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碑志展（二）

乐悠悠

　　第四部分 辽朝时期（公元916-1125年）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辽王朝，立国200余年，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与汉字并行使用，这一史实充分体现于辽代碑志之中。从20世纪初叶开始，辽代碑志陆续出土，20年代，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圣宗、兴宗、道宗三代帝后哀册面世。这些保存在地下的石刻档案成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各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

辽大安六年（1090）知上京盐铁副史郑恪墓志

辽大安六年（1090年）萧袍鲁墓志

辽太平六年（1026）中京提辖史宋匡世墓志

辽应历五年（955）陈万墓志

辽保宁六年（974）石重贵墓志

辽乾亨三年（981）彭城郡王刘继文墓志

辽佐移离萧相公墓志盖

圣宗皇帝哀册并盖 辽 太平十一年（1031）

圣宗钦爱皇后哀册并盖 辽 清宁四年（1058）

圣宗仁德皇后哀册并盖 辽 大康七年（1081）

道宗皇帝哀册并盖 辽 乾统元年（1101）

道宗皇帝契丹文哀册并盖 辽 乾统元年（1101）

道宗宣懿皇后哀册并盖 辽 乾统元年（1101）

道宗宣懿皇后契丹文哀册并盖 辽 乾统元年（1101）

兴宗仁懿皇后哀册 辽 大康二年（1076）

辽乾统元年（1101年）梁援墓志并盖

辽乾统七年（1107）赵国夫人张氏墓志

辽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王文熹妻张氏墓志

辽乾统四年（1104年）枢密院史刘郎中娘子傅氏墓志

上碑背面契丹文

契丹小字

辽寿昌三年（1097年）相国贾师训墓志并盖

辽寿昌三年（1097年）张郁墓志

辽寿昌三年（1097年）张公恕妻陈氏墓志

辽重熙八年（1039年）耶律仁先（父子）墓志并盖

赠检校太师王说墓志 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

辽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沧州刺史王隣墓志

辽统和四年（986年）耶律延宁墓志

辽清宁五年（1059年）耶律庶几墓志

辽重熙七年（1038年）晋国夫人墓志并盖

第五部分 金元明清时期（公元1115-1912年）

金元明清时期辽宁地区遗留的众多石刻是几代王朝经略东北，加强边疆管理，促进民族融合，巩固封建统治的实录，也是各族人民建设和保卫国家的真实写照。其中明代碑志是记述“九边之首”辽东的重要历史实证，清代碑志则是记录满族崛起及明亡清兴的重要铭刻。清代，许多学者、金石家对前代石刻碑志的研究日益深入，著作迭出。史学家也十分重视从石刻碑志中发掘新的史料，金石学日渐流行，成为考古学的前身。    

金大定十年（1170）奴哥马郎君墓碣

金皇统四年（1144）刘唐三代明堂碑

金天德三年（1151）吴舜辟墓志并盖

张维墓志拓片 金 正隆元年 （1156）

房慧乡墓志拓片 元 至正14年（1354）

赵公墓志拓片 元 至正六年（1346）

左：明弘治十五年（1502）孙贵墓志并盖

右：明正德十五年（1520）孙贵妻项妙明墓志并盖

盖太母张氏墓志并盖拓片 明 万历四十年（1612）

明景泰元年（1450年）崔源墓券

崔鑑墓志拓片 明 正德七年（1512）

崔鑑夫人费氏墓志拓片 明 正德十六年（1521）

怀远将军崔鑑墓志并盖拓片 明 弘治十一年（1498）

明 崔胜墓志

夫人李氏墓志并盖拓片 明 弘治七年（1494）

明 胡氏残碑

李淑人龙氏墓志并盖拓片 明 正统十年（1445）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永远公营碑记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宋国忠墓志并盖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重修镇边寺残碑

明镇国将军王公墓志盖

明万历三年（1575）故处士高公墓志盖

明正德十四年（1519）金安人墓志

明成化十六年（1480）李英母陈氏墓志并盖

明景泰二年（1451）武略将军王瑄墓志并盖

明正统十二年（1447）王宜人黄氏墓志并盖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李元勋墓志并盖

不清楚

清康熙二年（1663）温庄公主墓志并盖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西巡抚马雄振及夫人李氏合葬墓志并盖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淮阳总督马元凯（世济）夫人董氏、连氏合葬墓志并盖

清康熙二十二年 马世济夫人董氏墓志并盖

清雍正十三年马国桢（贞庵）夫人程氏合葬墓志并盖

清马国桢夫人何氏墓志并盖

辽博古代碑志展介绍完毕。由于展厅内灯光暗淡，照片不清楚，部分照片摘自网络。

下面记录一些常识。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的一种书体名称，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 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清灭六国，约1200多年。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大量历史事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称为古籀的。籀就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文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精湛的铜器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谈从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3000多年前。

　　石鼓文——秦代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以鼓而得名。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两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718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演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凤神的。石鼓文对后世的书法与绘画艺术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不少杰出的书画家如：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朱宣咸、王福庵等都长期研究石鼓文艺术，并将其作为自己书法绘画艺术的重要养分。

　　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后经过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种通行书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一直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形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形象意味稍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这种书体更趋简化，线条圆匀，字呈竖势。是我国汉字的一大进步，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为后来楷、隶、行、草诸书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都是楷书，因此也称“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魏，在北朝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书法水平为高，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魏碑书体的特点明显：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钱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棺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倡导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学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汉代碑刻——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尤其西汉年初碑刻，仍沿袭秦代的书法传统，现在能看到极少数的石刻留存，如《鲁灵光殿址刻石》、《霍去病墓石刻》、《鲁孝王刻石》，王猛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其笔划简直，为没有波势的隶书。有一部分钻篆书，承袭秦代小篆的风格，其中《鲁孝王刻石》是纂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以上这些石刻的书体，基本上是方整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构密的特点。方折笔道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重大发展。这些石刻的字数不多，但书法艺术成就很高。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东汉前期的隶书碑刻，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笔划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并存。与西汉时期的隶书相近，外形扁方，笔划简直。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树碑的风气盛行，石刻渐多。此时的汉隶比起东汉初期，其点划波折明显，已完全脱离了篆意，已变为纯粹的隶书。到了东汉桓帝灵帝（公元147～189年1）时期，汉隶已经完全成熟，书法日趋精巧，这种法书为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成为汉隶的极盛时期。由于东汉树碑立传之风很是盛行，所以遗存的碑版为数最多，并最精湛。

墓碑的起源——碑，最早源于周代，是一种没有文字、没有图案的竖石。据《说文》记载：“碑，竖石也。”在地面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者标记者，称为碑，其上镌刻文字者，称为碑刻。清代学者王筠在《说文句读》中解释道，古时碑刻有三种用途：一、宫中之碑，照日影以知时辰；二、庙中之碑，竖石以栓牲畜，用以祭祀；三、墓前之碑，用以扯绳以下棺。后代碑石两侧有环形石刻，乃古碑“穿孔 缒棺”之遗迹。

石碑在东汉时开始兴盛。人们在碑上镌文字， 述德纪事，树碑立传，逐渐演化为比较固定的形制。碑的形制，可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背首有尖首、元首、方首。汉代的碑首有简单的纹饰雕刻，有瑞兽、四神等。至魏晋时，碑首演变为螭龙。碑首上有圭形的碑额，上刻碑的名称。碑座起初是长方形，至隋唐时出现了龟形，俗成“赑屃”，传为龙的第九子，好负重，故用于碑座，有长久、吉祥之意。碑身的两侧称为碑侧，多刻有各种纹饰图案、画像等，以线刻的手法为主。

　　碑的形制—— 古代之碑，到东汉的时候形制已具备，一般可分为碑阳、碑阴、碑侧、碑额、碑座也称为趺。碑额：碑为竖石，上端即碑首称为“额”。“额”多刻碑的标题，即碑头题字。书体篆文居多，故一般称篆额，以后也用隶书、楷书、行书标提额。四周多克有蟠螭、蟠龙等图案。

碑穿：汉碑之制，首有碑穿，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以前下棺、系牲旧碑，加刻碑文，穿孔仍存。一种为新造碑，沿袭古制，仍凿穿孔，但此时穿孔已无实际用处。至于碑穿的位置，有高有低，或大或小，或偏左或偏右，并不于书写碑文无碍为准。如此古制，至汉末已消失。

碑阴：碑的反面称为碑阴。古人往往于碑阴刻文字，一般刻有碑的题名，或建碑的捐募者的姓名和钱款数字。也因碑文在碑阳中容纳不下，而接续刊入背阴的，也有的碑阴二字不刻。

碑侧：碑的左右两个侧面称为“碑侧”。大多用以刻题名，或只字不刊。也有时因碑的正文过长。在碑阳、碑阴两面还容纳不下，也可刻在碑侧，这种情况一般较少。

背座：碑身下方起承载作用的基石，隋唐以后多雕成昂首的巨龟形状，称为龟趺。这种巨龟，传说它的力气极大，能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做成碑座，故名“龟趺”。

墓志——也称墓志铭，通常是埋在地下的。最早的墓志是东汉时期的，魏晋时期，发生了多次大力禁碑的事件，使墓碑的数量减少，墓志的数量增加。建安十年曹操下令禁止厚葬、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诏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最初的墓志，无论其形制还是称名均与碑无异。墓志即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的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这种仿照碑式的遗风至南北朝时还可以见到，唐代偶尔一见。

墓碑转入地下以后，吸收了其他明器（如盒）的形制特点。盝顶盒式墓志就逐渐成了占据主流的基本形制。这种墓志，由志底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底多为正方形石板，刻志文，志盖多为梯形石板，刻题目，志底四周与志盖多为杀往往刻有纹饰。对于石碑与墓志等各类石刻上的纹饰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