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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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宛柳

（刊于1992年1 月号《女友》杂志 后收入《回首黄土地》一书）

那年我十六岁，本该像一个电影的名字一样，是“十六岁的花季”。可遗憾的是那个年代的我们，生命中的花苞还没来得及开放，就被一场文化扫荡的飓风扫落了。我们被赶出校门，又非常茫然地被抛到遥远又陌生的黄土高原上。于是，我们在没有花的岁月中开始认识荆棘与砺石，学习用稚嫩的脚，踩在上面走最初的路了。

其实现在想来，我并没有多少资格奢谈上山下乡，比起我的同龄人，我记忆中的插队生活很单薄。我在黄土高原上总共住了不到十个月就参军走了。而那仅有的十个月中，我也没有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间跑回北京达三次之多。不知道那个年龄的我怎么会如此能折腾，尽管我从小就过集体生活，经历了长期严格的纪律约束训练，但下乡后，骨子里的散漫还是充分释放了出来。

多少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浑厚的黄土高原已经如雕刻般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虽然几个月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仅仅是一瞬，可这样的一瞬实在是太珍贵了。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很多回我在梦里又见到过黄土塬上崎岖的小路、被烟熏黑了的古老窑洞、崖畔上碧绿茂密的酸枣棵，听到拦羊老汉傍晚嘹亮悠远的吆喝、婆姨女子们爽朗大笑……多少次我出差坐在火车上沿陇海线西去，从黄土高原一闪而过时拼命伸直了脖子望向窗外的远方，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但那心情就像路过家门不能进一样，闪过去后，便是好一阵黯然。

这种情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沉积下来的。当时身在黄土坡上，可没有过这份依恋，心中只有一个没完没了冒出来的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我们干嘛到这儿来？

那年，脑子一热就如火如荼插到了延安，很明确，全然是奔着“革命圣地”的光辉名字去的，别的一律都不想，其它的东西，在我十六岁的人生中，做梦也虚构不出来。

也正因为此，那如火的热情就冷却得快。从北京到我们落户的小山村罗家湾几千里地，火车、卡车反复倒腾后，又跟着驮行李的小毛驴步行了二十五里山路。整整四天三夜的旅程，我们以为是到了天边。半个冬天的干旱，一路上的黄尘，太阳西落终于到村时，我们就像一群刚从地窝里扒出来的土拨鼠。而等待我们的，是紧靠村边边的崖畔底下，一孔漆黑、寒冷的老窑洞，只有窗棱的纸是新贴上去的。乡亲们里三层外三层来看热闹，房东大娘端来一盆热气蒸腾的荞麦面条。我们却哭都不会了，只是傻傻地坐在炕沿上，找不到感觉。队长，一个黑瘦精明的小个子农民，头上包着近乎墨黑的白羊肚毛巾，举着塞满了莫合烟怪味的大烟袋蹲在一条长凳子上，很及时地给我们介绍情况，这是我插队生活印象最深的一个人物。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是，这里每个工二分钱。我们那会儿并不懂一个工二分钱的概念是什么。那晚上，我们不会烧炕，七个人对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蜷在冰冷的窑里从天黑哭到天明。记得第二天一早，听到房东大娘在院子里对人说：“北京娃哭了一黑夜，想家哩，怪恓惶的。”

突然进入一种反差强烈的生活，恐怕都是从出洋相开始，尤其是对于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我们更是如此。那天早上，我们红肿着眼睛想起应该打开行装，洗一洗四天三夜路程积累的灰土。我们不懂得大柴锅装满了水永远烧不开，大家轮番拼命地往灶洞里塞半潮的茅草。烟熏火燎，水硬是没有动静。很长时间之后，炕上刚铺好的厚厚的被褥开始冒烟，并且冒烟的中心部位正是我的两床新褥子。将近一百年的石板炕经不起如此大火，褥子烧出了直径两尺的大洞。我们全体都手足无措。早已围在窑门外看热闹的婆姨娃娃们一哄而进，七手八脚抢救火灾。她们兴奋地大声说笑，一边麻利地揪去褥子上被烧焦的棉花，一边惊叹：“咋厚的铺盖哩，比旧社会地主还阔哩！”我记不清我当时是笑了还是哭了，反正那算是黄土高原第一课。

不久，开始落雪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下就是多少日子。黄土高原的雪仿佛同北京的不一样，特别厚，特别白，大约是人烟稀少，没有车马，塬上、沟里、地垅都是望不尽的白色。老乡们脸上绽出不常有的笑容，冬闲不出门的妇女也都抱着娃娃东家走西家串，逢人便说：“好雪哩。”无处可去的我们，终日望着窑对面坡坡上厚厚的白雪，和村前小路上偶然被踩出的一溜清晰的脚印，心里透着和雪一样的清冷。清冷中就格外想家，想北京，想在五七干校的妈妈，想“老莫”的西餐，想什刹海的冰场，想北京的朋友们堆的雪人。离春节越近，就越是心里发慌。终于有一天，大家几乎同时提出：回北京过年！

要说真正领教陕北的雪，那该是那趟回北京。没了雪，便没有我们那个旅途的内容。当时做出回家过年的决定，就和我们到陕北插队一样，完全不需要过程，全凭自然。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自然”行为在全公社的插队知青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跑到队长窑里去请假，黑瘦的队长拧着个眉，头摇得钟摆似的：“咋，才来么，就回？还没受苦哩么。”我们真诚地解释就是回去过个年，开春一准回来。队长麻搭着毫无表情的眼睛分明是说：我肯定你们不会回来了。队里不给我们开证明信，一顿饭的工夫，村里大人娃娃都用看逃兵的眼神，斜斜地盯着我们。我们弄不清犯了什么错，也不想弄清，看就看，反正我们走定了。

那时候如果知道回北京的路程并不像来时那么简单，我们决不会去履行这个计划。可惜那个时代十六岁的思维都是直线式的。我们在一个下着铺天盖地大雪的凌晨，猫一样悄悄离开了沉睡着的小山村。棉絮般的雪片静静地落在我们兴奋得滚烫的脸上，脚下是凹凸不平铺了厚雪的小路，几乎走几步就得滑一跤。想不到的是，还没走出一里路，就发现竟然有人追上来，黑暗中一眼认出那是队长和另一个后生。队长边跑边喊：“噢——你们回来，走不成！”我们吓得撒开腿跑，心情紧张得就像越狱的逃犯，跟头一个接一个地摔，每人都像穿了迷彩服。二十五里铺雪的山路竟是跑下来的，以前在北京的校园生活何曾有过这种锻炼。跑到了公社的大路上，衬衣统统汗湿透了。那会儿我才发现，我的右脚鞋底上有一个五分钱硬币大小的洞，洞里塞满了冻成冰球的泥雪，脚已经麻木得不是我自己的了。

天大亮时，我们被队长堵在了甘谷驿公社的路口。他竟将公社的几个干部也搬了出来，几番花言巧语，软硬兼施。铁了心的我们好懒话都听不进去。队长眼里急得有泪光闪烁，也打动不了我们回北京的决心。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队长死活不放我们回家，确实有苦难言：刚刚分下来的知青学生你就放走了，这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责谁承担得起！队长说不服我们，就进一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告诉公社不给我们开证明信，通知一天一趟上延安的长途公共汽车不准我们上。可他征服不了我们的固执。我们站在路边一齐哭，就是不跟他走。过路的围观者闹得队长好不尴尬。看看天色已晚，反正长途车没有了，料定我们非憋在这儿不可，便偃旗息鼓，闷闷地打道回府了。

我们疲惫地拎着各自的提包走上了通往延安城的盘山公路。雪依然下得很猛，天冷，肚子饿，路滑，腿沉得抬不起来。走出十几公里，天全黑下来。浑沌雪夜的公路上除了宽宽的车辙，就是我们几个留下的脚印，远远的地方还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叫。那会儿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北京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而且越是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就越是非回去不可了。半夜里实在是饥寒交迫，走不动了，到了离延安城还有三十多公里的姚店，我们壮着胆子去敲路边上的窑门。好一阵，里面才问话。听说我们是北京学生，一个老大娘开了门，把我们领到隔壁一孔空窑里，便走了。我们就穿着大衣，在那个冰冷的土炕上相互依偎着迷糊过去。天不亮，又赶紧爬起来走，生怕队长又布置新的围追堵截方案。

第二天仍然下雪，三十多公里山路走得筋疲力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快到延安城时，看到路边的一个小加油站，想进去烤烤火，可屋里一男一女对我们满脸不屑，我们便不敢莽撞。隔着玻璃窗，看到这对男女正围着烧得通红的火炉吃早饭，炉子上的小米粥、玉米面馍和咸菜的香气从门缝里直扑出来。我拼命吞咽口水，就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珍馐佳肴，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强烈的饥饿感。有谁提议进去要一点，可没人能厚得起脸皮。终于还是饿着肚子进了延安城。

那时候的延安城一片凄凉，又是下雪的早晨，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唯一的一条街面上几家小饭铺都冷冷地上着板。我们饿得满街搜寻，假如当时地上能捡到个冷馒头肯定是毫不犹豫地吃了。直到中午，才遇到街上有挑担子卖烧鸡块的，我们欣喜地如一群饿狼扑上去，每人买了好大一堆鸡腿鸡脖子，一路走一路大口地啃，全不顾得女孩子家的形象。鸡块是冰凉的，也没多少肉，但我们就着雪嚼得极香。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烧鸡块。

我们快乐地啃着鸡块到长途公共汽车售票处买票，哪知形势又估计乐观了。本以为到了延安便是突破了封锁线，下面的路再远也是解放区，可事实并非如此。售票处的女售票员一听口音，就知道我们是北京知青，开口便要生产队和公社的证明信，否则不卖票。我们目瞪口呆，这才体会到队长不给开证明信这一手着实厉害。我们之中又有人急得开始抹眼泪了。排在买票队伍里的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同情我们，悄悄说：“明天一早到城南关外去拦运输卡车，每天都有好多的，可别起晚了。”

我们随便找了个破旅馆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不到五点，我们就摸黑跌跌撞撞赶到南关外的公路上等着。雪还是没有停歇的意思，风狂扑向迎面开过来的车。车灯近了，我们七个就拉上手横起一排堵在路中间，以为这办法最灵。谁知停了车的司机火冒三丈，跳下来就破口大骂：“我日你奶奶，不想活了！没看见下雪吗？我这轮子上没装防滑链！”我们谁懂防滑链，赶紧围上去承认错误，叔叔长叔叔短，甜甜地叫。那司机好个铁面无私：“上面有规定，北京知青往南走的一律不带！”说完跳上车砰地关上门开车走了。我们凄凉地坐在雪地上，不明白为什么回趟家这样难。可事到如今，别无他路，只能横下一条心不拦到车誓不罢休了。也许是我们的决心感动了上帝，终于有一位好心的司机同意带我们，但说好只能带到富县。富县就富县，走出一点是一点。我们手忙脚乱爬上车大厢，坐在货物堆里，车就在漫天大雪中前行了。车厢没有篷，风硬得如刀子般扎进衣缝，雪片也像坚实的小石粒一把把砸到脸上，脸上的肌肉很快凝固成冰坨，脚也冻得钻心的疼。娇气一点的又开始哭，眼泪和雪一起冻结在脸上，几天没洗的脸晶莹闪烁五彩缤纷。我没哭，但我清楚最惨的是我的脚，一百多公里雪路我是穿着带洞的“凉鞋”走过来的。后来大家想出了个主意，脱了鞋，面对面把脚伸进对方的怀里。这办法还算灵，好歹挨过了二百里路程。到了富县，司机就毫无商量地把我们甩在了陌生的雪地里。我们都冻僵了，若不是路边上一位好心的妇女让我们快进她家，坐进她炕上的被窝取暖，说不定今天我们就没有脚了。

下面的路还很远，再也不抱幻想可以一路顺风。我们都做了吃大苦的准备，只要能往前走，怎么样都干。又走了两天，换了五次卡车，才终于到达了有铁路的铜川。上了火车，才算真正突出重围了。记得我好不容易站在北京自己的家门口，敲开门时，母亲吃惊的眼光无异于面对一个陌生的小乞丐。

在北京过了两个月悠闲的日子。北京没有陕北的大雪，下了雪也很快就化掉了。北京也已没有在陕北的窑洞里思念的那么有意思。父母们挨斗的挨斗，进干校的进干校，朋友和兄弟姊妹们能走的都走了，天各一方。北京没有大雪，北京却更寒冷。春节后，我们便遵照许下的诺言，筹备了大量食品，重整旗鼓，再回黄土高原去。

正是阳春三月土地开始耕种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山沟沟里的罗家湾。黄土坡上的厚雪已经化尽，化作了桃花红、柳枝绿，化作了崖畔上鲜嫩的小草。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吃惊不小，他们没有想到这群北京娃还真是回来了。

回到村里，我们才听说，这趟回北京过年成了惊动全公社的一大事件，几百名知青中仅有我们七个女孩子胆敢无视下乡的各项规定，明目张胆地逃离延安。因此，公社郑重地通报给予警告处分，并要队里对我们严格进行教育。

黑瘦矮小的队长举着那根盛满莫合烟叶的大烟袋，脸上没多大表情地说：“教育个啥呢，回来了么，回来了就好么。”

为着队长的宽宏大量，为着没能和村里乡亲们一起度过冬天，为着那个处分，我们下决心不再三心二意，在春耕大忙中用实际行动挽回影响，让山沟沟里的人看看北京娃啥样成色。

春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黄土坡，黄土坡上再没有雪。不过正因为冬天的雪，坡上万物才在生机勃勃地苏醒，也正因为有了冬天里雪的经历，黄土高原的春天才对我们有了吸引力。回村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挣了个全公社通报表扬，从最落后的知青组飞跃而成为先进典型。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春荒饥饿关头，我们把回京后剩余的分配口粮加上从北京带回来的大米、挂面一股脑交给了队里。我们认为理所应该，却料不到乡亲们把这看作了雪中送炭的英雄行为。原因之二，是我们在同男人们一起出工劳动中，换来了满手满脚和双肩的血泡，这使得村里的大娘大婶们都心疼得差点掉泪。其实，自己身上的血泡总会愈和，愈和了，就再没有印象。而在我心里留下痕迹的，是我在掏地时，用老镢刨了队长的手，致使队长三天没能出工，三天的工分全扣光。乡亲们在拿不满的眼光谴责我时，队长却仍用那缠了纱布的手，举着莫合烟袋，难得地笑了一下说：“没啥，受苦人么，好活。”到公社为我们请功，就是在这之后队长亲自去的，听说他还特别提到我年龄最轻表现最好。那时，已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我，竟受了非同小可的震动。不是为了那个通报表扬，是突然真心地感到了一种不曾有过的惭愧。以至很多年后。想起来，那愧疚仍排遣不掉。

那以后，我们开始习惯了把自己的生存同山沟沟里人们的命运放在一起。

记得一个暖洋洋的中午，我们和队里的婆姨女子们在阳坡地上给苞谷锄草。歇下时，一群婆姨围住我们笑问：“女大当嫁，你们该在咱这搭寻下个男人啦。”我们先是没弄懂，再看一双双眼里的笑意，便悟出来了，于是我们几个嘻嘻哈哈笑作一团。婆姨女子们也跟着一起笑，阳坡上一片灿烂笑声。后来长大了，我常回忆起那阳坡地上的笑声，觉得格外温馨。但也知道，我们没有在那里寻下男人的机会。

第二年落雪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兵了。虽然仍有时会散漫，但却是一入伍就吃得苦的好兵。

如今，走在北京街头，看到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穿着轻柔漂亮的时装，夹着花花绿绿的书本，鲜嫩娇羞地飘然而过，我有时会问自己：比起她们，十六岁的我是失去了呢，还是得到了？没有答案。不过在我站在西藏冰封的哨所，走过北疆边防的雪原，都会有一种坚实的自信，我感受得到那雪的温暖。

写于1991年冬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