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史海钩沉——刘椽与山东大学内迁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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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椽（1903-1971），山东诸城人，20世纪前期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清华大学毕业，公费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29年回国，后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总务长，山东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总务长。1955年奉命筹建郑州大学，后被戴上了“内部右派”的帽子，撤销校长助理兼化学系主任等职务，于1971年5月20日含冤去世。卢嘉锡先生曾作文《忆恩师刘椽教授》。

我第一次听说刘椽先生的名字，是在80年代。当时，我受命编撰《山东科技史·化学卷》。邓从豪先生告诉我，刘椽先生是他当年在厦门大学学习时的老师，化学系主任。1948年邓先生来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就是应当时任山东大学化学系主任的刘椽先生之邀而来的。我问邓先生现在刘先生的情况，邓先生说，刘椽先生后来调河南，已经去世了。当时，编撰科技史是依照省科技局的提纲，只要求写某人有某科技成就，不写教育，不涉及个人履历。我也就没有打破沙锅问到底，再去问他为什么在山东大学好好的却调往没有任何像样子大学的河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资料可查。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

编撰科技史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交差了也就过去了。要紧的是科研和教学，特别是90年代以后，领导要论文、要项目，一天紧似一天，一年紧似一年。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四分之一世纪也很快过去了。如今，我老了，解放了，自由了，乱翻书，看到了一本《山东大学校史》，记载着山东大学差一点搬到河南去的历史，而刘椽先生竟是这个过程的牺牲品。

据《山东大学校史》：“1954年高教部拟改变现有高等学校的布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某些高等学校内迁和增加新的专业，其中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山东大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18页）当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河南郑州。后来教育部经过审慎研究，决定把山东大学迁往郑州改为由山大派人去郑州筹建一所新的大学，并给以师资支援。在决定把学校迁往郑州时，学校即派总务长刘椽、总务处主任秘书董树德、总务科长于健、基建办公室技术员刘岩等26人前往郑州筹建。经过两年的努力，在1956年夏完成了主要建筑，秋季招生上课。学校从文、理各系选调一部分教师支援，这就是今天的郑州大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01页）

《山东大学大事记》在时间上叙述得更详细一点：

“1955年8月11日 中央教育部下达有关我校迁往河南省郑州市建立新校等等各项问题的通知。“

“14日 刘椽、董树德赴郑州，分别任河南大学建校办事处正、副主任。”

“1956年月3日 根据高教部会议精神，我校不迁河南，郑州河南大学校舍仍由我校负责建筑，以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建成河南大学。”

“4月13日 郑州大学筹委会在我校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该校筹委会地址、图书仪器采购、预算、基建等问题（按：高教部4月3日来电，通知河南大学改为郑州大学，由龚依群等组成筹委会，我校参加筹委会的有吴富恒、刘椽、董树德）。”

“5月27日 接高教部5月16日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山东大学不迁往河南，仍暂留青岛…。”（《山东大学大事记》，山东大学出版社，102-106页）

8月11日下达通知，仅过三天，14日，年过半百的刘椽先生就奔赴郑州。真是如卢嘉锡先生所言，“刘老师…二话没说，丢下妻小老母，搁下手头的科研项目，以筹建处主任身份奔赴郑州。从动员农民卖地搬迁，到设计校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1956年8月，郑州大学数、理、化三系面向全国招生。刘椽先生看到了他努力奋斗的成果。然而正如卢嘉锡先生所说“欢庆郑大诞生的锣鼓尚余音缭绕，一场灾难悄悄地向刘老师袭来。由于一条有关高校院系调整的整改意见，老师被戴上了“内部右派”的帽子，校长助理兼化学系主任职务统统被撤销……”。郑州大学就是以这种方式，报答了它的恩人，一个在建立学校中立下丰功伟绩而个人作出巨大牺牲的元勋。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这次折腾之中，山东大学逃过了搬迁河南的厄运，然而，刘椽先生却永远牺牲在了河南的土地上。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刘椽先生挑起了厦门大学化学系西迁长汀的重任，西迁的化学教授仅他一人。他把庙宇作为教室、牢房变成化学实验室，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培育出蔡启瑞、陈国珍、邓从豪等等著名化学家。在战争中，山东大学西迁后停办，校舍成了日军军营，以后又被美军占领。战后，刘椽又和刘遵宪等先生一起，恢复建设了山东大学化学系。作为山东大学的秘书长（总务长）他参与了领导山东大学的新的复兴。接着，他又参与创建了郑州大学。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人们应当记住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为三所大学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个名字——刘椽，他是中国科学和教育大厦上的一根光灿的梁椽。

附：卢嘉锡先生文:《忆恩师刘椽教授》

忆恩师刘椽教授



卢嘉锡 

今年是我大学时代的有机化学老师刘椽教授含冤辞世25周年。若不是那至今令人不寒而栗的十年动乱，凭老师豁达的性格和良好的体质，今天他可能依然健在。 

我是1928年秋考进厦门大学预科理工组的。1930年秋季，升入理科本科时，选定主系数学辅系化学。那时候，教普通化学的教授是张资珙，他留学美国，刚取得博士学位便来校担任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他对我的学习成绩相当满意，因此在一年级上学期结束时便说服我改成化学主系、数学辅系。1931年秋季，张资珙教授应聘他就，离开了厦大；又迎来了刘椽老师，主要担任有机化学方面的课程。他讲课用英语，思路敏捷，逻辑严谨，经常在讲课后半段安排课堂讨论，来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刘椽老师动手能力较强，经常下了讲台，就走上实验台，为学生准备实验材料，亲自吹制各种所需的玻璃管。他批改作业也付出双倍劳动，不仅在化学专业知识方面，连英文的语法和表达也十分细心地批改。 

1934年到1937年，我毕业后就留在母校化学系担任助教。这时，刘椽老师已担任系主任。之后，我先后去英国、美国留学和工作，但师生间书信往来基本上保持。从刘老师的来信中得知，他先后还担任了厦大理学院院长和总务长。抗战爆发后，厦门经常遭到日本侵略军轰炸，刘老师配合萨本栋校长，在千难万险中将大学硬是从闽南的鹭岛迁至闽西的长汀。长汀又小又穷，在刘老师的带领和安排下，选建起战时的校舍，把监狱改成实验室，祠堂改成教工宿舍。刘老师一家七口，从此过上一日三餐红米饭、南瓜汤的清苦日子。但是物资匮乏，丝毫未削弱员工学生们的信心。在艰苦岁月中，化学系更发展了，又一批人才从厦门大学脱颖而出。 

1946年，我和刘老师在上海久别重逢。老师凑近我轻声说：“嘉锡，我有一喜一忧，喜的是你的学术成就超过了我，学生超过老师，不亦乐乎！忧的是时局啊！……”他又说：“抗战前，美国卖废铜烂铁给日本造枪炮打我们中国。现在，国民党为谋一党之私，不顾抗战八年创伤未愈，竟在美国帮助下穷兵黩武，指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一针见血的时局评论震撼了我的心灵。在与刘老师谈话后不久，我被选为厦大学友会理事长和护校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我心灵深处，一种自信的情绪正在萌生、壮大，那就是保护好厦大，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刘老师回到八年离乱后的老家在山东大学化学系任教。这期间，老师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日益不满，深恶痛绝。在彷徨之际，老师通过一位亲戚介绍，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他渴望了解解放区，认识共产党。1948年，梦想成真，刘老师置一切危险于不顾，秘密走访了解放区。1951年，我赴青岛山东大学讲学，再度见到刘老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刘老师此时容光焕发，谈起国家大事滔滔不绝，尤其谈到新旧社会对比之处，刘老师更是感慨良多，不吐不快。这次重逢，我得知我的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这使我无比欣慰。 

1955年，刘老师奉高教部之命调往郑州筹建郑州大学。他二话没说，丢下妻小老母，搁下手头的科研项目，以筹建处主任身份奔赴郑州。从动员农民卖地搬迁，到设计校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一去就是两年。 

欢庆郑大诞生的锣鼓尚余音缭绕，一场灾难悄悄地向刘老师袭来。由于一条有关高校院系调整的整改意见，老师被戴上了“内部右派”的帽子，校长助理兼化学系主任职务统统被撤销……刘老师病了，高血压、心脏病乘虚而入。在那些年月里，刘老师并没有沉沦绝望，他主动申请为青年教师开设化学英语和化学德语课。 

“文革”动乱中，老师又一次被关进牛棚，他的糖尿病病情恶化，晕倒在棉田里，躯体和精神的长时间折磨最终使我的恩师——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正直磊落的爱国科学家，一病不起，于1971年5月20日含冤去世。 

刘椽老师一生甘为人梯，含辛茹苦地培养人才。他的学生今天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国家重任，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卓越的贡献。 

恩师刘椽，功在千秋，精神永存。 

注：本文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