后，山上山下，学生们来来往往，原本寂静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

上盐湾中学的创办虽然匆忙、简陋，但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上盐湾的青少年接受初等教育不再是一件难事了。这段办学的历史，使得秦塌这个小山村深刻地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之中，因为这里点燃了人们希望的火种，开启了人们新的梦想。随着中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以此为基础，有了进一步深造和发展的机会。

石马沟村离秦塌很近，小时候我们常往中学跑，大多是去玩，偶尔还能看几场精彩的师生篮球赛。秋天，我和哥哥还常去捋杏叶、割柳枝，因为那些树木还属于我家。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要由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公社组织中学老师考评她的语文课，课要到上盐湾中学里去上。老师提问什么问题，提问谁是先给我们说好的。那天早上，班主任把我们浩浩荡荡带到中学，然后顺顺利利讲完了一堂课，我们积极配合，像一场表演。那时我在小学，对上盐湾中学老师记不得多少，但是，有几个因为特殊的缘故，我还能点起。第一任校长记得叫陈厚业。我读镇川高中时的数学老师朱序敬，是上盐湾中学第一批老师之一。一个叫高志山的老师是我们村马家二爷的大女婿，学生们说他特别严厉。马芝义老师是本乡人，在中学教书直至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在秦塌工作，后来成为我同事的还有炊事员老马——一个勤勤恳恳的人，为师生服务到退休。

中学办在秦塌这个小山村只是个过渡，办学之初公社就开始计划建设新校区了。新校区选址在公社驻地上盐湾村与石马沟村之间、永乐古城的东南侧的一块坡地上。平整土地、修建教室、箍造窑洞和打制桌椅，等等，工程量很大，所需经费不是个小数。公社一方面号召各村积极支援新校区建设，派农民兄弟和手艺人无偿劳动；另一方面多方筹集经费，分步实施，分几年投入，逐步推进。在校学生也参加了不少义务劳动，为新校区建设出力。经过五六年的建设，一个布置整齐，功能基本完善的新校园在我将要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建成启用了。1976年，公社又建设创办了规模相对规模较小的赵家畔中学和碎金驿中学。1977年，在苏岩小学、柏树沟小学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年初一班。这些都使得全公社的中学教育获得了极大普及。

二

77年春季我升入上盐湾中学时，新校区已启用三年多了，还增设了高中班。我上初中的那年，有高一高二各两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班。但不知什么缘故高中只办了三年，培养了两届学生。从78年起，虽然高中招生规模扩大了，但是要到镇川镇中学去上。这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文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但是文革期间的做法还习惯地延续着，早读课要读“毛选”、背诵“老三篇”。我们似懂非懂地读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的好几篇文章，好像“老三篇”还没完全背熟的时候，氛围就变了，早读渐渐地改成朗读语文课文了。但学校还继续开展支援农村生产建设活动，夏秋农忙时节我们帮农民收割，冬天帮农民平整土地。老师们还爱听样板戏，全校大会上，燕如庆校长总爱叫起那个不怯场的女孩唱一段《红灯记》里的“我家的表叔……”，其实我们不爱听，心想我们同学中有多少唱的比她还好呢！她们只不过害羞而已。

记得当时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体育。美术和音乐不记得了，英语大家连听都没听说过。那时高考刚刚恢复，但我们还很幼稚，并不太清楚这与自己有多大关系，和上小学时一样，在学习上一切顺其自然。那时学校还没有用上电，不用上晚自习；作业并不多，基本上在放学前完成。放学后我们都是自由的，好多孩子们还要帮家里干活。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并不高，他们深信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好好上学就回来种地”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他们的真心话。正因为他们期望低，所以我们的每一点进步都使他们感到意外和惊喜。可以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们都在一个自由轻松的氛围中走过来，没有人因为家庭作业太多而熬过夜，没有人因为上学而造成近视眼，但实际上我们这一批学生通过上学走向社会的比例并不比后来的本乡子弟低。再看现在父母，望子成龙心切，认为上不了大学就没有任何前途是他们的基本理念，而最终收获的常常是失望。孩子们度过的是一个压力如山、没有自由、没有快乐的童年。孰是孰非，值得我们深思。

初中高中一起办，师资肯定不足；正式教师不够，又雇了不少民办教师。后来兴办的赵家畔中学、碎金驿中学和苏岩、柏树沟初一教学点更是以民办教师为主。给我们上过课的民办教师中，高庆利老师讲数学，让你感觉清楚明白，刘志老师讲地理，让你能喜欢上这门课，有少数民办教师上课水平真的不敢恭维。公办教师中的强生植老师朴实无华，数学教得好；薛雄堂老师旱烟锅子不离手，操一口吴堡味的普通话，他的语文课深受学生们的喜欢；高秀珍老师是个多面手，数理化都能教，当时教我们化学；刘彩霞老师、李明老师分别代过化学和物理。他们都是好老师，教的好，又认真，极大地调动了我们的学习兴趣。给高中生上课的教师我们不熟，但其中苏世华很有名气。他数理化史地样样精通，讲课生动活泼，给历届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我上学时没有听过他的课，但后来我来中学教书有幸与苏老师共事，有机会在学习上随时去请教。他平易近人，常给我以鼓励。可惜苏老师英年早逝，学生们无不感到惋惜。

到了初二，苏岩、柏树沟的两个初一班也并入上盐湾中学，学校根据成绩把学生分为快慢班。我自己升入快班到没什么，但是分在慢班的学生心理变化就大了。不少同学因为分到慢班，觉得升学无望，退学回家了。分快慢班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它违背有教无类的传统，专门创造出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很容易诱发学生的自卑心理，但是很多学校为了升学率，哪管什么教育规律。后来教育系统禁止这种做法，但实际上，有些学校直到现在还在变相地采用这种手法，这是基础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顽疾。

我们在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全国恢复高考已经两年，党街则村的姜凤良考上大学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榜样。高中班毕业的学生有不少准备补习再考，大家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上高中考大学。实际上，从上一届和我们这一届学生开始，才算真正赶上了全国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学校对学习抓得紧了，努力学习的氛围日渐浓厚，整体上我们的学习没有被耽误。这两届学生中的一大批学生考上了镇川高中，有不少还考进区、县高中，后来又有不少同学考上了中专、大学。我们这批年轻人能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踏上教育发展的脚步，得益于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的几代上盐湾干部群众和老师们的不懈努力。

三

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本乡教书，第二年就调到我曾上学的母校上盐湾中学。从中学毕业后的六七年里，学校教师流动很大，几乎换了一茬，大都是新面孔。不过还有几位熟悉的老师在学校，如马芝义、苏世华、张旺金等老师，他们与新来校工作的校长赵联章、教务长郭治山、财务主管谢志明、后勤主管赵玉飞等，是中学里的老教师群体。比我们稍年长的老师有高秀珍、任海智、侯贵胜、林兴虎等。这群中老年教师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大都50岁上下，教学与管理经验丰富；家属大都在本乡农村，农村是他们的根；他们具有农村人所特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表现出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性格特征。虽然那时工资不足百元，但是他们很满足，很超脱。起初我们称几位年长的几位老师为马老、苏老、张老……，后来干脆改为马仙、苏仙、张仙……他们以校为家，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时时感染着我们年轻人。和我同龄或大我几岁的年轻人有十二三个。

上盐湾中学创办以来，大学生来这里教书的有过一两个，但不几年也就调走了，记得当时我们这老中青三代教师绝大多数都是榆林师范毕业，这种状况整体上反映了当时陕北基础教育师资不足的状况，但这丝毫没影响那时上盐湾中学的教学质量，办学事业一直红红火火，全乡少年能够就近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当时中学里有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大家团结凝聚，心情舒畅。也许是大都是农民家庭出身的缘故，物质生活追求不高，也不攀比，面对渴求知识的本乡子弟，大家都具有极大的爱心和耐性。那时老师们都住校，宿舍就是办公室，从早到晚都和学生在一起，学生随时都可以获得指导。在大中专教育资源还很稀缺的年代，虽然大家都是中专学历，但是基础知识都比较好，再学习能力也强，在扎实的榆林师范教学方法培养和教学实践锻炼的基础上，大家积极向上，相互促进，不断学习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初中基本教学任务。

当时中学有三个年级六个班，每班五六十人。根据工作需要我带过数学、语文、物理、生物等课程，当过两年的班主任，每天批改作业和备课，常常要工作到很晚。打打扑克，看看电视，玩玩克朗球，听听林兴虎、赵一斌的二胡板胡演奏就是我们最好的娱乐活动了。我一直在学校工作，虽然现在以管理工作为主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离开讲台，中学教书的经历锻炼了我，培养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回想在上盐湾中学的教学工作，有得也有失。得的是自己曾经认真准备每节课，力争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能够严格管理和要求学生，耐心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为中学教育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失的是当时自己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还处于一个适应和探索的阶段，存在不少不足和失当的地方。

　　这里试举一例。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乖孩子，但初一那年却老挨班主任批评。我至今不知道谁常诬告我，班主任整治我既不解释，也不核实，只是严厉地喊我站墙角，甚至带到其他班罚站，一站就是一节课，心里觉得很冤枉。我真没调皮捣蛋影响别人，所以心里从来没有服过；但我胆小不敢申辩，只好默默忍受。渐渐地我也皮了，你让我站我就站，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想来，我那时抗压能力真强，没有因此而沉沦，真的很幸运。后来我到上盐湾中学当老师，本应当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认真研究罚站这个教育方式的利弊得失，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并在教学工作中科学恰当地应用。但实际上我没有这样做，对长时间罚站是体罚学生的性质认识不足，对这种方法产生的不良后果麻痹对待。所以，在自己当班主任的那两年，也几次不假思索地应用过长时罚站的方法。虽然我至少能做到不冤枉学生，但是这毕竟是错的。再没有碰到过那几个受罚的所谓“调皮学生”，但现在能想来我那样的教育方式对他们是有伤害的，是适得其反的。

现在认识高了一层。罚站是对学生的一种很严厉的整治手段，可对学生心理产生较大压力，偶尔短时间使用是可行的，但是经常或长时间使用是不可取的。如果不与讲道理摆事实相结合，效果不大；如果单纯地采用长时间罚站，就变成对学生的体罚了；如果不事先核实情况冤枉了学生，那将适得其反，没有任何教育效果。每当想起在中学受冤枉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想起自己不当地体罚过的那几个学生，常常感到歉疚。希望现在的年轻教师们，一定要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要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科学、适当地使用这一教育手段；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从如何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考虑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图一时之快。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都到城里生活了；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些孩子们的户口都在乡下老家，但是从小上学和生活却在城里，父辈们对乡土记忆，在他们这里是淡漠的。从一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们的收获不是多了，而是缺了，而且是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今，上盐湾中学老师们的学历肯定比我们那时高，教学水平没有问题，但学校生源不足成了一个大问题。即使如此，上盐湾中学也必将继续坚守在这里，并会越办越好，将继续为上盐湾的下一代插上理想的翅膀！

希军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