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新成为江西第一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县始末（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老陈

　　戊戌岁末寒冬，我与原甘坊公社上海知青、原上广电知名媒体人士，记者、作家郑健先生回了一次奉新，并到老愚公水电站坝头，故地重游。几天后他在一篇随笔中提到我把整个青春交给了老愚公电站。其实何止我一个上海知青？应该说老愚公电站留下的上海、南昌、奉新知青，澡溪公社是当时奉新各个公社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粗略统计达15人以上。

他们也几乎把青春甚至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电站和奉新的小水电事業，时间最长的超过三十余年。

（这是作者和郑健先生戊戌寒冬，回乡故地重游在澡溪九仙）

　　这是一次在上海聚会部分原尖刀班知青的合影。

当时留在老愚公电站的尖刀班上海知青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

其中邵志静（前右一）原尖刀班副班长，后在电机厂开铣床。一九七三年下半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到浙江大学读书，后留在杭州，在政府有关部门混得相当不错。

唐燕（前右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离开电站后，在南昌“江西宾馆”从事高级干部接待工作。后返回上海自己创業，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其余的没留在电站的人，有的坚持在农村插队时间最长的超过十年。返回上海后或到了其他地方，都在不同领域有所建树、贡献或混得相当不错。

如冯仲华（后排右二）插队十年后回沪，考进同济大学攻读工程建筑专业，改革开放初期就加入徐汇区的房地产开发，为解决百姓居住拥挤的历史欠帐贡献不小。

陆林发（后排左三）尖刀班后期班长，电站最后没有留他。回生产队后，他以诚恳的劳动态度，为乡村干部群众一致称道，被推荐读了师范，曾在江西、上海两地分别担任校级领导。

史建和（后排右一）回沪后也有过大学进修经历，以后成为高中的优秀数学教师。

陈伟民（后排右三）、李乃雄（后排左二）上世纪七十代中、后期离开老愚公电站后，在九江造船厂和景德镇军工厂的熟练工人岗位上，也为我国的海军和空军的装备事业，为国防建设，都曾起过一点点添砖加瓦的作用。

　　这是原尖刀班副班长曹耀华（左），招工进入老愚公电站后，在原洪都机械厂下放奉新的工人师傅朱长娥的带领下，曾参与了电站水轮机组的安装和检修。几年后，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到江西工学院学习，毕业后曾在江西省劳动人事厅任处长。

　　这是2018年底，我去江苏会友，途径上海由王鞠仁做东，请我和陆一龙兄和冯仲华兄等小聚的照片。（右为陆一龙，当年修电站时青年连的一位虎将。后考入江西师大音乐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江西、上海两地音乐髙校任教。）

　　应该这么说，没有当年全县人民在县领导的带领下，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成功地修成老愚公水电站，没有当年一大批青年的顽强奋斗和艰苦努力，就没有奉新初级电气化达标县一说，奉新的脱贫、脱困可能还将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

　　留在老愚公电站的一批知青与电站所有干部、群众一样，曾为电站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下面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老愚公电站电机厂，始建于1972年初，是当年一机部五•七干校通过他们努力，为电站机修及生产农用小容量变压器和电动机的配套工厂。本人71年上半年离开民工队伍后，调入仍在施工期间的施工指挥部政工组，协助临时党组织筹建电站团委。后帮助电站施工技术部门为各站、所描绘过一段时间的电气图纸。

1972年中，中共奉新县老愚公水电站党委正式成立。1973年初，我便以电站党委成员的身份兼任电机厂的政工副厂长。先后在电机厂工作达三年多时间，其中1975年被抽调到澡下公社富溪大队参加县委路线教育工作组。富溪大队也是当时原县委书记聂洪元同志的蹲点驻地。工作组组长是原团县委书记魏源泉同志。

我之所以比较早成为电站党委成员，同当时在电站当民工时积极参加艰苦劳动，相对表现突出一点，应该有十分重要和密切的关系。

我在电机厂从事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很关注厂里的生产及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我曾主动到厂里被认为最苦、最脏、最累的翻砂车间蹲点劳动。每当车间开炉浇铸铸件，劳动条件比较危险时，也跟班参加劳动。平时在与工人一起劳动时，一边向工人学习，也注意与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如何提高铸件的质量问题。曾提议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聘请了罗圹公社农具厂的一位解师傅到翻砂车间指导生产，使电机机壳、端盖等铸件光洁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这是作者2011年在深退休不久后，回老愚公电机厂时，在原翻砂车间前的留影）

　　这是我在深圳光荣退休时，单位送我的一份纪念。

　　上山下乡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连大学生也被划到知识青年范畴上山下乡，或长或短有过一段农业劳动锻炼的经历。当时清华大学高才生胡子健和同样是上海科大的大学生周松颖也被终止学业，经历了一段部队农场锻炼后，被分配到老愚公电站当工人。他们夫妇俩是在电站成家的，在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有了孩子。几乎在无人看管孩子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为电站的设备检修和农村电气化的配套工作，长年累月坚持在山区工作，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胡子健除了协助厂领导调度生产，解决技术难题，甚至有趣地还向厂领导提出利用电动机在当时市场紧悄的市场行情，建议、并亲历亲为与湖南常德的棉织厂“以物易物”换回了一大批优质的劳动布工作衣裤，换下了麻袋布料的劳动工衣，改变了工人形象，改善了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一时为厂里所津津乐道。

（这是作者在广东深圳工作时，本世纪初，与他们夫妇在他们任教的广东财政大学校内的合影）

　　这是三年前，我和电站的几位同事周乐伊、余爱琴，及周松颖、胡子健夫妇，应罗红征之邀，由她做东，在广州一家比较高档的酒楼聚餐，这是聚会前在广州的一个大厦内的合影。

　　这是我当年在老愚公电站电机厂从事政工业务时，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颁发的资格证书

　　记得当年县委书记孙奇珍同志离开奉新前夕，一次在澡下公社检查农业生产后，到电机厂视察工作时，向老愚公电站和电机厂领导提出：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向农村提供农用变压器和电动机的指示后。一九七三年春，我受电站党委委托曾带了电机厂的一批生产技术骨干，赴广东江门市电机厂学习、取经。

我们一行这一次从江门电机厂的同行中，学到了不少相当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学到了车床快速切削专用刀具的先进技术，同样车一个电机机壳，他们的效率是我们的三倍。学到了电动机定子夕钢片一次定型落料钢模的制作方法。学到了电机机壳木模大模块的加工工艺。总之收获多多，圆满完成了外出学习、取经的丰硕成果。回厂后，分别运用到实际生产环节，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尽管如此，我们途径广州时也没到任何地方“游山玩水”，仅在候车的半天内，在当时广州最高的一栋大楼前合影了一下，以示在广州到此一游。

（这是73年春，从广州返回江西前照的合影。照片前排左一至三分别是许兰英、余达沐、陈光平，后排左一至四分别是许家朂、作者、翟时华、杜芳彩）

　　2015年，我回奉新时，去干洲镇看了一次杜芳彩。

一九七三年前后，我和杜芳彩是老愚公电站电机厂的同事，他当时从广东江门回厂后，对夕钢片一次落料模具制作出过力，印象很深。（听说一九八一年“严打”时，据传他有作风问题。当年，在一起工作时，我也听人聊起过，他平时爱与女徒弟说黄色笑话等等，我曾认真劝说过他，但他陋习不改。所以“严打”让他进过班房。我没管那么多，还是去看了他。分别几十年，见他苍老了不少，已进入了人生的末年，听说，刑满释放后，杜芳彩无生活来源，靠子女维持晚年生活。临走前，我向他塞了个几百元的红包，“表示”了一下。一码事管一码事嘛！这是见面时的一刻。）

　　这是作者，2011年去新余看望老领导、老愚公电站施工时期的县委书记孙奇珍同志，这是和也在新余市文广局局长任上退休的，原老愚公电站施工时期工程指挥部政工组组长胡先敏同志，在闲聊一件令老书记当年也不清楚的“军方有人到工地选人”时的情景。

　　2017年初，在奉新期间，我曾约了当年同去广东江门电机厂参观学习的陈光平，请他叫上当年在电机厂一道工作的一批工友，在县城中心花园旁的一家咖啡馆，聚了一次。虽当年在一起工作算不上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在那年月，工人们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变压器、电动机，他们中不少人远离家庭，立足山沟里的工厂、车间。经常义务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为农村提供急需的电气设备，为农村电气化建设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这是聚会时的情景。

　　这一年，由原尖刀班的成员、三级站工作时我的同事李昌伟做东，还约了一级站和三级站的一批工友，在县城闹市，找了一家酒楼一起聚了一次餐。叙旧并回忆了当年大家在山区工作的岁月，十分感慨。

这是和工友们聚餐时的情景。

　　这是2015年，我在回奉新途径南昌时，通知不久恢复了联系的楊水香，想与分别三十多年的一批原在电机厂工作的同事見見面，并事先向餐厅预付了见面请同事的餐费。聚餐结束后，楊水香得知这一情况，强行找餐厅老板交涉，并以尽地主之谊的理由，让老板将餐费退给了我。她付了聚餐的聚费。十分让人感动。这是我和同事们聚会时的高兴場面。

　　这是我和一位插友在南昌时，这批南昌知青同事到宾馆来看我时，大家簇拥在不大的客房内，叙旧聊天时的情景。

　　这次聚会，没看到宣传队的邓金枝，同事们告诉我她一段时间身体欠佳，现在惠州的女儿家居住、康复。回深后，抽空去看过她一次，她吃斋十余年了，执意在素食馆请我吃了午饭。这是饭后的合影。

　　这是前几年，回奉新时和老愚公电站、电机厂的几个老同事在九仙汤楊水香在九仙度假的家吃了午饭后，又去罗红征在九仙汤买的度假房参观后在她的家门口的合影。

　　这是前几年我去看望原下放干部陈伟康先生的爱人许洁后，她三个儿女请我吃饭时，与她女儿的合影。（许医生为了儿女操劳了一辈子，儿女都很争气。大女儿已退休在家，和女儿住一起，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大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小儿子边工作、边读书，是南昌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工程师）

　　这是1975年我在电机厂工作时期，被抽调，跟随团县委书记魏源泉在县委书记聂洪元蹲点的驻地——澡下富溪大队参加县委工作组时，和大队民兵一次集训后的合影

（照片第三排左一为余宝珍同志<后任县政协副主席>、左四为闵达富同志<老愚公电站县变电所副所长>、左五为作者、左八为魏源泉同志<原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

　　这是2014年3月，插队45周年回乡活动，我们一行去王凤鸣墓地参加祭拜活动，经过当年我搞路教的富溪大队队部时，下车留下的照片。

　　2016年冬，我在奉新时，魏源泉书记应我的要求，把当年的一些团干，包括余宝珍等同志一起聚过一次。听说余宝珍以后进步很快，曾担任县政协常务副主席。（左为余宝珍同志，右二为魏源泉同志、右一为张匡义同志）

　　这是余宝珍等同志，二十年前，为上海知青专门编的一本题为“知青情与路”的书。在上海知青中有很广泛的影响。

　　老愚公电站于1972年5月，全站十一台水轮机组全面投产运行发电。其实在以后多年的时间里，电站一直在各方面进行不断的完善、提高。其间，以果断的态度将35千伏的二线一地高压线，更新、改造为正规的三线制高压线，大大地改善了电网系统的安全运行，跳闸事故大幅度地降低。

（这是参与二线一地高压线更新为三线制的现场，工人们正在将水泥杆向上山指定的地点运送，替换一部分木电杆。）

　　这张图片反映的是，当年电站为了消除安全隐患，用优质的厚钢板卷压成形，在工地现场焊接加工压力钢管，替换、更新二、三级电站初期施工时，因为资金紧张，钢板缺乏，只好用混凝土浇灌的压力管道。

（这是1956年从上海到奉新的“垦二代”许兰英等女工在现场焊接施工的情景）

　　老愚公水电站施工期间，正是文革期间，应该说，包括小水电水轮发电机组配套厂，在各方面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和影响。当时老愚公电站四个电站中，只有一级电站的水轮机组是由浙江萧山水轮机厂提供的，该机组定型于文革前，机组运行稳定、可靠。其他二、三、四级电站的水轮机组都由广东韶关水轮机厂提供。除了四级电站的四台机组运行较为稳定外，二、三两个电站的五台100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都是尚待正式定型的机组。机组从投入运行开始，就一直面临机组轴承甩油，机组随运行时负荷的变动而发生剧烈振动的现象。几年里虽经“久治”，但一直没有明显的效果。

一九七八年，电站党委将我从三级电站调到总部分管生产后，我再次提议，应以“走出去”的开放态度，向兄弟企业学习。并与王瑞麟、刘传虎等几位电站水轮机检修技术骨干，赴贵州、广西几个使用与我站相同机组的水电站参观、学习。在交流中，受到了启发，学到了东西，取得了真经。最终，通过王瑞麟、刘传虎等同志的不断技改，基本上解决了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轴承甩油、运行剧烈振动的难题。

（这是本人与随行的四人没在广西桂林逛一处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仅和上海知青老乡王瑞麟在市内的照相馆里的一幅芦笛岩布景前拍了这张照，以示曾在桂林一游）

　　这是2018年底，王瑞麟、许兰英夫妇到广东旅游时，途径深圳，我和太太同他们短暂一聚后的合影。

　　当年老愚公电站的党委班子也是个老中青相结合的班底，大家都很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协助。各方面工作都很有成效。

这是党委一部分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前排一陈代凡、二闵嗣鼎，后排左一至左三分别是陈福生、赖盛淼、陈芳莲）

　　这是我在老愚公电站工作时，和党委书记谌谟达同志在一起的不多照片中的一张照片，尽管时间太長，比较磨糊，我还是愿意拿出来与朋友们分享。以示我对他的缅怀。

　　总之，在电站党委的领导下，经过近五百名职工的不断努力，老愚公电站为以后的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其中包括了以后担任过电厂厂长、副厂长的宋名煌、吴超北、王瑞麟，也包括了各站、厂、变电所许多干部、群众及原上海、南昌的一批知青的共同努力。奉新人民应该有理由铭记他们曾作出过的一份贡献。（这是作者和夫人2002年回老愚公水电厂与同事们的合影）

　　这是2014年，一部分原上海知青、原老愚公电站和电机厂的同事在沪聚会的情景。（前排左一肖洪亮妻、左二王贵方妻、前排右一印吉良妻、右二屠烈勇妻、右三王瑞麟妻许兰英、后排右一印吉良、右二屠烈勇、后排左一陈国平、左二肖洪亮、左三作者、左四王贵方、左五王瑞麟）

　　这是屠烈勇夫妇。屠烈勇原是罗坊公社上海知青，也是修老愚公电站当民工后，被招工留在电站的。他从进电站做坝头工地的电工开始，刻苦钻研，自学成才，业务相当熟练。是当年老愚公电站电机厂里，和陈伟民、肖洪亮等，都是厂里生产变压器、电动机业务中的，电气部分的业务尖子。

　　这是原尖刀班上海知青郝华光（左），后也被招工进电站，也是一位业务比较拔尖的工人。在当年坝头做防惨漏，为花冈岩缝隙高压灌浆时，管子暴裂，高压泥浆喷射，将其一个眼睛致残。后来在电机厂当电工，二次因为他人错误指令，险些要了他们命。

人们都说他三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由于他一生勤勤恳恳工作、学习，既便在企业私有制转制后下岗，仍自强不息，自己创业养家糊口，培养女儿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晚年他们夫妇俩回到上海，退休生话过得很滋润。

这是前两年郝华光到深圳旅游时，我陪同他去看望当时一机部支援电机厂的技术员，后任电机厂副厂长黄德厚的爱人老陈时，在她儿子深圳家的大院内的合影。

　　这是我和当年在电站当民工的南昌知青余光荣（左），后招工进电站。上世纪八十年初前后，从电机厂派往县城协助组建全县电气电度仪表定点修理点的主要业务骨干。为初级电气化达标也出过一份力。

　　2018年4月，当年在老愚公电站各个不同单位的一些退休同事，得知我和太太从深圳返沪探亲，特地召集在上海的一批老同事聚会。

这是在上海西南梅隆镇的一家酒楼聚餐后的合影，从大家兴髙彩烈的笑脸中，聚会似乎是圆满的。

　　我从1981底至1984年初，因为有了第二个女儿，电站党委书记谌谟达同志，从照顾我家庭长期分居两地的实际困难（我当时在观下一级电站任职，为县守护水拦关大坝。离县变电所40公里）和有意让我熟悉供、用电方面业务出发，让我在县变电所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所党支部书记。

这是当时电站人事科的陈勇在变电所工作时，顺便我让他为我们父母、女儿三人留下的一张旧照。不怕显丑作一展示。

　　当年她妈妈抱着的娃娃，现在她的儿子也有那么大了。这是祖孙三代人在一起的情景。

　　1982年，我在“知识改变命运”的激励下，有了继续读点书的想法。在一次因公错失了参加电大入学考试的机会，但我没有放弃学习。经当时电大奉新班班主任徐彩煌老师的宽容，同意我以自学考试的方式，跟班学习。于是我下决心，边工作，边读书，克服了工作不能耽误和家庭固有的种种困难，白天主持单位的全面工作，利用每天凌晨零点前后二个多小时，坚持看书，系统接受髙等教育。

（这是当年一个学期的课本费收据）

　　到1987年11月，我的电大中文专业的十三门课程，包括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已经全部通过。这是当时电大宜春分挍给出的一份所学专业课程通过的证明。

　　这是1988年初拿到的毕业证书。

　　这是向我正式发放大专中文专业毕业文凭的母校——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在南昌的校址。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感召下，我以在职自学的学习方式，基本在奉新当地完成这段十分艰巨的特殊髙等教育。除了每学期参加统一考试和最后论文答辩在高安师范和宜春学院进行以外，母校的大门印象中都沒有跨进一步。

　　这是2017年8月去奉新避暑度假，回深途经母校时，自拍留下的一张纪念照。

　　辩证唯物论有一个这样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过来，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意识又会反作用社会存在。

我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因为加入中共时，还是青年，受当时组织青睐，几乎每年组织都会通知我到县党校学习，因此，多少还是学习了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点点基本原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外思想活跃了，人们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开放搞活，个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尊重。应该说是好事！但真理只要多跨出不该跨的半步，就会成为谬论。

当年，我在县变电所任职时，社会风气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一些单位的头头脑脑，甚至少数退居二线的县级首脑，热衷于在县城附近建房、“修房”。

奉新地处山区的公社地域接近三分之一，山上满山都是树林竹子。于是一些头头脑脑们以权谋私的作派就发生了。老愚公电站地处澡下山区，这些风气和做法在企业的一些职工眼里由开始的惊奇、纳闷到习以为常。

为此，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单位有职工群众反映有个职工家属，将整块旧砖砸烂卖钱，可能当时单位副职忙或其他原因，没去劝止。当群众再次反映到我这里时，我觉得一个单位第一把手，大事小事都得管，别人不管，我不能不管啊？于是我到现场，向这位职工的家属作了劝说，想不到，竟然引起了一次对自己和家庭带来生命危胁的突发事件。

事情发生后，有职工抱不平，告到了县政府，听说当时的县长徐荣林同志得知情况后，马上赶到县变电所，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向我表示一定要依法严惩。

后来，我冷静了下来，慢慢想通了。社会风气变了，有样学样嘛！一些头头脑脑，做房子，修房子，可以上山砍树，一车一车往家里拖。一个职工认为生活也不容易，偶尔或趁人不注意将单位码好的有用的旧砖，偷偷拿来打烂当碎砖卖，在他们看来是小事，而我却把它当作损公肥私，对人进行劝说。在当时一些人看来确实是小题大作。

由此看来，人稍不注意，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真的是险相环生！

后来，在这位职工认错后，我也就让它不了了之了。其实事出有因，有时难得糊涂也是需要的。

这是当时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熊典豹，在党委书记谌谟达同志授意下，向县公安局写的一封控告信，我把它留下后一直保存到现在，三十多年后拿出来与朋友分享。相关当事人的姓名，我作了技术处理，遮挡了。

　　以上个世纪的一九八五年三月老愚公电站发、供电正式分家为标志，是实现奉新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县的关健时期。在奉新县委、县政府和县农村电气化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水电局的直接指导和配合下，县水电公司的经营班子带领公司几百名干部、职工求真务实，奋力拼搏，取得了一系例工作成果。

一九八六、八七连续两年，县水电公司被国家水利电力部评为优秀地方小水电电网的主要实施企业。

这是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水利》杂志登载的八六年奉新水电公司获取荣誉的记载。

　　这是一九八七年奉新县水电公司被国家水利部评为优秀地方小水电网实施企业的报刊记载。

　　这是当时水利部向奉新水电公司颁发的优秀地方小水电网的奖状。

　　胡耀邦总书记对奉新小水电发展的指示，极大推动了奉新“以电代柴”工作的进一步全面开展。县委、县政府更将其看作是，维护生态环境，保护青山绿水，为民造福的重要大事来抓。

敖庆沸书记这段时间，十分重视家用电气炊具尽快进入千家万户。1986年初，他和县委、县政府及时总结以电代柴经验，推广家用电气炊具。在他接替余达瑞同志担任奉新县委书纪的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全县城乡已用上电饭煲等电气炊具的家庭达6100余户，比当年胡耀邦总书记在我县视察时的用户增长三倍多，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2016年初冬，当我得知余达瑞书记重病在宜春，与一位插兄一道前往宜春，途经南昌时，特地约了李春盛书记夫妇和敖庆沸书记，在他们家附近的一家海鲜酒楼聚了一次餐。

因为两位书记客观上同我有缘分，李书记是我插队奉新第一年的年底就和他相识，并在他的热情鼓励下，上了老愚公电站。以后几乎一直以小水电事业为伍。应该说李书记是我的工作和事业的领路人。

而敖庆沸书记，是我在奉新工作的后期，因为工作不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辞而别想脱离奉新遇到困难时，他既给予过我的批评，但最终又高抬贵手，同意我脱离奉新的县委书记。我在奉新一头一尾的人生经历中，两位书记对我都有知遇之恩。所以那次聚餐，他们不善饮酒，我在插兄的陪同下，多饮了一点。髙兴嘛！

这是那次途经南昌聚餐时我和李春盛书记、敖庆沸书记的合影。

　　经过县水电公司三年来的不懈努力，一九八七年底，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省水利厅、宜春行署水电局等部门组成的评审组，对县水电公司进行了“省级先进企业”是否达标的严格评审。

这是当时作为县水电公司经理的本人向评审组进行工作汇报的情景之一。

　　这是本人当时与评审团省水电厅有关同志交流情况的情景。

　　这是作者保留下来的一份评审汇报材料。

　　这是评审团在我的陪同下，实地参观公司奉新县城变电站的情景。

　　这是评审团负责人查看公司相关资料的情景。

　　这是评审团领导，在水电局、水电公司负责人陪同下，参观县变电站高压开关室的情景。

　　这也是当时实地参观的一个场面。

　　这是评审团邀请当时的奉新炭素厂厂长万福生等厂领导，前来县水电公司参加评审组的评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右一为万福生同志）

　　一九八八年三月，县水电公司经省、地有关部门严格评审，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授予奉新县水电公司为“省级先进企业”，这是刊登在当时的《江西日报》上的记录。

　　这是当年省人民政府授予奉新县水电公司“省级先进企业”的证书。

　　1988年3月，我正在忙于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相关工作期间，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到县有关部门通知：将在县水电公司进行经理人选竞争上岗的通知。

应该说，当时我对这个通知精神是不理解的。县水电公司经营的现状有问题吗？年初，刚结束“省级先进企业”评审，省水电厅的有关同志告诉我，奉新县水电公司企业上等级的各项经济指标是拿得出手的，评审团的大多数领导、同志对此是满意的。己报省人民政府批复通过。

可能是我的疏忽，可能是我的大意。我的竞争上岗指标不够大胆。结果，被公司内外都清楚的“因素”，“落标”淘汰出局，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是竞争，总归是指标高的、先进的为优胜者。然而，游戏规则制定者最后才告诉竞标者和观众（单位干部群众），不选低的，也不选高的，而取中位数的为优胜者。这就让许多人都看不懂。请我下岗以后，且整整一年半，县里不安排我工作，企业也不分配我工作，分管县领导劝我改任总支书记，不知什么原因也不了了之。我在这一年半时间，光拿原经理岗位的工资、奖金，没有做一点工作，这让人在精神上是不是很难受？于是便产生了离开奉新这个“是非”之地的想法。但由此一些是是非非的经过便发生了。事后有人不无感慨地说：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当这张证书发下来，已经是我离开工作岗位近半年以后的事了。似乎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十分清楚，这是包括奉新县水电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在内的，经过全县人民近二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才使奉新在一九八九年初前后正式成为江西省第一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县。

这是国家水利部当年向奉新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达标证书。

　　我在奉新从事小水电事业，始于老愚公电站当民工，算是一步一个脚印混下来的，以后一直在基层。老愚公电站（1981年至1984年）一度改称县水电公司，我也只是公司副经理。1985年3月发、供第二次分家后，才任公司正职经理。

可能树大招风，可能一些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发生了一些使我措手不及的变化，也导致我有了离开奉新的打算。这就是我在奉新的一段二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同时也开始了我另一段未知的人生之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