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命里有您(同学篇3)

曾敖林

大家庭纪实小小说《过去的日子》第十三集

1月3日天气阴有小雨温度1C至7C

国家恢复高考那年，一次我正在家复习数学功课。章一鸣他来到我家拟约我出去玩，我则请教他三角函数勾股定律计算公式的解法。他也解释了一遍，我按他讲的方法试做了结果是错的，一鸣说:“别烦了！像你这样的(文化)基础还想考大学。"说完就走了，从此他就再也未踏进我的家门。刚开始我没觉什么，只知一鸣有日子没有来过。不知最近他究竟在忙什么就抽空到他家里，可他冷冰冰不太搭理我，也不愿意与我交谈。后来我隔段时间又去看他，一鸣还是没有改变他爱理不理的做法。我不知道是那里得罪于他，只是感觉到自己热脸孔碰上冷屁股，渐渐地我就不再继续上他家里去找他。

不过21年后我还是去过一次一鸣他家，邀请他来参加同学聚会。他人是来了可是看不到从前他那股火热亲情劲，也就是那种过了就过了陌生人的感觉。现在18年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找过我，尽管我会经常地牵挂他，并间隔性地去打听他的近况。还有好几次特意去找他，可就是到了他现在居住的兴华小区，最后还是走了回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这是为了什么？至今我还是不明白，我自己究竟错在那里？就这样地僵着，也许到死也是这样？

在我年轻时代我碰上了，唯一的一次不需要高中毕业证的高考，对我来说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于是我就积极地复习准备去高考，也得到许多老师的帮助辅导。可领导说，“文件只是规定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没有说可以带工资去读大学。就是有规定了我们集体所有制，又是小集体也没有这个条件和更没有先例。″我也想过放弃工作想去试试看，但毕竟我还有一个不足二周岁的千斤。也鉴于自己的文化基础，对高考没有十分的把握，就听从了领导的衷告没有参加高考，但我心里很弊屈不甘心就心作罢。

恢复高考在当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今后，知识又要吃香了非常明确。我技术好又肯吃苦工资却很低，凭本事挣饭吃的意愿，对我来讲是由来已久很强烈。但那个时代就是做不到，就想求张文凭用政策硬规定来增加工资。随着我对高考政策的进一步地了解，发现高考对已经在城里参加工作的我们不适用:诚然高考是解决了年轻人今后能吃饭，与吃好饭的就业问题；但如被录取在大学就读期间，我一家三口吃什么成了问题。由于读大学不能带工资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选择放弃去拼博高考。

当时我的工作岗位是修理工，干活很累又脏还要动脑筋；虽然干活我非常卖力，还主动地承担了自动化技术革新的任务，并自始自终地出色完成。我在厂里干了10周年(1969年6月至1979年8月)，应该可以算是厂里领头技术最拔尖的技术骨干了，然而我所挣钱养家的工资太低仅二级工，与农村回城工作刚进厂的人工资一样多，这与我所承担的工作强度职责和本人技术贡献极不相符，迫切需要用名正言顺的“技术职位″来替代，“要牛耕田又不让牛吃饱"的反常规现状。我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学历，因为政策规定“大学毕业"就能拿到比五级工月工资还略高的56元(五级工是54元)，但能使我进入大学求学的门槛除高考外在那里？我拼命四处寻找。

函授大专班的出现，好像是为我这种低工资，又无学历的在职职工量身定制的政策。不过函授大专班刚出现时，在当时没有实行公开招生，处于内部严格控制的状态。且社会上与我情况差不多的有志年轻人很多，出现了既拼命争取名额，与名额挣到手又不得不放弃的现象。当时我得知此信息后，也参于了争名额的行列，并幸运地将名额争到手。

我就就听从了朋友的建议，读起了华中工学院举办的函授理科(机械制图及自动化设计)大专班。但读起理科相当费劲特别是数学与物理。好在前几年(1975年至1976年)我临时借调溪口中学校办工厂时，我利用工作之余去听过高中课程的课，并于学校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也许是老天爷要帮助于我，正好此刻(1979年)我工作单位要我到市实验厂去革新磨刀机。我就有了无人管我上班与不上班的充足时间。我无心去搞技术革新，则一心趴在提高自身文化基础上。

只要一遇上我自己弄不清楚的数学与物理等知识，便偷偷地跑到溪口中学去求教高中数学老师卢永礼、邹樟先老师，物理王正佑老师，化学张日东老师，语文贺永达老师等老师；另一方面校办工厂也需要我，去帮助解决一些实际疑难问题。我便趁机提出要求:我不要学校的工资仅报销车旅费也不要补贴，只需让我能到教室去听老师上课和请老师单独辅导我。学校党总书记兼校长卫金瑛认为，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就大力支持我并指令这些老师，只要无课就可免费辅导于我。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这些老师给了我很大帮助使我终身都受益。他们使我解决了读书无处可问，假如我全部靠自学，既费时间且容易走弯路。我的文化基础提升速度飞快，我仅用二年不到的时间，就读完別人需要三年学制才能读完的高中课程，恐怕学生未必能取得和我差不多的考试成绩。可惜我没有得到高中毕业证书，华中工学院就不发大专毕业证书与我，仅发给十几张单科结业证。本来我想求援于溪口中学颁发一证，可卫校长说，“参加考试可以，发高中毕业证违反原则不行。“也不敢给我颁发高中毕业证书，仅在了一张便笺上注明，我某年度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及考试成绩，并加上学校印鉴证明而已。

当年(1979年5月)在衢县报名参加华中工学院理科函授《机械制图与自动化设计》大专班，人数是不少有50名。经初步文化基础测试留下来的约有十五六名；一个月后只剩五、六名仍在继续学习；可到了一个学期后在衢州市(刚改为县市)就仅剩下我这个“独卵"了。我也问他们为什么不坚持，可他们说:“理科太难了，我们文化基础差，寄来的学习资料我们根本看不懂，不如改读文科，没有像数学这样复杂，物理那样的难理解。"我也和他们一样是冲着学历在挣扎。可文科与我的工作岗位不对口用不上，要不要继续出坚持学习思想斗争很激烈，年长的朋友告诫我说“要想改变命运必须首先学会吃苦"。

在浙江省当时的九个地区范围内，大约有不足100名的同学，在考场上多次见面脸有点熟。实际参加毕业考试的全省只有73名，参加毕业考试的学员各门成绩全部合格(自估考不取的可来年再考)。估计拿到大专毕业证书的不足50位，拿到结业证书的20余位，原因是没有高中中毕业证。毕(结)业后只是在资料上，或报刊上见过同学的名字或照片，是有几位(宁波有位姓秦的当过副市长，名字忘了)当上大领导但没有再会过面。

唯一有位人在考场以外的地方见过面，还在一起生活了10天，后来却成为不得了的人物。据悉他在2015年时有意向召集当年老同学聚会，同学还未联系上几个自己就生重病去了美国治疗，2018年7月初他竟逝世了，享年66周岁差二个月，他与我同龄但月份比我小八个月。

文字:曾敖林

图片:曾敖林，部分同学

时间:2019年1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