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勇章

道可道

　　父母生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人。

二弟勇章比我小两岁，一九五九年元月八日（农历冬月廿九）在郑州出生。我们兄弟两个都出生在元月份。我有乳名叫宝平，他有乳名叫宝庆。我们的名字都是祖母在世时，由老家的长辈们按族谱习惯起的。

按照中国农历算，今天是二弟勇章六十岁生日。

　　自从我记事起，我们兄弟俩一张床上睡觉，一张桌子吃饭，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学，一起下乡，住同一间宿舍，也曾一起报名参军。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我穿上军装，他却因中耳炎没有通过体检，兄弟俩在河北省肥乡县县城告别那一刻，我们一起生活了十九年未曾分开过。

　　同年年底他参加工作也离开知青点去了北京房山。之后，我们有过几次通信，信中告诉我他在煤炭部的一个建筑安装公司干架子工，表示要好好学点技术。看到这些我感到欣慰，觉着兄弟真得长大了。想着他经常户外作业，我把新发的大头棉鞋寄给了他。

　　一九八零年初夏，我从部队回郑州探家。在回家路上，我问前来接站的邻居伙伴，勇章回来过吗？他们没有正面回答我。当走进我们居住的大院时，一位大妈也是母亲的同事对我说，孩子，回来了，好好劝劝你妈，她头发全都白了。我一时疑惑不已。

回到家里见到母亲，自然地问起勇章工作怎么样，是否回过家。母亲先是不言语，把我领到我们小时侯睡的房间，掩上门忍着悲痛告诉我，我二弟勇章年前已经不在了，他一念之差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当时，我觉得猝不及防如鲠在喉。在我兄弟俩曾经睡过的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忍着尽量不哭出声来。母亲在一旁说，你们一起长大又一起离开家的，心里难受就哭几声吧！

停了一会儿，母亲说，你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白天民政上敲锣打鼓送立功喜报，半夜里单位的人就送来了他出事的消息。那时侯连着几天晚上睡不成觉。接着又说，他自己不爭气，咱也不哭他了。听到这些话，我知道是安慰我。

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我意识到经受打击和痛苦最沉重的是娘亲。我不再抽泣，想像着当时家里是怎样的情况，怀疑起当初的选择。当兵入伍立功受奖有什么能比得上兄弟手足，我祈求时光倒流，舍弃一切去换回那鲜活的生命……

自那天以后，我没有再和父母谈及二弟的事情。痛失手足的悲痛、懊恼、惋惜、追悔以及无奈在脑海中悬浮，在心底里沉积。

近来我时常会想到，如果二弟还在的话，也到了退休的时侯了。可是没有如果。四十年前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在二十岁上，把自己永远留在了燕山脚下。

　　上个月，我去了北京、去了房山，到了燕山脚下，试图去了觧他曾经的生活，去追忆我们兄弟的过往。然而，阴沉的天空之下，唯有凌冽寒风和枯枝败叶。

　　四十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当年在县城他送我当兵走的时侯，那沉默无语的表现中流露出的些许不舍、若有所失的情绪，想到相依相伴的手足在那一刻竟会成为今生今世的永别，一种难以忍受的揪心和无以诉说的痛，让我泪不自禁思绪万千。

四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独自里对二弟勇章的怀念，却随着岁数的增长越发的容易从心底深处浮现。

　　二弟勇章一九六六年开始上小学，那时我上三年级。整个学生时期是在文革当中。

他和很多那个时候的孩子一样，跟着人们去看批斗会、看破四旧、看游行、看热闹，和同学和邻居伙伴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上学的那些年，每个学期学校都要给学生发一张寒假或者暑假通知书，由学生交给家长。在他的通知书里不论功课成绩如何，评语中总有一些句子少不了，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热爱劳动。

　　在我们邻居口中，勇章是个勤快孩子。当年我们居住的平房院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自来水管。邻里之间相処的很好，不论谁家有什么类似和泥、搬砖、盖厨房、搬蜂窝煤等粗重活都会相互帮忙。那时侯二弟经常会在左邻右舍帮助做点事情。

在家里，我们从小就开始做家务。每天早晨起床都是两件事：倒尿盆扫门口。

一九六六年以后，我们家先后新添了妹妹和弟弟，洗尿布成了我们新的家务。二弟经常是放下书包就端着盆拿着小刷子到公共水管为弟弟妹妹洗刷尿布屎布，邻居大娘大婶见到都会夸上几句。那时他才八、九岁。

一九七五年他十六岁时便跟我一起下乡去了农村。

在知青点和生产队因为年龄小大家也关照他，年龄大一些的知青把他当小弟一样对待，他也会帮别人挑洗衣水或者做点什么，在知青点院子里与人和睦相处，生活虽然清苦点倒也无忧无虑，逐渐地成熟起来。

二弟在家时就有个爱好，喜欢吹笛子。下乡后又开始吹竹箫，但是他并不识谱，也没有谁教他。一支曲子只要听过，就能摸索着吹下来，练习几次后不论节奏还是旋律都能有模有样，自娱自乐也挺快活。他经常以这种方式快乐在自己的快乐中。

　　现如今，再也看不到那种情景也听不到他的竹笛声了。

回忆，有时令人痛苦，但情不自禁。

怀念，常常不易言表，却深切在心。

常言说，时间能冲淡一切，也会使人们忘记。

对我而言，时间也会是一种浓缩，历历往事、万千思绪、千言万语化成一件事、一个词——怀念。

二弟勇章，我会想他。

二零一九年一月四日

（农历冬月廿九）於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