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陵川之战

A先生

　　陵川城国共之争   山西境内太行、吕梁、中条、恒岳的山脉雄踞四周，我共产党、八路军要在山西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主席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走活在山西建立根据地这步棋，须占南太行之晋东南这步棋的“眼”。于是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总部即派刘伯承、邓小平的129师进驻晋东南首府长治后，化整为零分赴晋东南各地宣传抗日、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陵川县地处南太行，在晋东南之东南，距河南省修武县界110里，东扼冀、鲁山川，南鸟瞰中州平原，历来是兵家必占之地。刘、邓首长派386旅771团政治部主任赵基梅为司令员，八路军沁县工作团团长涂锡道为政委的八路军“独立支队”驻平城、385旅广昌团驻附城。他们分赴农村积极宣传抗日的同时，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8年2月在附城发展了河东村的路宪文、城东村的候景域等同志加入共产党组织，并在附城村组建了陵川第一个基层村党支部，同年8月在周边村秘密建立了8个村党支部。

  山西省委陆续派共产党员卫逢祺、李希曾、孟宪德组成陵川县工委，归纳起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利用国、共共同承认的牺盟会组织作掩护，在陵川各乡、村成立牺盟会、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组织。将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充实到组织中担任领导。二是向群众宣传日寇侵略我国领土犯下的滔天罪行。三是推行抗战经费按经济收入和土地占有数合理负担。四是组织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五是开官仓放粮济贫。六是组织领导农民反对旧政府贪污勒索活动，罢免贪官污吏。七是改造山西地方阎锡山旧政权，将共产党员以牺盟会员身份为掩护充实到各区任抗日区长。八是把旧政权的各编村村长、村副分别对待，有劣迹群众意见大的给予撤职，换上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到村政权中担任领导。九是建立由我党控制的县、区抗日武装和村民兵武装。十是公开镇压汉奸、卖国行为。通过这些活动使陵川人民逐步认识了共产党，在陵川掀起了由共产党领导民众，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8年2月13日，日伪军进攻晋东南首府长治。长治失守后，129师指挥部转移至东面的河北省涉县境内。陵川周边的壶关、高平、晋城相继被日寇占领后，陵川成了晋东南唯一未失守的完整县，除八路军驻军坚守外，中共晋东南长治特委机关迁至陵川、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朱瑞创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学校”（简称：华干），也从失陷的晋城崇实中学迁到了陵川。河南、晋南、晋东南及全国其它地方的优秀青年秘密传播着“抗日要到山西陵川去，那里有抗日的八路军及八路军办的‘华干’”，陵川俨然成了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小延安”。

  这些活动动摇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统治基础，引起了阎锡山的不安，利用陵川地主豪绅杨垕、杨志玉大造舆论说：“牺盟会就是共产党，陵川被赤化了”。他们收买了河北民军张荫梧反动武装，密谋逮捕我抗日县长王耿人。王耿人遵照党的指示，在路新文安排下带着卫队和县游击队秘密从陵川转移到附城，当夜路经新庄、丈河、夺火开到河南豫北，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阎锡山即委任反动分子师人凤担任陵川县县长，师人凤到任后以各种借口逮捕抗日干部、撤换是共产党员和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区和农村基层牺盟会主席；对我党在农村推行的抗战经费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开官仓放粮济贫的做法，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中央为了占领陵川这个战略要地，也组建了中央“晋南工作团”，派了一批特务在农村勾结地痞流氓，带着“中”字袖章，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破坏抗日，公开抓捕我共产党员。我党中央、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太南特委上下一心和国民党阎锡山据理斗争，迫使阎锡山不敢担当公开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罪责而妥协。

　　为了加强陵川抗日工作，中共太南特委任命李希曾（陵川平川村人）、路宪文（陵川附城村人）、候景域（陵川附城城东村人）等组成新的工委。并在全县设三个区和区工委，利用牺盟会发动群众，针锋相对、面对面和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作讲理斗争。利用阎锡山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将国民党中央的“晋南工作团”赶出了陵川，带“中”字袖章的当地地痞流氓，也藏起了袖章，不敢再捣乱了。中共太南特委认为国民党陵川县长师人凤的反动政权，是我党建立太南根据地的一大障碍，特委书记亲临陵川秘密布置驱师方案。由于上下一心，赶走了国民党县长师人凤，迎来了共产党县长张维汉，区、村政权大都又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使陵川政权基本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国民党蒋介石也看上了陵川这个战略要地，1940年3月派中央军第34集团军司令兼40军军长庞炳勋部、嫡系27军军长范汉杰部和新5军军长孙殿英部抢占陵川。派西区的刘戡、陈铁和陇海路驻军临时抽调的6个师,准备东渡黄河随时准备增援陵川。八路军总部也针锋相对，增调129师新组建的新编第1旅、115师344旅、决死纵队、独立支队、河北民军第4团组成由副总参谋长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的“八路军第2纵队”，准备在陵川和国民党军展开一场厮杀。因此赵基梅、陈锡联、陈再道、杨得志、唐天际、韦杰等高级将领率部集聚陵川，司令部设在平城秦寨村（今义汉村）。“陵川战役”一触即发之时，毛泽东主席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考虑，防止国共相杀而利日寇侵占中华，以他和王稼祥之名，当月15日急电令朱德、彭德怀：“万万火急朱彭二同志：蒋卫（指蒋介石、卫立煌，笔者注）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六个师渡河汛情况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考虑对蒋卫作必要让步，避免因此破裂两党团结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河南合涧林县一线的问题”。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我八路军总部、太南特委和军区的安排下，凡在陵川的我党、政、军机关、地方武装、暴漏身份的共产党员全部撤退到平顺县境内的大山中。我党政军和共产党员含泪撤退陵川时和民众表示：“中央军占陵川是杨柳树一时光景，八路军是松柏树万年长青，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

我党、政机关从陵川撤出，史称“太南撤军”。随后国民党即占领陵川县城，陵川就成了国民党在晋东南和豫北一带的反动统治中心。为加强其反动统治，在其所占领的陵川地区成立了一个“军区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机关驻在陵川县城的北关瘟神庙里，它受27军军部直接控制，是一个相当于署一级的军政机构。27军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车多、炮多，士兵多使用汤姆逊式冲锋枪而且弹药充足。军长范汉杰任主任；副主任有：45师中将师长刘进、46师中将师长黄祖勋、预备第8师中将师长陈素农、政治部主任少将蒋鹏翥；委员有：晋南总队正、副主任少将张良莘和张雄潮、军统晋东南站少将站长乔家材等7人组成，共辖20个县，其中包括晋东南14县（长治、襄垣、沁水、阳城、陵川、高平、晋城、壶关、平顺、潞城、屯留、长子、黎城、和顺）和河南豫北的6县（修武、获嘉、林县、沁阳、博爱、辉县）。实际上除陵川是一个完整县份外，其余各县大都是日寇的敌占区、我解放区和游击区。其中军统晋东南站少将站长乔家材最为骄横跋扈、盛气凌人，几乎左右了“军区设计委员会”一切，各县书记、县长都由乔家材安排军统骨干担任，连边境要道张路口（晋城）、大河口（壶关）、壶陵水、古郊、横水等7个税务所，收缴的税款和其它物资分配都得他说了算。尤其是在“清乡”、“清党” 盘踞陵川3年时间中，在宋家坡和冶南两村设立了集中营，在县城北关设立了政治犯拘留所，抓捕、残杀我未来得及撤退的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和抗日干部家属。对他们采用暗杀、捆绑吊打、关封门户、挂黑门牌、罚款请客等手段疯狂的血腥报复和迫害，全县有未撤退走的500多名党员、牺盟会干部及家属惨遭国民党杀害，被逮捕、关押、受罚者达1000余人。被陵川老百姓叫成“杀人如麻、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27军在陵川各村抓壮丁扩军，在各村从征粮到纵兵和农民抢口粮，不顾民众疾苦和死活，老百姓一提27军，就气的咬牙切齿。

　　27军驻陵川，把持了军、政及县以下的区、村政权3年。3年来日寇就把陵川作为扫荡重点目标，这些小规模的扫荡，27军也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抵抗，开始在陵川的周围扫荡时，重点在长治县、高平一线。据晋城市烈士陵园碑文记载：1940年下旬，27军某部在高平七佛山之战歼灭日伪军70余人；同年6月在高平龙顶山之战歼灭日伪军130余人。相继还先后光复过晋城、阳城、沁水、高平；同年11月，27军驻平城的46师师长黄祖勋得知日伪军从长治方向，向扫荡陵川的日伪军运输补给，随即令137团到距平城15公里的壶关县的马家庄阻击，经一昼夜之战，毙日少佐大队长薮内敬沿及日伪军300余人，俘虏264人。27军也阵亡120余人，在平城东街村东岭上建立了公墓，群众称为“老兵坟”；1942年元月，日伪军组织了2万余人，从晋城、潞城和河北的涉县、河南的林县四路围攻陵川。驻附城和城关的45师师长刘进负责阻击晋城、潞城之敌，27军46师从转移到的古郊迅速回撤到县东北的大圪老郊，夺回敌先占领的阵地和27军仓库，毙敌200余人，缴获敌平射炮4门，军用皮鞋数千双；日伪军进行第五次疯狂扫荡进攻时，46师183团营长梁来顺率部，在玉泉至十字岭路段阻击晋城来进攻陵川县城的1000多日伪军七天七夜，使其不得不返回附城绕道新庄、丈河、佛水来进攻陵川城。

1943年4月日寇为占领陵川这个战略要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的“太行战役”，调动20万日伪军，从长治、高平、晋城、河南林县、辉县、修武的四面八方向太南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区陵川进行第五次扫荡。具历史有关记载，国民党驻陵川及周边的孙殿英新5军部、接任范汉杰27军军长的刘进部、34集团军总司令兼40军军长的庞炳勋部，三个中央主力军合计有25万大军，加之陵川及周边地方武装不下30万人。日寇进攻的日伪军总共只有20万人（其中日寇才有5万人，伪军15万人），由于国民党在陵川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得不到群众拥护、帮助和支持，军心、民心丧尽，部队失去战斗力。国民党军在日伪军进攻时被迫迎战，有的局部战场军队数倍于敌，除少数部队进行了局部抵抗外，经几次战斗就很快土崩瓦解。当月24日孙殿英新5军首先投敌当了汉奸，当月30日日军占领陵川县城；在日寇持续扫荡进攻下，27军第45师、46师、预8师被击溃逃到陵川东部山区；5月6日国民党34集团军总司令兼40军军长庞炳勋，在六泉双脑村兵败被俘后也投敌当了汉奸；7月9日，日军对逃往东部山区的27军残部反复扫荡，将预8师打残，师长被俘虏后投敌当了汉奸。接任范汉杰27军军长的刘进化装成商人带部分残兵逃到河南豫西过了黄河；这些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军全部编入伪军，开始和日寇来剿灭我驻河北涉县抗日根据地抗日的八路军129师。国民党陵川县县长杨志玉投日当了汉奸，任了伪县长和县维持会会长；国民党的附城、礼义、平城的区长也全部投敌当了伪区长和区维持会会长。

日寇在陵川之暴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陵川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遭受了巨大的战争浩劫。1937年至1939年日寇虽未直接到达陵川境内，但不论城里和乡村就不时遭到日机的轰炸，少者2架，多者10余架，有时成群的日机一天要来轰炸数次。特别是城关、平城、附城、礼义人口集中的集镇，更是轰炸的主要目标，炸死炸伤人员、炸塌房屋不计其数。为了防轰炸，县城机关、群众在城墙下和野外打了许多防空洞，在敌轰炸最频繁时，一吃早饭就得拉男携女钻进防空洞，直至太阳落才能回家。由于长期轰炸，县城社会混乱、市面冷落、工商业萧条、学校停课。如：1939年7月7日，日军11架飞机从东方袭来，飞至城关上空，顺东关街至南门口，连续投下数10颗炸弹，炸塌沿街两排房屋数百间，数10人炸的是尸残体缺。不仅大村轰炸，有些小村也是轰炸目标，同年春，上上河村民宋保中在地耕作下种时，被敌机机枪扫射至死。1944年春，日军轰炸刚成立不久的驻新庄村陵高县政府，将驻村东庙公安局东屋3间炸塌、西庙司法科院内炸伤村民崔海保，炸村北县委、政府办公驻地时炸弹偏了北，在高脊岭上炸了个大坑（现村民将那个大坑建成封顶式储水池）。

　　从1940年至1943年日寇5次进攻陵川。第一次是1940年3月31日进城，4月5日退却，历时6天；第二次是1941年3月9日进城，15日退却，历时7天；第三次是1941年12月12日进城，17日退却，历时6天；第四次是1942年6月20日进城，8月4日退却，历时45天。这四次属于短期性的“扫荡”，日伪军所到之处烧房抢粮、奸淫妇女、杀鸡宰畜，老百姓都惊恐的叫“跑（躲）日本”。第五次是1943年4月30日进城，并从此占领了陵川县城至1945年4月10日战败退出，历时2年。

日寇第五次占领陵川后，把陵川归入“上党道”管辖，成立了日伪“宣抚班”（群众叫“联络部”），1943年11月改名叫“新民会”，由和田一马任顾问，带有日文秘书王长礼，驻城内北街，负责陵川日伪行政、武装单位与日寇之联系。1943年春派日本指导小队来陵，由大尉福田任小队长的“福田指导小队”约40人，驻旧县衙内。负责指挥和组织剿共、扫荡、搜山。国民党最后一任县长杨志玉投降日军当了陵川县的伪县长，组织了军、政、会、社合为一体的傀儡伪县政府，设立了五个行政区（包括“壶陵区”）。

占领陵川后大部分日伪军撤走，经常留守日军加上“福田指导小队”大约还有450余人。分别是：上田少尉任中队长的“上田中队”100余名，驻城内老仓后之大炮楼内；深田中尉任中队长的“深田中队”100余名，驻城内东街望洛书院；土井少尉任小队长的“土井小队”40余名，驻平城镇，1944年春退县城内，秋后调高平；同年11月后调日军春山准岩少尉任小队长的“春山小队”40余名，驻城内老仓后之大炮楼内，次年4月在修筑成侍郎岗炮楼后驻其内；池川少尉任小队长的“池川小队”30余名，驻野川底炮楼内；枯木一雄中尉任中队长的“枯木中队”100余名驻峰头炮楼内。

日寇占领陵川主要靠汉奸支撑，驻陵汉奸部队有：山西省防军剿共军第1师师长赵瑞及第2师师长杨诚率领先后来陵。1师分驻侍郎岗、野川底、峰头各炮楼内，总兵力2000余名。2师常驻陵川，总兵力2000余名，司令部驻旧县衙内，下辖4团驻崇安寺，5团驻东岳庙和龙王山、二神头等各较大炮楼内。全师有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140挺，步枪1500余支；由贾泽生任县维持会会长，带领着上党道保安队郝耀忠分队40余名，驻陵扫荡期间收编27军残兵和国民党县长杨志玉的县大队，扩大为300余名，由贾泽生任队长，郝耀忠任副队长，辖3个中队，后编入陵川保安队。至同年10月收编国民党溃兵扩大到7个中队，又更名为“陵川保安联队”，有1000余人，由伪县长杨志玉兼任联队长，驻城内东街都家院。该联队武器精锐，弹药较丰，这些武器多系投敌的27军和国民党地方武装自带，计有步枪600余支，轻机枪6挺、重机枪2挺、迫击炮1门。6中队由贺瑞昌率领驻峰头、2中队随伪2区区长李希仁驻野川底、其余各中队和独立小队分驻城关各街巷。城关、附城、礼义伪区公所也分别收罗了一批国民党时期的散兵、地痞流氓组成了区治安队数目不等。

日寇占领陵川后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军占领县城后，老仓后底和县政府成了禁地，在那里修了数丈高的炮楼，在地下修了暗道。在龙王山至二神头一带的山头上修了大小碉堡36个。每个碉堡内的敌人下乡要粮要钱，逼得群众离乡背井逃避，周围成了无人区；为了修筑碉堡和城墙，将县城有名的文庙、东岳庙、南庙、西庙、马王庙、会馆、真君庙、生祠、石兄庵等文物古迹和部分民房拆除，离城10余里以外的古建筑也拆毁十之八九。龙王山的大松树也被全部砍掉；为修炮楼刘家脚村20余户，百余间房屋全部被拆，村民流离失所奔走他乡；给城关附近群众发“良民证”，出入县城无“良民证”，即以“暗八路”施以吊打、火柱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压杆等严刑逼供；日军将下乡扫荡抓来的60名男性民扶，在修筑完炮楼后，押至东关木匠圪当上用大刀砍死后推到塄下堆积，后尸臭气50米可闻到，史称“东关惨案”；城关17名妇女躲日本兵，藏在东关水口阁下，被15名日军找到集体轮奸，最大40岁，小的17岁；3名日本人在西石门村将1名妇女轮奸后，又把两条腿分别绑在相邻的两棵被拗弯的树上，然后手一松把这个妇女分身两半致死；日伪占领陵川后，随即调动

全部1万多名日伪军分兵向平城、附城、礼义、武家弯、夺火、古郊进行了两个月时间的反复扫荡。伪县长和县维持会会长杨志玉，收罗陵川当地人武宝珠、宁聚成、牛国斌、秦草灰，给各路扫荡军带路。他们狐假虎威、亲手杀害陵川同胞不计其数，被群众叫成“杀人魔鬼”。如：1943年6月日伪军扫荡北召村，在村外大坑窑洞抓到22名村民，全部用机枪射死后，再用刀砍杀一遍；同年11月，1000多名日伪军扫荡附城，从丈河、新庄、城东一路抢劫财物和抓了8名村民，捆绑至附城用刺刀戳死在村北野地里；不仅日伪军每到一处大烧、大杀、大抢，而被追击得溃不成军的国民党散兵，也长期在东部山区公开抢劫。群众日日夜夜不敢回家，村村无人居住，长期靠吃树皮、野果、树叶充饥。由于饥饿、疥疮和虐疾传染，大量群众病死、饿死。像横水、夺火基本成了无人区，爽底村100余口人当时只剩下7口人。具具尸骨无人掩埋，人吃人时有所闻，全县人口死亡高达3.2万余人，陵川村村都有日寇欠下的血泪账，日寇在陵川之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抗日军民城外之战    1943年4月30日日寇占领了陵川县县城后，撤退到平顺县的我陵川党组织、共产党员和陵川的地方武装就迫不及待纷纷向上级写请战书，要求打回陵川去拯救在日寇统治下民不聊生的陵川民众。驻河北涉县的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也深知占领南太行及陵川制高点要地的战略意义。占领陵川后，不仅河南豫北几个县可以囊括在怀抱，而且可随时出击中州大地。现在国民党丢失陵川，我们可以毫无顾忌的、理直气壮地出兵和日伪军作战，相机占领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立即组织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史称：“磁武涉林战役”，这次战役歼灭朱怀冰部、鹿钟麟部和孙殿英部1万余人。1943年8月在林县发起了“林南战役”，经9天激烈战斗攻克敌伪据点80余处，歼灭庞炳勋、孙殿英部日伪军7000余人，解放了太南、豫北40万人口。

战役胜利后，刘、邓首长即令新一旅旅长韦杰、政委唐天际、参谋长李达、副参谋长黄新友带领2团和“决死纵队”7团，趁机从林县奇击陵川东部和河南豫北日伪统治薄弱区。新一旅2团是老红军部队，参加过长征和红军东征，指战员大部分是南方四川人，打仗凶悍。抗日战争时奇袭长治机场一战出名，被晋东南人民亲切地称为“老二团”；“决死纵队”7团原为山西五专署保安游击司令部第2支队整编的。2团夺取陵川夺火乡，全歼伪区公所3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决死纵队”7团奔袭陵川西南交界的晋城柳树口镇，歼守敌一个连，俘虏敌60余人，缴获长短枪35支，轻机枪1挺；“决死纵队”7团攻克博爱玄坛庙据点，俘虏敌60余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轻机枪3挺；后相机占领了豫北的修武、辉县、博爱、沁阳等地。

我晋冀鲁豫边区为适应抗战环境需要，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撤至黄河南的实况，决定设立中共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来创建“太南”和“豫北”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9月新成立的八专署驻陵川夺火庙洼（后迁至附城的盖城村）。江明任地委书记、杜毓云任专员、新一旅的副参谋长黄新友任军分区司令员。同年9月陵川县政府在郭家沟成立，先后驻六泉、古郊、横水。同年10月决定设立陵高县委、县政府。把原来的陵川县分属四个县管辖：东部与南部仍为陵川县；西部和西南部与高平的东南部新设立陵高县，县委、县政府驻附城的新庄村，后迁高平的候庄；西北部边境部分村划长治县管辖，县委、县政府驻杨村；正北及东北部分村划壶关县管辖。这4个县都属晋冀鲁豫边区太行行署领导，其中山西的陵川、陵高、在陵川西南边境晋城的柳树口新设立的晋东县和河南豫北的修武、辉县、博爱、沁阳、焦作和新设立的沁博、温孟、温陟等抗日民主政府划归新成立的太行第八专署管辖。陵川县政府活动于陵川县城以东，李希曾任县委书记，张步英任县长；陵高县活动于陵川县城西南及高平东南，李步云任县委书记，路宪文任县长。1943年农历八月二十三，2团团长吴思信、政委任小凤、参谋长原岗带领部队打下陵川县城西南重镇附城后，将配合打下附城的3个主力连及副参谋长原岗留下协助陵高县政府开辟新区，并抽调老二团骨干200人充实到后来新成立的县独立营。

　　陵高县刚打下附城的当天黑夜，逃到县城的附城日伪区长郭成印，即遭到日伪“宣抚班”和田一马顾问的严词训斥。连夜就组织刚刚新调人陵川驻城内老仓后之大炮楼内的春山准岩少尉任小队长的“春山小队”40余名日军，驻旧县衙内的山西省防军剿共军第2师师长杨诚亲自率领的第1、4团1000余人和郭成印被打残的区中队组成扫荡队，妄图趁陵高县政府立足未稳一举夺回附城。当天他们占领附城夜宿凤山，天明即全部出动兵分两路向陵高县政府驻地的新庄村方向进攻。一路顺盖城村大路方向进攻，一路从庄里村沿河沟迂回进攻。已经得到消息保护陵高县政府的驻大槲树村的“老二团”3个连，在参谋长原岗的指挥下设伏于峰西村东岭上。以逸待劳的我八路军待日伪军进入伏击圈，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日伪军慌忙退到城东村西庙，架起小钢炮(迫击炮)向我阵地轰击。轰击过后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发起冲锋，敌进入到前沿30米，又被一阵机枪、步枪、手榴弹击退。这时另一路迂回进攻的日伪军到峰西村西沟，向上爬山前进时被村民发现，即向我指挥员报告，参谋长原岗即抽出一个连迅速占领了峰西村西山头制高点，这里坡陡，刚爬到半山的日伪军就被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击退到沟底。虽然我“老二团”的3个连是主力部队，但是面对3倍于我又武器精良的日伪军，阻击战打成了胶着战，几番激烈的进攻与阻击一直打到下午1点多。以前日伪军下乡扫荡国民党军时，常是一路威风凛凛，国民党军望风而逃，他们在乡下抓鸡杀猪，吃香喝辣，一直取胜的日伪军，本想一路进攻直取新庄村，捣毁新成立的陵高县政府后重享过去的美梦，没有想到距新庄村只有4公里的城东村却不能前进一步，着实领教了八路军“老二团”的厉害。战至中午被日伪军扫荡受害的附近群众给参战的八路军和县大队送来吃的喝的。反观城东村西庙，日伪军带的干粮吃完了，加之城东村群众一开战又都跑了，日伪军找不到吃的，只好喝城东村西庙门前泊池的水，饥饿难耐，进攻不顺利，被打死的没有拖回，打伤、打残的疼的嗷嗷叫。特别是前天被打残的郭成印的区中队，在这几次的冲锋中排在最前死伤过半。更要命的是 ：“春山小队”日军一死一伤；剿共军第2师师长杨诚的4团团长曹明英左肩膀被手榴弹弹片深深镶在肩窝；陵高县长路宪文布置群众在灰圪堆、岭东村岭、峰西岭上燃起了火堆，又带领县大队想从岭东村绕道城东村后袭击敌人被敌发现。至此，已无法取胜又怕被围，无心恋战的日伪军急忙撂下死伤的同伙夺路往回逃，我军一路猛追，惊魂未定的日伪军逃到附城再也不敢停留，一路向陵川城逃回，直到离县城很近的曹庄村才敢进村抢劫吃喝。

为了尽快的剿灭陵高县政府，在春山准岩小队、第2师师长杨诚和郭成印区中队组成的扫荡队兵败峰西岭后，受到严厉的处罚。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令在山西省防军剿共军第1师师长赵瑞及1师分驻侍郎岗、野川底、峰头各炮楼内的日伪军分期来不定时扫荡、剿灭陵高县政府。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正面不行就绕道侧面。后来赵瑞配合日军从东北的玉泉、岭东村和西北的万章、东王庄三次妄图偷袭新庄村都以失败告终。

日寇为了长期霸占陵川这个战略要地，以分割太行根据地，自占据陵川县城之后，就积极建立伪政权、伪武装、伪据点，扩大维持区，实行“清乡”、“蚕食”和“扫荡”，疯狂地进行抢粮活动。到处抓壮丁和民夫，积极修筑加高城墙，在县城周围修筑炮楼和碉堡等防御工事。为了控制陵长（陵川至长治）、陵高（陵川至高平）、陵晋（陵川至晋城）公路，达到保证补级和作战，分别在侍郎岗、野川底、峰头（当时属陵川管辖）修筑了炮楼。

在日寇占领陵川期间，我党我军对日伪军展开了最艰苦的斗争，在2年中，尤其在攻打侍郎岗据点前，日伪军的扫荡抢粮可达距城30里左右的村庄，如赵活池、黄胡掌、黄松背、八犊岭、脚头等地。较远达到浙水、古郊、后郊、横水、槐树岭、附城等地。大规模扫荡摧毁我抗日武装、抗日政权和抢粮5次，依次分别为：第一次在马圈、双庙一带。第二次在浙水一带。第三次在古郊、横水一带。四、五次都在附城。这5次不仅保安队，驻陵的山西省防军剿共军第1师师长赵瑞及第2师师长杨诚率领的剿共军，一般也倾巢出动，伪县长杨志玉

也随同出马，日军小队亲自督战。我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作战，“化整为零”和 “化零为整”，用“游击战”和“麻雀战”灵活打击敌人。部分地方还开展“地雷战”，当时有铁雷和石雷两种，埋雷位置和方法有街道雷、院雷、炕雷、门口雷、村边雷、井口雷、拉雷、蹚雷、簸箕雷、子母雷等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来反击敌人。1943年9月15日陵川一区区干队配合“老二团”1个连、分区警卫连打下驻安阳伪四公所使其撤回县城。同年及后来陵高县配合“老二团”3个连，多次击退扫荡附城，妄图在附城恢复伪三区和建立日伪据点的企图。陵高县独立营配合主力部队第一次打下过野川底炮楼。陵高县政府稳住陵川县城西南附城重镇周围后，活动于附城、礼义和高平的候庄、郭庄、河西、一带，像一把三棱尖刀插入陵川、晋城、高平日伪军的心脏，切断了三县之间敌伪的正常交通。

1944年4月太行军区调集四、七、八分区主力团32团、3团和“老二团”，以及陵川、高平、壶关、平顺4县独立营和区干队4000余人，于4月下旬举行围攻陵川城战斗。具体部署是主力3个团调陵长、陵高公路打援，陵川独立营驻于高庙岭一带执行围城任务，其他县的独立营和各区干队积极配合行动。同时各村民兵和民工也参战和支援。4月29日夜，各部队即向预定的战场行动。攻打侍郎岗炮楼有我32团、3团和“老二团”各一部，陵川和平顺独立营配合，指挥是八分区司令员黄新友、副政委宋之春。部队包围侍郎岗炮楼后敌人正在睡觉，30日0时攻击战斗开始打响，日伪军猝不及防，人未就位，弹未上膛乱成一片。在机枪、步枪手榴弹猛烈攻击和掩护下，“老二团”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炮楼内。战至天亮，日军小队和部分伪军大部被歼，少部被俘。当天上午向杨寨一带进攻，歼灭驻杨寨的剿共军一个团，两次击溃城内出援的伪剿共军。此战攻下敌侍郎岗炮楼歼敌数百名，俘虏敌伪军200余名，吃掉了侍郎岗一带的全部守敌，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粮食，驻杨寨的几个伪区公所被摧毁，使日伪军打通陵川至长治交通的企图化为泡影，平城一带宣告光复。稍事休息不几日后的一天黑夜开始向陵川城守敌发动进攻，32团和陵川独立营在城东北角居高临下展开攻击；3团与高平、平顺独立营阻击高平增援之敌，还没有到达礼义一带阻击阵地，敌已经到来，只好边打边往陵川方向撤；“老二团”和陵高县、壶关独立营在城西南进攻南门，进攻的激烈战斗开始后不久，从晋城增援之敌赶来了，“老二团”只好减少攻城部队而打增援之敌和敌展开激烈战斗，将敌所乘汽车摩托车摧毁，予增援之敌以重大杀伤而不能攻入南门，不能和32团形成南北夹击。战至天明，32团也没有攻下北门或东门，我军只好放弃攻城撤出战斗。这次攻城不利，我部即改为“围城打援”状态。城内之敌成惊弓之鸟，不敢轻易出城，野川底炮楼又被32团和陵高县独立营第二次摧毁；陵川独立营在高庙岭一带严密封锁通往县城的村庄、道路，增援之敌也多次被击退，县城之敌粮食告尽。在我军正准备攻城之时，129师令32团、3团归建参加豫西作战，“老二团”留部分在陵川坚持继续战斗。日伪军发现我主力部队转移、其它县独立营撤退走，才敢逐渐出城抢粮和扫荡。陵川独立营一个小队为掩护全营撤退，在西井头、赵括池阻击时全部牺牲。数日后，“老二团”一部由城西转至城东的冶南，和陵川独立营配合，在高庙岭设伏歼敌。引诱的陵川独立营和敌激战2小时，边战边退时被敌发现意图，没有进入伏击圈就赶紧退回，设伏落空。至此2个多月的进攻陵川城的战斗结束。

这次城外之战，虽然没有取得攻城胜利，但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斗争的态势，除日伪军又在县城周围、野川底、侍郎岗恢复修建炮楼等几个据点之外的广大农村获得解放，成了解放区或游击区。在共产党领导下陵川人民积极配合我军作战的同时还重点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仅陵高县、陵川县、长治县、壶关县先后在陵川境内设立了县委、县政府，并且在陵川境内设立了区委会和区公所，逐步在农村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村公所。随后农村广泛恢复、组织成立了农会、妇救会、武委会、儿童团、民兵组织。并把其它拥护抗日的仁人志士充实到有关机构，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抗日力量。二是减租减息，帮助贫困群众度过饥饿、疾病、灾荒，组织开展互助抢种抢收。三是组织民

兵自己制造地雷、土枪和榆木炮，站岗放哨、侦查敌情、收集情报、锄奸防特、瓦解敌人、破坏敌伪交通、毁灭碉堡、组织村村联防、掩护群众转移和配合正规军和县独立营作战。四是各个村组织战场担架救护队、帮助伤员护理、做军鞋。五是围困敌据点开辟敌后战场，组织群众反扫荡、反清乡、反抢粮、反维持斗争。组织群众空室清野，“粮要藏好，人要走完，使敌人来了找不到井，喝不到水，找不到人，吃不上饭、抢不上粮”，不敢轻易出发离开据点和县城去农村扫荡。 在敌人所发动的每一次进犯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民兵英雄如：万章村民兵为阻击峰头炮楼内的日伪军偷袭陵高县政府驻地新庄村，6名牺牲7名负伤。同年5月万章村民兵与峰头炮楼内的日伪军作战11名民兵全部牺牲，让群众夺回了被敌抢走的粮食、牲口；石门民兵同陵川城日伪军扫荡作战时子弹打光，8人被敌抓着后，有2人逃脱4人惨遭杀害，另两名被敌剁去手脚后大卸八块；为抗日作出很多贡献的艾苍、苍掌等村被日伪军血洗20余次，杀死群众30余人，干部210余人。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民兵杀敌英雄如：王虎堆、赵连宝、刘五福、李海水、宋黑旦、抗日区长任义汉、石小平等。                                            围歼陵川城日伪军之战    经过一年多的打击日伪军的战斗，敌占区、游击区逐步变成了解放区，日伪军被孤立龟缩在县城及城外的峰头、野川底、侍郎岗和县城周围的据点、碉堡内。久困之敌、粮食及生活用品溃乏，为了生存经常出来抢掠，加修碉堡，构筑防御工事，企图负城顽抗。特别是从1944年冬季以来，日伪军大股出动的奔袭、包围、抢粮、抓壮丁更加疯狂频繁，使敌占领区和边缘区群众苦不堪言。1945年初日寇日薄西山，在整个战略上处于绝对劣势，迫使它不得不放弃部分非交通要道的城市和地方，日伪军这时也有撤退出陵川弃城逃跑的准备。为了重新占领南太行陵川这个战略要地，防止国民党卷土重来，在国共之战中占据有利态势，“消灭陵川日寇，解放陵川全境”，成了我党我军的战略任务。1945年4月初太行军区，令四分区主力32团急趋南下，刚参加光复道清线南的八分区主力“老二团”、7团星夜兼程，回师北上.这两支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从南北两面夹击陵川城，并向陵高、陵长两公路沿线展开攻击。与此同时，陵川、陵高、平顺、壶关等县民兵也全副武装参加围歼陵川城及孤立据点日伪军之战。陵川、陵高两县政府也动员民兵、民工积极准备、全力支援攻城的梯、跳板、铡刀、担架等。从各方面对敌人造成了重重包围，使陵川城的敌人完全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日伪军已无心恋战准备弃城逃跑。我太行军区则采取了“围袭打援”的作战部署。还在3月上旬敌剿共军（改称绥靖军）指导主任中庆右郎（福田已调走），就秘密告知2师师长杨诚:上面准备弃守陵川，调我们去寿阳掩护铁路交通，到时3月18日潞安16旅团派汽车队来陵川掩护撤退。可是3月15日天降大雪交通阻断，一直到4月初山路才能恢复通行。这次解放陵川的战斗逐日进展情况是：

5日晚，陵川独立营2连、7区区干队及民兵猛攻北关，当即有伪政府组织人员10余名外逃出来，有500余名民夫也趁机逃出来。

6日晚，八路军某部穿梭再袭陵川城关，激战数小时，毙伤日伪军10余名，生俘伪县政府一科录事1名，伪保安队员数名，解放民夫30余名。同时陵川独立营分别强攻龙王山、狮古桥、红马背、沙上头等日伪碉堡，使城内日伪军惊惶万状、彻夜未眠。

7日敌潞安16旅团的汽车来陵到关岭山一线，即遭到太行军区主力部队设伏阻击。这几日，陵川城日伪军等不到接援部队，就自定经荫城直达潞安线路，因情况不明也不敢冒然行动，几日踌躇未决。直到4月7日晨，杨诚决定先派4团副团长郜有年率一个团，用畜力大车拉部分物资从陵川至荫城到潞安，作一次试探性的转移。当天中午11点郜率部200余人，由30名余民夫赶着大车，行至县边境的泉头、关东间、南大掌时，遭到我设伏部队截击，毙伤伪军30余名，生俘副团长郜有年以下30余名，其余丢盔卸甲逃回陵川。解放民夫30余名，并截获敌全部车辆和物资，缴获长短枪20余支。同日，“老二团”一部上午5点—下

午5点，又分别在文书掌和石井附近，伏击日伪军接应斥堠部队及运输队。当日晚上陵川独立营又袭扰城关。

8日下午1点我“老二团”一部进入陵高公路间设伏。夜12点，陵川独立营和民兵再袭扰城关，激战2小时，部分群众趁机逃出来，打散伪军20余名，夺回牲口10余头。

9日，迫不及待的杨诚部又组织了300余人，赶着300多辆大车，满载物资向荫城转移，行至我“老二团”设伏的东尧、西尧、府底一带，又遭到我设伏部队阻击，敌反扑数次均遭到我军击退，只好丟弃大车和物资逃回陵川。激战5小时毙伤伪军4团某营长以下40余名，解放民夫300余人，缴获大车20余辆及随车的粮食、军用物资。当天黑夜陵川、陵高独立营和民兵，夺取城西北第4号碉堡，并猛袭北关。 4月9日夜，日寇指导主任中庆右郎、春山准岩队长、绥靖军军长杨诚、伪县长杨志玉等共同研究分两批撤退。第一批由中庆右郎、杨诚率指导小队和绥靖军，于10日晨出发；第二批由春山准岩、杨志玉率日军守备队、保安队、县政府、警察局及其它政工人员，11日晨出发。

10日晨，天还未亮，敌第一批撤退的2000余人及车辆就出发了。狡猾的敌人这次没有走前两次经关岭山至荫城到潞安的路线，而是直取陵川至高平之线路。前两次敌人两次走从荫城到潞安的路线，给我军造成敌迟早要走这条线路的错觉，我部队一直在关岭山一带阻击阵地，并增派主力部队张网待鱼，当侦知敌改变撤退路线后，就急行军往陵高路上赶，敌前面已经到高平府底村，尾部已经通过礼义，我军急追上敌后卫部队，击毙伪军营长胡赞成等30余人，其余日伪军逃到高平城。第二批计划11日撤退的日伪军有1000余人，在10日19时发现我围城的主力部队已经包围了县城，控制了县城北城门和东门后。春山准岩、杨志玉慌忙紧急集合保安队、县政府、警察局及其它政工人员从南门往外逃，春山准岩自己则带领日军小队从西城墙上用绳滑下外逃。第二批日伪军逃到野川底炮楼后，我军立即组织部队追击。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日伪军在野川底炮楼不敢久留，半夜仓皇失措逃至高平。

1945年4月10日20时，沦陷2年的陵川县城光复，围城部队相继第三次收复野川底炮楼及高平的黑土坡、大山据点。这次战斗共摧毁日伪碉堡40余个，缴获长短枪800余支，子弹10000余发，炸弹、炮弹各100余发，粮食400余石和许多军用物资。

11日上午，陵川人民听说解放了陵川县城，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相互转告，城关附近群众纷纷进城庆祝，并平毁部分城墙。

12日，陵高县组织撤回围困陵川城的民兵，伙同晋东县独立营围困峰头城据点，时刻准备配合“老二团”主力到来攻城。

13日零晨后，驻晋城的日伪军乘车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进入峰头城西门。几夜不敢踏实睡觉的枯木一雄中尉率领的“枯木中队”和贺瑞昌率领的保安队第 6中队，急急忙忙将枪、炮、弹药主要物品搬上车，等到我老二团主力赶到附城时，日伪军慌忙弃城逃到晋城城里。原陵川全境全部光复，从此再无日寇及伪军踪迹。当天八分区专员杜毓云亲临陵川城关视察慰问。

14日，陵川抗日县政府在东关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盛大祝捷大会，会上四分区、八分区代表分别讲话祝贺，县长张步英宣布了政府四大政纲，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商业、努力生产自救、对改造自新的伪军政人员实行宽大的政策。

17日，陵高县抗日政府在附城红阁口旁的大地上，搭台举行庆祝活动，陵高县委书记李步云刚宣布完“陵高县全境解放了”后，喧天的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振聋发聩。同日《新华日报》（太行版）为此专门发表了《庆祝陵川的全部解放》之社论。社论指出:“此次我军横扫陵川敌伪，使第四、第八军分区完全连成一片，从此可以更加巩固太南根据地，并取得进逼晋高（晋城、高平）的新阵地，又给我进一步扩大解放区，打下了一个新的胜利基础。”

 

　　向新的战场之进军    陵川全境光复后，附城成了稳固的解放区，驻夺火一带的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即迁驻到城东、盖城村，干部学校迁驻到庄里村；陵高县委、政府的下属各部、科也分期不同时的从驻过的新庄村、大槲树、岭东、城东、附城迁驻到高平县境内的秦庄、候庄一带；陵川县委、政府的下属各部、科也从驻过的古郊、横水迁驻回陵川城内。我八分区主力部队“老二团”和陵高、陵川县独立营、区干队、村民兵，乘胜配合四军分区32团、高平县大队、长治县大队，对高平的日伪军展开反攻。4月19日解放米山；21日攻克龙顶山炮楼据点；5月15日攻克晋城三家店、高平河西炮楼据点；6月22日攻克高平县城，23日解放高平县全境。6--7月，为了最后抗日战争的胜利，我“老二团”在附城一带休整和征兵扩军，仅陵高县曾驻地新庄村，不足百户人家就安置负伤、老弱老红军战士5名和村上孤寡妇女接婚生活；村上还有崔成锁（连长，解放新乡牺牲）、崔有保（副连长，解放沁阳牺牲）、崔丑孩（营长，淮海战役牺牲）、崔狗锁（参加过抗美援朝）、崔胖肉（排长，转业回乡）、崔克恒（机枪连连长，参加抗美援朝后转业至内蒙，任企业党委书记）、崔克勇（营副教导员，转业后任河南新乡市第四医院院长、书记）、崔克让（团政委，转业后任中央水利部办公室主任）、崔悦喜（营长，转业至河北邯郸市，职务不详）、崔富锁（上海空军某部团政委，病逝）、崔锁保（不详）、崔元保（不详）、崔家勇（营教导员，转业后任陵川交通局书记）等13人参加了“老二团”。（另外还有11岁参加八路军的崔家骏，曾任 129师“先锋文工团”分队长和文艺创作组长，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是电影《上甘岭》、《雷锋》剧本作者，是《雷锋的故事》作者，全国著名著名作家，从长春警备区副政委岗位离休。还有崔克信参加陵高县政府武委会工作，南下后，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辉县支行行长、书记岗位离休。）原“老二团”充实到陵川、陵高独立营中的骨干人员全部归健，陵川、陵高独立营中的基干连编入“老二团”的2营，陵川基干连为4连，陵高基干连为7连，整编后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解放河南豫北各县的战斗。“老二团”后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今为空降兵第15军44师130团。

1945年8月17日，侵略我中华的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陵高、陵川两县分别在高平的候庄、陵川的县城举行了万人以上的庆祝活动。

国民党蒋介石抗日不积极，部队投降日寇后都当了汉奸参加了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独占胜利果实，向国民党部队秘密发放《剿匪手册》，密谋全面消灭共产党及其部队。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的情况下，假惺惺的邀请我党领袖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却于1945年9月10日令山西阎锡山抢占南太行战略要地长治，企图扩占包括陵川在内的整个晋东南。阎锡山部第19军军长史之波率4个师1.6万人，占领了长治周围6座县城。为了占据战略要地，保卫我党我军从日寇手里光复的土地，129师刘伯承司令员、政委邓小平组织其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各县独立营、民兵，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提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的响亮口号。是役采取围歼打援战略，用时两个月，歼灭阎锡山部19军、23军、83军等11个师，约3.5万人，俘敌将官27名，包括19军军长史之波，占阎锡山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使晋东南这块战略要地从此牢牢控制在我党我军手里，成为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基地，陵川直指建国，再也没有来过国民党军，成为太行革命老区。

1945年11月，由于陵川全境的光复，太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行政区划随之进行了调整。在这次调整中撤了陵高县，将陵高、长治、壶关3县原来所属陵川辖区，重新划归陵川县管辖，恢复了日伪占据以前的疆域。同年12月，太行八专署改为太行四专署，辖7县1市即：陵川、河南的沁阳、博爱、修武、获嘉、温县、武陟和焦作市。专署开始驻沁阳的紫陵镇，国民党占领焦作后，又迁至陵川的盖城村。1948年10月我军解放焦作，专署迁至焦作市。陵川当时是全专署唯一的革命老区根据地，也是解放与保卫豫北的重要堡垒。在解放豫北7县1市的各个战斗中，陵川各村都派出了全部民兵配合“老二团”主力部队参战、抬担架和救护伤员，好多陵川籍在“老二团”的指战员和民兵牺牲在解放豫北的战场上。

1948年下半年，撤销晋冀鲁豫边区建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把陵川划归太行第三专署，专署所辖各县都在晋东南地区，是晋东南的专区的前身，专署驻长治市。

1949年，全国解放后和新中国成立后，撤销了太行专署，恢复了山西省建制，陵川成为山西省第三专区的所属县，共辖长治、陵川等15县（市）。

 

文：崔海生/图：赵红星