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条河，难忘小河东……

平静之大海（谢平海）

我们是大队的武装民兵，摄于1971年夏天。

1973年1月，共青团逊克县召开第九次团代会。会后，我所在的干岔子公社与会代表集体合影。作者在三排右三。

我下乡插队落户的那个小村庄，在黑龙江中游边上的逊克县。它离县城奇克镇，还有100多里路。

小村庄按东北人的习惯，叫河东屯。1969年3月，我们第一批上海知青到达时，它也“与时俱进 ”，改名为红卫大队。说是大队，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队，下面并无其他隶属的小队。

河东屯，北临黑龙江，将中国与前苏联分隔；东面环绕的一条小河，是红卫大队同河对岸东方红大队的分界线。东方红大队改名前，叫河西屯。

改名后，当地村民一知既往，称自己的居住地为“小河东”，自己是“小河东”人。乡亲们之所以要加个“小”字，是同对岸河西屯的规模，作了认真比较的。

河西屯，足有一百多户农家，小河东充其量不足三十户人家，何有不“小”之言！其实，两屯占地范围旗鼓相当。河东与河西，两屯仅一河之隔，加上陆地距离，区区三里路。都紧挨着黑龙江边，都有大片已开垦的熟地和待开垦的处女地。夏天铲地，早上过去一条垄，下午回来一条垄。一来一回，十多里地。两屯，都这样的。

然而，河西屯地势高，不易涝；河东屯则地势洼，连天大雨，农田里的积水就深不可退；倘若遇到上游江水暴涨，小河东自身都难保了。故而，来河东屯定居的农民，便少了许多。

北国的春天，是靠一阵阵大风不停地吹刮，慢慢走来的。

有一年春季，生产队妇女一类的“轻劳力”在野外“烧荒”，以待夏天翻耕种地。本来烧的是一片不大的荒地，突然一阵强风刮起。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几个女劳力根本无法控制。熊熊烈火，仗着风势，一路向着村庄扑来。幸亏那天生产队壮劳力在村里干活，迅速集结，迎着火光，奋力开出一条几十米宽的隔离带。大火终于在小村庄外，几十米处止步！

 

县政府知情，紧急召开全县春季防火大会。特地派了一辆“带兜”的三轮摩托车，载着我这个大队治保主任，去现场介绍火势的凶猛并作检讨。

 

摩托车一路颠簸，风驰电掣，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我进到会场，大会议程已过大半。

至于平时，村民们到逊克县城办事，坐着马车，往往去时一天，回时又一天。

风光旖旎的那条小河，摄于2012年7月初。

小河东，因其“小”，人口少，还偏远，景观则奇美。自然的生态环境，还保留着原生态呢！尤其是那条小河，河水清清，风光旖旎，更美！诗经《卫风.淇奥》有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小河两岸，没有竹，但有着大片北国才特有的灌木群，风儿一吹，也“猗猗”可人。

曾游过柬浦寨的金边湖，也称洞里萨湖，号称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当游艇开起，柴油味便刺鼻熏人。待到湖中，只见岸边灌木丛里，各种形状、颜色各异的塑料制品，或漂浮，或堆积，或缠绕于灌木丛中，真是煞风景！与我们当年“小河东“傍依的那条清清的小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夏日，那条小河，两岸灌木成群，绿叶成荫，葳蕤茂盛，一色的自然风光！正值青春的我们，春心萌动，情窦初开。泛舟于小河上，摇动着手中的双桨，不会不产生“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情愫；耳闻不绝的鸟鸣声，不会不产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向往。

小河东和环绕它的小河，以其博大的胸襟，先后两批接纳了79名上海知青。而生产队原有劳动力，男女老少统统加起来，总共也不会超过50人。

欢送上海知青吴佩慧同学上大学，部分知青在小河东的“土岗楼”前合影。

然而，温和美丽的小河，也有惹人不快的时候。

 记得，我下乡后干的第一桩农活，就是在小河边。把冬天放倒的过密的灌木树技，拉拽到小河堤坝道上，用作知青食堂的烧火柴。在生产队，这是轻劳力才干的活。三月末的北国天气，我们还全副武装着，头戴兔皮帽，手套棉巴掌，脚穿棉胶鞋。

 

枝杈互相缠绕着，看来只是小胳膊粗的枝条，竟觉那么的沉重，难以从大堆的树杈中拽出！ 好不容易，从枝杈堆里拽出一根，已是气喘吁吁。况且，总不能只拽出一枝树杈就往上拉，那会被一起干活的妇女笑话的。

再拽出一两枝，聚成一小捆（那时看来是一大堆），枝枝杈杈的，往上拉，使出全身力气，艰难地拉到河堤上，已是大汗淋漓。当时，竟怪罪小河，坡太陡了！

 

几个回合，内衣早已冰凉，头上倒是冒着热气。在小河边，蹲下，用双手掬一捧带着冰渣的河水，一气喝尽，再掬一捧……，清凉甘甜的，开始对小河产生好感。

 

夏日里，我们在小河中，学会了泛舟。无论是单个还是数人，练就了能左右自如地摆弄双桨，或正浆用力，或反浆使劲，船头始终笔直不歪。风大流急，难不住我们；风平浪静，自然会哼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我们在小河的大堤上漫步，清凉的河风吹来，畅谈着青春的美好。我们在小河里洗澡，互相泼水嬉闹，一天劳作的疲劳，随水而去。我们在小河岸边出没戏耍，灌木作伴，蛙鸣阵阵，享受着“蝉噪林愈静”的美好；脚踩着水中的鹅卵石，目睹着漫漫的河水，任由着河水的阵阵冲刷，体会着“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的意境。

 

冬日里，我们坐上由矫健的马匹拉着的马爬犁，带着斧子和大铁锯上山“打柈子“。马爬犁在小河光滑平整的冰面上，“嘶嘶”地快速奔驰！车老板一路吆喝，一路甩打马鞭，清脆的“嗒儿…嗒儿”声，响彻小河的上空。我们吸入冰冷清新的空气，吐出热乎乎的白气，眉毛、胡髭都挂上了白霜。相互对视，都成了白胡子老爷爷，哈哈大笑；自由、畅快、奔放！

脚踩着水中的鹅卵石，目睹着漫漫的河水，任由着河水的阵阵冲刷，体会着“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的意境。

在小河东清晰可见的前苏联的岗楼，摄于2009年夏天。

小河，紧连着黑龙江。那个年代，中苏对峙，边境形势异常紧张。江对岸的苏联岗楼，我们在屯里都清晰可见。同我们这边木头搭起的土岗楼相比，他们是铁制的，高高的，现代化多了。想必我们这里的一举一动，苏联哨兵会看得一清二楚。

 

县武装部经常会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我们大队武装民兵立即出动，搜寻叛国投敌分子或潜入我国的苏修特务。接到命令，或天明，或天黑，我们都会从小河边上的灌木丛里，向北一直搜寻到黑龙江边，直到我们大队管辖的范围。

小河温顺的时候，像“静静的顿河”。然而，它也有凶险无比的一面。1972年夏天，连续几天暴雨，黑龙江上游发起了洪水。江面一下子抬高了几米，水流秒速可达数米。大江汹涌奔腾，江水倒灌于小河，致河水暴涨。

河水迅速淹没了岸边的灌木群，河堤险情不断，随时都会决堤！堤外的河水已高过屯里的地势，水已渗入村中。村民们平日里告诫的夜间走路，须“踩黑（泥土地）不踩白（水塘）”。

此时，哪有“黑”啊，举目四望，皆是一片“白”！

大队部决定，住在低洼处的知青连夜撤离，借居对岸的河西屯。摆渡过河时，竟是“潮急两岸阔”！夜色中依稀可见的是，激流中拼命挣扎的几片灌木树叶！

那年，小河东粮食绝产。临时搬住小学教室的一位上海知青，晚间睡觉时，把半导体收音机放于耳畔。半夜，一道划空而过的巨大闪电，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1972年的夏天的小河东， 江河泛滥，洪水肆虐，房屋倒塌，粮食绝产，还夺走一名知青战友 ，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地村民也有着小河那样鲜明的个性：经常的是温和沉静，关键时刻则是强悍无情。

我们下乡那年，大队党支书是一位土改时期入党的老革命。村民们习惯地呼他为：老曲头；老人则“呵呵”笑应着。五十多岁的他，中等个子，腰杆笔直，双手粗大，目光温和，不苟言笑，道道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经历了文革初期的造反高潮，他依旧在支书的岗位上。

我们与他相识，是在知青食堂，或是在暂住的村民家中的火炕上。他不声不响地到来，看得倒很仔细，最多问一句，还有什么困难？带着山东口音，看来是移民过来的。他教我们怎样烧炕，则不厌其烦。临走，还不忘告诫“睡在炕头上的，要注意防火噢！”

第二天，我们向他提出的困难，队里多半会帮助解决。村民们告诉我们，他是大队支书，还带上他的昵称：老曲头。我们这些晩辈自然不敢直呼其为“老曲头”，而是尊敬地称呼其为“曲大爷”。

冬日里，曲大爷标志性的着装，是一套厚厚的、泛着油光的黑色棉服，腰间紧紧系着一根粗粗的麻绳。当地人称作“空膛子”棉袄，意为里面什么也没有穿，皮肤直接贴着棉服。

曲大爷，此时已不大直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生活来源主要是自留地的收成和大队有限的职务补助。他整日在屯里的各处，转转看看，尾随他的永远是他的儿子，十多岁，已到了上学年龄；个不高，走路一蹦一跳，常常露出傻傻的笑容。

曲大爷当年居住的房子，就是这即将垮坍的模样。摄于2009年夏季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打心底里越来越敬重这位长者了。

他和蔼可亲，关心知青和“五保户”的生活；他清正亷洁，一身正气；他疾恶如仇，最痛恨“遛奸耍滑”，侵害集体利益，尤其是以权谋私。因此，屯里一些二流子，看到他，就会躲得远远的。那些占了集体便宜的，尤其是生产队干部，见到他，便会如座针毡！他目光如炬，暴跳如雷，一改平日的沉默寡言。批评时，连珠发炮，厉声痛骂，毫不留情。这时我们总会听到他难得的骂人脏话：妈勒个臭x！

对我们下乡知青，他似乎有着天然的感情。不苟言笑的他，却总是满脸堆笑！抑或同是移民，其间的苦衷太过了解；抑或是党的老资历工作者，明白谁应该首先给予帮助！在他任支书期间，有两名上海知青加入了党组织。

 

他住在紧靠河堤下面的一间破旧的房子里。房子歪斜，几乎快散架。周围也未像当地百姓那样，用树枝或板皮，包围起来。房子和自留地，全都暴露在来往人们的视野里。

终于有一天，曲大爷见我们在大堤上走过，邀请我们到家坐坐。地基已下沉，房门推开也要费点力气。屋里黑黑的，窗户只是糊了一层纸，阳光勉强透了一点进来。火炕边上，有一个木柜；还有，卧着的一位老妇。我们唤了一声：曲大嬸。她无神的目光，示意我们坐下，喝水……

曲大爷育有一女一子。其时，女儿已远嫁他地。据说，女儿脑子也不太好，许是近亲婚姻造成的后果吧。在落后偏远的屯子里，这类事情，寻常可见。

他老伴去世后，生产队考虑他住的是危房，决定将临近的一处空房，拨给他住。几经周折，生产队终于同意他提出的条件，一定要有知青同他和他的儿子，共住这处房子。由于洪水冲毁了住房，那年冬天，我和留在小河东的几位上海知青，与曲大爷成了一铺大炕上的老少伙伴。

他辞去大队支书后，常列席大队革委会的会议。那时我担任大队团支书，同时也是大队革委会的成员。他常蹲在炕下的一角，卷着旱烟，不停地抽；一声不吭，专注地听会。偶尔也发言，常常是：要落实好知青政策，不能亏待上海娃！

小河除了冬季严重冰封，其他季节不舍昼夜地流淌着。

打渔队师傅张吉荣，是我印象中最深的另一位当地村民。下地干活，中午休息吃饭，他女儿二丫常会把她带来的美食“雅罗鱼”，分享于我们。

那是出自小河的一种鱼，村民在河里下“褂子”（小鱼网）。清晨早起，摇船到河中，一边收网，一边把掛在鱼网上的“雅罗”，一条一条摘下，放进水盆。回家在大锅里“背”（不放油的干煎）一下，撒上盐，即可食用。美味可口，终生难忘！

因着雅罗鱼，我们与他父亲也熟了起来。他四十多岁，老伴刚去世。独自一人带着六个孩子，三女三男。大女儿，二十左右，二女十七、八，小女二丫十六、七岁；大男孩十岁上下，最小的，还流着鼻涕。看来，这位老张师傅重男轻女的思想不轻，非要有男孩，一要就是三个！

他虎背熊腰，中等个偏上，目光温和，放着蓝光；年轻时一定是个美男子。平时喜欢蹲在炕上，熟练地往裁好的烟纸里，撮上一小把搓碎的烟叶，不紧不慢地卷着，最后用舌头舔一下卷剩的烟纸，用手捏紧，一支烟在他粗壮宽大的手中，魔术师般地卷成。旱烟，产于自留地；烟纸，就是报纸。

抽烟，当地人称“喘口气”，意为休息一下。他几乎不下地干农活，除了“经管”后院的自留地。主要的营生是，夏天捕鱼，冬天打猎。

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把我们几位“看得上眼”的上海知青，请到家里做客。亲自掌勺，做了“八碗八碟”满满一桌的菜肴；据说，这是东北待客最隆重的礼遇。

在他家的炕桌上，我们才弄明白了什么是东北老乡的大碗喝酒。在一个大碗里倒满酒，随后他用一根筷子，往碗中央一插，举起筷子示意大家，酒水在筷子上的高度；然后双手端起大碗向我们敬酒。喝完一口后，再插筷子，拿出筷子，示意大家：我已喝了这么多，下面你们照量着办吧！他用行动在说话。

这样“比”着筷子，边吃边聊，一碗满酒很快喝完，再洒下一碗，一碗接着一碗。聊天时，也争论谁喝酒“豪爽”，谁喝酒“藏奸”。哈哈大笑，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也就在那顿饭上，我们大致了解了他的身世。祖先几辈，生活在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十八屯”。中俄“瑷珲条约“后，一路被逼赶到现在中方的黑龙江边。

“‘老毛子’狠着哪，谁不过江，就杀谁，黑龙江上全是血！”老张师傅那双闪着蓝光的眼睛，圆睁着，愤愤地说。我也终于明白了他的眼睛，为什么会有蓝色的光。一定是他的祖先是中国人，也曾有过俄罗斯的几分血统。

2012年7月，与老渔民、老猎人的大儿子合影。

这年春季，黑龙江开江后，生产队组织打渔队。老渔民便把他“看的上眼”的几位上海知青，招入麾下。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也成了我们名副其实的打渔师傅。

他经年累月出没于黑龙江上，小河东屯的小河套里。对水中的渔情分布，了然于心。夏天，他知道应在哪儿撒网捕鱼；冬日他会在鱼群聚集的江深水湾处，凿冰开洞，下上几十米长的“网掛子”。一两天后，再起网抓鱼，常常满载而归。

他教我们在打渔的大船上，如何整齐画一地划桨；如何有序地随着船行，根据渔情，撒开大网；如何在大船划到江岸后，根据大网中的鱼的数量和不同的种类，或快或慢地收网，保证网中的鱼儿全部收入囊中。

“大网中鲤鱼多，收网时就要慢慢的。”

“让它们网里乱跳个够，耗尽它们的体力！”

“尽量不让网碰着它们，慢慢地，就消停了。”

“最后收网更要小心！听过‘鲤鱼跳龙门‘吗？它们会一下子跃出大网的。”

他仔细向我们解释着。

他手拿尼龙线穿过鱼棱子，教我们如何修补鱼网。最难的莫过于补网前的“剪缺口”。这是要尽可能多地保留完好的部分，剪出利于修补的“缺口”。故而，当地渔民中有“织网容易补网难”之说；它考验的是渔民的智慧、仔细和耐心。

有一次，收网大半时，忽感手中的大网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江水翻出一个大水花。网全部拉上岸后，只见一个两扇大门般的大窟窿。

“是大鳇鱼撞破大网，跑出去了！”老张师傅解释道。在沙滩上平整地张开大鱼网后，他拿起剪刀，仔细观察。看准了，快速下手，缺口四周，剪出一圈可搭上线的菱形口。鱼梭子在他手里上下飞舞。眨眼的功夫，大缺口就被补上了！

他教我们的时候，温和可亲，耐心可人。可一旦干起活来，他进入状态最快。此刻，发现谁还未准备好，或有违规动作和不协调的事情发生，他便大发雷霆，指名道姓地一阵痛骂。一路捕鱼，一路责骂，无论是谁，毫不留情！

他把打渔看作在打仗，上了战场，绝无儿戏！

我被分配在陆地上，单兵作战，拿着连着鱼网的大“铁镢子”，杵在地面，随船行而在岸上“封锁”着鱼网的尾部。只要不出大错，他骂不到我。而船上的知青们，却被骂惨了！有受不了他责骂的，或也受不了打渔劳作艰辛的个别知青，不久便开溜了……

作业完毕，上岸休息。一切平静，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老张师傅又目光慈祥，言语温和，并开始进入他“歇一会”的程序，卷烟、抽烟……。我们则开始捡拾江边的干枝，顺便看看能不能拔到野葱，舀上一锅江水。另外几个知青早已把准备作午餐的鱼儿，开膛破肚，洗刷一净。引着干枝，火苗直舔锅底，江水炖江鱼，准备开餐喽！

跟着他打渔，天天都要出工，无论刮风下雨。江面上，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瞬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无处躲避，以至头顶暴雨，浑身上下都淌着水。烈日暴晒下，个个都像非洲人。

然而苦中也有乐，我们几乎尝遍黑龙江里各种鱼。什么“三花、五罗”，什么“十八子”，现在贵称为黑龙江上的鱼类品种，我们几乎都捕到过，也品尝过。

尤其是黑龙江上特有的鱼～大鳇鱼，由卵成幼鱼时，不过一斤多，最后竟能长到数千斤之巨，简直不可思议！一旦捕到后，需叫生产队派一辆胶皮大车，而且一辆只能载一条。鳇鱼肉呈蒜瓣状，鱼骨为脆骨；两三斤的肉和骨，大快朵颐，足以果腹！

在老渔民张吉荣大儿子家，墙上仍挂着渔网。

当年的知青，43年后重回小河东，受到乡亲们的欢迎。

到了冬季，老渔民偶尔也会在江上打渔，但主要是上山打猎，身份即刻转变为老猎人。常言道，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而这位老张师傅却是，山水通吃！

我们经常在他家品尝他的猎物，什么野兔、野鸡，什么狍子、獾子……等等。他向生产队交足了等价计算的猎物后，剩余的猎物，他常常拿来犒劳我们这些上海知青。我们更有幸品尝过，他亲手捕获的大野猪的肉！

打猎，自然环境恶劣，情况险象环生。因此，须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非凡的胆量，还有在野外生存的独特本领。因而，他是单兵作战，绝不带上他人。他上山打猎，往往一去七、八天，有时十多天。

有一次他上山，照例随身带着一把匕首和一把特制的长柄斧子。去拿获上次上山时，在猎物往返的雪道上，预先设下的铁夹子和“凿脚”，被夹住或凿断脚的猎物。铁夹子和“凿脚”这些狩猎工具，用来猎捕较大的野生动物。 至于野兔一类小动物，只要在它们往返的雪道旁的小树上，绑一根做好活套的细铁丝，便手到擒来。

凿脚，是一个一尺见方的笼子，呈漏斗状，用一根二米来长的铁链锁在大树边，埋在深雪里。凿脚里面，插有六根类似于鱼钩的钢筋，野兽的一只脚只要踩入此笼，锋利的钢筋便直插其皮肉中，无法挣脱。

快走到上次安放“凿脚”的不远处，老猎人便听到阵阵的嚎叫声，原来这次落入“凿脚”的是头野猪。

也不知野猪落入凿脚有几天了，现在它听到声响，便疯狂地又嚎又窜。无奈，铁链子将“凿脚”牢牢地锁住，野猪的活动，被限制在二米左右的范围。老猎人走近一看，那头野猪足有二百多斤，成年的野猪长着一双长长的獠牙！见野猪凶猛异常，他拿起那把柄长一米七、八的长斧，猛向野猪头部砍去。野猪迅速躲避，又扑向猎人。几个回合，老猎人的棉袄被獠牙撩破，棉絮四溅。

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几个小时后。老猎人冷静地坐在不远处“歇一会儿”，卷烟，抽烟。野猪也着实累了，大概也饿了几天，此刻不那么疯狂了。老猎人歇够了，悄悄绕到野猪一侧，抡起长斧砍向野猪，恰好击中脑部，脑花四溅。

野猪瘫倒在雪地，老猎人乘势又是一阵猛砍，野猪似乎毙命了。悄悄上前，就近再砍几斧。确定野猪已死，老猎人上前解开了铁链……

老猎人将二百多斤重的野猪，从几十里外的山里，在深深的雪地里拖回家中，几乎用了两天的时间。待到村门口，他已耗尽了全部的力气，虚脱，瘫倒在地。

这一切，我们都是在他家的炕上，边品尝野猪肉的奇香，边听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条小河，那个小河东，有着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黑龙江的流水，不舍昼夜地在奔腾；小河东的小河水，也一样在不息地流淌！

难忘黑龙江，难忘那条河，难忘小河东……

站在曾跟着老张师傅一起打渔的黑龙江边，摄于2012年7月。

今日小河东，成片的砖瓦房中，仍有一座泥土墙的旧房，在我们下乡的年代，那可是最好的房子了。摄于2009年夏季

后记：2012年夏天，我退休后，即携太太，沿着当年北上下乡的路线，往北安，过黑河，到干岔子、奇克镇，最后到达小河东；当年我们生产队第一批上海知青，从上海出发，大抵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

我在黑河、干岔子、和逊克县城奇克镇，各住了一个晚上。4天后，才最终到达我插队落户的小河东。

这是我此程最兴奋、也是最忙碌的的一站。

我找当年的井台，不见了；我找我们刚下乡就住的五保户“老林头”的那间只有一铺炕，而且炕直接面对大门的小土屋（其实，老林头的房子也只有那个门），也寻不到。幸亏一路上有老渔民、老猎人的大儿子张月明陪伴，总算还找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一些感觉。

我还想到当年干农活、打渔队常去的甩湾子、嘎牛户、十八棵松，去看看。那些地方紧靠黑龙江边，离我们住的小河东，则很远，有二十多里路。

我想去看看的地方，太多了，太远了，基本没去成。我只是在离村里最近的黑龙江边，下水照了一张照。为的是保留当年打渔和铲地时，在江边留下的美好记忆。

记得当年我们干活，中午休息时，常在黑龙江浅水中嬉水，学游泳🏊，好多次；可惜我太笨了……。

这样寻着，想着……

从干岔子快到小河东的路上，又看到了郝凤久那个特别显眼的大坟，又想起当年曾景仰过的生产队的几位农民前辈。郝凤久也是其中一位，他声音洪亮，铁嘴钢牙，曾经担任生产大队长……。

那时，大队支书一任就是好几年，生产队长几乎常撂挑子，年年都会换一茬。

我夫人是东北人，我对黑土地感情又极深；因而退休后，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去东北一次。

那里的夏天比上海好过，吃的东西，如干豆腐卷，冷水小鱼等，又觉很香。去年，到的是内蒙乌兰浩特。

补充说这么多，无非是想表达，知青情结在我身上很深，知青生活改变了我；以致我夫人常常说我“更像东北人”……

2019年1月6日写于悉尼女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