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很远，记忆很新

颜世亮

　　生活稍纵即逝，犹如过眼云烟。 拨开回忆路上的枯黄落叶，寻觅尘土遮掩下的记忆碎片，蓦然一惊：原来有些记忆不会被岁月带走，任凭时光侵蚀，清晰依旧！

40年前的 2月17日，浙江省军区赴云南前线参战人员在金华火车站集结。就是这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宣告中国政府开始对越南自卫还击作战。因为越南也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没用 “宣战” 字眼。

当我们登上闷罐军列驰向南疆的时候，边境上已是万炮齐鸣，总攻是在这天凌晨打响的。

　　我是温州军分区第二批抽调上前线的。 第一批是去广西前线，年前就走了，当时我在住院，想报名为时已晚。得知有第二批的消息，我赶紧回连队写了请战书，并用大号缝被针刺破手指，在签名上按了血印。

说实话，本人并不是具有多高的爱国情怀，或者根本没朝这么高的境界想过。我认为当兵的打仗是本职工作，天经地义的事。家父是40年入伍的抗战老兵，我血液里会有点遗传基因。 至少，在前线的20余天里，没留下什么让我恐惧的记忆。

两年前，回海岛老连队战友聚会，我代表参战老兵发言。我说：“上前线的战友没有给老部队丢脸，我们当中没有胆小鬼！”

　　火车日夜兼程，偶尔会停车安排吃一顿米饭，主要还是以沿途供给站送来的面包和水为主。整日油盐未沾，嘴里寡淡无味。有战友传过来一包榨菜丝，我撮了两条含在嘴里，顿感鲜美无比，久久不舍得嚼咽。

穿过湘黔铁路，气氛慢慢凝重起来，铁路旁不时看到持枪的哨兵。到了昆明，我们下车来到兵站，立刻进行了换装。

战斗服是石棉布的，说是可以阻燃防止灼伤。 鞋子叫“钢板鞋”，高鞋帮，比一般鞋子重，因为鞋底衬有网状钢丝，可防竹签之类刺脚。每人一个草绿色大背囊，里面有尼龙吊床、毛毯、防雨布、防毒面具、急救包，还有绑腿带。

负责接待的是一位说四川话的首长，他要求我们把自己带来的东西全部打成包裹，写上详细的家庭地址。他认真地说：“放心好罗，我会负责安排人把遗物送到各人家人屋里头。”

这话有些滑稽，好好的咋就成遗物了？我笑着接口道：“我不会死的，到时候还是自己来取吧。” 他一听，也笑了，连声附和“要得，要得”。

　　这时，我看到了在我记忆幕墙上深深镌刻了40年的一幕： 同连队出来的俞春林，正摘下腕上的手表，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了大提包里……   

这是位有6年军龄的老兵，本来马上退伍的，就用积蓄买了这只上海牌手表准备风风光光回家。没想部队突然接到命令，退伍全部暂停，他被派往前线。得知在金华转乘火车我有机会回家，他把准备退伍带回家去的虾米、紫菜等一大包海岛特产都给了我。我问，为什么不寄回去？他说不想让家里人难过。 

我劝他：“手表戴去吧！你看，我也戴着。” 在原连队战士不允许戴表，我的表是这次回家刚拿的。他默默地拉好提包拉链，轻声说：“家里还有个兄弟。” 我有点鼻酸，他像是在给自己安排后事。

离开昆明，我们登上小火车，向边境进发。

火车很窄，车厢一排只有3个座。这是19世纪末法国人造的，因铁轨宽正好1米，也称 “米轨火车” 。沿途崇山峻岭，森林茂密。我探出车窗，发现火车用了两个车头：一个前面拉，一个后面推，喘着粗气，吃力地爬行。

在老部队， 流传有 “洞头岛上十大怪” 民谣。有两句 “瓦片上面压石块”、“男人都用红裤带”，说的都是海岛特色。 “压石块” 意喻海岛风大怕被掀瓦；下句是说海岛男人靠打渔为生，“红裤带” 是图出海吉利。

后得知这里也流传有 “云南十八怪”，如 “三只蚊子一盘菜， 火车不如汽车快”。前句形容作为亚热带的云南蚊子特大，后句指的就是这种云南特有的小火车。

火车经过一个小车站，有列车停着等待交会。两车并排时，发现这是送伤兵的专列。透过车窗看到，满车都是裹着绷带的伤员，他们纷纷支起身子招手或者敬礼，其中一位还是用左手向我们敬礼的，因为他的右手被固定在胸前。

我们靠窗的战友全都抬起右臂，向他们致敬。后来知道，这些都算轻伤的，简单伤口处理后，运送到后方医院。前方的战地医院要留给那些伤情严重并不宜移送的危重伤员。

“他们算是幸运的，命保住了，” 边上有个战友轻声嘟哝了一句。我说：“哪那么容易死呀？ 大不了也就像他们一样，受伤罢了。”

于是，战友们开始讨论如果受伤是选择断手还是断腿。  起先还有争论，一会儿就倾向留腿，多数意见认为：腿比手重要！ 

我的意见不同，我说：“断一条腿，可以装假肢，勉强能走。就算两条腿都没了，还可以弄个轮椅摇摇。 断手没法替代： 少一只，吉他没法弹，两只都没的话，挠痒都没办法啦！” 大家哄堂大笑。

“ 最好的，还是一样不丢！” 说话的还是嘟哝的那位，不过这次声音响多了。

当打完仗，我们撤回四川，一次在大街上，居然碰到了这位战友。分开几个月，却恍如隔世，两人异口同声大喊：“你还在啊！” 接着不约而同摊开双手，拉起裤腿，申明没有假肢，全是真的！ 不由喜出望外，久久拥抱。

小火车到头了，我们全体下了车。眼前雾气迷蒙，周边参天大树高耸，不见其端。

几个穿短衣短裤的小孩，捧着整串的香蕉向我们兜售。我身上没钱，想起背囊里还有两只面包，就拿出来换。

一个男孩接过两只面包，把手上香蕉递给我，迟疑地看着我。我想可能太多了，这串有20余只，就打算撕下半串还给他，可他突然转身跑了。

我和几个战友正分着香蕉，那小孩又回来了，捧着一串更大的香蕉，塞到我手里。 原来他以为面包很金贵，怕我吃亏。 那小男孩朝我咧嘴一笑，掉头跑开了。

多年以后，电视里有了穿越剧，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念头：带上一盒最好的蛋糕，回到当年，送给那位小男孩。

我们是从一个叫蚂蟥堡（应该是个村寨名）的地方进入越南的，这时刚知道我们的新部队是13军的38师。

过境前进行了分派兵，金华籍兵中，鲍海源、金建华和我三人被分到师直属队。几位同乡战友围了过来，说家人就拜托关照了，他们认为在师部安全系数会高些。后来才知道，进了越南，基本是没有前方后方区分的。

我们三人还是庄严地承诺：大家放心，战友的父母就是咱的父母！

这时，同学俞小毛跑过来跟我道别。他诡异地告诉我，刚才发出两封信，有一封是寄给金华同学的。我有点惊讶，因为才宣布过战场记律，其中就有不准寄信的禁令，况且当时条件也没法寄信的呀！他说，是贴好邮票，偷偷交给一个老百姓，那人答应会送到公社的邮筒去。

“给同学写了些什么？” 我问。

“没几句话，就说我们准备出国了，后面写了很大几个字：永别了，同学们！” 说着，他右手握紧拳头，肘部向前一顶，做出革命先烈英勇就义前大义禀然的表情。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引来周围许多诧异目光。 当时气氛非常沉闷，战友们个个神情悲壮，还有个别在低声抽泣，我俩这样没心没肺地说笑，显得有些另类了。    

俞小毛和我不仅是同学，还一起在金华友谊木器厂同车间做学徒，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战场上他毫发无伤，退伍后如愿进了全民单位。 可叹命运多舛，好日子没几天，因为家族遗传的心脏疾病突发离世，时年二十六岁。英年早逝，令人扼腕，愿他在天国安好！

 

　　据民政部门的资料，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金华籍阵亡人员为22名，其中我老部队温州军分区的有两位。

范金宝，塘雅溪干村人，上前线分在炊事班。一次上阵地送饭，回来时护送伤兵撤离，途中不幸中弹。生前战友说，金宝是做完饭，来不及套上军衣就上阵地去的，白衬衣醒目，被远处越军高射机枪打中牺牲的。

余庆余， 曹宅白渡村人，为了救排长，被炮弹炸死的。去年，我和一同参战的蒋时良、陈立新去拜望过烈士的弟弟余庆法。他说，收到哥哥阵亡通知书时，家里领到500元政府抚恤金，后来又追发过300元。

如今，他俩都长眠在遥远的南疆，不能魂归故里。 此刻，我谨代表同乡战友告慰烈士：安息吧，好兄弟，我们没有忘记你们！

　　边境线就是红河，此时河上已架了舟桥。我忙里偷闲和几位护桥的战士聊了几句，得知此桥是武汉军区的舟桥团架的。

舟桥就是浮桥，巨大巨厚的浮板用钢链串在一起，两端在两岸固定住。这种桥浮力极大，别说汽车，坦克也能过。

我们踏桥进入越南。

这里海拔高，河床水位差大，虽说时值旱季，红河的水流依然遄急。在我们浙江，如果不是汛期，都不容易看出水是朝哪边流的。金华的婺江如此，杭州的钱塘江也是如此。

战后，一位亲历抢渡红河的战友曾对我这样描述——

总攻那天，几个小时的炮击，河对岸的地面工事、各种建筑全被摧毁，已是一片废墟。

我们接到命令，乘着冲锋舟、橡皮艇，一批批渡过红河，水太急，靠岸时已不是原来的顺序。那些利用自制漂浮器材泅水过去的，不少被急流冲下去几公里才上的岸，原来的序列乱了，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了。

他说：当时有点乱，连长找不到排长，排长找不到班长，班长也找不到自己的兵……   而越军猫在地堡里的机枪开始扫射了，也不知从哪里地底下钻出来一些越南人开始了反扑。 我们不知道该听谁指挥，就自找掩体各自为战。

最后他说：“ 身边牺牲的战友越来越多，我们眼睛都红了，没人指挥就玩命冲了……”

这场战争给后来我军改革提供了不少借鉴，其中一条就是证实了恢复军衔制的必要性。 当原来建制被打乱时，临时集结的人员由军衔最高者指挥，既名正言顺，又一目了然。

我军早在1955年就实行过军衔制，文革时期被取消，人人都是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虽然干部比战士多俩口袋，还是分不清排长、连长或者营长。直到1988年，才恢复了军衔制。

进了越南，首先视觉上的感受就不一样。

40年后，当我再次追忆跨过红河的一刹那，脑子里跳出这样一个词： “血色残阳”。  那土，那阳光，甚至那空气，都是暗红色的，如同后来电影《红高粱》的基色。 

领队的是位师部作训参谋，他问我学过哪几套格斗拳术。我惭愧地说，就勉强会 16个捕俘拳动作。

“花名册上你不是侦察兵吗？” 我回答是炮兵侦察兵。

“那应该去指挥连。” 他一想又说 ：“现在指挥连都分散到各观察所了，你先当步兵吧。” 于是，我被带到师直属的步兵连队。

巧的是，鲍海源和金建华两位同乡也被临时留在了这里。连长看了看派兵单子，连说好好好，都是老兵!    这位体格壮实的连长，和其他战士一样，也穿着战斗服，打着绑腿，脖子上挂上冲锋枪。晚饭后他就让我们早点休息，说第一晚就不安排我们任务了。

宿营地是一片小树林，我们用砍刀将树干下部的枝蔓砍去，拴好尼龙吊床。

此时，夕阳西下，枝叶间隙泛着余晖 ，我看了看表，指针居然已过8点了。那年头，从未出过远门，不知道还有 “时差” 这种神奇的事情，就以为是自己的手表坏了。 

远处时不时传来枪声和爆炸声，反而衬托出小林子里的静谧。我们三个金华老乡，身处陌生的国度，搂着枪躺在吊床上，用家乡话聊着天……  一切似乎是那么大的反差，但又感觉那么温馨融洽。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在越南的第一个夜晚。

没想到，这一夜，我被冻醒了好几次，尽管睏得要命，还是巴望天早点亮。原来越南这鬼地方，年温差不过5度，日温差却有20多度。老百姓家里看不到一件厚衣服，但都有10斤重的棉被。

金建华告诉我，他晚上冻醒后，就把毛毯先垫在下面，然后在把下半截从档下拉上盖住胸口，就暖和多了。这让我茅塞顿开，原来我主要是后背冷，吊床不能侧身睡，只能仰躺。我身上是盖了毛毯，后背却贴着吊床，一层薄薄的尼龙布对抵御夜晚的寒气毫无作用。

此后，再遇上吊床过夜就有经验了，先弄些衣物垫在后背，如没有，就用防雨布垫。

　　我开始选的是一支折叠式冲锋枪，这枪看上去轻一点。两天后就发现不妥，因为枪短，得始终提在手上。 好在前线最不缺的就是武器，我换了支木柄带刺刀的冲锋枪。 这样 行军途中若遇短暂停息，把枪杵在地上，枪口高度正好抵在子弹袋的下沿，可让肩膀松口气，其作用相当农民挑担用的担柱（金华话念“dua 度 ”）。

我当时身上光是“军火”就有30斤：冲锋枪按基数配置要求带300发子弹，差不多有15斤；枪自重7斤多；4枚手榴弹约6斤，再加上弹夹弹袋、砍刀匕首之类。背囊里的装备（包括干粮和水）差不多20斤。全算上，单兵负重不止50 斤。

战斗已打了几天，越军防守全线突破，我军势如破竹，大踏步挺进。3个步兵团在前面开路，我们保护着师部紧随其后。那些天，白天不是行军就是搜山或搜村，全部行装都不离身的。 “路远无轻担”，当晚上睡觉前卸下弹袋、背囊，人轻得感觉都要飘了。时而会有些小敌情，通常打不了几发子弹，我就把自己的子弹基数定为120发，正好压满4个弹夹。接着我又发现，手榴弹也是多余的，因为不需要我们攻击火力点。手榴弹不仅重，跑起步还碍事，于是就不要了。事实上，连里很多战士手榴弹都没用，怎么背去的又怎么背回来了。

这天，我们为师部担任警戒，这是甘塘附近的一个小村。一位面容白净，书生模样的军人走过来。他穿着普通的确良军衣，脚上还是双布鞋，没带枪，后面跟着的警卫员却多背了一只手枪。他笑眯眯地问我：“小鬼，从哪里过来的？” 昨天行军途中，师长我都见到过了——他骑在马上，身着战斗服，打着绑腿，挎着手枪。 眼前这位如此打扮，真吃不准他是多大的官。我赶紧立正敬礼：“报告首长，我是从南京军区过来的，部队在浙江。”

“哦，你哪里人？” 

“也在浙江……是金华。”

我以为说出金华，他会陌生的。谁知他哈哈笑了起来：“我们是老乡呢！”见我满脸狐疑，又说了“金华罗店”。他告诉我，他是《解放军报》派来38师的随军记者，因为打完仗要写战史。他掏出笔，在小纸条上写下“范匡夫”三个字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名字，我在师政治部。”他指了指不远处几栋吊脚楼，说有空可以去找他。回国后，我的确在《解放军报》上看到几次署名“范匡夫” 的文章，记得都是通讯报道类。

直到二十年后，一次在电视新闻里突然听到这个名字。他已然是金华军分区的政委，因为他的廉政事迹被中央媒体宣传表彰。原来他是衢州江山人，当年衢州和金华尚未分开，江山确实属于金华地区的。他说金华的罗店，那是他最初服役的地方， 20军的60师就驻扎在那里。据悉，他是在浙江省军区副政委位置上退休的，少将军衔。祝范将军健康长寿！

　　这场战争，飞机、导弹、坦克都不是主角，最有威力的武器是火炮。参战前，我是炮兵侦察兵，当时在海岛，只接触过85毫米加农炮。这是一种线膛炮，距离近的时候可以对海上目标像枪一样直接瞄准射击。二战后期，朱可夫元帅指挥的苏军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就是把这种炮推到大街上，向德军顽守的建筑物直接瞄准射击的。在自卫还击战战场，这炮也有，但只能算是小弟弟了。

现在，我依然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当时我军用的主要火炮种类：152加榴炮、130加农炮、122榴弹炮…… 尤其是63式130毫米19管火箭炮。它的炮管上10下9列成两排，每0.5秒可发射一发炮弹，适合对目标实施密集射击。 通常一个火箭炮群为12门炮，发射一次，10余秒时间就是288发炮弹。 像泼水一样，目标瞬间无死角全部覆盖。

苏联早年有种火炮叫“喀秋莎”，其实就是早期的多管火箭炮。为了保密，炮身上没有印上型号，只有个字母“K”。此炮威力巨大，在前线深受欢迎，受到字母K的启发，红军战士就深情地叫它“喀秋莎”。看到炮，宛如看到一位美丽的少女，“站在峻峭的岸上”，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俄罗斯虽然是战斗民族，但的确很浪漫。 鉴于火炮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炮兵也就被他们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赞誉为“战争之神”。

　　越南的山地，分布着许多小山洞，溃退下来的一些越军就躲藏洞中。子弹不会转弯，手榴弹威力也不够，这让我们的战士不知所措。可又不能撇下不管，否则会溜出来从背后偷袭。开始我们的战士就靠硬冲，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明显吃亏。这时候，防化连的喷火枪大显神威了。“喷火枪”，专业叫 “火焰喷射器”。它喷出的油料形成剧烈燃烧的火柱直扑洞中，撞壁后四处飞溅，顺着洞壁拐弯粘附着向纵深燃烧。燃烧消耗大量氧气并产生呛人烟气，洞内人员无法呼吸，直至窒息。我们搜山时，只要发现有敌军负隅顽抗的山洞，只要封锁住洞口，交给喷火枪来收拾。

甘塘是越南北部地区的工业重镇，有个很大的磷矿，据说为亚洲最大。战后，我们奉命在云南蒙自看守战利品，我们师光从甘塘磷矿缴获的拉矿石用的自动翻斗卡车就不下百台。甘塘属于老街省，越南所谓的“省”远不及我国的地级市。甘塘是个市，也不如我们的小县城。就几幢法国人留下的欧式建筑有点像样，大都房屋低矮简陋，马路边还有不少菜地。

那天，我们排在甘塘市郊的路边小憩，一位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军人走了过来。他环视了一圈，突然指了指我，又拍了拍相机。我明白了，他是要给我拍照。路边有几辆被炸的汽车，我就靠在一辆破吉普上，顺手捡了顶越南人的帽子挂在刺刀上。

直到几个月后。部队回到四川，指导员突然找我，递给我一张照片。他说是在师政治部看到的，就给要来了。我一看，正是那次拍的，没想还能留下一张战场照片，不由得惊喜万分。这让别的战友羡慕不已，因为谁都没有在越南留下过照片，连长都不例外。有的战友不服气，说我不够威武，也不如他长得好看，当年还不习惯用“帅”这个说法。。

　　打下老街后，西线主要战场就是莱州省和黄连山省。

我们面前越军虽只有4个正规师，但在各师之间的空隙地带，活动着大量以连、排为单位的地方部队、公安部队。面对我军强大的攻势，他们知道硬性抵抗没有用 ，于是躲进山里林中，寻找机会偷袭骚扰。

我们作为师直属队，任务是保护师部的安全 ，面对的主要就是这些地方武装，还有就是神出鬼没的特工和数量惊人的民军。

越南特工常常装扮成我们的支前民工，甚至穿解放军服装，不少还会说汉语。有次上级通报，说有越南特工伪装成我们的人，混入驻地，暗杀了一位首长。上级要求对生人要搜身，不允许带武器的陌生人员靠近首长。

越南的 “民军” 和我们理解的 “民兵” 是有区别的，基本都是退役军人。其中不少曾经历过抗美战争，有实战经验，就单兵战术素养而言，不会低于正规现役军人。

我军的战术是突破防线，啃掉硬骨头后，就打穿插，迂回包抄，截断敌军的退路。通俗的说法叫 “关上院门打狗，堵住笼子捉鸡”，力求更多歼灭其有生力量。所以，在我们先头部队后面，已围进了不少被打散的越军。搜山通常以排为单位行动，搜寻躲藏隐匿的散兵游勇。

我带一个战斗小组，3个人。每次行动，我要求他俩跟在我后面，一人看着左边，一人管住右边，前面归我。

越南的山地，常有灌木丛，3~5米外有人就不容易发现。小战斗时有发生，但零星几个越南人成不了气候，遇抵抗就击毙，不抵抗就捉俘虏。连里要求掌握几句越语，如 “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放下武器” 之类。我没兴趣，认为多此一举。只要是枪对着他，哪怕是喊金华话，也会明白是啥意思的。

我所经历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在一片灌木林。

我们排正搜索前进，突然前面有人开枪了，前方几十米处，发现了越南人。我们赶紧趴下，无需命令，全排一起开火了。当我们枪停了，前面一片寂静，上前查看，发现越军留下了13具尸体，我们排仅牺牲一人。我已换过一个弹夹，说明是一口气发射了三四十发子弹。

这些越南人服装很杂，武器也不一样。有几支苏式AK-47自动步枪，那是越南正规军装备的武器。有我国产的56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这是以前支援他们打美国佬的。还有一把冲锋枪让我眼前一亮，恍惚似曾见过。细一想，原来是雷锋同志最经典的半身戎装照挎的那种枪。此枪是我国解放初期仿苏“波波莎”制造的54冲锋枪，和苏式不同的是把弹鼓改为了弹夹，用的还是手枪子弹。这种枪威力不大，在我军早被淘汰，这是第一次看到实物。

显然，这帮人是被打散后临时聚拢的，基本处于弹尽粮绝的处境。排长说，真是万幸，假如他们弹药充足的话，我们会有不小伤亡的。确实如此，这样近的距离，一梭子扫射过来，总能撂倒几个的。 

一年前，看了场叫《芳华》的电影，那段用数分钟长镜头连续拍摄的刘峰带小分队在灌木丛和越军的遭遇战，引起心弦共振…… 尘封多年的遥远记忆被激活了，那些熟悉场景让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此片编剧严歌苓，从小考入成都军区，是名文艺兵。79年自卫还击战打响，20岁的她主动请缨，成为云南前线的战地记者。艺术源于生活，所以她能写出让亲临前线的老兵感同身受的作品。

我们三人的战斗小组，在晚上潜伏哨时，更能感觉出是个整体。

潜伏哨就是在野外分散过夜，承担暗哨的职责，我们三人就相当于 “同寝室” 的。

只要条件允许，我绝不再睡吊床。吊床上过夜，一者太冷；二者只能仰躺而我习惯侧身睡觉； 三是摇摇晃晃总感觉睡不踏实。 如果潜伏位置就在村里或村子边上，我们天黑前去老百姓家找床棉被，铺在地上，各自裹着毛毯。假如能弄到两床棉被，那就有盖的，更妙不可言。如没有棉被，找些干草也行，再把三张防雨布都垫上。

记得那几个夜晚天特别黑，怕睡得太死，被人捅了都不知道。我们就拖来一些被炮弹炸断的枯树枝槎，将“下榻之处” 围起来。这样放心多了，当有人接近，我们会被惊醒的。

在夜晚，只认口令不认人。发现情况，对方若答不上口令，立即开枪。在老部队时，口令都用数字，如口令“3”，回令“8”。在这里，口令和回令通常为一个词组，记得有 “老牛——爬坡”、“汽车——加油” ……

一天晚上，连里有个新兵，听到不远处有动静，大喝一声：“口令！” 未见回应，抬枪就射，结果打死的是一头牛。正中脑门，一枪毙命。他的班长百思不得其解，说这个兵大白天打靶都吃“光头”，黑灯瞎火咋这么准？

若遇下雨或雨后很湿，地上无法睡，就得在树上拴吊床了。把防雨布披在吊床上面的尼龙绳上，垂下来正好裹住吊床两边，像个带篷的小船，风雨无虞。

我是77年兵，组里另两名的兵龄都比我短。

一位贵州兵是78年入伍的，布依族。他上衣口袋里揣着一张姑娘照片，空闲时常常拿出来，痴痴地凝视。那姑娘还算秀气，深色的百褶长裙，衣服上绣着花，头上好像缠着什么布，脖子下套着项圈。他说是初中同学，当得知马上要打仗了，许多同学都写来信，在她的信里夹了这张照片。

“你说是不是她答应跟我好啦？”

没等我开口，他自己回答了：“肯定是的，要不怎么会给我照片呢？” 说着，继续深情地凝视着照片。

另位是79年的新兵， 入伍不到50天就上了前线，他说新兵训练打了9发子弹，第10发就是在战场上打的。

他是山西人，也是城市兵，普通话极好，因为在部队大院长大，父亲是个不小的官。 他说自己从小不爱读书，喜欢打架，所以老爸就让他来当兵了，说是让部队好好管教管教。

“现在好了，老子战场都上了，看回去谁还敢惹我！” 他歪着头，一副睥睨天下的样子。

我对山西不熟，但知道近代史上有个词叫“晋商”，就问：你们山西人很会做生意的吧 ？

“哪是只会做生意，山西人的厉害老鼻子啦！” 他自豪地嚷道：“中央就有三个是咱山西人：华国锋、陈永贵，现在陈永贵老婆也进中央啦！”

前两个我知道，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副总理。“陈永贵老婆是谁，咋没听说？”

“郭凤莲呀！”

我忍住不让笑出声来。郭凤莲号称大寨 “铁姑娘”，应该比陈永贵小三四十岁，差辈了。再说，她是刚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如果这也算进中央的话，一个省何止三人。不过，我没扫他的兴去纠正，爱自己的家乡应该鼓励的。

那天，我们搜村，感觉他老留意越南人家里的灶头。我问找什么， 他说：“找醋，馋醋了。” 后来，被他找到个醋瓶，里面有个小半瓶。他嗅了嗅，仰头就一口气喝完，尔后抚抚胸口，长长舒了口气，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光辉，一副死而无憾的样子。从此，我知道了我国有一个酷爱喝醋的 “族群”，名叫 “山西人”。

已经想不起他姓什么了，但他是单名“波”不会忘。因为他的头很圆，像个“ball” 。祝他过得好， 童心不泯，童趣依旧！

那些天，不知日子是几号，也不知是礼拜几。但战友们都清楚，我军是节节胜利，因为我们继续向前推进。

部队不停移动，炊事班无法做饭，常常地，我们只靠压缩饼干充饥。

压缩饼干亦甜亦咸，带点葱花味，每小包两块，用羊皮纸包装，净重250克，基本是一顿的量。它不是烘烤出来的，不像普通饼干那样脆，很硬，一口咬下去却满口碎末，需不停喝水才能吞咽下去。

饮水，也是件困扰的事情。我们不喝陌生的井水，怕投毒，而山泉和小溪不是想要就能碰到的。

我们主要喝池塘或田渠的水，连里发了小药片，在水壶里投入一粒，即可将水变得清澈。这药片，应该就是明矾，明矾遇水会电离出金属离子，能吸附水里悬浮的杂质，形成沉淀，使水澄清。这在我们高中化学课有学过，叫胶体沉淀反应，泥浆水就是胶体。

后方补给常会送来罐头，最常见的是午餐肉罐头，开一罐几个人分着吃。且不说没啥肉味，就其暗粉的颜色就让许多战友倒了胃口。沿路常有尸体，死人的脸被太阳晒了，就是这种颜色。我从小卫校里长大，解剖室、标本室死人见惯了，尸体被福尔马林泡过也是这种颜色。见多不怪，所以我照吃不误。

比较受欢迎的是酸菜罐头，它是腌制大杂烩。里面有萝卜、黄瓜、白菜、豆角等等，微酸微辣非常开胃。

味道最美的当数回锅肉罐头，真金白银，里面真的有肉！那肉香酥软糯，油而不腻，还有几片脆脆的嫩笋…… 想起来，至今口有余香。

一天，我们班奉命护送两名伤员去战地救护所，他们是被越南人的地雷炸伤的。这种地雷特点是迸发的钢珠或碎片一般不超过一米高，只炸下肢，目的是伤人而不是杀人，但这跟人道没关系。 炸死一个，实际战斗减员就是一人，而炸伤一个，得一人或两人将伤者送下去，实际战斗减员就是2~3人。

边境总攻那天，当地面防守工事都被摧毁后，稠密的炮火持续并延向纵深，重要的目的就是用引爆来扫清地雷。步兵进攻遇到雷区，用坦克碾压最佳，这种地雷对坦克不起作用，战士们可以踏着履带印前进。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坦克能到的，况且我军进入越南的坦克并不多。那些地雷不仅体积小，外壳还是塑料的，金属探测器很难发现。

我师工兵连有位排长，嫌探测器排雷太慢，延误军情，就带头踏着碎步往前冲，以身试雷。结果受了重伤，战后评了二等功。

战地救护所就是几顶帐篷，它是最靠近前沿的医疗机构，是火线和后方医院的中转站。

医务人员先对送来的伤员先进行分类。

对于贯通伤，只要没伤及大动脉主血管，都算轻伤，由护士包扎处理后即送后方医院。 盲管伤，就是子弹或弹片有进无出，留在身体里了，必须立即取出。在蓄电池的无影灯下手术，待伤情稳定后转送。还有的危重伤员不宜搬动，只能留在救护所就地抢救观察，以期出现生机。

救护所边上停着护送伤员的军车，为减少道路坑坑洼洼造成的震动， 救护队在车箱铺上厚厚的细沙，来替代棉被。

我们到的时候，伤员不少。帐篷里，医务人员们个个额头满是汗，一些护士跪在地铺上地给伤员清理伤口，包扎，输液……

帐篷外躺了一些已处理过的伤员，有的在昏睡，有的在呻吟，还有个别在哭泣。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 ” 这是战士们战斗前的口号。 战场上，哭声表示恐惧，影响士气，动摇军心。 在这里则另当别论–——看着自己的残肢，想想家里的长辈或心爱之人，木人石心亦伤怀 ，哭一哭也有情可原，况且当时救护所没配心理医生。

路边有几具被包裹好的尸体，是抢救无效刚牺牲的，细一看，裹尸体的竟然是我们背囊里的防雨布！现在明白了为何要求在防雨布角上填写各自姓名籍贯等详细信息，原来是专人专布，专布专用。

前些天和鲍海源战友通电话还聊起这段经历，这位退休法官不由感慨万千，他说：“那些日子， 我们是背着自己的 '棺材’ 在战斗的呢！”

　　迅速、准确的战场救护，能及时挽救伤员的生命，减少残废。相比之下，越南军队就差远了。我们打扫战场发现，许多越南人尸体都是在比较隐秘的地方 ，说明不是当场毙命，而是受伤后逃离躲藏，得不到救治失血过多死亡的。

我们那些军医、护士、担架救护队和伤员护送车的战友们是真正的天使，和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也是英雄！   

我从救护所听说一件很感人的事情。

有位年轻的战士，头颅受伤送到救护所抢救。他很坚强，每当清醒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他说，我知道我快死了，死就死呗，就是遗憾这辈子没谈过恋爱。这时，他才会流露出些许哀怨的神情。

弥留之际，已经不会说话，他睁大着眼睛，似乎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护理他的护士握着他的手，噙着泪水，俯下身，亲吻了他。于是，我们这位年轻的战士，带着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我听了很感动，拿出笔就写了下了，还在后面煽情地写道：“消息传到前线，前线沸腾了 ，战士们高呼：理解万岁！护士万岁！ ” 我把稿子交给指导员，他连声叫好，说马上发出去。后来听通讯员说指导员是电话一句一句读着发出去的。结果怎样我就不知道了，不知是发哪的。

攻打黄连山那天是晚上开始炮击的，地动山摇，半片天都是红的，非常震撼！ 黄连山一带地势险要，据说当年法国人都不曾占领过。

当我们西线攻陷黄连山和封土、沙巴等重镇，河内前面已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与此同时，东线的凉山防线也被许世友指挥的大军摧毁。红河平原的大门完全打开， 越军剩下的部队溃退到河内周围。该日，越共中央宣布全国总动员令，表示要倾举国之力，死守河内。

就在这天，新华社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自卫还击战已达到目的，即日起开始撤军。 这天是3月5日，距离开战16天！

中央军委原定的作战方针就是： 集中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摧毁其基础设施，就迅速撤回。在传达邓小平指令时，记得有这样几句：要把他们打伤、打痛，让他们20年翻不了身！

东线虽然边境线更长，动用的兵力更多，但普遍认为我们西线战绩要略胜一筹。正是战功卓越，杨得志战后得以晋升国防部副部长，并接替邓小平任总参谋长。

当连长宣读撤军命令的同时，还宣读了中央军委对我们军的通报嘉奖。说13军打得最好 ，战果大，伤亡小，可惜俘虏太少。连长提高了嗓门，喊道：“师长已下命令，从现在开始，抓一个俘虏记三等功一次。都听明白了吗，要活的！”

原因我们明白，仗快打完了，到时候要交换战俘。 平心而论，越南人还是顽强的。据统计，打死20人才有1个俘虏，这样的比例在各国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如把进攻看成上山，那撤退就是下山了，下山太快了会摔跟斗的。当年美国人在越南早不想打了，但就是撤不出来，像是陷入烂泥潭，拔不出脚。

我军采取的是交替掩护，边清剿边撤退的方式，稳步后撤。在撤退路上铺设地雷，以远程炮火掩护，越军无法组织大规模追击。越军就算炮击，也是稀稀落落几发，不敢群发或连发。否则，他们的炮阵地位置就会暴露，将招来灭顶之灾的炮火还击。

打仗，人的因素固然重要，军人要勇敢，要有狼性。然而现代战争不是冷兵器时代，仅靠勇敢是不够的，武器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红脑袋”撞不开钢筋水泥的防御工事，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才能摧毁。

撤军的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开始行军。中午时分，到了一个山边的村子里，得到命令在此休整一天。布置了岗哨，连长笑眯眯对大家说，难得轻松，改善下伙食。吃鸡的抓鸡，吃鸭的抓鸭，各自负责弄干净，做上记号，交给炊事班，一起煮。

越南数十年战火不息，本来可以休养生息，却又穷兵黩武，惹是生非。从城市的基础建设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是穷的，但农村老百姓家看还算富庶。

这个村子面积不小，但房子很稀疏。每家基本都有个简易篱笆围起来的大院，里面有牛栏、猪圈，鸡舍或鸭棚等。因为主人跑了，圈门都敞开，让动物们自行觅食。

此刻，老牛在栏里慢条斯理地嚼着干草，几头猪在地里撒欢地拱菜，鸡鸭则是满院追逐嬉闹 ……. 门前还有鱼塘，我随便拨弄下就看到有不少鲫鱼。显然，这里是不割 “资本主义尾巴” 的。

我们班住的吊脚茅草楼紧挨着山坡，屋后有清泉在淌，泉水是用剖开的毛竹（中间的竹节打掉）一截一截从山上引过来的。我们把下面那片毛竹凌空一架，就成淋浴了。这是进入越南后第一次洗澡，舒服自不必说，但没内衣更换。身上脱下的实在脏得惨不忍睹，再咬牙也穿不回去，只得空壳套上战斗服。

　 这家的主人应该是有文化的，像有些生活情趣。屋里靠窗有张长桌，有台灯和笔筒之类的文具，边上的木板架上有不少书籍。屋角有个音箱，低音喇叭看去有10吋直径。柜子上有架电唱机，一叠黑胶唱片摞在边上，因为没有电，没法听。最让我惊喜的是，墙上居然挂着把吉他，一拨，音还蛮准，说明主人是会弹的。

晚饭吃得非常称心，不光因为有鸡，主要是炊事班还炒了锅久违的青菜！那这么多天，虽然也常有米饭，但吃不到绿叶子的菜。祖国送来的供给都是方便运送且不易坏的食材，如黑乎乎的豇豆干，还有“盘菜”（一种扁园的根茎类蔬菜）、土豆之类。

吃完饭，我迫不及待地抱起了吉他，弹唱了苏联歌曲《灯光》。歌词是：

有位年轻的姑娘

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

在那台阶旁

透过淡淡的薄雾

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

还闪亮着灯光

…… 

战友们都说好听，有位还流泪了，因为他正在恋爱。这时，班长从连部开完连务会回来，进门一看，就嚷着他要唱，让我给他打伴奏。班长是云南楚雄人，他细着嗓子学女声唱了支他家乡的小调。歌词有好多段，诙谐搞笑。第一段的词记得是： 

人家的丈夫像丈夫，

我那个丈夫像头猪，

吃得是胖乎乎……  

这一夜虽是在屋内睡觉的，不过我们还是打好绑腿，系紧鞋带，搂着枪，没有半点松懈。

回撤途中，部队继续对陷入重围的越军实施清剿。我们连的任务要求沿途做好“清理”工作，主要是搜缴各种战利品和掩埋越南人的尸体。还有就是尽量销毁我们部队驻扎过的痕迹，如填平炊事班挖的灶头，清理部队留下的各种生活垃圾。这下，那些猫耳洞又派上用场了，什么都可往里塞，只要把洞口填了就行。有时时间仓促，就直接用手榴弹将洞口炸塌。

3月15日夜里，最后一辆军车驶过边境线回到祖国，翌日，中国政府宣布完成撤军行动。 至此， 1979年2.17~3.16历时28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 

在后来若干年发生的“老山英雄”、“者阴山战斗”等，已经不是本次对越自卫还击战范围了，那是发生在我国境内的区域性防御作战，从1979.10 ~1989.10，绵延10年整。 这是两次作战，  性质不同，时间不同，参战人员待遇也不同。对此，中央军委已有明确界定。

在一个夕阳和煦的黄昏 ，我们跨过舟桥，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很多战友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抚摸了脚下的泥土，虽然嘴里没说话，但心里都在向远方的亲人高喊：“我回来了，我还活着！ ”

战场烈士遗骸都被运回了祖国，听说准备建造陵园安葬英魂。后来我在陆军第51医院住院，有位卫生员姓冯，她的父亲是我们师的政治部首长，负责烈士善后 。她告诉我：战斗尚未打响，她父亲就赶去云南大理订墓碑。 那里的石灰岩是上好石料，白底带黑色花纹，剖面宛如天然的水墨山水画。

战斗打响，烈士被一批批送了下来。遗体被擦拭修整，换上一套新军装，保持死者尊严。一人一棺，一棺一墓，一墓一碑，入土为安。

她说：“父亲结束善后工作回来，很长时间情绪都非常低落，老是默默发呆。有时，会突然冒出一句：一车车送来的，都还是娃子呀！ ”

下面三张照片由俞春林战友提供，能保存至今，足见俞老兵深厚的反击战情结。

　 撤回边境，部队过于密集，尽快疏散是当务之急，我们上了军用卡车，连夜后撤。

车里塞得严严实实，挤了30多人，驾驶室两名司机，轮轴换班马不停蹄。路上很黑，车子不允许打开前照灯，靠路旁向导微弱的手电指路，一辆接一辆在盘山公路蹒跚前行。整整 一个夜晚，才算脱离越军火炮的射程范围。

天亮了，路边有了一些欢迎的群众。尤其经过村寨，迎面是树枝叶扎成的巨大 “凯旋门”，插着各色彩旗。路旁横幅写着标语：

欢迎英勇的指战员胜利归来！

打出国威，打出军威！

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家！

……

花枝招展的姑娘们挥舞着纸旗、花束，在路边跳跃、呼喊着。不时有人向我们车里抛食物和水果，还有整盒的香烟。

下了车，连长传达了命令：整理好军容风纪，列队行进，准备接受首长和地方领导的检阅！连长告诉大家，前面有香港来的摄影队在拍摄。

连长高声说：“都拿出精神来，让全世界瞧瞧，我们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这下我着急了，因为我裤子有个大洞，是几天前被钩破的。破洞在股沟上部，巴掌大小，要命的是里面没内裤遮挡。摄影机不会拍背后，关系不大，可路边那些 “花枝招展” 的眼睛肯定躲不过的。挎枪走队列，没法用手捂屁股。

情急之下，想起背囊里还有只急救包，忙拿出来撕开，把三角绷带取出绑在腰上，让三角巾挂屁股上。从后面看像长裤外面套了条三角裤头，破洞就被挡住了。如果贴身扎在长裤里面效果更佳，可队伍已经起步来不及了。顾不了那么多，不走光就行！    

若干年后，这种穿法不知怎么传到了好莱坞， 内裤外穿成了 “超人” 的打扮了。

一直到了云南个旧市的大屯，部队才停下来休整。有两件事急着要办，都要花钱的，就问排长借了点钱。

一件是剃头。从温州出发前，带队干部就叫我去剃头，说到了前线会没时间剃的，还说最好是光头，这样受伤了包扎方便。我说，头打破了，也就用不着包啦！ 

其实，我坚持没剃的原因，是因为路过金华我要回家的。金华人有句俗语，“剃了头出门“，意思是出去拼命不准备回家了。我倒不是迷信，只是不愿家人和同学朋友们看了多心。这样，又一个月过去，头发之长可想而知。

第二件更要紧，就是给家里报个平安。我首先想到是写信，需要信封、邮票，我就打听邮局。

找到了个邮政所，是一间小屋，在公社门口。里面一张桌子，几只柜子，还有就是一位邮政大姐。我问信寄到浙江金华要几天？她回答起码十多天，说要快可以寄航空信，估计一个星期可收到，不过邮票得贵2分。 

我突然记起有种叫 “电报” 的通讯方式，以前在家时曾收到过山东老家的电报。就问：可以拍电报吗？

“可以呀！” 大姐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想不到一个当兵的居然知道这种高科技。她说，电报是要从城里发的，明天城里会送信件、报刊过来，让他们把电报单带回去就是了。

我想，明天发出去，后天家里可以收到的。于是，我果断地填写了电报单，电文：我已回国。 电报是3分钱一个字，地址和收件人姓名的字数折半。我感觉还缺点什么，犹豫了一会，一咬牙，多花了6分钱又加了两个字。电文如下：“我已平安回国” 。

事后得知，我的电报竟然给几位金华战友家里带去了悲伤的阴霾。

原来我们上前线后，战友的家长们不知怎么互相间都认识了。当时没有QQ，没有微信，但工作单位有电话，于是战友家长 “电话群” 应运而生。每天互相间都会通个电话，打探是否有消息。

我妈接到电报，第一时间就欢天喜地告诉 “群里” ，说自家儿子已平安回国啦！ 一些家长就开始哭了，一直哭了好多天，直到收到一封8分钱邮票的平信。

等到了发津贴，我被告知我的钱都被扣了，是香烟的钱。

在越南，后方给连队配送过两次香烟。第一次去迟了，只拿到几盒“金象”、“白象”，这都是云南玉溪产的普通烟，每盒不到3角，相当浙江的 “飞马”、“利群” 档次。 第二次居然有种叫 “田七” 的高档过滤嘴烟，8角2一盒。 我激动地问司务长：我能多要吗？ 他很爽气地递给了我一整条。

在前线，大家都是生死兄弟，不分彼此，见者有份 。不管会不会抽，点上再说，常常是递上一圈，一盒烟就空了。我当年津贴是9元/月，结果分两个月才扣完。

我问司务长，假如我死在越南，你会向我家里要钱吗？ 司务长亲切地答道：“不会的，牺牲了可以报损。”

好在我们马上拿到了留在昆明的“遗物”，里面有换洗衣物，还有些钱，才算摆脱了窘境。

接着，我们一个排奉命去蒙自看守战利品。蒙自曾经是38师的大本营，部队解放初在此驻扎，直到1968年才离开去四川的。

战利品都堆在红河哈尼族自治州招待所空旷的大院里，我们任务就是站岗。

那段日子相当滋润，吃住是地区招待所标准，不时还能欣赏高水平的演出，都是些中央慰问团带来的国家级文艺团体。记得有两首歌很好听：《再见吧，妈妈》和《泉水叮咚响》，洋溢着浓郁的亲情和爱情，战友们听得热泪盈眶。

        不久，部队就 “班师回朝” 了 。13军属于成都军区，军部在重庆，我们38师在嘉陵江边的南充市。 四川省政府代表四川人民沿途设宴迎接子弟兵凯旋，我们车队安排在重庆的一条街上。

        记得是在半夜时分，一个饭馆招待一个连队，菜肴非常丰盛，还第一次领略了火锅。有几位地方领导向我们敬酒，酒叫“五粮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白酒，不知喝了有没有1两，反正醉了，被扶到车上就不省人事了。  

        到了南充，我调到师指挥连。老连队一起过来的张龙祥也在师部大院，他在师直防化连。三人中还剩俞春林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我趁在司令部出公差，仔细翻查了全师阵亡和失踪人员名单，没找到他的名字，松了口气。

        后来回海岛战友会，不见他来，打听了也没人知道下落。 直到2018年，定居南京的张龙祥费尽周折终于有了俞春林的下落。 于是，我们几位战友驱车前去他苏北农村的家里探望。他坐在轮椅上，气色还不错，这也亏得他娶了位贤惠善良的老婆。

　 当过兵的，都看重自己生命中那几圈绿色的年轮。如今，年已蹉跎，燕居深念，值40周年之际，逸笔寸心，用些冷暖自知的文字，写下这段魂牵梦萦的记忆，以祭奠那远去的青春岁月 ……

芳华早已不在，惟有隽美尚存。

                                 

颜世亮     

        2019年元月於杭州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